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民初精神探源
字體    

朕知道了:1780年大清“打老虎”要案(上)
朕知道了:1780年大清“打老虎”要案(上)
知道主義 李夏恩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就像一臺機器一樣,故障的零件會使它的運行出現問題,但它仍能運行,但一旦將這個零件取走,整臺機器也就停止,甚至瓦解了……


文 | 李夏恩


這東西如此精巧,很難不博得皇帝的龍心嘉悅。它是一臺裝飾華麗的機械座鐘,只消上好發條,在座鐘底座上單膝跪地的機械人,便會用表示至高恭敬的“恭楷”,寫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表面看來渾然一體、天衣無縫,但真正支配它運作的,乃是內部的齒輪和簧條,正是這些隱藏其間的微末之物的咬合轉動,才使這臺機械正常運作,使皇帝龍顏一笑。


乾隆西洋機械人寫字鐘,故宮博物院藏品


某種意義上說,這臺座鐘也正是整個帝國的縮影——龐大的官僚機構就是維系帝國運作的齒輪和簧條,只有他們運作正常,才能將一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的升平帝國,呈現在皇帝的面前。任何一個零件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帝國無法正常運轉,這時,就需要檢查故障,更換零件,不然,整臺帝國的機器也許就有徹底癱瘓的危險。但最重要的一點是,無論是更換零件,還是擰上發條,最終支配這一切的權力,都要牢牢地握在皇帝的手中。


紀淑曾就是這臺龐大繁鉅的帝國機器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這名湖南鹽法道只是一名四品地方官,終其一生也沒有得窺天顏的機會,他的仕宦經歷和帝國中其他低級的地方官一樣,按照朝廷定下的律例規則,恪守本分,他的名字也只在官方纂修的記錄國家政事的《實錄》中出現過一次。但正是這一次,使他在千里之外的湖南,感受到帝國京師皇帝手中擰緊的發條所傳來的力量,咬合的齒輪開始快速的轉動,將皇帝的旨意從上到下層層傳達到他的身上,無論是積極因應,還是被迫為之,紀淑曾都已被卷入這臺被啟動的帝國機器中,他必須把握時機,伺機而動,直到在那個關鍵的時間完成他被指令完成的事。

乾隆西洋機械人寫字鐘書寫的“八方向化,九土來王”


1780年3月15日,這個關鍵的時刻終于到來。就在那天,有四個自北南下的旅人抵達紀淑曾駐守的湖南常德驛站,常德被稱為“粵蜀咽吭,滇黔門戶”,也是出入黔鄂的必經要道,南來北往的商旅行人絡繹不絕,人口混雜,自然也難免魚目混珠。這四個南下的人行色匆匆,囊篋繁重,駐守的官兵很快將這一行人扣下查驗,紀淑曾問訊之后,得知這四個人是從北京返回云南的官差,其中的三個人都是云貴總督李侍堯的手下,他們分別是差弁劉鳳翼、千總張曜和承差尹位,另一個人則是云南巡撫孫士毅的屬下,承差尹位。


在得知了這些人的身份之后,紀淑曾沒有問及其它——這已經超出了他的職權范圍,但他已下決定,將這一干人等全部押解湖南省城長沙,交由湖南巡撫李湖處置——紀已經完成了皇帝通過層層官僚機器交給他的任務,剩下的,只待有資格參與機宜的上峰加以定奪。盡管如此,以紀淑曾區區一名湖南道臺,竟敢公開拘捕鄰省督撫大員的屬下,而且其中的三個人,更是當時炙手可熱的云貴總督李侍堯的手下,即使是政治敏感再愚鈍的人,也可以看出,云南,這個地處邊陲的繁鉅大省,將有大事發生了。紀淑曾的這次抓捕行動不過是這臺機器剛剛發動起來而已。



奏疏


齒輪開始迅速的回轉,湖南巡撫李湖的奏疏,以恭楷仔細地繕謄在白麻紙上,小心地安放在襯著黃綾的折匣里,鎖鍵牢固,于3月23日晚,從長沙湖南巡撫衙署的書房里啟程,直送御前。盡管是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急遞,但呈上御前時,仍然已經是7天后的3月30日。


此時乾隆皇帝正在進行他的第五次南巡,駐蹕蘇州靈巖山行宮。南巡從一個月前的2月16日開始,一路經過泰安、德州、揚州,直抵江南文會之地蘇州。雖然皇帝并不掩飾自己對江南景致的偏好,但是這并沒有使他放松緊握著權力發條的手。盡管一路景色宜人,但是只要翻看記載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錄便可發現,幾乎每一天都有大量的上諭朱批從駐蹕之處發出,京師內閣軍機和各省督撫的奏疏密折也緊跟圣駕行進絡繹于道,皇帝每天都會收到數十份來自各地的奏折,每一份都躬親細覽,加以批示,這個流動的朝廷除了多了些宴飲消遣的項目外,與京師的宮廷并無不同。


