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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珍 高紅霞:西方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透視
李曦珍 高紅霞:西方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透視
燕南園愛思想 李曦珍 高紅霞     阅读简体中文版

自近代以來,發端于西歐的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國變成了一種影響力最強、影響面最廣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之一,以至于此后的“任何社會運動或革命,如果不與民族主義結盟,就幾乎不可能取得成功”。故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主義可以被視為能在最大限度內感召和動員廣大民眾的一種最廣泛的世俗化的“政治宗教”,這是因為它在“‘人民’中的鼓動和共振作用,只有過去的宗教能與其媲美”。正是這種發揮著意識形態招魂功能的民族主義,無論在發達的西方國家抑或在貧窮的第三世界都曾發揮過且還在繼續發揮著巨大的正反兩方面的社會功效。與西方資本主義一同來到世上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在這種“試圖使一個共同體被認為是一個整體”的“一整套意識形態表述”中,其意識形態的“招魂”功能就在于“通過一整套象征、價值和傳統,使一個共同體實現自我認同……”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民族,所謂民族在通常意義上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誕生之后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基于共同語言、共同血緣、共同地緣等人類族群的自然屬性,先后演變出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印刷“機”緣范式、族裔民族主義的種族血緣范式以及公民民族主義的領土地緣范式。這三種處于不斷演變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范式及其傳播模式,對世界各國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的文化認同以及各個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都曾發揮過或正在發揮著或積極或消極的巨大影響。

文化民族主義的印刷“機”緣范式


在西方,民族主義是隨著西方國家為了追求“政治認同和市場一統”的需要應運而生的特殊的文化產物。中世紀的歐洲,雖然政治上處于封建割據狀態,但在宗教文化上卻是高度統一的。當時的僧侶階層,既控制著羊皮紙的制造和使用,又壟斷著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文藝復興之后,印刷術與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機結合,終結了拉丁文壟斷《圣經》書面用語的歷史,采用印刷術大量生產出了不同方言版的《圣經》,使得每個家庭和個人都擁有了各自的經書,從此人們再不必經過教會就可借助手中的《圣經》直接與上帝對話。“印刷的書籍繼承了中世紀教堂的角色,成為人們精神的載體”,“數以千計的書籍撕碎了統一的精神”,將其“分裂為數以千計的觀點和意見”,教堂也被“撕裂為數以千計的書籍”。在西方學者的理念中,印刷術和印刷業的商業化對于資本主義和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時誕生的民族主義意義深遠。隨“印刷資本主義”一道出現的印刷商、出版商、發行商,使機印書籍成為大批量生產和消費的文化商品,出版業也變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拉丁語市場飽和之后,印刷商便在各國介入了不同方言印刷市場的開發。“在文法與句法所限制的范圍內”,印刷商便將形形色色的口語方言組合成了數量較少的、“可以用機器復制,并且通過市場擴散的印刷語言”。緊接著便出現了大量的以方言印刷詞為媒介的小說和報刊,給最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學習和使用文字的機會,基于不同方言的印刷詞進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族群。故此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印刷詞是民族主義的建筑師。根據他的觀點,印刷術作為最早的機械化批量生產的形態,它的產物——批量化、同質化的印刷品——所造成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心理和社會影響“是將其易于分裂而又整齊劃一的性質加以延伸,進而使不同的地區逐漸實現同質化”。印刷品因其同一性和可重復性使部落這一血親氏族形式出現了“爆裂”,受束縛的部落人“爆炸”為一個個經過相似訓練的個體,進而使地方的封閉、狹隘被打破,不同的地區逐漸實現“同質化”,這種同質化過程經不斷延伸便組合成了新的、更大的群體;印刷品的這種“非部落化”過程“把個人從傳統的群體中解放出來,同時又提供了一個如何把個體凝聚成一股強大力量的模式”。印刷技術在塑造同質化的“文化共同體”的同時,也打造了同質化的機械化大生產模式。正如麥克盧漢所言:“活字印刷是一種手工藝復雜的、最早的機械化形態,它成了后繼一切機械化的原型。”因此,印刷術的“可重復性”特征也是理解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化機器大生產相關的民族主義的一把鑰匙,因為印刷機這種線性的、可使信息無限復制的生產方式塑造了無數社會個體千篇一律的思想觀念和線性思維。

