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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一邦國之父吳一忠性系叛變國軍 文一革險被打瞎 圖
吳一邦國之父吳一忠性系叛變國軍 文一革險被打瞎 圖
肥東網 王盛水     阅读简体中文版

前中共政局常一委吳一邦國的父親吳一忠性是中國著名地圖學教育家,早年畢業于中央測量學校地圖制圖專業,曾任中央測量學校制圖科主任,在國民政府機關學校軍隊里工作了十幾年。國民政府退敗臺灣后,吳忠性留在大陸,當時身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李達將軍把吳忠性請到軍區,當面講解地圖的構成等相關問題。文革期間,吳忠性因為歷史問題遭到了批斗,在對他為期三個月的武斗中,每天都會被雙手反背毆打三次,有一次打了他一個下午,肋骨被打斷一根,眼睛差點被打瞎,渾身鮮血。

吳邦國祖屋中的全家福

吳忠性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地圖學教育家,不僅為我國培養了大批高級測繪專業人才,而且開創了我國地圖投影學科研究的新領域,為我國測繪制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被公認為著名測繪專家和我國地圖投影學科的奠基人。1980年,吳忠性出席國際地圖學會第6次代表大會和第10次國際地圖學術討論會,代表我國首次向該國際組織提出了國家報告。他先后担任中國測繪學會理事、名譽理事,北京測繪學會負責人,《測繪學報》副主編,國家科委測量制圖組成員,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大地圖集編委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測繪局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測繪學》編委及地圖制圖學條目主編等。他一生著作豐碩,為我國地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是當之無愧的地圖學泰斗和一代宗師。

勤學少年

吳忠性,譜名吳家驥,1912年3月26日出生于合肥東鄉吳興一村。吳家世代書香。吳忠性的曾祖父吳運泰,光緒年間考取貢元,候選儒生正堂,以設私塾教學為生。讓他感到榮耀的是,一生中培養了兩個秀才:一個姓孔,后來做了他的女婿,在甘肅為官建業;一個姓趙,后來成為吳忠性的老師。吳忠性的祖父吳克信,曾任河北縣丞,后以教書兼行中醫謀生。到了吳忠性出生時,家境已很貧寒,生活非常困難。由于父親吳顯芳外出謀生且死得早(33歲去世),他只得寄養于本鄉楊元三外祖父家。外祖父楊國虞,是一位知書識禮忠厚慈祥十分傳統的人,對吳忠性母子十分關愛體貼,比自己的子女有過之而無不及。楊國虞是做生意的,替人家管賬,收入不錯。因此,童年的吳忠性在外祖父、外祖母的疼愛關懷下,生活無憂。他六歲入私塾,啟蒙教育也是在外祖父家開始的。七八歲時,吳忠性母子回到長臨河,開始是替伯父吳顯蘭家看家,因為那時伯父一家在甘肅為官做事。不久,長期在甘肅做事的父親回來后,不得已才在伯父家東隔壁買了幾間房子,簡單修修補補住進去,才有了自己的家,此后也一直住在那里。而祖居吳興一村,一年中只有清明過年前,上墳祭祖才去一兩次了。

吳忠性的童年生活不算太苦,主要是有外祖父家幫助,再加上母親的勤勞節約和父親在外弄幾個錢寄回來補貼家用。但和家族中其他幾房相比,吳忠性家的人口最少,家產最薄,勢力最弱。因為在其父輩五兄弟中,其他多在甘肅姑父處為官做事,尤以伯父吳顯蘭、吳顯芬兩家最為富有。因此,在幼小的吳忠性心中,立下了志愿:一定要發奮讀書,將來長大了求得一官半職,好光宗耀祖,光大門庭,勝過其他伯父家。

