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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經濟面臨的六大瓶頸
何清漣:中國經濟面臨的六大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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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浪博客

【說明:本文是我于 5 月 3 日在加拿大溫哥華“咸氏國際論壇”的公開演講。由于《世界華人周刊》5 月 7 日登載的“國際新媒體合作組織首席記者蕭元凱”的報道《何清漣:新常態下的政經突圍》 一文錯誤太多,特意將講話稿寫出,以備查謬。溫哥華《都市報》(《星島日報》旗下)記者董清霞根據同一場演講采寫的《何清漣:細數影響中國未來的六大瓶頸》,基本符合原意(只去掉了一些尖銳的批評),可作為本講稿佐證。】

今天,有幸來到溫哥華這個美麗的地方,感謝主辦方與溫哥華中領館,能容忍我這樣的“反革命”在這里公開演講。在美國大紐約地區舉辦我的公開演講幾乎不可能,比如紐約領館,只要聽說我在某大學演講,就想方設法破壞,比如賓大兩次演講被阻,連學生會主席都給撤掉。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六大瓶頸》,算是為大家盤點一下中國的經濟家底,這六大“瓶頸”是否能夠突破,關系到中國的未來。

先講一個好消息,從 2014 年開始,中國已經進入世界GDP 總量超 10 萬億美元俱樂部了,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另一個就是中國。只是中國政府對此似乎不太高興,從GDP 總量超過日本那一年開始,就一直謙辭老二地位,說某些國際勢力夸大中國 GDP 總量是個陰謀。但事實上,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是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再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出來的。也就是說,你自己的數據灌水,最后導致人家計算出這個結果,怨不得別人。

第一大瓶頸:中國世界工廠地位衰落,復興無望,產業結構調整極為困難。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經歷了 2001-2010 年的十年輝煌,終于無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報道是世界工廠的主要車間東莞出現第二波企業倒閉潮,據說去年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有不低于4000 家企業關門。世界工廠衰落的轉折點是 2008 年,從2008 年至 2012 年,公開的數字是,東莞有 7.2 萬家企業被關閉。現在,以勞動密集型為特點的東莞企業大量倒閉,標志著以透支生態環境與勞工生命成本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在此之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外貿、內需,如今這三駕馬車早已齊齊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貿增速同比下降了15% ,表明外貿這駕馬車再也無法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得另想出路。

過去 20 多年以來,房地產一直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龍頭產業。從前年開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產業陷入停頓,雖然政府、企業努力撐住房市不讓下滑,但房地產帶動的幾十個上下游企業卻陷入全面產能過剩。比如離房地產最近的鋼鐵業、水泥業產能過剩高達30% 左右;距離較遠的地板、家具、紡織業等相關產業也嚴重過剩。這種產能過剩危機,被比喻成“中國經濟的核威脅”,即像核彈一樣,隨時可能引爆經濟危機。因此,中國現在要發展“一帶一路”計劃,成立亞投行,向外輸出過剩產能。這是另一個大話題,我今天只就此講一點:這個計劃成功率可能較低,因為納入這計劃的幾十個國家,大多是主權信用不好的國家,除了中國與巴基斯坦等國的經濟合作另有目標之外,中國在其他國家的投資可能會打水漂。

上述問題預示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無望。所謂經濟結構調整,不是政府想調整就能夠調整到位的。早在 2005 年,廣東省就開始號召騰籠換鳥,想淘汰勞動密集型產業,引進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結果是籠子空了,舊鳥離籠,新鳥沒能進來,目前是珠江三角洲產業空心化。

第二大瓶頸:數量龐大的失業大軍。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失業問題一直是懸在中國人頭上的一把劍。文革時期,即我十幾歲的時候,中國就存在嚴重的就業困難,當時城市年輕人被迫使上山下鄉,能招工、參軍就是好出路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進入世界工廠的輝煌時期,也還存在大量失業人口,比如農村過剩勞動力高達 1 億多。目前世界工廠衰落,失業問題就更嚴重了。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記失業率都不高于 4.5% ,這個數據不說明中國真實的失業狀況。第一,這個數據只計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門登記的人口,沒有登記的不算在內;第二,這個城市登記失業率將農村的失業者排除在外,而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數量相當龐大。排除了這兩部分人的統計數據,本身就有嚴重遺漏。

目前,中國失業大軍由四個層次的失業者構成。一是農村過剩勞動力,隨著世界工廠的倒閉,大批農民工返鄉,失業現象嚴重;二是外資白領,隨著大量外資撤出中國,不少原來薪資優渥的白領失去工作;三是失業大學生,由于學校里要求大學生提供就業證明才發放畢業證,學生被迫想方設法讓父母或者親戚單位提供假的就業證明,學校提供的就業率已完全失去了意義。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畢業后長期在家待業的青年,這些人,中國媒體將其稱之為“啃老族”。

