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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知道了:1780年的大清“打老虎”要案(下)
朕知道了:1780年的大清“打老虎”要案(下)
知道主義 李夏恩     阅读简体中文版


《姑蘇繁華圖》。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期間,在蘇州對李侍堯一案作出了處斷


表態


“臣跪聆之下,震栗悚懼,伏地叩頭,涕泣不能自止。”


沒人知道這究竟是奏折上的虛飾套詞,還是提筆之人的真情實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當云南巡撫孫士毅在4月11日晚上寫下這些話時,他仍能感到皇帝的憤怒正炙烤著他。


孫士毅是在8天前見到欽差大臣和珅的,對方甫一進門,就抽出一紙圣旨,令這位云南二把手跪地聆訓。皇帝在圣旨中毫不留情地傾瀉自己的憤怒,質問孫士毅既然沐浴皇恩,“由軍機行走司員加恩擢至巡撫”,卻為何辜負恩典,“于李侍堯簠簋不飭,近在同城,豈無聞見,何以并不據實參奏?”


孫士毅與李侍堯和和珅全然不同,他完全是科舉正途出身,從最底層的縣令一步步坐到云南巡撫的官職,沒有任何殊恩榮寵可以倚恃。如果說李侍堯尚可藉寵信而逾矩越規的話,那么像孫士毅這樣的典型官僚只能循規蹈矩、如履薄冰。他與皇帝之間沒有任何特殊關系以為依靠,就像一個公務員和他的上級一樣,除了冰冷的工作關系外不具有任何感情,孫士毅深知這一點,8天的時間也足以讓他仔細思忖如何表明自己的態度,同時又不會開罪或惹惱任何一方。


在孫士毅最后給皇帝的請罪奏折中,李侍堯給人的最初印象是“辦事認真,不避嫌怨,每有陳奏事件,無不切中事理,動和機宜”,對應對進見的屬員也是“略有錯誤,必痛加呵斥,不留一毫余地”,完全是一個剛正嚴厲的直臣的形象,況且李歷任總督數年,“從無一人從旁訾議”,加上云南本就“邊隅瘠薄”,無甚油水,怎么可能一到這里卻突然開始收受賄賂了呢?孫留心訪查,也未發現有何證據。直到上一年,李侍堯因為與臬司汪圻意見不協,把汪私下饋送給李的禮物當眾擲還,孫才知道李侍堯收受屬員賄賂屬實。但李侍堯一向對下屬“威逼勢壓”,所以屬員“畏之如虎”,不敢盡情吐露,孫作為一個新近小臣,未抓到真憑實據,自然更不敢妄自參奏。


孫士毅更指控李驕橫跋扈,本來“各直省督撫俱有本衙門主政事件”,但在云南,卻“事無巨細,系總督一人做主”,甚至連巡撫都不得過問,就在兩個月前,李侍堯審理建水縣納樓土司謀殺縣民白易巖一案時,起獲黃金六百兩,白銀一千兩,但李侍堯卻在移送給孫的折稿中改為金六十兩,銀七千五百兩,當孫提出疑問時,李居然以“此是我總督主政之件,如有不合,惟我是問”作答,完全不把同省的二把手孫士毅放在眼里;另一件則是云南過去因邊事不寧,所以在省城至普洱、騰越、龍陵等處設有大量臺站,駐兵馬防守,每年支出兩萬數千兩,但如今邊境已安靜無事,這些兵馬本當裁撤,節省開支,但當孫士毅向李侍堯進言時,后者卻“堅執不允”,孫言下之意是李侍堯打算侵吞這筆款項。


但皇帝在4月21日看到孫士毅請罪奏折時,并沒有被其謙恭自劾所打動。孫在奏折中對自己的痛斥反而被皇帝視為對自己罪行的開脫,只消將孫的奏折與皇帝的朱批進行對照,就可以看出皇帝的憤怒在步步升級:


孫:(臣)遇府廳州縣上省,密詢曾否饋送(李侍堯),俱堅稱并無其事。暗中跴訪,難得指證。

朱批:是何言耶?

孫:仰賴皇上圣明燭照,欽差大臣來滇令李侍堯解任,密提家人員役隔別嚴鞫,方能水落石出。

朱批:巧言飾非,爾罪更不可逭矣!