清末的蘇州靈巖寺乾隆行宮遺址,僅剩虎皮石圍墻,行宮本身已在咸豐年間毀于太平天國之役


此時乾隆已君臨天下四十五年,如何處理政事、駕馭臣僚,皇帝早已游刃有余。乾隆相信自己已諳熟治國理政之秘鑰,就像他在這一年正月初一時頒布天下的詔書中所自詡的那樣:“朕統御寰區,勤求郅治。茂時育物,畏懼滋深。仰賴上蒼眷佑,列圣貽庥,海宇敉寧,輿圖式廓,孜孜夙夜,于今四十五年。”而這一年,同時也恰是乾隆皇帝的七旬圣壽,乾隆試圖向天下展示一位年已七旬的老人仍在健壯矍鑠的處理政事,這次南巡也顯示了皇帝仍然活力旺盛,愿意從深深地宮禁中出來,讓成千上萬“彌形篤摯”子民去“企慕瞻依”這位“惟冀實心實政,永底昇平”的絕代明君。


但難以否認的是,盡管皇帝自覺龍體康健,但衰老卻正在悄然吞噬皇帝的精力,從一個細節就可以略窺端倪:皇帝在臣僚呈遞的奏折上的朱批字數越來越少,不復以往猶如訓諭交心般的長篇大論,往往一句“該部知道”、“知道了”甚至是一個“覽”或“可”字就打發了一份長達數千甚至上萬字的奏折。


湖南巡撫李湖的奏折長達近五千字,這位臣僚小心翼翼地向皇帝敘述了審訊從北京返回云南的四名官差的經過。據李湖稟稱,在訊問的四個人中,劉鳳翼是在上年12月奉云貴總督李侍堯之命將密折送遞京城的信使;而張曜、尹適系受李侍堯差派,將銀五千二百余兩及玉器十件帶回李侍堯在京城的宅子中,這兩個人在臨行前,李侍堯的管家張永受又托張曜將其私存銀子七千兩帶往京城。


劉鳳翼因遞送奏折情勢緊急,故而提前出發,在本年2月9日即抵達京城,而差送銀兩和玉器什物的張曜和尹適,則在8天后才到京,在將銀兩什物交代完畢后,在2月21日出京南返,直到3月15日抵達常德時,被駐守在此的紀淑曾拿獲。至于同時被捕的云南巡撫孫士毅的屬下尹位,則是因為呈遞奏折恰好也在京城,因是同路,所以一道南返,與云貴總督的三名屬下并無任何瓜葛。


李湖奏折的內容看來不過是送信、代寄銀兩什物等瑣屑小事,羅列時間細節,甚至有太過苛細之嫌,但皇帝似乎對李湖的苛細表示很是滿意,在奏折的后面,皇帝朱批了四個字:


“好。知道了。”


現存的一份湖南巡撫李湖奏折,主要上奏湖南雨水、糧價等情形



密旨


李湖久歷宦場,他也許能夠通過皇帝的詔諭感到云南即將發生一場巨大的官場震蕩,但他也許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奏疏將成為皇帝制定的一個龐大計劃中最關鍵的一部分。


這個計劃從這一年的3月1日開始,起因是署理奉天府尹海寧在軍機處同僚面前私下議論他原任云南糧儲道時的上司、云貴總督李侍堯。按照海寧的說法,這位李總督不僅飛揚跋扈,更是貪財好貨,云貴兩省官員對其頗多怨懟,但格于其權勢熏天,只得隱忍不發。


關于皇帝是如何知道海寧在私下議論的,所有的官方史料記載全部諱莫如深,只能讓人相信皇帝確實像他先前在上諭中告誡全體臣僚的那樣“朕自有耳目所及”。在南巡途中,乾隆兩次面召海寧詢問李侍堯在云南所作所為,而海寧畏憚李侍堯權勢,始終不敢明奏李侍堯的罪狀,且稱李侍堯“能辦事”,只是性情苛急故而與下屬有所抵牾。海寧的一再模棱兩可最終超出了乾隆的耐心,惱怒的皇帝命軍機大臣對海寧進行嚴訊,直到此時,海寧才將在云南任上所目睹聽聞李侍堯貪縱營私的劣跡。


最令皇帝震驚的也許是李侍堯的劣跡拖延了如此長的時間才被揭發出來。李侍堯在1777年被任命為云貴總督,而海寧的云南糧儲道職務則是在1778年即去任,一年的相處時間就讓海寧發現這位封疆大吏如此多的劣跡,卻直到兩年后才浮出水面,而且還是在皇帝嚴旨訊問下才露出冰山一角。毫無疑問,這是不僅是對整個帝國考核和監察體系的嘲笑,更是對皇帝自詡明察秋毫的最大諷刺。


3月1日晚,在得到軍機處呈遞的海寧訊詞后,乾隆從駐蹕的山東長清縣靈巖寺行宮,連發三道密諭,第一道是降旨委派隨駕在側的戶部侍郎和珅和刑部侍郎喀寧阿前往云南查辦云貴總督李侍堯一案,但在諭旨上卻只寫明“馳驛前往貴州,有查辦事情”,毫無疑問,這是皇帝為防止消息走漏而刻意布下的障眼法;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欽差一旦抵達云南,必定會先將李侍堯革職,由于皇帝懷疑整個云南地方官場已經全被李侍堯的私人勢力所壟斷,所以李的地方軍政一把手的職位,只能讓時任貴州巡撫的舒常暫行署理。