吳忠性在《回憶錄》中說到:我體會到一個人童年的家庭教育和情況,對人的一生影響很大。家庭艱苦一些,對一個人的一生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但要有受教育的機會,才能增長知識和學到一點為人民服務的本領。我為什么能走上獨立生活的道路,而在學術上有點成就,與小時候家境有關。因為不這樣就無以為生,更談不上出人頭地。在甜水里長大的嬌生慣養的人,一般來說,比艱苦的孩子就少些出息。我對我的子女只指明他們的方向和要做一個正直的人,在穿的吃的用的方面,我不多關心,只要他們不受凍不挨餓就行了。

地處大別山余脈四頂山腳下的吳興一村,地處偏僻,文化教育落后。雖然1905年我國就已廢除科舉興辦新學,可吳忠性接受的私塾教育竟有十三年之久。吳忠性的啟蒙讀書很早,六歲時便在外祖父家私塾里學習《千字文》、《百家姓》。十一二歲時,只身去合肥城師從趙衢九先生(也就是其曾祖父教的兩秀才之一)讀書。開始讀《四書》,以后讀《左傳》、《詩經》和《易經》,偶而也學一點歷史類的如《綱鑒》等。教師很少講解,完全是死記硬背。這樣學了三年,直到趙先生死去,又回到長臨河師從本家堂叔吳顯然讀了一年。又去鄰縣魏家沖,跟一位叫魏紹如先生繼續讀古書。魏也是一位秀才,在當地很有名氣,各地來求學的不少。有一年剛開學不久,他看今年學生不少,心中高興,出了個題目桃李滿天下,叫每個學生作一篇文章。吳忠性不解師意,寫的是春天自然美色,挑花李花盛開,多么美,多么好看,自然評分不高。教的內容也還是老一套。偶而開講,講某書某一段大義,也就了不起了,還要求學生另交開講費。吳忠性在這兒學習了一年半,便中途退學了,走進了本鄉六家畈湖濱中學讀書。這時的吳忠性已經十七歲了,并且結了婚,這才結束了他十多年的私塾生涯。雖然吳忠性接受新知識很晚,可以說耽誤了十幾年的美好年華,可他扎實的古文功底和良好品德,為人正直、待人誠實、尊老愛幼的中華傳統美德,是在讀私塾期間養成的。

受了十幾年舊式教育,剛跨進新式學堂的吳忠性,感到壓力太大。英文、數學、音樂、圖畫過去從未接觸過。求學心切的吳忠性白天隨班聽課,晚上隨老師補習英文、數學,像音樂、圖畫等就不管了。就這樣刻苦學習了半年,因為經費短缺,這個私立的湖濱中學又停辦了。無奈之下,只得跟隨補習的吳老師去了合肥,住在他家,隨其繼續學習,并增加物理、化學兩門課。這位吳老師是大學畢業,雙眼已瞎,無人再請他,家境困苦,就靠招幾名學生來補習的學費為生。

就在這半年中,吳忠性夜以繼日地學習,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憑著他的聰慧和堅忍不拔的毅力,硬是將本應學習三年的初中課程基本學完了。

雖然學完了初中課程,可他沒有初中畢業證書。要參加高中考試沒有這張文憑是不行的。于是他從一個熟悉的人家弄到一張名叫吳忠性的初中畢業證書,以后,這個名字便伴隨他一生,再未改正過。

雖然讀高中是吳忠性的希望,可由于家庭經濟的困難,加之是否能夠考上高中胸中無數,吳忠性當時想去安慶考職業中學安慶染織學校。因為這個學校不收學費,畢業后可能分配工作,并且考試的要求比普通中學低一些。那年暑假,吳忠性的伯父吳少農也在合肥,吳忠性便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伯父,想聽聽他的意見。吳少農名吳顯芬,號少農,曾為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畢業,陸軍步兵上校,合肥縣參議會第一屆參議,是個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吳少農不贊成吳忠性去讀職業中學的想法,說這個學校離家較遠,每年寒暑假回家要花不少路費,不如就在合肥考安徽省第六中學。說這個學校全省是出名的,教師的學術水平高,進了這個學校可以學到一些科學知識,不妨試一試,考不取再說。伯父的話,吳忠性不能不聽,也不敢不聽。