中國的失業者到底是多少?有兩個數據可供參考。前總理溫家寶曾在 2010 年3 月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公開宣布:中國失業人口有 2 億。另外一個數據由原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提供。今年1 月,林毅夫在 2015 冬季達沃斯論壇表示,由于工資上漲,中國將有1.24 億人的制造業崗位轉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是 9.4 億,一旦失業人口達到 3 億,真實失業率相當于 32% 。

這么多人沒有工作,意味著統治集團與民眾之間的“面包契約”已經失靈。我們大家知道,中國是個專制極權國家,所謂“面包契約”的內涵是:統治者逼迫老百姓“讓渡”自己的政治權利,比如選舉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等,以保證讓老百姓吃飽飯作交換,這就是所謂“面包契約”。如今這么多人失業,說明老百姓既未得到權利,也沒能得到面包。任何 一個國家,面對如此高比例的失業人口,都是個非常頭痛的問題。

第三大瓶頸是:資源危機嚴重,對外高度依賴。

中國的環境污染是立體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陸(土地)、空(空氣)全面嚴重污染,這方面資料多,因為時間關系就不談了,只談資源危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嚴峻的資源約束,無論是作為生產資料的各種礦產,還是作為生活資料的糧食,中國都對外依賴嚴重。

石油號稱“經濟的血液”,中國現在 60% 以上依靠進口;鐵、銅、鋅等各種金屬礦,對外依存度也都比較高,這里不一一列舉具體數字了,只需要指明一點,即中國經濟安全嚴重依賴外部因素。民以食為天,僅以糧食一項來說,中國農業人口占60% ,但糧食自給率到 2014 年已經降低至 87% ,三大主糧如大豆、玉米、小麥都依靠進口。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撇開因為土地污染導致的糧食污染不談,僅就量上來說,中國有接近2 億人口的糧食依靠進口。這就使中國的糧食價格與國際市場糧價的波動連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災人禍,比如戰爭等使產糧國減產,中國糧價就會上漲。

關于糧食對外依賴嚴重的不安全性, 20 多年前美國生態環境學者布朗寫了篇《誰來養活中國》,提醒中國注意糧食安全,但是中國卻將這個研究報告當作“反華勢力抹黑中國的陰謀”,是“中國威脅論”,大批特批,批了好幾年。近幾年意識到糧食安全終于成了問題,對布朗態度有改變,曾邀請他來中國演講,但最終還是接受不了人家許多觀點,于是又冷了下來。對布朗這位學者態度的冷熱變化,說明在中國講真話很不容易。

加拿大是個資源大國,有種類豐富的各種資源,水資源特別豐富。在座的商界人士可以未雨綢繆,投資這些產業,中國總有一天會需要進口這些資源。

第四大瓶頸: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地方債務危機有可能引發地方財政危機,令中央政府十分頭痛。

中國的總債務規模,前年據外國投行估計,高達中國GDP總量的168%(在我寫這講話稿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報告,中國的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個人債務,大部分是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其中以地方政府債務居首,約有20萬億,這里有個故事,以前上報18萬億是少報,官員有政績考慮。據國家發改委官員李鐵所言,地方債務上報數(18萬億)不及實際債務的一半數額,他們在地方調研時,走了十幾個城市,地方反映說只報了10%,有些報了20%、30%。上報數超過實際債務50%的幾乎沒有,因此這18萬億只占實際債務的30%-50%。對此,中央政府比較在意,2014年9月曾頒發“43號文”,讓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將債務如實上報,暗示將由中央拿出錢來,為地方償還部分債務。

原來担心頭上烏紗不穩,對債務盡量瞞報少報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誠實”上報,海南省還公示債務,結果是地方債務瞬間爆發式增長。財政部一看各地上報的數額,發現這“父愛主義”不能發揮,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發文件,宣布上報不合格,打回重報,還是限定在原來的20萬億左右。現在的辦法是,地方政府上報的20萬億債務,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單,部分由市場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這點,通俗一點解釋,就是地方政府賴帳,如果引發群體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沒找到新的生財之道,這個巨大的債務泥潭,令中央政府頭疼。

第五大瓶頸:金融危機。

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除了債務危機之外,還有正在升高的壞帳率,以及超發貨幣形成的巨大流動性過剩。

先談銀行壞帳。目前出現的是改革以來,由房地產爛帳引起的第三次壞帳高峰。第一次壞帳高峰是在朱镕基時代,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處理最初剝離的1,700億 美元,用了長達六年以上的時間。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舊的壞帳,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壞帳,使中國銀行海外上市受到嚴重阻滯。中國政府干脆采用了一個“聰明”辦法,成立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將這些不良資產即壞帳“剝離”后劃到這些公司的帳面上,不影響銀行帳面觀瞻。其中部分不良資產打包賣給了外國 投資公司——外國公司為什么要買不良資產?那是因為中國金融系統的運作當時對它們來說是個謎,想通過購買不良資產摸清中國金融系統的運作情況。

