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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翻譯官能成為漢學家?為什么通事和買辦沒有分化出學問家?
為什么翻譯官能成為漢學家?為什么通事和買辦沒有分化出學問家?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王維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德國第一代漢學教授是從外交翻譯官中養化生成的。政治和學術無法一直保持同心同德,但也并非不能相克相生。體制約束著學院派漢學家的成長,體制也為漢學家的成長提供保障。三位外交翻譯官向漢學教授轉化的成功和失敗,體現出時代變遷與個人職業選擇的互動關系。



近代中國開放以后,歐風東漸,新知輸入,首先在口岸城市催生出新職業——通事和買辦;同樣,在輸出國歐美也衍生出新職業——專業翻譯。都是以“舌耕”為生計,我們的通事和買辦所學到的是變了味的洋涇浜英語,他們的翻譯則學會了地道的漢語和方言,順此門徑,他們進而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學、歷史和哲學,探尋科學方法,構建知識體系,將中國學問搬進了大學,形成延續至今的“漢學”。


從翻譯到教授,第一代學院派的漢學家由此養成。 為什么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我們的通事和買辦里面為什么沒有分化出學問家?他們的翻譯就一定會蝶化為漢學家嗎?究竟是體制因素,還是偶然因素,造就了德國第一代學院派的漢學家?


一、駐外使領館不是漢學家養成所


西方第一代漢學家是從傳教士中產生的,所以我們的研究者多稱這一代人所構建的研究中國的學問為“傳教士漢學”。 從今天專業分工的角度看,所謂“傳教士漢學”還比較業余,不能算作是一門學科。反過來講,當年傳教士也未必把自己看作是專門的學問家,因為他們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的出發點是傳教,而不是純學問。為達到傳教的目的,他們更在意實際的效果,而不太顧及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即使是被中、西學者公認為一代漢學名家的傳教士兼漢學家艾約瑟博士(Joseph Edkins, 1823-1905),他的研究方法也稱不上是科學的:


英國著名漢學家艾約瑟博士在上海海關的統計部門供職,他娶了位德國太太,就住在總領事館的對面,我常去他們家。艾約瑟以前是傳教士,至今還與傳教團保持著聯系。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67歲。赫德爵士給了他一閑職,為的是讓他有暇從事科學研究。他確實沒有浪費這一機會,勤學不倦。多年浸淫其中,他在中國文學方面擁有淵博的知識,能夠迅速解讀難懂的文本。他還是少數幾個掌握了上海方言的歐洲人之一。但是,就像大多數的英國同行一樣,他也缺乏科學方法的訓練,所以其論述很膚淺,往往一知半解。他喜歡下結論,卻無法提供證據;有些表述看上去得到支撐,但經不起檢驗。有一次,我提醒他注意一下方法上的缺陷,他十分幼稚地答道:“咳,在這些事情上,證據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給出這一判斷的是德國第一代漢學教授福蘭閣。他出生在東普魯士,父親是當地(Gernrode)的鎮長,企盼著兒子進大學學習法律,將來進入政界,但福蘭閣的求知興趣卻在人文科學方面。他先后在弗萊堡大學、柏林大學和哥廷根大學求學,1886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內容為梵文研究)。外交部的朋友告訴他,部里很需要東方語言的翻譯人才。


當時的規矩,要想跨入外交部的門檻,必須具備法律學的文憑,所以畢業之后,福蘭閣同時在柏林大學的法律系和東方語言系報了名。學了不到一年,就被外交部看中,于1888年派到北京使領館,担任翻譯實習生。1890年到駐上海總領事館担任翻譯,結識了艾約瑟。作為晚輩,他是懷著敬仰的心情與艾約瑟交往的,上述他對艾約瑟的評價完全是就事論事,絕非有意貶低。


作為正在從外交翻譯官向專業漢學家蛻變中的福蘭閣,他敏銳地發現了前輩漢學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即研究態度不夠嚴謹,研究方法不夠科學。而是否講求科學方法,或者說是否以求真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目的地,正是學者與非學者的分水嶺。換句話說,福蘭閣一代人的出現,表征著傳教士漢學的終結和學院派漢學的崛起。


除了翻譯,派往中國的外交官絕大多數都不是中國通,他們不僅不懂漢語,而且也沒有多少興趣了解中國。更糟糕的是,那時的中國被視作荒蠻之地,有門路、素質高的外交官不愿到中國,來到中國的,多是掙錢還債的賭徒,而這些賭徒大多是退役軍人:


外交部當年有種觀念,這一觀念也化為事實:除了Dr. Lenz,我這里提到的所有人都是退役的少尉。而職業轉換的主要原因是賭債,這里的收入很不錯。他們本可以不到這種偏僻的地方就職,而現在不得不來到這里, 所以這些先生話語中充滿了尖刻的幽默。我向Dr.Lenz報到的時候,感受到了他們所有人的觀點。這是位粗暴無禮的先生,自以為是唯一懂行的人。他告誡我,“把柏林學的那一套胡扯忘掉!就是馬上把在Grube課上學的東西忘掉!”