高中考試的結果出乎吳忠性的意料,順利考取了安徽第六中學。進校后,吳忠性發現這個學校使用的數理化課本全是外國的原版教材,實際只讀了一年英語課的吳忠性感到十分困難。更何況,英語課教材使用的竟是沙士比亞的原著,屬于文學類那種書。第一學年的學習,雖然吳忠性十分努力,但非常吃力,幾乎跟不上。于是他利用寒暑假專門去補習英語,重點攻讀英語語法。一個暑假之中,他就將厚厚的一本《英文典大全》學完了。暑假后回到學校,再學數理化就感覺不大費勁了。經過三年刻苦的學習,吳忠性不僅順利地通過了全省統考,而且在本校成績名列前矛。吳忠性后來回憶這段學習生活時深情地說:這三年學習收獲很大,我的基礎就在這三年打下的。后來能在大學任教,與這三年學習是分不開的。

高中的三年學習,每年一二百元的高昂學雜費和生活費,要不是外祖父家的全力支持,是讀不下去的。家中愈益困難的經濟狀況,使得年青的吳忠性深感家庭生活包袱和債務的沉重。高中畢業向何處去,又成了吳忠性面臨的又一次艱難選擇。考大學,家庭負担不起;想去謀個小學教師的職業,苦無門路。當時安徽社會上流行這么一副畢業即失業的對聯:畢定是一條死路,業已無半點生機。在這種情景下,吳少農勸吳忠性去南京考公費學校,學得一技之長,將來好找工作,并借給他30元錢。在南京的一個多月中,吳忠性考了四個公費學校:中央政治學校金融系,軍工專門學校機械修理專業,軍醫學校藥物專業,中央測量學校制圖專業。除了第一個學校未考取外,其他三校皆考中了。當時由于吳忠性年青不諳世情,加之家境困難,對考中的三校皆不愿去讀,產生了與同學們在蕪湖辦補習學校搞錢的想法。又是伯父吳少農的勸阻,吳忠性才走進了中央測量學校的大門。這個學校一切都是公費,衣服是學校發的,每月還有10元的津貼。這10元中除了伙食費3元,零用錢2元外,還可余5元錢用于回家的路費和補貼家用。

雖然學校的待遇不差,但對學習制圖這一行,吳忠性還是提不起興趣。其他同學也多如此。進校時,制圖班共收了36名同學,中途開小差的就走了18人,只有一半的人拿到畢業證書。盡管不情愿干這一行,可由于中學基礎扎實,畢業時,吳忠性以全班前四名的成績完成了三年的學習生活,也從此結束了他的讀書生涯。

動蕩歲月

1935年測量學校畢業后,吳忠性被分配到國民政府測量總局制圖科清繪股工作,見習一年。1936年下半年被正式任命為三等測量佐測量員,月薪由見習時的20元增長為36元。正式工作不到一年,抗日戰爭爆發了。上海發生了激戰,南京常遭到轟炸,于是國民政府測量總局在1937年8-9月間遷到湖南長沙,吳忠性所在的清繪股搬到武昌湖北測量局內辦公。只身一人的吳忠性對時局非常關心,常常過江去漢口聽范長江、郭沫若等名人的演講,對臺兒莊大捷的勝利,倍受鼓舞。在武漢不到半年,上海淪陷了,南京吃緊,吳忠性他們又順長江過洞庭湖沿湘江遷到湖南湘鄉。1938年5月,日本侵略軍逼近合肥。吳忠性的母親帶著兒媳和年僅4歲長孫吳邦杰走上逃難的路。他們由家鄉長臨河隨同熟人步行二百多里到達九江,再由九江坐船到達武漢。通過武漢的熟人打電報給吳忠性,吳忠性由湘鄉返回武漢接上母子三人,從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由于日本侵略軍的猖狂進攻,在湘鄉僅住半年時間,測量總局又遷廣西桂林,再遷貴州貴陽。吳忠性所在的制圖科遷到貴州平壩,一家人也隨遷平壩,只有吳忠性一人當時被借調到桂林行營參謀處當繪圖員。就是在桂林期間,吳忠性差點被日本飛機炸死。當時空襲警報響起時,吳忠性他們躲進了山洞,一顆炸彈恰巧落在他們躲藏的洞口,洞口被炸開,躲在洞口內的人也未能幸免,被炸死了許多人。慶幸是吳忠性側身在兩個裝儀器的木箱之間,沒被彈片傷著,逃過一劫。吳忠性的母親楊素珍聽聞此消息后,從此就吃素了。