孫:小臣初任巡撫,于李侍堯勒索等事,未得確切證據,不敢因擲還汪圻私饋一節將李侍堯遽行參劾。

朱批:即此一節當不應奏乎?

孫:倘臣一經舉發,而屬員畏憚李侍堯不肯承認,則臣反自蹈于污蔑。

朱批:更不成話!

孫:仰祈皇上將臣交部重治罪,以為瞻顧者戒。

朱批:不必用爾自請!


皇帝所以對孫士毅的奏折龍顏不悅,不僅僅是因為孫蒼白無力的自我辯解令人惱火,更因為其觸動了帝國官僚體制中最敏感的一個問題,即地方權力的分配與制衡。簡單來說,總督(從一品)盡管比巡撫(正二品)要高出半級,而皇帝在頒給總督的圣旨中也常常有節制巡撫的訓諭,但在帝國設計的地方官僚體系中,兩者是平行的,彼此不歸對方管束,他們唯一負責并且效忠的對象,只有皇帝一人。


孫士毅畫像


盡管從職權分割上講,總督掌軍政,巡撫管吏治民事,但皇帝又常常會下旨總督查訪地方吏治民瘼,諭令巡撫將該省軍機要務稱便上奏。倘使督撫果真各理軍政吏治,不相干涉,則皇帝會切責其心分畛域;但如果督撫互相干涉對方太多,皇帝又會指責其越職侵權,兩者的職權間有著大片的灰色地帶,但界線究竟在哪兒,只能由自己來拿捏分寸。最重要的是,皇帝盡管明里訓諭督撫當和衷共濟,但在密旨中卻鼓勵兩者之間互相檢舉摘發。


在有清一代,督撫不和乃是公開的秘密,皇帝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也正在此時,皇帝才能發揮其仲裁者的權力,裁決督撫兩者究竟孰是孰非,這也就是所謂的中央駕馭地方之道。反之,督撫之間親密無間,毫無閑言,在皇帝眼中才不正常,皇帝甚至會認為督撫串通一氣,在省內結黨拉派,試圖坐大。


易而言之,皇帝派遣欽差的真正目的,并非單純查辦總督李侍堯的貪縱營私,而是因為皇帝在這個距離京師萬里之遙的邊省布下的權力制衡體系已經被李侍堯全盤破壞,就連身為二把手的巡撫孫士毅業已自甘放棄自己檢舉摘發之權,任由李侍堯專橫坐大,直到欽差到來,才將一切和盤托出,這未免也太遲了些。所以當孫士毅在奏折中以久旱逢甘霖的口氣稱頌皇帝“圣明燭照,欽差大臣來滇令李侍堯解任,密提家人員役隔別嚴鞫,方能水落石出”時,皇帝才會毫不領情地痛斥其“巧言飾非,爾罪更不可逭矣!”


作為欽差的和珅提訊孫士毅,使他檢舉摘發總督李侍堯,恰恰是使皇帝布下的地方制衡體系重歸均勢,這正是這名欽差大臣的過人之處,也是他深受皇帝寵信的原因。因為他能夠恰當地揣摩出皇帝的心思所在,辦理稱旨。


盡管云南在欽差大臣和珅的查辦下已經漸次回覆均衡,但犯下的罪行卻不能被寬恕。收到奏折的第二天,皇帝在蘇州行宮明發上諭,稱孫士毅的請罪奏折“殊屬欺飾”,而國家之所以設立督撫,“原為互相糾察。以維吏治而飭官方”。孫士毅打算以請罪的方式獲得皇帝的同情,希冀以自劾失察來獲得較輕的降調處罚,“尤屬巧卸”。在上諭的最后,皇帝對這位負恩罪臣做出判決:“孫士毅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為欺隱不職者戒。”