這里Grube指的是Wilhelm Grube(1855-1908),翻譯成中文的名字有格羅貝、顧路柏、顧威廉, 他是賈柏蓮的學生。按照瓦拉文司(Hartmut Walravens, 1832-1904)的看法,格羅貝是對德國東亞學研究產生深刻影響的人物,他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已成為德國漢學經典著作,他的得意門生有福蘭閣、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和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這些學生都成為德國漢學史上舉足輕重的角色。從1884年起,盡管格羅貝在柏林大學長期担任漢語教學和研究,但是他一直沒有取得漢學教授的席位。 或許正因為如此,那位傲慢的外交官Dr. Lenz才不把格羅貝放在眼里,甚至在他的學生面前粗暴無禮。


三年之后,另一位年輕的外交翻譯官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7-1944)抵達北京使領館,看到的情形也與福蘭閣一致:“他們的生活目標就是花樣繁多的吃喝打扮,還有打情罵俏和打牌賭博。” 佛爾克比福蘭閣小四歲,出生于北德的工業重鎮不倫瑞克(Braunschweig),他先后在日內瓦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法律,獲得法學博士,同時在新成立的東方語言系學習漢語。1890年作為翻譯實習生被派到北京使領館,與福蘭閣為同事。在駐中國使領館苦學勤練多年,回到德國后,他們兩人才得以進入大學漢學系,成為德國第一代的漢學教授。


福蘭閣和佛爾克的成功,并不能證明駐外使領館是漢學家的養成所。下面穆麟德(P. G. von Moellendorff,1847-1901)所提供的相反例證,更讓人看到體制對漢學家成長過程中的阻礙甚至扼殺作用。


二、一個失敗的例子


福蘭閣、佛爾克一代人的出現,絕非偶然。德國在東亞緊迫的現實政治經濟利益,召喚著精通漢語的翻譯。令人尷尬的是,以普魯士為首的諸侯國奮起直追英法美諸殖民強國,于1860年首次派遣前往日本、中國和暹羅簽署通商條約的東亞外交特使團的時候,竟然發現本國找不到一個合格的翻譯,最后不得不在澳門臨時聘請一葡萄牙人為“舌人”:


今天早上我雇的翻譯來報到了。他是葡萄牙人,名字為馬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英語和法語說得很不錯。他有12個孩子,昨天從他所居住的澳門,乘蒸汽輪來的。我馬上給他布置了工作,讓他把我起草的協約草案翻譯成中文。


使團于1861年3月7日抵達上海,而這位馬先生前來會合的時候,已是4月3日。臨時抱佛腳,既耽誤時間,又有泄漏國家機密之虞。作為正在崛起中的歐洲大國,需要培養自己的翻譯專才,而這樣的翻譯培訓所只能由大學來承担。1871年俾斯麥統一德國,1877年柏林大學創立了德國第一個包含有漢語教學的東亞研究機構——東方語言系(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該系成立的慶典儀式上,臺下的大多數聽眾不是學生,而是官員、傳教士和商人。作為該系學生的福蘭閣晚年回憶說,那時的東方語言系“不是一個學術機構”, 更像漢語速成班,福蘭閣在這里只學了一年,就被外交部派往北京使館担任翻譯。


但福蘭閣不是外交界最早的專業翻譯,在他之前的二十年,已經有人試圖從使領館的翻譯生向專業漢學家發展,只是時運不濟,他失敗了,這個人就是穆麟德。他出身于勃蘭登堡的一支有名的貴族家庭,世代顯宦,曾祖官至陸軍元帥,父親也曾做到Uckermark縣經濟委員會的委員(Oekonomiekommissionsart)。在中學時代,穆麟德就喜歡上了東方語言。在哈勒(Halle)大學學習法律和哲學之余,東方學也是他用力甚勤的功課。1868年,經在柏林做官的家族長輩引薦,他被赫德召入上海海關工作。報酬雖高,但這不是他所喜歡做的事情。不能選擇自己的職業,至少可以選擇一個理想的工作地點吧?他最想去的是北京,可是翌年初卻被派往漢口。工作上的失望,化作了學習上的動力,他把主要心思都用在學習漢語上了,他請了一位漢語老師,每天上門授課。這讓上司很不開心,覺得這位年輕人不務正業。