當時的桂林,抗日氣氛比重慶濃,有不少不甘心做亡國奴的名人集中在那兒,常常舉辦報告會和講習班。吳忠性也利用業余時間參加了范長江主辦的青年記者講習班,學習三個月,并發了結業證書。除了范長江外,新華社的記者陸誼,陳農非等也給他們上了課,胡愈之、夏衍等人也給他們作過報告。吳忠性當時參加這個講習班的動機,一是想借此多了解一些抗戰形勢;另一方面,如果萬一失業,可與他們聯系,另找一個職業。

到了1939年下半年,因家在貴州,無人照料,吳忠性請示回到測繪系統。正好有一個青年人愿與吳忠性對調,經領導同意,吳忠性離開桂林來到貴州平壩。在平壩期間,家中人口又增一人(1941年7月生了吳邦國),生活更加捉襟見肘。于是,吳忠性便在縣里辦了一個數理化外文補習班,招收了幾名學生,利用業余時間給他們上課。這些學生都在吳忠性的家中包伙,增加一些收入,以補貼家用。

當時吳忠性的官階已升為一等測量佐,担任地圖審查員,負責制作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因担任主編,編輯計劃、編繪規范、編圖方法都是由吳忠性親自起草制定。現在看來,編這種圖并不難,可在當時,對于未學過編圖的吳忠性來說,靠的是智慧、琢磨、勤奮。

在完成了幾幅圖的編繪任務后,吳忠性便于1941年秋,離開平壩,調到搬遷于貴州鎮寧的中央測繪學校任教。

在母校任教的吳忠性主教繪圖和畫法幾何,同時在外系兼教制圖課。因鎮寧當時只是一個小縣城,數理化外文教師請不到,學校便要求專業教師兼教這些課,每兼兩節課4元,一周四節課8元,這對于全靠吳忠性一人薪水生活的六口之家(1943年元月又生了吳邦勝)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學校再遷貴陽,吳忠性在貴陽的一家中學教學平面幾何和立體幾何、因教學質量高且負責任,被學校一聘再聘。

1943年,日本侵略軍打到貴州,貴陽吃緊,各機關學校紛紛向重慶逃走。測量學校也向重慶方向遷移,可是運輸工具搞不到。這時學校發出號召,說現在時局很嚴重,可能一二日日本侵略軍即到貴陽,有人愿意走的,年老年幼的學校可以用馬車運送,行李由學校派公務員用板車拉,年青力壯和學生們步行。如不敢走的,可以在學校等車輛,但無把握。吳忠性考慮再三,怕走不掉全家被日本鬼子殺害,決定按學校第一方案走。三歲的邦國隨其母坐馬車走,年幼的邦勝由其妻背在身上步行,11歲的邦杰隨學生隊伍走,吳忠性隨同拉行李的板車步行。走出城不到十幾公里,馬車夫不干了,要老幼全下車,他將車子和馬帶走了。吳忠性的母親和二兒吳邦國坐在公路邊。吳忠性只得將老母妻子安置在一位老鄉家,只身向前追趕隨學生們步行的大兒子吳邦杰,一直走到夜晚10點多,才將吳邦杰接了回來。當晚就住在老鄉家。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走投無路,身心疲憊的吳忠性流下了悲傷的淚水。第二天,吳忠性雇了一輛板車拉到公路口,準備向平壩方向逃,再尋找機會回安徽老家。就在這時,遇到測量學校開來的汽車,裝滿了人,他們告訴吳忠性,現在形勢有了緩和,日本侵略軍到了獨山就未再前進,叫他們就在路邊等,見到下面來的汽車再走。吳忠性思忖,汽車司機不好說話,況且不是本校的汽車,未必肯帶。于是他連夜雇了一個人拉行李,一家拉的拉、背的背,又回到學校。