事實上,“民族”是自人類產生以來就業已存在的一個最古老的歷史文化現象,而民族主義卻是在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與民族國家的出現和鞏固緊密相關”的一種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意識形態,“它的出現是同法國和美國革命前后的人民主權思想和民主思想相連的”。故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民族主義是“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現代民族“不是普遍的范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正如斯大林所言:“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起來的,當時資產階級打破封建主義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為一體并使它凝固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現代民族。”英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在其名著《民主主義》中認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形式需要一種特定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反之亦然”,“民族主義只是由工業主義帶來的文化形式”。“文化民族主義”則是以“印刷機”為代表的社會化機器大生產方式所“生產”的一種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需要的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之后把國家概念與民族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

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體》中強調“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的塑造功能,還把民族和國家看成是由印刷媒介所成功建構的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他看來,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一群人通過看同一份報紙所想象出來的社群而已,“之所以說它是想象出來的”,“是因為即便是在最小的國家,其成員也沒有機會相互見面或認識,甚至于從未聽說過對方。但是在他們每個人的心目當中,卻存在著一個共享的形象”。總之,“發明民族主義的是印刷的語言,而不是任何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安德森關于現代民族、民族國家及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等產生緣由的論述,在本質上與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決定論”如出一轍。其實,書籍和報刊等現代印刷媒介是民族主義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擴散器而不是它產生的緣由,是文化民族主義在整個西方世界得以散布的一種“傳播模式”。

“文化民族主義”得以在西方產生的機緣主要在于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而不僅僅是由“印刷機”這一機器生產方式所決定。西方在經歷了中世紀的漫漫長夜之后,文化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在那里率先產生,是抑“神”揚“人”的文藝復興運動將國家政治的合法性由“君權神授”轉移到“主權在民”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民族主義這一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其民族國家及其虛擬政權主體——現代民族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思想保障。因此,它的合理性、權威性和進步性也是值得肯定的;同樣,它作為資產階級特有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其普遍的民族利益掩蓋狹隘的階級利益的欺騙性、虛偽性和階級局限性。當然,在對內的階級斗爭中,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發揮了號令天下民眾的輿論功能;在對外殖民掠奪中,它更是彰顯了征服世界的巨大精神能量。例如,在伊斯蘭世界,“法國的殖民第一次播下了埃及民族主義和埃及獨立的種子,隨后土耳其民族主義在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欺騙下惡作劇般地產生”,“猶太人煽動民族主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占領巴勒斯坦開辟道路”,也正是“土耳其民族主義最終把土耳其送進了北約的懷抱,并喪失了其政治和文化獨立”;阿拉伯人接受了民族主義,“導致英法政府進入阿拉伯地區”的殖民活動。有鑒于此,阿拉伯學者認為,民族主義“以土地和血緣為基礎的統一,使人類與動物本能相聯系,而不是以人類區別于動物的特性為基礎”,“使人類降低到動物的標準并遠離科學的觀點”;民族主義“以地理邊界、種族和語言為基礎的統一不能容納整個人類,在人類之間筑起了隔膜的高墻,并加劇了人類的分裂”。