山東濟南長清靈巖寺,清代建有乾隆行宮。


第二道諭旨是發給在京大學士英廉的,命其即刻查封李侍堯在京家產并審問其在京家人仆婢。這道諭旨的存在是一個謎,因為在任何現存的官方檔案中都沒有查到這道諭旨的內容,就連軍機處逐日登記皇帝上諭和朱批奏折概要的隨手登記檔中,也沒有這道諭旨的任何線索。


唯一證明這道諭旨真實存在的,就是3月7日英廉在查封李侍堯家產并請緝捕李侍堯管家八十五的回奏中提到過奉旨查封,但奏折卻沒有像一般奏折一樣在最前面全文照錄諭旨的內容,可見皇帝與他的臣子已經達成默契,心照不宣。


第三道上諭即是發給湖南巡撫李湖的諭旨,這道諭旨是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廷寄”給李湖的。“廷寄”是一種直接而機密的皇帝與官員之間的通訊方式,凡事涉機密,皇帝便諭令軍機處最信任的官員,一般是大學士或軍機大臣遵照皇帝口授擬旨,再密封發出。發給李湖的廷寄諭旨便是由隨侍在側的皇帝親信,大學士額駙公福隆安寄信的。


兵部尚書一等忠勇公和碩額駙福隆安


但即便如此,皇帝仍然對此心存疑慮,故在上諭中仍只是相當模糊地提及派出和珅、喀寧阿前往貴州查辦事情,命李湖在“該省往來經由首站派委干員,嚴密稽查”,以防走漏消息。在諭旨中,皇帝籠統地提到“如有私騎驛馬,由北往南者,即系透露消息之人”要求李湖“截拿審訊來歷,一面據實具奏”。


如果李湖真的按照這道授意不清的諭旨行事,那么每一個騎驛馬從湖南通過的北來的人都有嫌疑,李湖也必須一一進行盤問,然后再一一上奏,這顯然很不現實。從李湖后來的回奏來看,他肯定已經明確知曉欽差的目的地不是貴州,而是云南,而且直接指向的正是云貴總督李侍堯,所以他才只是回奏了拿獲審訊云南督撫差弁的消息。


從這個角度來看,乾隆皇帝一定還有另外一套較之廷寄更為機密的信息傳遞渠道,作為這臺官僚機器的指揮系統存在,最有可能的是通過皇帝在官員奏折上的朱批,這是皇帝與臣子之間最私密的對話,甚至繞過了代擬諭旨的親信近臣。為了保密起見,從雍正朝開始,皇帝的朱批奏折必須按時上繳,以防外傳,大量的朱折在上繳后消失無蹤,李湖的朱折也是其中之一。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中也沒有查到這份密諭的任何蛛絲馬跡,因此,皇帝傳達給李湖的真正旨意究竟為何,至今仍不得而知。


臺灣故宮博物院現存的一份乾隆朱批奏折


從李湖的回奏來看,他在竭力達成皇帝的意旨,所以他的奏折才會如此不憚厭煩地將這些云貴總督差弁行程的詳細時間一一開列寫明。李湖確實提到劉鳳翼供稱在路過河南裕州時風聞有欽差經過,但“不知其前往何省”,而且這三個人是在皇帝下旨徹查李侍堯案的8天前就離開京城,所以“按程計日,相距甚遠,自難預知消息,是劉鳳翰等均非通信之人,似屬可信”。


盡管搜拿泄露消息之人徒勞無功,但李湖奏折最后提及的一個細節卻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在張曜等人隨身攜帶的信中,李湖發現李侍堯的管家張永受曾將高達七千兩的銀子托其帶回京城:“奴隸賤役何至積銀如許之多?其中殊有關系”。


李湖的特別提示使皇帝想到幾天前英廉審問李侍堯在京管家連國雄和八十五的回奏,英廉在奏折中稱八十五供出收到李侍堯寄銀五千余兩,卻沒有供出還尚有其管家張永受寄來的七千兩。乾隆認為,其中“顯有隱匿情事”。


也在收到李湖奏折的同一天,軍機處奏報,根據計算,在3月1日派往云南查辦李侍堯案的兩位欽差,最遲會在3月31日,也就是第二天抵達云南。京師、湖南、云南三方皆已準備就緒,皇帝的計劃也不必再遮遮掩掩,到了公布天下的時候了。


3月31日,皇帝在靈巖山行宮曉諭軍機大臣,以李湖奏折中提到的李侍堯管家張永受積銀七千兩為查案關鍵,令李湖將在湖南拿獲的三名差弁送往京城,交由英廉審訊,務必查明張永受存銀去向;同時,以六百里加急速度馳諭前往云南查案的欽差和珅和喀寧阿,令其查拿張永受,嚴加審訊,訊明后將其押解到京,與其他案犯一同交由英廉審訊。