第二次危機是在溫家寶時代,銀行壞帳又積攢了8000多億美元。為了到美國上市,能夠通過美國證券市場的“薩奧法案”(全稱Sarbanes-Oxley Act,簡稱SOX法案,美國國會2002年7月 通過),中國不得不雇請好幾家聲譽很好的美國評估機構幫助審計,如安永、普華永道等。當時美國證監會主席是美國資深政治家考克斯,對中國沒有什么好感,把關很嚴。這些美國評估機構在審計中發現中國銀行系統的狀況太糟糕,估計很難通過,建議這些銀行到香港上市,不以華爾街為目標。中國邀請十幾家外國銀行如瑞 銀、Citibank、美國銀行、新加坡淡馬錫等到中國銀行做“戰略性投資者”,允許其合約期滿后退出。有了這些合作伙伴做包裝,中國四大銀行在香港和中國A股市場上市后賣得很好。這幾只大旗艦一上市,曾占A股總市值一半以上,吸納了不少資金,外國銀行賺到盆滿缽滿,2007年后陸續退出。

中國政府處理銀行壞帳的本事,讓外國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 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歐美各國艱難應對,即使是美國,最后也不得不讓百年老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面對此情,《華爾街日報》有位專欄作者想起中國政府處理銀行壞帳的“高招”,寫了一篇調侃文章《黨支部空降華爾街》,稱應該請中共來處理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成立資產公司,剝離銀行壞帳,讓壞帳在銀行與公司之間的帳戶上轉了幾次后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再來談中國的貨幣超發問題。近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發貨幣。這些年來,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鈔機。

2003-2013年的10 年間,基礎貨幣增加88萬億元人民幣,外匯資產增加了3.4萬億美元。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效果還不明顯;近兩年投資減緩,結果導致國內儲蓄增加,游資增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困境。由于沖銷工具極少,深諳中國金融情勢的央行行長周小川終于籌思出一個沖銷辦法,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 在財新峰會提出的“池子理論”,大意是:為了應對短期投機性資本即熱錢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對已經進入國內的熱錢,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 是什么呢?通俗一點講,一個是房地產,用房地產筑池子,圈住流動性。這就是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寫文章,戲說北京一地的房地產變現后,其數量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現在房地產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動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發,流動性就大大減少。中國發了這么多鈔票,但從基本生活用品來看,通脹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為消費物價指數(CPI)當中沒將房地產計算進去,美國是將房地產價格計入CPI的。如果房地產價格上漲被計入CPI, 中國的通脹率會相當高。現在房地產市場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漲暴跌會暫時消解金融危機。這個方法比國民黨發行金元券搞幣制改革高明,國民黨 發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搶,因此國民黨在遭遇政治失敗、軍事失敗的同時還遭遇財政崩潰。而股市嘛,是讓股民自己入套,輸了,也沒法怨天尤人。不過,前幾年國內《瞭望東方周刊》發表文章《紅色經濟學家冀朝鼎》,談到向宋子文獻幣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來派去的臥底,在關鍵時刻出了這么一招,加速國民政府的垮臺。

從西方金融業的角度來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應該用這種轉嫁危機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機。但從中國政府角度來看,周小川是個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屆央行行長,駛過了許多金融業的激流險灘,在危機預期中努力推遲危機的到來。今后如何,就看他的運氣了。

第六大瓶頸: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

20多年來,中國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造成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財富過度集中的不平等狀況。這一情況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夠感知,我在此只列舉一組數據,北京大學中國社科調查中心曾發布一個《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其中有幾個數據:2012年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樣的財富集中狀態,這么高的基尼系數,放眼全球,唯此一家,連非洲最爛的國家津巴布韋都沒達到這種不平等狀態。因此,中國的低收入階層,也就是窮人,幾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一個沒有上升通道的社會,是一個充滿不安定因素的社會。

如果在民主國家,只要遇上這六大瓶頸中的三個,政府就會垮臺,內閣就得辭職。但是,中共依靠專制與強控制,統治依舊堅如磐石。不過,這些問題總是要解決,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自近現代以來,人類社會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有三大類: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

1949年 之前,中國有這種推倒重來的革命,那就是農民革命、農民起義與共產革命。二是帝國主義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試圖通過戰爭對外擴張解決國內危機。第三類則是凱恩斯主義方式,即加強國家干預,用提高稅收、擴大赤字財政、刺激投資、增加就業,提高國民購買力等方式來解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中國政府實 際上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管制與凱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

未來中國到底用哪一種方式解決危機?在此我將問題留給在座各位。與后兩種方式相比,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還是民間價值觀念,中國社會觀念都與第一種最貼近。 馬克思主義對類似中國目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一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剝削,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于剝削與特權掠奪,占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我們可以根據中國的制度路徑、文化土壤、政府意識以及人民的思維習慣,來共同尋找中國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謝謝大家。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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