族裔民族主義的族群血緣范式


繼文化民族主義之后,“族裔民族主義”(又稱“族群民族主義”)是基于族群血統認同的又一西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范式。在歐洲,“民族”的本義是指擁有共同血統或被當作擁有共同血統的人的“原種”;該術語與“族群”和“種族”一樣都傳達著有關血統起源的觀念,故都被描述成了“血統與文化的共同體”。由于堅持從“血統論”的角度界定一個民族的準則,族裔民族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將政治血緣化、血緣政治化。族裔民族主義的原初語境與其起源和血統的神話相聯系,即“我們是誰”成為在時空上“我們從何時而來”的函數,群體的起源決定了族群的特征。于是,“族群性部分地被體驗為‘他們的骨中骨、肉中肉和血中血’。人們的身體本身也被視為族群性的表達,并且族群性通常在人們的血液中被感受到”。在族裔民族主義的族群血緣范式下,“我們的國家”變成了“我們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大家庭”,因為“在族裔的意義上,‘民族特征’這個概念與‘人民’這個概念一樣都肯定是從共同祖先衍生下來的”。一切民族主義都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問題”為訴求基礎。族裔民族主義的訴求功用就在于:通過給每個人貼上“種族”或“部(民)族”標簽的方式,在國際或國內政治斗爭中用以維護特定社會集團之間的“疆界”。因此該意識形態的最大失誤也在于:將所有民眾都“族裔化”,并在引導人們加強民族認同的同時,誘導了無謂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和族裔沖突。這就使得民族主義變成了“有史以來最殘忍的暴力機器”,“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地”制造“大規模的”、“理性的”暴力。這就是族裔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群體中人為“劃線”和“歸類”的必然結局。同時,族裔民族主義也是滋生“白人種族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的本源。

1.“白人種族主義”及其傳播模式

自1600年起,“種族”是指“由被看做具有共同原種的人民組成的民族或部落”。現代人類的三大種族在人類學和生物學上屬于同一的“智人”種屬,在本質上無優劣智愚之別。然而,西方人利用人類外表征狀的差異宣揚種族主義理論,把自己同種族的人看做“文明人”,把非我族類的人看做“野蠻人”,以此證明對殖民地有色人種的剝削奴役是合理的。種族主義是“那種以種族神話為依據,強調本民族無論在精神或血統或實踐能力上均高于其他民族的現代意識形態以及受這種意識形態支配的大規模的種族歧視甚至種族滅絕行為”。

西方資本主義并不是只身來到東方這個邊緣地區的,而是帶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盾牌”去到那里的;宗主國的資本家在列強和軍隊的大力協助下,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殘酷剝削和肆意蹂躪,還利用種族問生物學上的自然差異,炮制出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理論為其罪惡行徑辯護。“白人至上論”和“有色人種劣等論”是種族主義理論的基本主張,而披著人類學、生物學等科學外衣的“族譜神話”是其理所當然的傳播模式:白種殖民者以人類學為“科學”依據,宣揚人類起源的多元論并據此斷言,宗主國的白人屬于“優等”的文明種族,殖民地有色人種屬于“劣等”的原始種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后,種族主義成為德國法西斯的指導思想,他們不僅鼓吹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主人種族”,還宣揚有色人種是“劣等”種族、猶太人之于雅利安人猶如“魔鬼”之于“上帝”;納粹宣傳機器不僅借助“日耳曼族譜神話”著力培養和煽動德國人民對于德意志民族、元首的神秘主義妄想狂情緒,而且還輔之以“恐懼訴求”傳播模式,把復雜的政治斗爭簡化為“我們”與“他們”、“好人”與“壞人”、“英雄”與“魔鬼”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以喚起德國民眾神秘的“迫害狂”情緒如宣稱德國人民正在遭受猶太人和俄國人的“迫害”)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妄想狂”情緒如宣稱德意志民族肩負著拯救世界的“神意”),最終提出了震驚世界的“種族衛生學”,對猶太人實施全面的種族滅絕政策。

2.“民族分離主義”及其傳播模式

民族分離主義是現代民族與民族國家關系最不和諧的代名詞。在民族與國家的關系中,民族主義的“雙刃劍”效應表現在:對民族國家而言,民族主義是有效的社會動員手段,尤其在國家和民族危亡時期,民族主義能最大限度地“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愿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對一些渴望獲得獨立和主權的族群而言,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則是導致流血沖突和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在英國學者看來,在多民族的“族群國家”中,少數民族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老大難問題:“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一再受挫,而少數民族對自決、完全獨立和分離的要求卻在不斷地膨脹,使大部分多民族國家中都存在分裂主義的潮流”,“分離主義者主要是要建立更多的民族國家,即使主權機制正越來越失去其曾經的意義”。