此時距離李侍堯案發已經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皇帝已上緊了發條,官僚機器在君主明確地意旨下迅速運轉,將皇帝天威、疑慮和憤怒一直傳遞到帝國最邊遠的行省云南。而就在十天前,一切計劃還在秘密進行的時候,皇帝收到了李侍堯從遙遠的云南呈來的請安折子——這是封疆大臣定時向皇帝表示效忠的方式,皇帝像往常一樣,在折子后面批示了兩個字:“朕安”。


乾隆滿文朱批“朕安”



泄密


陳連升只是個小人物,在龐大的帝國機器里,陳甚至算不上一顆最微小的螺絲釘,但他卻親眼目睹了這臺機器最核心也是最隱秘之處的運作,盡管他對此一無所知。


那是在3月9日,也就是皇帝密旨查辦李侍堯案的8天后,陳連升,這名奉李侍堯之命派往御前呈遞奏折的差役,經過長達一個月的奔波,從云南省城昆明抵達皇帝駐蹕的山東郯子花園行宮。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個在云南認識的熟人,曾跟隨云南按察使汪圻的仆人崔二,崔二告訴他:“云南有了事了,李中堂被海大人參奏,說他在云南要人銀錢,還在錢局里得了多錢,如今有欽差和大人、喀大人、顏大人都往云南查辦去了,聽見京里李中堂家門都封了。”


陳連升“聽了這些話,心里又怕又疑”,但是他從來沒有想過,崔二身為一名最低級的仆役,究竟是從哪里得知這些最高國家機密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更印證了陳的疑懼,他看到李侍堯的兩個兒子李毓靈、李毓秀和李侍堯的弟弟,時任江南提督李奉堯跑上前去見駕,都“除了帽子,磕頭下來,神色甚是凄慘”。到了第二天,陳連升被李奉堯喊進帳房,李只是對他說自己“今日進貢,蒙恩賞收三件,你回去說與中堂放心,我也不及寫家書了”,就將陳打發回去。


遭逢如此變故,李侍堯的家人居然一語也未提及,惶恐莫名的陳連升眼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趕回云南,將京中變故告知總督大人,一探究竟。


不過陳連升的任務顯然是失敗了,因為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切,全是通過湖南巡撫李湖審訊他的口供——陳在2月28日剛入湖南境內,就在順林驛站被截留逮捕了。那名叫崔二的泄密仆役,也在4月19日在山東被拿獲。


但僅僅在密旨頒布不到10天,消息就已泄露出去,而且內容紋絲不差,皇帝費勁心機的機密安排居然在一個小小的仆役面前全面崩潰,可見所謂的國家保密系統是何等地脆弱。


然而,泄密的地方不僅是在皇帝所在的行宮。在京城,速度甚至更快。3月2日,皇帝頒布查封李侍堯在京財產的次日深夜,英廉就已出動兵丁,包圍李宅,開始查抄,如此機密迅捷,仍然被李侍堯的家人偵知。當時李侍堯的管家連國雄正在家睡覺,突然與他交好的一個叫穆七的人從他家后院翻墻而過,把李家被抄的事告訴他,大驚失色的連國雄立刻以比抄家還快的速度將財產一一轉移,整個過程就像一部驚險刺激地諜戰片,里頭甚至還包括喜劇橋段——當連國雄托穆七將一千五百兩銀子轉存到一位名叫楊大的人手中時,楊大竟然趁火打劫,硬是藏下了六百兩銀子。這些被連國雄轉移的銀兩和契證最后還是落到了英廉手中,當然,是在對連國雄施了掌嘴大刑之后才吐出來的。


清代云南鑄造的五兩銀錠,文字為“段記玖月紋銀公估童看訖五


但無論是貴為朝廷大員的李湖、英廉,還是賤為差弁、家丁的陳連升、連國雄,都不會知道在3月9日那天行宮里究竟發生了什么。知情人除了當事人李侍堯的弟弟和兩個兒子之外,就只有皇帝和隨侍的軍機大臣本人。實際上,那天李奉堯等人根本沒有見到皇帝,而是由軍機大臣宣諭,將海寧參奏李侍堯的各款罪狀拿給他們閱看,令其答覆。


“我家世受國恩,至優極渥,而近年來,父子兄弟,仰沐圣恩,尤無倫比,舉家感戴,實屬淪肌浹髓”。


謙卑、感激、惶恐和忐忑,李奉堯等人的回答融匯了很多復雜的情感,既然李氏全家都深沐浩蕩皇恩,況且“圣明洞見”,李侍堯的一舉一動都在皇帝的監視之下,自然理當知恩圖報,戰戰兢兢,不敢有所異動,而照李侍堯的兩個兒子的說法,李侍堯一向以他們“均屬年幼,未經歷練”所以總是“叮嚀告誡,各當小心謹慎,仰報殊恩”,如果海寧所控屬實,那么不僅李侍堯罪無可綰,其兒子兄弟一并治罪也是“分屬應當”,但是海寧所控各款罪行,“我等實在毫無聞見”。