1874年,穆麟德主動辭去海關的工作,由商界進入外交界,被選中担任駐華使領館的翻譯,后又被派往天津、上海等地的領事館担任翻譯。他誤以為使領館是理想的漢學家養成所,工作和學習可以和諧相處。他無所掩飾地開始狂熱研究中國歷史、文學、法律和哲學。他還走出領事館,熱衷于向上海的德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德國人有一個俱樂部,俱樂部擁有一家劇院和一個圖書館。俱樂部舉辦各種演講,每個系列的演講由十個報告組成。我答應給他們做一個報告,題目是“中國的風俗習慣”,分成三個晚上來講。之所以選這樣一個題目,是因為我們整天與中國人在一起,可是我們實際上很少知道這個國家和人民。


更進一步,穆麟德鉆研起了滿語語法,并寫成專著,他還編就了一本滿語文選,撰寫了有關中國哲學的學術論文。就在他躊躇滿志,期待著上司欣賞的時候,他才發現情況不妙。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越多,上峰越是不高興,其后果也就越發嚴重:1878年,在上海升格為總領事館之后,一位“對中國什么也不懂的年輕人” 躐等而上,被任命為副領事,而穆麟德不升反降,級別從二等降到了三等。熬到1879年,他被任命為天津領館的代領事,似乎“轉正”指日可待,誰知到了1882年正式任命下來,領事一職又花落人家。在講究門第與資歷的外交界,這種現象并不常見。


一怒之下,穆麟德掛冠而去,通過中國朋友周馥和馬建忠的引薦,他竟然得以進入李鴻章的幕府。不久隨馬建忠前往朝鮮,担任朝鮮國王的外交顧問,親身經歷了鄰國的那場宮廷政變。但穆麟德的客卿生涯也不成功,在李鴻章眼里,這位“善漢語”的德國人“惡日而昵俄”,在朝鮮的作為直接損害了中國的利益,故奏陳朝廷將其撤回。


穆麟德失敗了,無論作為海關職員,還是作為外交翻譯,他都失敗得沒有挽回的余地;同樣,作為客卿,他也失敗得無路可走,最后落得個兩面不討好的下場。失敗的原因在那里呢?從德國國內環境看,外交部需要的是從事技術性工作的翻譯,而不是漢學專家,成才環境極為不利;從自身條件看,嚴格地說,穆麟德沒有受過像福蘭閣和佛爾克那樣學院式的科學訓練,雖然他有意識地鉆研漢學,但是進入的路徑不對,其研究成果難以被學界認可。再說,在海關和外交部兩條通路被堵死之后,他想另起爐灶,進入學界,但希望渺茫:一是德國的漢學象牙塔只有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且都沒有設立漢學教授席位,機會實在太渺茫。


三、兩個成功的例子


待穆麟德醒悟過來以后,他在1890年把自己的人生教訓告訴了后輩——時任駐上海總領事館翻譯的福蘭閣:


如果您想在外交生涯上步步高升,那就絕對不要學習漢語;換句話說,如果您無法控制自己的研究興趣,那就繼續研究吧,不過要裝得像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這一興趣,否則,您就無可救藥地被牢牢地釘在翻譯的位置上了。


“幽默感十足”的穆麟德在這里道出的全是苦澀,更為苦澀的是,他錯過了成為德國第一代漢學教授的良機。生不逢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與他的個性有關:抱怨太多,得罪了各個時期的頂頭上司。比如公使巴蘭德(Max von Brandt, 1835-1915)是一個難得遇到的開明上峰,他無條件地支持其屬員的學術研究,如在使館担任翻譯生的佛爾克1891年給未婚妻的信中,透露了他業余研究漢學的情形:


上個禮拜,我以為最多兩天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然后就可以給你寫信,然而兩天變成了五天,但是至少我寫的這篇關于北京沿街叫賣及街頭商業的文章得到了我的最高領導的認可。他甚至主動提議,要我把這篇文章做些補充后,寄給和立本(von Holleben)先生,即駐日公使,他在東京是德國“東亞協會”的主席,最有資格評判文章的價值。


這封信中“最高領導”之所指,就是巴蘭德。他對年輕后生的關懷,早已超越了容忍,而是刻意地栽培和指引。這說明,在體制還在制約學院派漢學家養成的環境下,個人化解體制約束的作用尤其重要,巴蘭德對第一代學院派的養成,起到了關鍵作用,福蘭閣的經歷也證實了這一點:


巴蘭特先生卻不一樣。他在東亞事務上的豐富經驗,對西方與中國交往歷史的了解,無人能出其右。他很明曉,在中國這樣的陌生世界里處事,語言之外,還要學習研究這個國家的現狀和歷史,他本人就是努力這樣做的,只是沒有時間學習語言。所以他完全理解屬員從事科學研究的用心,在不影響公務的條件下,總是給他們以方便。


福蘭閣和佛爾克都對巴蘭德充滿感激之心,正是巴蘭德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他們在工作之余,還能潛心研究漢學,但穆麟德顯然沒有處理好與上司的關系,這責任大概在于他自身:他自以為是,自視太高。在他去世之后,其太太的過譽之詞正好反襯出他性格上的缺陷:


穆麟德是那個時代遠東最天才的學者之一。


他是德國文化在遠東利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無論是在中國的歐洲人中,還是在中國人中,他都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即便是在中國內地,或則是在整個朝鮮,他都聲望卓著。


這不符合事實。這種夸大之詞本身很可能就是穆麟德的自夸,他太太只是有聞必錄而已。她不懂中文,不可能具備評判其丈夫學術水平的能力。當然,他們夫妻倆也不知道,別人是如何評價其學術水準的:


我有機會反復觀察了他,發現他并非擁有真才實學,他的著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幾本著作今天已經被人所遺忘。


福蘭閣1890年與穆麟德交往之后,已經看到他的問題所在。而穆麟德的問題不僅存在于學術水準上,而且還在于他與人交往的能力上:同樣的工作環境,同樣的上司,穆麟德碰到了麻煩,仕途不順,漢學研究沒有達到專業學者的水平,而福蘭閣和佛爾克卻取得了成功。福蘭閣當年與穆麟德聊天的時候,已非常清楚外交部這樣的官方機構不可能是容忍學術研究的地方,所以他對穆麟德的牢騷深有同感:


這一說法雖有些夸張,但卻道出了大部分的事實。誰學得中文越多,誰被懷疑有科學研究的傾向,誰馬上就會在職位上栽跟頭。國內的那些官僚主義者們,他們對國外的了解還沒有超過瑞士的范圍,可是還想著要到國外來做官,他們是法律專家,卻沒有一個是語言學家。行動者是排在第一位的,翻譯官只能排在最后一位,是無足輕重的。他們鉆研東方語言這件事本身就是旁門左道,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就是這種看法。


但福蘭閣與穆麟德的區別也可謂涇渭分明:正因為福蘭閣對外交部和使領館翻譯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冷靜而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在北京時期抓住了巴蘭德給予的機會,埋頭做研究。同樣,在上海領事館工作時期,他也贏得了總領事Stuebel的大力支持。盡管骨子里對外交部的官僚主義深惡痛絕,但他長于忍耐,或者說他會堅持,等待屬于自己的機會,一直等到1901年,他才主動脫離外交部。到了1909年漢堡的殖民地研究所(漢堡大學的前身)在德國境內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席位時,他毫無懸念地獲得了聘任。潛心于學的佛爾克與福蘭閣的經歷相類似,對德國漢學史素有研究的司徒漢教授(Hans Stumpfeldt)也認為,佛爾克充分利用了他在中國担任外交翻譯官的機會,把可利用的時間都用在了漢學研究上面。 1896年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報紙《德文新報》上常有署名為“A. F.”的古詩翻譯,應該就是出自佛爾克之手。 佛爾克在北京、天津、廈門等地担任多年的翻譯之后,佛爾克于1903年被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系聘為教授,1923年接任福蘭閣的席位,成為漢堡大學漢學系的第二任漢學教授。


上天總是把機會賜予那些有準備的人。


四、余論


雖然駐外使領館絕不是專業漢學家的養成所,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里還是學習和研究漢學的容身之地:既有高額報酬,又有語言環境——從最關鍵的兩個方面為學習漢語和研究漢學提供了保障。哪怕存在著外交部體制上的阻礙和駐外外交官的制約,只要一心向學,持之以恒,成功并非遙不可及。


在漢學研究由業余向專業轉型的過程中,像赫德和巴蘭德這樣的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并不懂漢語,也不是中國通,但因為自身素養好,又長期在中國任職,他們意識到同情地了解和理解異邦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充分發掘和利用手上的資源和權力,為有志向的年輕人指引方向,提供方便。這樣做,不僅彌補了體制對人才的束縛,而且也開辟了養成專業漢學家的獨特路徑。


正是借助于個體的上峰的支持,福蘭閣和佛爾克才順利成長為第一代的漢學教授,或許正是因為經歷了從官僚衙門向學術象牙塔的成長路徑,他們有切膚之痛,所以他們在走上學術正途之后,才會極力維護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把德國的漢學研究引入正軌,并迅速縮短了與傳統漢學研究強國英、法之間的距離。


從1860年普魯士第一次派出使華外交特使團到1910年漢堡大學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席位,時間花費了半個世紀。學科發展進程固然受到政治局勢的制約,但更受到學術體制自身慣性的制約,直白地說,教授席位制度才是制約漢學發展的關鍵力量:漢堡大學漢學系的第二個教授席位設立于1967年,換句話說,花了57年才實現了兩代漢學家的夢想。時至今日,又是四十五年過去了,第三個教授席位即將誕生。這是否昭示這德國學院派漢學的復興?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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