“民族自決”原則是民族分離主義者挑戰國家主權并使其分裂行為合法化的理論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民族自決”作為解決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由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上提出,其本義是指“附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分離宗主國”的一種“自決權利”。然而這一原則本身卻在后來引發了接連不斷的“族裔沖突”和“民族分離主義”,反而因為它是肢解多民族國家的“殺手锏”而變成了當代“民族問題”的一部分,而根本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有效措施。英國學者認為,“民族自決”原則有導致“巴爾干化”的危險。“巴爾干化”不僅意味著眾多小國的誕生,更意味著不斷的暴力沖突。因此把“民族自決”理解成所有民族都有權建立主權國家,則是一些國家陷入動蕩和沖突的主要原因。當今全球將近200個國家、3000個語族和5000個少數民族都表現出了驚人的多樣性和分離模式。對此,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認為:“如果每一個種族、宗教或語言群體都宣布建立國家,那么分裂會無休無止,全人類的和平、安全和經濟福利將更加難以實現。”鑒于“民族自決”對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帶來的不必要的威脅,國際社會不應將“國家”視為單一“民族”的體現,而應推崇和效法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提出的“領土優先”的原則。

自近代以來,民族與國家關系有“一族一國”、“一族多國”、“一國多族”三種形式。在“一族一國”的單一民族國家里,民族與國家互為表里,民族主義所追求的民族目標與國家目標完全一致;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人為分割,阿拉伯“一族多國”的民族與國家關系格局“導致了國家認同、次國家認同和超國家認同之間的激烈競爭”;民族分離主義者主要集結在“一國多族”的多民族國家里,印度次大陸、高加索和巴爾干地區的危機主要是由民族分離主義引發的。其中,“人體炸彈”和“宗教布道”是民族分離主義最離奇的傳播模式。例如,車臣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披著宗教的外衣,打著布道的招牌,進行分裂國家和民族的活動。民族分離主義通過與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結合,以借“肉彈”來“布道”的恐怖方式,大肆宣揚著“一個文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分裂主張。

公民民族主義的領土地緣范式

 

公民民族主義是以“領土地緣”認同為基礎的一種國家地緣政治意識形態范式。鑒于它既堅持由“國家”來界定和主導“民族”,又堅持以領土認同為民族認同的基礎,故它也可被稱為國家民族主義或領土民族主義。在西方學者看來,美國、英國和法國都有資格被稱為“公民民族主義”社會,是因為它們都建立在憲法或共和原則的基礎上,而不是以共同族性為基礎。在意識形態“招魂”實踐中,公民民族主義“將民族視為共有一部法律、共享一個公眾文化的公民的地域集合體”,視為“一種追求秩序和控制的民族主義”并“適應現存的民族國家的主導族體”。由此確定的核心思想是:民族就是在國家領土范圍內享有“公民權”的政治共同體,該共同體的基本原則是:“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成員是擁有權利的先決條件,那些沒有民族國家歸屬的人注定要喪失權利。”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里,公民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范式就是一種訴諸領土民族主義和國家民族主義的“攝魂大法”。就其運作方式和傳播模式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領土民族主義的“領土空間”戰略和“地理傳播”模式

領土民族主義是政治地理學研究國家領土結構的一種研究范式。西班牙學者胡安·諾格立足于民族主義的領土向度,在其《民族主義與領土》一書中把民族主義視為根源于領土想象和領土傳言的一種領土意識形態,還探討了西方領土民族主義利用領土戰略實施社會控制等問題。當今國家主權首先是用領土界定的。在這樣的“領土國家”里,國家的邊界限定著“一種社會計劃的領土范圍,同樣也有利于確定一種意識形態”;領土民族主義作為有重要社會影響和扎根在領土空間中的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除對領土本身有所訴求外,還利用國家特有的空間、地方和時間建立起交互運用的地理學和歷史學。故此在諾格看來,該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重新定義地理空間”,即“把一塊地方政治化,把這塊地方視為歷史的和特別的領土”。在此情況下,民族和民族國家等概念作為“凝聚社會”的控制方式也發生了由“強調群體”向“強調領土”的轉移。總體而論,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在其發展史上為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服務的一種時空控制機制:如果說族裔民族主義是一種主要“偏向時間”的社會控制機制,那么公民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主要“偏向空間”的國家控制戰略,它主要包括領土、領海和領空等三種空間控制戰略。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領土民族主義的“領土空間”戰略包括以國家占主導的“領土控制”和以民族為主體的“領土認同”兩個相得益彰的方面。