一周后,全家終于去了重慶,在重慶棠溪見到中學時同學臺建升,多虧他的幫助得以在他家落腳。

后來測量學校在重慶北碚附近的澄江鎮找到辦學的地方,吳忠性一家人又隨校遷到澄江。因租不到房,住在公家的一個很臟的小樓上。這時家里又添了小五(吳邦復1945年6月出生),加之小鎮上無課可兼,生活十分艱難。所幸在貴陽兼課的那個中學也到了重慶,補發了兼課費,才解了燃眉之急。

抗日戰爭時期,在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艱難歲月里,七口之家雖然僅有吳忠性一個人的月薪收入,可由于他那賢惠勤勞的妻子吳翠的精打細算或做小買賣,或挖地種菜,才使得一家勉強溫飽而少饑寒。為了保證家中的頂梁柱吳忠性能有個好身體去工作、去兼課賺錢,吳翠在每天的中餐中總會設法做一碟可口些的菜擺放在丈夫跟前,這個菜他是很少讓兒女們染指的。

在澄江鎮住了一年多,到了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國沸騰了,吳忠性說不出心中的喜悅。那時測量學校要開辦本科班,師資不足,決定派他和另三位教師去英國學習。英國將他們分配至印度測量系統學習。當時的印度尚未獨立,屬英國殖民地。1945年11月,吳忠性一行四人,由昆明坐飛機過緬甸,到達印度的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他們丟棄了破敗不堪的舊衣服,整治了行裝后才去印度測量局報到的。他們先去末里(即現在巴基斯坦首都附近)西北邊區測量局實習,三個月后去了新德里,在新德里以北的德拉頓印度測量科學技術中心學習。通過學習考察,吳忠性感到印度的測量是嚴格的,精度很高,特別是大地測量有嚴密的控制網,地形測量既詳細又精準。但手段還是老式的,利用航空攝影成圖不多。主持的負責人都是英國人,作業員大多是印度人。吳忠性他們與兩方面的人都相處甚歡,這為他們的學習帶來了不少的方便。八個多月的刻苦學習和鉆研,使得他們業務水平獲得大幅度提高,取得了不少真經。回國后,吳忠性陸續在測量雜志上發表了數篇論文。

在印度學習考察期間,吳忠性不僅了解了印度測量法規和全印度的成圖情況,也看到了他們對我國西藏、新疆地區所做的地圖,將我國大片的國土畫入他們的版圖。有心的吳忠性買了許多地圖和書籍帶回國內。這就為他后來能用一周時間便繪出進軍西南和西藏的地圖打下了基礎。這是后話。

回國后,吳忠性發現國民政府許多機關學校都遷回南京了,可測量學校在南京的校址被日本飛機炸平了,不得已,才于1946年暫遷到原來國民黨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壩的校址。1947年又遷移到江蘇蘇州。在路過蕪湖時,吳忠性帶領全家回到故鄉長臨河,前后住了一個月時間。到了蘇州,吳忠性已升任測量學校制圖科科主任兼主任教官,官價升到二等測量正。六家畈吳興一村此時正修家譜,譜中完整地記錄了他的官價。