這回答滴水不漏,無可挑剔,考慮到李侍堯被查辦的消息早已泄露,而李奉堯和李侍堯的兩個兒子又一直隨駕在側,所以他們很可能早已做好受訊準備。這些回答看似平常,但卻至少有三重含義:李家深知自己所獲得的一切乃皇帝所賜,所以絕不會冒失去一切的危險存悖逆之心;同時也委婉地與遠在云南的李侍堯劃清界限;當然,最重要的一層,乃是暗示皇帝,李侍堯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皇帝一手拔擢所賜,如果否定了李侍堯,也就否定了皇帝的英明。


所以當李侍堯的差弁陳連升去拜見李奉堯時,只得到了其幾句輕描淡寫地平安寄語而已。既然昔日倚仗權勢的兄長已經成了皇帝眼中的嫌犯,那么為弟為子者自然應當劃清界限以求自保了。


皇帝對軍機處遞上的李奉堯等人答復的奏片緘默不語,甚至連一個“覽”字也沒有。


位于乾清門西側的軍機處值房。這里靠近皇帝居住的養心殿,雍正朝以后是清朝的權力中樞



寵臣


到此為止,這個故事中出場的所有人,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得知了這件事情,唯一尚被蒙在谷里的恐怕只有這起案子的焦點,李侍堯本人。他恐怕直到此時尚不知道他已被自己的弟弟和兒子拋棄,而拿辦他的欽差業已疾馳在到,即使在最瘋狂的夢里,他也意想不到自己也有成為階下囚的一天。


如果你了解李侍堯之前的仕宦之途,就不會對此感到奇怪。李侍堯確實“世受國恩,至優極渥”,其四世祖李永芳乃是最早降附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明朝邊將,屢立戰功,被努爾哈赤封以子爵,更妻以孫女,在滿人中不稱其名,而尊稱為“撫順額駙”,其三世祖巴顏更被封為一等伯爵,其父李元亮在雍正年間積官至兵部、吏部尚書,乾隆朝又追念李永芳投順從龍之功,故而賜“昭信伯”爵號世襲。李侍堯可謂開國元勛之后,是不折不扣的“權四代”。


這幅肖像據傳是李侍堯畫像


而對李侍堯本人來說,這位功臣之后、煊赫旗籍子弟從一開始就深沐皇恩。1743年,年僅22歲的李侍堯即授印務章京,在面見召對時,乾隆帝一見便夸其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統,當部臣以違例諫阻時,乾隆特諭:“李永芳孫,安可與他漢軍相比?”


這樣一位深受皇帝嘉贊之人,自然履宦海如平地,一路扶搖直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他也是皇帝一手培養起來的政治菁英,在新天子逐步刷新了康雍兩朝的老舊政治勢力后,李侍堯更是順風順水,1755年升工部侍郎,旋調權力更大的戶部,同年末署廣州將軍至1759年,在此期間,1757年和1758年乾隆兩次降旨令其署理兩廣總督,可以視為皇帝著意為他的政治前途預熱。


到1759年,年僅38歲的李侍堯被實授兩廣總督,成為這個帝國一等肥缺的封疆大吏,期間除了曾被短期調任京城任戶部、工部、刑部尚書和一年湖廣總督外,直到1777年專任云貴總督前,李一直任兩廣總督長達十四年之久。在規定省級高官三年必須轉任的清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由此也可看出皇帝對其倚重之深。


到1780年,李侍堯已經身為內閣大學士,也就是民間所謂的“宰相”,太子太保、昭信伯、云貴總督,更在1774年被抬入天子直統的漢軍鑲黃旗,恩寵已極。而李過人的才干也當得起皇帝的寵信,時人昭梿稱李“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人皆悚懼。”在兩廣總督任內時,李相當游刃有余地處理了對外貿易中的爭端,并建立廣州十三行以便對外貿進行管理;在云貴總督的任上,他又成功解決了緬甸頭人孟干的叛亂問題。在他聲勢日熾之時,被大多數臣僚贊許為“歷任封疆、實心體國、認真辦事,為督撫中罕見”。無論這是由衷贊嘆,還是曲意逢迎,但對李侍堯來說,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評論都稱得上名至實歸。


但在世人眼中,李侍堯之所以深得寵信,乃是他善于搜羅珍奇器物作為貢品孝敬皇帝。1753年,時任熱河副都統的李侍堯第一次進貢,貢品為“仙鶴一對,畫眉四籠,梅鹿三只”,這貢品并算不上豐厚,卻可謂別出心裁,此時皇帝正為滿人親貴日趨沾染漢人惡習,漸忘祖宗騎射祖訓而憂心忡忡,李侍堯從熱河送來的梅鹿卻使人想起祖先哨鹿秋狝的遺緒,盡管這些并非常貢之物,但皇帝仍然特旨將鹿著人送往香山。


郎世寧繪乾隆行獵圖(局部)。行圍打獵被清代諸帝視為保持尚武習俗的手段之一,哨鹿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活動。滿語稱哨鹿為“木蘭”(讀作mūlen,后一字輕聲),用特制號角模仿鹿鳴,誘來鹿群。