在控制居民和資源時,領土戰略是國家最常用的戰略之一。領土本身就是一種用界線或邊界界定的空間控制機制。現代主權國家劃分領土的行為在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烙印,這一點在美國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的大部分領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獲取或征服而得來的。除了最早的13個州以外,其他州和領地之間的劃分都是聯邦官員根據一個簡單的標準化和幾乎是幾何形狀的模式進行的。對沒有悠久歷史傳統的美國而言,公民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最能淡化“族群血緣”認同和強化“領土地緣”認同的“領土控制”戰略。因為對美國這樣的領土民族主義者來說,“領土就是承載民族過去的載體”,“領土是留到今天的過去之載體。民族的特殊歷史就體現在民族占有的一塊特殊領土上”,因而“在美利堅合眾國,這種對過去的留戀。通過建立無數的國家公園和州公園、歷史博物館、鄉村博物館、歷史原址地和歷史紀念碑而得到了體現”,于是,“歷史把一塊土地民族化了,使那些最獨特的地理因素有了神話內容和神圣情感,領土就這樣變成了集體意識的載體”。

在傳播民族主義的領土內容時,地理傳播是最好的傳播模式。首先,地圖是傳達民族主義信息最出色的信使。進入20世紀后。“所有人第一次生活在一張地圖中,生活在一塊被精確劃定、被嚴格規定和彼此承認的領土上”,國家也成了一塊被地圖“封閉的和劃定的領土”。地圖就是將公民“定位”在領土地緣坐標上的一種意識形態載體。故美國的地圖就變成了一個具有民族意義的地道偶像,這個偶像同國旗或其他民族主義偶像一樣,在任何難以想到的地方都是人們熟悉的象征。其次,地理教學是培育“領土認同”的長效機制。在每個民族國家中,地理教學在強化民族認同中占有特殊的分量。從世紀末到19世紀初,美國的地理教科書都主張在北美大陸上的擴張,通過地圖和彩頁傳播美利堅“民族天命”觀。杰迪蒂亞赫·莫爾斯編寫的《簡明地理》、《美國地理》、《美國普通地理》等教科書明確主張向西部擴張,強調向西擴張領土可帶來的各種政治、經濟和民族安全上的好處,而不管這種擴張是通過合法途徑還是通過武力實現的。

2.國家民族主義的“國族同化”和“熔爐超越

西班牙學者羅伯特·法恩將現代民族主義劃分為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二者在本質上是一對二元對立的范式,其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族裔民族主義主張由“民族”來界定“國家”,公民民族主義堅持由“國家”來界定“民族”、公民應報效國家。在此意義上,公民民族主義就是國家民族主義:對內,它既是強調“國族同化”的國族主義,又是推崇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國家主義;對外,它自詡為自由民主國家,標榜自己是與人為善的利他主義者,要與他國發展友好關系。但在具體的操作中,卻總是貫徹“內外有別”、“黑白分明”的策略。

(1)“內外有別”的“國族同化”與“民族自決”。國家民族主義總是將一個主權國家視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在美國,“全體民族”一詞直接指“整個國家”。當民族在政治上被賦予了“國族”的內涵時,民族與國家互為表里被誤讀為:“民族即國家、國家即民族。”法蘭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美利堅民族就是作為政權主體意義上的“國族”。這種意義上的“‘民族’即是國民的總稱,國家乃是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的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正如西方學者所言:“‘美利堅民族’、‘瑞士民族’或‘法蘭西民族’”之所以能作為一個實體而存在,也不過是歷史上政治制度的產物(即“國家將它們造就成了這樣的民族”)。顯然,這種以國家政體名義構建的“民族”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民族”,而是一種“政治法律共同體”的代名詞。從政權主體的角度來看,美國僅僅是壟斷財閥和金融寡頭的美國,絕不是全體美利堅民族的美國。但西方民族主義之所以是一種相對進步的意識形態,是因為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同屬于一個“民族共同體”這一共同的“民意基礎”。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意識形態又是絕對虛偽的,因為它用民族的概念偷換了階級的概念,進而以非本質的民族屬性掩蓋了國家的階級本質。