案件已經定性,那么之后的事情就和以往同類案件的處理一樣:官僚機器飛快地運作,赍折的差弁往返于途,將各省官員的奏疏呈遞御前,又將寫有朱批的原折帶回;寄送上諭的差官日夜兼程,將皇帝的諭旨發往涉案各地;然后是恭啟折匣,捧讀朱諭;叩首接旨,揣摩上意;接著就是行動,所有涉案官員的家宅被兵丁包圍、查抄,賬房皂隸將如稱珠量沙般將查抄物品事無巨細地登記造冊;犯官的家眷,從垂垂老矣的高堂叔祖,到尚未進學的垂髫小兒,全部帶回官中,嚴加訊問,再然后,查抄的過程被繕寫奏折和物品清單、犯官家眷的口供一起,裝入折匣,呈至御前,然后,輪回再一次開始。


到6月初,李侍堯一案所有從犯官員都已被查抄定罪完畢,被李侍堯勒索的素爾方阿被判斬監侯,家產抄沒、臬臺汪圻和道員汪肇奎被“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永遠充當苦差”,被李侍堯勒買珠子的同知方洛和楊奮則“發往烏魯木齊,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唯一逃脫罪罚的是一名叫德起的知府,但他脫罪的方式是“業已身故”。


清末的云南府(昆明)北門拱辰門。清朝云南省常貢為大青17450斤,二青1366斤,石黃122斤,松花石綠1000斤,全為礦物顏料,交解戶部。不過,清朝各省在常貢之外,地方督撫、將軍,及內務府派駐各地的海關、鹽政、織造等也都要例行納貢,貢品在清初比較隨意,雍正朝后成為固定制度,乾隆時期達到頂峰。

清代地方官員固定的例貢名目包括年貢、端陽貢、中秋貢、萬壽貢(皇帝生辰),此外還有比較隨意的“千秋貢”(皇后生辰)、茶貢、果貢、燈貢等。江南貢鰣魚、山東貢牡丹、廣東貢象牙等,都算作例貢。云貴總督的例貢包括普洱大茶五十圓(餅),普洱中茶、普洱小茶、普洱女茶、普洱珠茶各一百圓,普洱芽茶、普洱蕊茶各三十瓶,普洱茶膏三十匣,象牙一對、茯苓四圓、朱砂二匣、雄精二匣。

官員例貢的資金來源有三項,一是自掏腰包(養廉銀),二是公帑(辦公經費)里支出,三是地方商人報效。一些肥差,比如粵海關監督,進貢的物品多為官員自掏腰包,清帝也視此為理所當然。此外粵海關奏效公費中還有5.5萬兩“備貢銀”的報銷額度,淮鹽政則為1.2萬兩。




乾隆帝的反腐懲治力度之大,恐怕可謂歷史上前所未有,現在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這起案件的罪魁禍首李侍堯本人,如果上面這些被他脅迫的從犯都如此重處,那么李侍堯恐怕將更罹重刑。


《大清律例》中有兩條罪名可供判罪,其一是所謂的貪污罪,原律是“四十兩,斬”,但這條原律太過苛刻,以至于除了在順治年間被執行過一次外,再無施用,只是作為法律一條,聊備一格,真正被執行的是1725年所定的附律條例,即“凡侵盜錢糧入己,自一千兩以下,仍照監守自盜律擬斬,準徒五年;數滿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侯,秋后處決,遇赦不準援免”;另一罪名則是貪贓罪,如果枉法貪贓,則贓至八十兩以上處絞刑;貪贓而未枉法,則至一百二十兩處絞,以李侍堯收受上萬兩白銀的罪行,無論按哪一條判決,都難逃一死。


欽差和珅等人在咨問了諳熟刑名之學的隨員后,最后擬定的罪名是貪污罪,在向皇帝的陳奏中,和珅寫道:“李侍堯婪索贓私盈千累萬,且明知素爾方阿系管廠之員,向其勒索多貲,即與侵虧無異,將李侍堯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侯”。但在批交大學士、九卿會同具奏時,后者卻認為和珅所擬判決,雖然就李侍堯犯罪事實來講,結實可靠,但其“種種贓跡,實為臣僚所共駭憤”,因此僅僅按貪污罪擬斬監侯,“尚絕罪浮于法”,因此應改為斬立決,“即行正法,以為大臣負恩貪婪者戒”。