從此以后,李侍堯的進貢之途便一發不可收拾,而且隨著其宦途升轉,進貢之物也愈發豐腴珍奇;1757年的冬至進貢中,皇帝對貢品中一座鍍金洋景表亭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特意下旨令李侍堯在下次端陽貢時“有似此樣者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


在次年的端陽進貢時,李侍堯如命達成了皇帝的意愿,將兩件洋鍍金樂鐘亭進獻給皇帝。而在揣得皇帝對西洋鐘表的喜愛后,李侍堯在歷年的進貢中都會刻意將西洋鐘表作為貢品開列,在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座西洋寫字人鐘,就被認為是李侍堯在1771年進獻給乾隆的貢品。綜合乾隆一朝,李侍堯共計進貢155次,占乾隆朝進貢總數的0.95%。而李所進貢的貢品,總是能深得帝心。


進貢,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帝國時代最華麗也最奢靡的表演——各種奇珍異寶絡繹于道,從全國各地匯聚京師,呈送到皇帝的面前。各地官員如此不吝鉅貲、大張旗鼓地進貢皇帝,其目的不過是討得皇帝龍顏一悅而已。


但進貢的意義絕非阿諛討巧這般簡單,而是自有其深意。你很難找出皇帝因貢品低劣而申飭官員的上諭,也鮮少有官員真正是因為進貢優長而得以升遷,皇帝既然富有四海,所以自然也不能簡單地將進貢以孝敬賄賂等同視之。地方官員的進貢與其說是討好毋寧說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以進貢的方式來展現地方對中央的服從和官員對皇帝的忠誠,承辦貢品的過程也是揣摩皇帝上意的過程,一名忠誠且智慧的臣子應當能仰體上意,以恰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忠誠。


但1780年很可能將是李侍堯最后一次向皇帝展示他的忠誠。4月6日,一名名叫方喜兒的人自行投到大學士英廉的衙門里。方自稱是李侍堯的家人,在這一年的2月10日奉李侍堯之命將為皇帝萬壽節擬定的貢品清單送到京里,讓管家八十五和連國雄按照貢單置辦貢品,但如今李侍堯既已“壞事”,在京家產業已查封,所以方只得將貢單交予審訊此案的官員英廉。貢單內開列了玉、磁、木器等共八十四宗,其中當然包括皇帝最喜愛的西洋自鳴鐘表,但這些昔日表現忠心的貢品,如今卻已變成證明其貪婪納賄的贓物。


當皇帝在4月15日,看過英廉呈遞的奏折和后面附上的李侍堯的貢單之后,他提起硃筆,在奏折的后面只寫了一個字:“覽”。

廣州十三行(Canton Factories)。乾隆時期廣州是各種西洋、南洋珍奇物品進入中國的最主要口岸,兩廣總督負有很繁重的采辦任務



欽差


1780年4月11日凌晨3點,欽差大臣和珅接到自蘇州靈巖山行宮五百里加急發來的上諭,此時距離皇帝下旨的時間已過去整整12天。和珅在叩頭接旨之后,方展讀通篇上諭。皇帝意旨相當明確:因湖南巡撫李湖截獲的李侍堯差弁張曜等供稱李的管家張永受,以區區一名奴役,竟積有高達七千兩白銀的巨款,實屬可疑,令和珅等人嚴訊張永受,務必查清來源。


此時和珅身處云南省城昆明,自上月26日與另一名欽差喀寧阿一同抵達云南后,二人便開始著手查辦案件。雖然眼下許多細節仍晦暗不明,但大體輪廓卻相當清楚。海寧開列的各款罪證中,稱李侍堯勒索屬員金錢,贓污錢局銀兩,因此便可從這二者入手查辦,如今皇帝又寄諭命令審理李侍堯管家張永受,可謂千頭萬緒,將這些一一審明的差事,便落在首席欽差大臣和珅的身上。


和珅畫像


和珅此時年方三十,但已身寄皇帝重托,屢膺要職,乃是出身滿洲正紅旗的青年英銳。和李侍堯一樣,和珅亦是皇帝刻意躬親提拔的貼身近臣,但這兩個人的出身卻迥乎有別:李侍堯出身漢軍煊赫世家,其父祖四代皆官高爵顯;和珅之父常保卻只是一名籍籍無名的三等輕車都尉,如果說李侍堯的晉升尚且倚仗祖勛家世,那么和珅則完全是皇帝青眼相加,拔擢于寒微。


無論對同時代的人還是對以后的歷史學家而言,和珅的發跡過程都像極了一部中國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關于他如何被皇帝看重并不次超擢的原因,至今仍得不到滿意的回答,一些筆記稱和珅發跡的原因,是因為當皇帝因遺忘了《論語》中的某則典故而垂問左右御前大臣時,唯有當時僅是三等侍衛的和珅迅速答出了答案;而民間則傳言和珅所以受寵,是因為他長得像皇帝年輕時喜愛的一位早夭的妃嬪,這個答案暗示當時已經65歲的皇帝有龍陽之癖。