對內的“國族同化”和對外的“民族自決”是最具美國特色的“內外有別”的利己主義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具體體現。它在對內進行“國族”構建、維護穩定的同時,對外卻反其道而行之,使世界日益“巴爾干化”。事實表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是促使一些多民族國家民族分裂和流血沖突的“追魂散”。威氏雙重標準的“民族國家理論”的概要是:對內,“國家是民族利益的最高體現,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是一個整體統一的民族”;對外,“民族是國家合法性的最終依據,每個民族都應該擁有一個自己的國家”。對于民族與國家的特殊關系問題,英國學者沃森在《民族與國家》一書中指出:“國家可以不是由一個民族而由多個民族組成的一個共同體……那種認為每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或者所有主權國家都是民族國家的觀點,與其對政治現實的模糊認識非常有關。”“黑白二元”的“膚色界限”和“雙重標準”。一般的明智的觀點認為,美國一直是一個有效的民族熔爐,只有黑人除外。緣起于近代移民歷史的美利堅民族國家,它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更強調“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大熔爐”戰略。1908年,劇作家伊斯雷爾·贊格威爾創作的《熔爐》劇作聲稱:“阿美利加是上帝的坩堝,一個讓所有來自歐洲的民族得以融化和改造的熔爐!”此后,“熔爐”一詞遂成了美國公民民族主義誘人的口號。

然而,在美國,基于“膚色界限”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卻極其頑固,美國的種族觀植根于奴隸制。按照獨立憲法規定,奴隸的社會地位低于自由人,為了便于納稅和人口統計,奴隸只被看做60%的自由民,不被視為公民。美國學者內森·格拉澤和莫伊尼漢在《超越熔爐》一書中探討并批判了美國“黑白二元”的族性關系問題。此書出版后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種族的“黑白二元”結構不但沒有瓦解,反而變得更加復雜。無怪乎西方學者嘲諷說:“熔爐確實在熔化著,然而它卻是一個白色的熔爐。”

美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對外爭取美國全球利益最大化的雙重標準化的工具。這一對外政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至今一直沒有改變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和英國之所以扶持歐洲的法西斯式的極端民族主義,就是為了借以消滅威脅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20世紀50~60年代美國之所以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為了遏制共產主義性質的新民族主義“病毒”在歐亞大陸上的蔓延;冷戰之后,美國打出“人權干涉”的旗號,在一些不聽話的“流氓國家”或“失敗國家”里挑起族群矛盾、制造種族仇殺,借以分裂瓦解這些假想的“敵對國”;進入21世紀后,美國又打出了“全球反恐”的“義旗”,而“敵對國”境內的民族極端主義恐怖行為,卻被美國稱為“民主運動”或“民族獨立”;那些對美國的安全和利益構成實際威脅或潛在威脅的行為也被美國定性為“恐怖主義”,并采取單方面的軍事行動予以堅決殲滅。

結 語


民族是自古以來人類社會或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細胞,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則是自西方資本主義誕生以來的一種特有現象。西方學者在批評民族主義時,說它是一頭善變的野獸:“脾氣好的時候,它可以把人類從殖民壓迫中解放出來并使分離的人們統一起來,但同時它也會將那些被認為不屬于‘自己’的人排除在外,只認可‘自己人’。它通過家庭、溫暖和愛來吸引我們,但卻把個人生活的情感換成了政治生活的情感,因而剝奪了其價值。”其實,西方國家所發明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階級性和欺騙性極強的意識形態陷阱。盡管它在誕生之后也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它的消極影響更讓人刻骨銘心。這是因為民族主義先天具有“唯我性”的理論缺陷,在這種意識形態誤導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而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


文章轉載自《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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