在得到了兩個判決結果后,皇帝在6月9日頒布上諭,上諭洋洋灑灑數百言,可謂不憚饜煩,諄諄教誨,口氣就像一位老師在全班面前訓斥犯了錯的學生,皇帝在上諭起首明言大學士、九卿在核議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罪行后,將和珅原擬的斬監侯改為斬立決,之后再一次提及皇帝是如何加恩李侍堯不次拔擢,而李又是如何忘恩負義,“實是朕意想所不到”,更讓皇帝“因此案實深慚懣”,皇帝表示自己對各省督撫已然信心俱喪,無法再深信任何一人,要求這些督撫“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觸目警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堯為炯戒”。


在一番長篇大論的道德訓誡和獨白后,皇帝最終說出了自己的目的,將此案擬核原折發交各省督撫閱看,讓這些李侍堯的前同事們來“酌理準情,各抒己見”決定究竟是對李侍堯判處斬監侯還是斬立決,皇帝特別要求各省督撫不再使用密折,而是“定擬具題”(具名上奏)。


在各省督撫看來,沒有任何懸念,皇帝這樣大張旗鼓遍諭全省,自然是為了看到各省官員對這一事件的公開表態,既然皇帝在上諭中措辭如此嚴厲忿憤,那么為臣下者自然更要深自反省,代君泄憤。


表態乃是帝國的一門高深地政治學,它既是政治上的一次展示自己忠誠可靠的機會,也是一口不慎就會跌入失寵深淵的陷阱,如何拿捏分寸,全看臣子是否能從上諭中讀出皇帝的微言大義。每一個久經宦場的臣子心下都明白,皇帝要的并非真是臣子心中的真實想法,而是皇帝早已在心中預設好的那個答案,但這個答案必須由臣子親口說出——所謂表態,不過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忠誠測驗。


第一時間作出表態是直隸總督,既在天子腳下,時時凜受天威,自然應當率先垂范,表示定將“仰副我皇上砥礪廉隅、剔除弊實之至意”;皇帝行在所在的江蘇巡撫的表態奏折也幾乎在同一天到達,表示皇帝“隨時隨事教誡臣工,于明罚敕法之中,寓警覺提撕之意,激發懲創,溫肅兼施”。接著,按照與中央距離的親疏遠近,山東、陜西、湖廣(湖南、湖北)、安徽、甘肅、江西,浙江等省,最后表態的是李侍堯原先執掌的云南和貴州兩省。


在20天的時間里,十八個行省的督撫全部表態堅決擁護皇帝對李侍堯的查處懲辦,幾乎每一位督撫都表示自己在經歷此事后,看到皇帝反腐的堅強決心,“砥礪廉操”、“時時儆惕”、“痛加自省”成了這場表態運動的關鍵詞。而對李侍堯的兩個判決結果,幾乎所有督撫都一致支持大學士、九卿的判決,從嚴處以斬立決。


唯一一名稍有不同意見是安徽巡撫閔鶚元,盡管他也對這一事件“痛自猛醒”,但他卻認為李侍堯“歷任封疆,其辦事之勤干有為,實為中外所推服”,而《大清律例》中“八議”條款有“議勤”、“議能”可以減罪的條款,所以閔鶚元希望皇帝能念李侍堯勤勞久著,對其“稍寬一線”。


皇帝對這些奏折的朱批只有一句:“該部知道”。


晚年的乾隆帝



結案


鋼刀舉起,人頭落地。同樣的戲碼,年復一年在帝國的大地上上演,菜市口濺起的紅雨,一次次怵惕著那些膽敢以身試法者的野心,使他們在鋼刀面前斂手屏息,不敢逾越分毫。但慣常為人們遺忘的是,在旁圍觀的,并為這砍頭所震顫、所鼓舞的,永遠只是平頭百姓,而官員,卻是高踞堂上,冷眼注視那顆頭顱滾落在塵土之中。


但那天,滾落在塵土中的頭顱,并非屬于李侍堯,時間也已是兩年之后。此時李侍堯早已不是待死的囚犯,而是那名判決他人死刑的審判官。此時李侍堯已在一年前升任陜甘總督,很快又將因破獲了甘肅通省冒賑大案而給予一品頂戴,加太子太保銜。在這場波及甘肅全省的大案中,陜甘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原任甘肅布政使王亶望被處斬立決、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處絞、跟著他們一起走上斷頭臺的還有56名各級官員,而還有十余名畏罪自殺的官員在黃泉路上等著他們。