無論如何,結果是在1775年12月,乾隆第一次見到和珅后不久,這名25歲的年青人就被擢為御前侍衛兼滿洲正藍旗副都統,由五品超擢至二品;次年2月又授戶部右侍郎;又兩個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一個月后再授內務府大臣。1777年初,和珅被賞戴一品朝冠;三月,又恩賜其在紫禁城騎馬,這項榮典往往是給予那些年高德劭的老臣的;同年冬,和珅又兼任步軍統領。到前往查案的1780年,和珅除步軍統領和內務府大臣外,同時也是崇文門稅務監督、戶部左侍郎兼吏部右侍郎,御前大臣學習行走,離軍機大臣兼內閣大學士的“宰相”之位僅一步之遙。


不妨再以和珅和李侍堯比較一二,二人都是青年得志,李侍堯甚至比和珅得志還要小三歲(22歲),但李做到和珅同樣的位置卻足足用了12年的時間,而和珅只用了5年。然而,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李侍堯一直任職地方,而和珅除了欽差督辦偶爾外放之外,終其一身都在京供職,未離宸翰寸步。一如李侍堯對中央朝政鞭長莫及一樣,和珅也對染指地方力所不逮。京官派與地方派間的隔閡,這也許才是兩者之間真正的矛盾所在。


如果當時在華的朝鮮使臣的報告可信的話,那么和珅與李侍堯之間的矛盾久已有之,李侍堯“位高年老,平日兒蓄和珅,珅銜之”,而海寧對李侍堯的私下議論,也是海寧“入京謝恩,歷辭和珅,珅私問侍堯動靜”,而后再上報給皇帝的。在京負責查封李侍堯家產的英廉,也是和珅的姻親,如果說皇帝上緊了針對其前寵臣的發條的話,那么和珅就是說服皇帝上發條的那個人。


既然在出行之前就早有謀劃,因此查辦起來也就游刃有余。在抵達昆明的次日,和珅就向李侍堯宣讀上諭,將其解職,接著又查封其府宅,隔離其家眷,按圖索驥,將海寧控告信中所涉官員一一提審,雖然看來頭緒萬端,但和珅的調度卻直接實用,一切天衣無縫。


這或許會讓期待好萊塢大片效果的讀者諸君感到失望,但這場震動整個云南官場的大案里確實缺少夸張華麗的戲劇效果——沒有一個碰巧是李侍堯早年收養的絕代紅顏,為報恩公,不惜投懷送抱,打入欽差內部;沒有從皇帝身邊千里迢迢趕來的三名大內侍衛施展絕世武功,通過重重機關終于拿到那本證明李侍堯罪狀的秘密賬本;更沒有一間點著一根蠟燭的密室,李侍堯投下手中的骰子,把一堆黃金和銀票推到和珅面前,對他說:“讓我活,這錢都是你的。”


電視劇里的和珅貪官形象


1780年的這場驚天大案里,有的只是大量往返的奏折和供單,在不到12天的時間里,和珅就已經取得了足夠定罪的證據。根據和珅在后來的奏折中所錄的口供,李侍堯收受題升迤南道莊肇奎銀二千兩、魯甸通判素爾方阿銀三千兩、按察使汪圻銀五千兩、臨安府知府德起銀二千兩、東川府知府張瓏銀四千兩,這些賄賂銀兩加在一起大致相當于今天240萬元,但幾乎沒有一名涉案官員試圖抗辯,沒有隱匿財產的報告,更沒有偷逃出境的行為。


和珅的辦事效率和涉案官員的配合看似令今人吃驚,但實際上這并不奇怪,盡管《大清律例》規定行賄與受賄者同罪,也就是所謂的“與受同科”,但歷覽乾隆一朝之前審訊貪污案的記錄,這些行賄官員受到的最大懲罚不過是抄家革職而已,等風頭過后,便能以各種方式調職起復。有人曾統計過乾隆一朝因經濟問題被劾落革職的近千名官員,超過78%的人最終都會開釋復職,畢竟宦海浮沉,君恩無常。但假使此時隱瞞不供,那么很有可能又會被懷疑為李侍堯的同黨,而李眼下已經失寵事敗,與他有所牽連,毫無疑問是一場政治自殺,就像一份口供里說的那樣:“他既已壞了事了,我又何必與他隱瞞?”


一些審訊口供的細節顯示,為了與李侍堯撇清干系,被審官員甚至將自己打扮成無辜的受害者,是在李的威勢勒逼之下才不得不納金免禍。在審理收受魯甸通判素爾方阿行賄一案時,李侍堯供稱是素爾方阿為感激李侍堯讓其回任管理銀廠肥缺,所以通過知府莊肇奎引見主動拿出三千兩銀子孝敬;而中間人莊肇奎則稱是李侍堯聲稱要打發人往蘇州,需要用銀一萬六千兩,要他和素爾方阿“幫我一幫”,這明顯是敲詐;素爾方阿的供詞則將李侍堯比作敲詐勒索的黑幫大佬:“李侍堯素性傲戾,不講情理,若不依從,便有禍患,故此他們都應許了,我亦措銀二千兩交去。”


