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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不是誰都學得來閑散生活
錢穆:不是誰都學得來閑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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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亭林《日知錄》曾引用《論語》里兩則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當時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則是當時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實此二病乃一病。正因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若使生活艱難,飽食不易,那有閑工夫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呢?大抵此兩種病彌漫中國古今南北,并不從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國,更顯然地曝著了。那是一種農村社會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農村社會的小地主階層更易犯著。

張橫渠嘗說:“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這里惰字卻是中國人之真病。惰了便驕,驕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內情。其所以惰者,則由其生活閑散,不緊張,不迫切。橫渠是關中人,關中地區,在北宋時生活尚較艱,但橫渠已如此說。關中以外的地區更可想見了。

朱子曾說:“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試問如何能不貪功利,豈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為空寂所誘。朱子所說的誘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來自印度,正因為印度人生活更較中國輕易,才愛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觀點遠較中國人為強烈而認真,則因西方生事更較中國艱難也。

功利是純現實的,而空寂則是純理想的。功利是純物質的,而空寂則是純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標榜著一種中和態度的人生哲學,顯然是由中國北方農村經濟下產生。他們不耽空寂,但也不著功利,儒家的中和態度是篤實的。墨家在當時,大概他們的出身較儒家是更艱苦些,因而他們篤實的意味也較儒家更濃厚了。由篤實而走上艱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貪功利。當時中國北方農村需要篤實,卻不必定太需要艱苦。因此墨家思想終因其太接近計較功利,而沒有儒家般易受人歡迎。道家則較閑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緊張,又不太閑散之中道上,這是中國思想之正脈。

兩漢儒生,都從半耕半讀的北方農村中產出,他們不算太艱苦,但也不能太閑散,總仍還是要篤實。董仲舒曾說:“明其道不謀其利,正其誼不計其功。”他們不能不担著實際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壓得不太重,不緊張,還有一部分閑散工夫,可以讓他們來求正誼明道。所以他們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謀利計功,而確然成其為儒家態度。到東漢以下,門第逐漸成長。半耕半讀的儒生,漸漸在大門第之養尊處優之生活中轉變而為名士清談。那時則老莊道士占了上風,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兒。

佛教在那時傳入,正投中國人當時所好。但南北佛教風氣不同,北方佛教比較在社會下層生根,因此也比較篤實。南方佛教則寄托在門第士大夫間,尚玄想,尚清談。若說空寂,則南方佛教更空寂,后來天臺禪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氣候溫暖,地面也狹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輕松,小家庭制也開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牽犁,亦較北方輕減。下及唐代,一輩士大夫,論其家世,比較還是北方傳統占優勢。北方農村比較南方篤實,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長。門第力量還在,每一個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還有家庭重負。因此唐代佛學雖盛,而卻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國一切文化學術重心,逐漸南遷。門第破壞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稅,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輕松,人事更寬弛,心地上覺得一切閑散不緊張,禪宗思想流進儒學,便成為宋明之理學家。

理學家說敬說靜,總是在小家庭里個人生活無憂無迫,遂能欣賞到這一種生活。朱子說:“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其實敬也等如沒事了。只要你在沒事時莫放縱,莫惰,莫驕。莫惰了,又沒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認識的所謂敬的體段。陸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總因在散閑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縱,故而要你收拾,這些全是在比較輕松無事中才講求。宋儒亦講明道正誼,但實在是個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從國家社會大處著眼。先秦儒講的義與道,常指的政治性,社會性的,個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們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說他們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們不是慕效老莊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學家不喜歡佛教,也不喜歡老莊,但那時是南方士大夫為主體的時代了,雖則他們極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國北方農村的一種樸篤精神,而終于要走樣。他們常愛說眼前日用,卻實在閑散沒事。因此他們愛說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連帶說中庸鳶飛魚躍活沷沷地。可見他們的那些事,還只是云淡風輕,尋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閑中欣賞雛雞,觀盆魚,乃至靜聽驢子叫之類。好言之,可說是一種淡宕的藝術人生。惡言之,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以用心到這些上面來。陽明教人也說必有事焉,切莫空鍋煮飯。其實正因閑事沒事,故而時時想到必須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閑工夫說必有事焉呢?然則宋明理學家正已在空鍋煮飯了。到底他們也不免要帶幾分空寂味兒吧。我們縱不說他們也犯了驕惰之病,但勞謙之德總是視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會在生事十分難窘的狀態下產出了一個顏習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著學術思想之霸權,當時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揚州蘇州那種環境里,哪能接受顏習齋的思想呢?而且習齋晚年生活,也就在習敬習靜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開始便在希臘雅典等商業小城市里發展,根本和中國古代北方農村的閑散意味不同。近代歐洲,至少從文藝復興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緊張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來緊張忙迫得喘不過氣來了。他們中古時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兒空寂氣味,現在是全散失了,滿腦滿腸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國羅素之流,生長在此忙迫生活中,討厭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賞到中國。然中國文化之弱點則正在此。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閑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閑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選自錢穆《湖上閑思錄》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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