李侍堯的奇跡番生似乎出乎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實際上李侍堯一案中的各名判處斬監侯和流放的官員,幾乎沒有一人踏上死路——孫士毅的伊犁之行尚未啟程,就被召回京城協助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其他人也在賠付后得到寬免,雖然不少人的仕途因此中輟,但即使是最不幸被判處絞監候的素爾方阿,他最后一次出現在官方史料上是在1787年,皇帝下旨將其免死,并從蒙古羈押地放還。


李侍堯本人在囚牢里走出后更是一路坦途,除了在1784年因田五之亂剿辦不力,與斷頭臺有過一次短暫的死亡約會外,一直平安公卿,到他1788年去世時,他已貴為閩浙總督、襲封伯爵,他的畫像也被懸掛在表彰國家功臣的紫光閣里供人瞻仰。


死囚,功臣,僅一線之隔,一如生人殺人,乃皇帝之威權一般。而真正救下李侍堯一命的,卻只是一個小人物。如果你還記得那個自投英廉衙門,呈上李侍堯七旬萬壽貢單的方喜兒的話,正是他為求自保的行為,拯救了這位總督大人的生命。皇帝循著方喜兒所呈貢單的線索訪查,發現李侍堯所貪污勒索的絕大多數錢財并沒有落入己囊,而是用于為皇帝購置貢品。


皇帝可以斥責李侍堯的貪縱,但卻不能懷疑他的忠誠,他與甘肅冒賑案的主犯王亶望不同,后者不僅欺蒙皇上,更將所有贓私都落入自己的錢袋,當官兵去查抄其家時,發現書齋里到處都放著燉好的燕窩,不識貴物的兵丁徑直取來吃食,還把它當成是洋粉;而在查抄李侍堯家時,家中值錢的財產,卻是皇帝當年賞還給他的貢品。


而且,皇帝再也無法找到一個像李侍堯這樣干練通達,辦事稱旨的官員了,就像李侍堯的競爭者和珅一樣。后者終乾隆一朝恩寵不絕,但他招權攬賄,也居歷朝之冠。1799年,就在乾隆去世后15天,嘉慶皇帝即將和珅賜死,他龐大的家產總和成了后來的一個巨大的謎團,從8億到11億兩的記載都有——無論是哪一個數字,都令人咋舌。但他的首要罪行并非貪污納賄,而是在卻乾隆尚未宣布冊封嘉慶為皇太子時,便“先遞如意,泄露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


位于北京后海的和珅府邸,后被嘉慶帝抄沒,賞給皇弟永璘,成為慶王府。晚清改為恭王府。


權力的秘密,就是秘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看似一切順理成章,可以預知走向,但卻突然中途橫生枝節,使支流成為了主干,雖然看似不可思議,但細審又合情合理。懲辦了和珅這樣的國之巨蠹,所有人都以為會中興再造,但等來的卻是中衰。查抄的和珅包括當鋪、錢莊、土地在內的大量資產,使金融市場突發震蕩,由此引發民生和社會的總體危機,而和珅死后留下的權力真空,固然被一群比他廉潔百倍之人所填補,但后者的才能,卻不足以與之相提并論。


嘉慶一朝確實徹底鏟除了像李侍堯、和珅這樣的貪縱權臣,但廉潔并不意味著才干,這起案件使官員學會的不只是廉潔奉公,還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自甘平庸。這兩條線在一個平庸的時代里交織,一直通向道咸時期的銀荒危機和來自外部勢力的鴉片戰爭。李侍堯在紫光閣里懸掛的畫像,也正在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永遠消失無蹤。至今,我們仍不知道這位乾隆朝兩起兩落的奇才臣僚究竟如何長相。


也許,這才是最具諷刺性的。就像一臺機器一樣,故障的零件會使它的運行出現問題,但它仍能運行,但一旦將這個零件取走,整臺機器也就停止,甚至瓦解了。


至于其中的道理,我想,你懂的。



雍正帝洋服打虎行樂圖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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