眾惡皆歸于李侍堯,而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幫兇究竟在哪里?4月11日晚,和珅已經繕寫好奏折準備上報,但皇帝在凌晨寄到的諭旨又使他不得不即刻升堂,審訊張永受。由于已經有了皇帝的提示,和珅便從張永受積蓄的七千兩白銀入手,不料這又一次為李侍堯本已狼藉的聲名再添新創。


張永受供稱,這七千兩白銀實非他個人所有,乃是他代主人寄送到京的,而這筆銀子的來源,更為這場大案添上了一個喜劇橋段。張永受稱他從李侍堯那里領出兩顆珠子,送到同知方洛家中,指著其中的一顆說是總督大人看重的,珠子的主人開價兩千兩,勸方洛買下,當方洛表示自己手頭錢緊時,張永受居然允許其分期付款,另一顆珠子,則如法炮制賣給了昆明知縣楊奮,但楊奮顯然不知道這顆珠子的真正主人乃是李侍堯本人,所以還和張永受討價還價了一番,希望打個對折,在談價不成后,楊奮又稱自己沒有現銀,所以只能由昆明縣置辦總督衙門的貨賬上來沖抵,楊奮的做法等于是用本就是為總督購置用品的錢挪過來買了這顆珠子,最后又送給總督,走了一圈兒,相當于是將辦公用品折現。但李侍堯本人顯然對此一無所知,他不知道自己忠心的下屬就像他挖國庫的墻角一樣,也在挖他的墻角。


清代皇家服飾大量使用珍珠,圖為清帝的金龍珍珠帽頂。明代宮廷所需珍珠多采自廣東南海(今廣西北海)珠池,清代主要的產珠區變為松花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由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采辦,下轄64處采珠河口。每年奏請皇上,決定第二年是否采珠,采珠季節為四月至九月,所獲珍珠重量按一分至十分,分為五等。乾隆六十年間除了五年奉命停采外,有55年在打牲烏拉進行采捕,獲珠10萬余顆,因涸澤而漁造成珠蚌資源枯竭。后雖封江停采,但難以挽回東北采珠業衰落的命運。晚清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六十一年里僅采捕三次,獲珠2000余顆。


在審明一切之后,兩份奏折和供單都被裝入折匣內,疾馳送往行在。4月21日,皇帝看到這些奏折。可以想象皇帝看到這些口供時有多么生氣,勒索屬員已然是重罪,而堂堂一名疆臣大吏,竟淪為與市井商賈同儕,用賣珠子的方式來敲詐屬下錢財,在和珅的奏折上,皇帝難以抑制自己的駭異:“太豈有此理了!”


4月22日,皇帝發布上諭,將李侍堯的罪行詔告天下,在上諭中,皇帝歷數自己給予這位前寵臣的各種恩典,同時也承認李侍堯卻有過人之處:“李侍堯由將軍用至總督,歷任各省,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優,辦事明干,在督撫中最為出色,遂用為大學士”,皇恩如此深厚,倘使李侍堯“具有天良,自應感激朕恩,奉公潔己,以圖報效”,但李侍堯竟如此贓私狼藉,皇帝特別兩次提及了李侍堯向屬員勒賣珠子之事,稱“批閱之下,不勝駭異”“實朕夢想不到”,皇帝下旨,受賄勒索的李侍堯“著革職拿問”,而行賄一方的按察使汪圻、迤南道莊肇奎、原署東川府知府張瓏、降調通判素爾方阿、丁憂同知方洛、昆明縣知縣楊奮,具著革職。


有罚必然有賞,這也是彰顯皇帝賞罚公正的大公至正之心。李侍堯被革去的漢大學士之職,由負責查封審訊李侍堯在京家眷的英廉担任,而空出的戶部尚書職缺,則由和珅補授,至于李侍堯犯事的那個云貴總督的封疆大吏職缺,則被和珅的密友福康安補授。李侍堯的政治遺產就如此被這位欽差大臣的岳丈、密友和他本人迅速瓜分了。在之后的每一份發給和珅的廷寄上諭中,提到他的名字時,都會在前面加上“尚書”兩個字。


但永遠是那句話,君恩無常。一件別具深意的事足以沒有什么樣的恩寵是可以長久的。就在皇帝正式下旨將昔日寵臣打入冷宮的五天前,皇帝在杭州西湖花神廟中看到了一尊面貌似曾相識的神像,詢問之下,得知這尊神像居然是雍正時期浙江巡撫李衛,如今被當做湖神祭拜。李衛曾是雍正最倚賴的臣子,對其寵信不亞于李侍堯和和珅之于乾隆。但皇帝卻對這位父親的寵臣心懷杯葛:“李衛于督撫中并非公正純臣,其在浙江亦無甚功德于民,豈可令其托名立廟,永享祠祀?”下旨將神像“著該督撫,俱即徹毀”。


今天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李衛畫像及展覽。李衛任浙江巡撫期間曾治理西湖,為杭人所稱頌

2015-08-23 08:51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散文大家曠達風趣
梁實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