沒有后臺,從不吹牛、拍馬的吳忠性,36歲便升任中央測量學校制圖科主任之職,其升遷的速度是快的,也是不多見的。吳忠性在總結自己升遷的原因時說:與之同期畢業的18人,因為工作待遇低,走掉了大多數,只剩幾個人還在從事制圖專業,而吳忠性又是其中能力最強的。

制圖科主任的職責主要是制定教學計劃和增添教學設備等。雖然造了多次預算,也上下奔波了多次,可最終還是未添丁點設備。后來才知內幕:不是上級未批撥經費,而是學校當局將購買設備的錢挪作他用,有些進了他們的私囊。吳忠性聞知此事后大發牢騷,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卻是他們的孝子,為他們賺錢。這樣的事,在當時的國民政府里,是不足為奇的,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個地區,哪個單位不是如此呢!這期間,國民黨中央舉行黨員總登記,不登記就不再承認為國民黨員了。此時對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已失去信任的吳忠性,拒絕填寫登記表。這距他1939年上半年在桂林行營參謀處工作時集體加入國民黨不過8年時間。

到了1948年下半年,淮海戰役之后,國軍一敗涂地,學校當局想把學校直接遷往臺灣,遭到許多教師的反對,并聯名向國民黨測量總局陳述不宜遷臺的理由。這迫使學校當局暫打消了遷臺的念頭。到了1949年1月,學校當局制定了秘密遷臺的方案,表面上說上級已經決定學校遷往廣州。這樣教師就不好反對了。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吳忠性加緊與家鄉人聯系,產生了回故里的念頭。由于處在戰時,兵荒馬亂,行走不安全,只好待在蘇州等解放。這時學校發來通知,如果不去廣州,視為自動離校處理。當時物價飛漲,一旦失業,一家人如何生活?不得已,吳忠性挈妻將雛去了廣州。不愿去臺灣又無法回故鄉的吳忠性多次去測量總局,請求在系統內安排一份工作。終于給他安排了一個重慶制圖廠科長的職務。這樣,吳忠性全家又于1949年8月間隨他去了重慶。當時吳家又添了大女兒吳慧中,還未滿月,途經廣西、貴州,沿途土匪很多,路上十分危險,所幸未遭大難,順利到達重慶。在重慶不到兩個月時間,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向四川樂山轉移。在召開的廠務會上討論此事時,一向內斂的吳忠性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說解放軍已向四川進軍,可能我們還未到樂山,他們就趕上來了,與其當俘虜,不若就地等著,再說解放軍缺少測繪人員和儀器。同時他說,據廣西柳州的同學來信,說他已接到南京方面的信,留在南京未走的測繪人員都有了工作。吳忠性的話,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制圖科和印刷科都在重慶沙坪壩的鄉下,印刷科的頭頭躲在城內,鄉下兩科的工作人員中就數吳忠性職務最高,吳忠性便動員科里的單身人員搬到印刷科廠里住,保護機器,以防被偷盜。

1949年11月底,國民政府測繪系統被接收,吳忠性從此走向了新的道路。

桃李芬芳

中共建政后,解放軍組織接收人員學習,匯報思想情況。他對共產黨也不了解。可以說,吳忠性是在既期盼又彷徨的心境下走進了新社會。

中共建政后,耳聞目睹的一切,吳忠性從此下定決心,要將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技術貢獻給人民,好好干一場。駐在測繪系統的軍代表,經過調查研究,了解了吳忠性的表現和為人后,決定任命他為新成立的西南軍區測繪分局制圖科科長。當時共軍正準備進軍西藏,需要進藏的行軍路線圖,并限期完成。吳忠性領受了這個任務后,發動全體作業人員,采取歇人不歇工,夜以繼日加速趕制。吳忠性坐鎮辦公室指揮,七天七夜不回家,不睡覺,終于如期完成任務,受到了上級的好評。接著,吳忠性又主持編繪了西南軍區百萬分之一掛圖,圖幅面積很大,也是在短期內制成。當時身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李達將軍,還把吳忠性請到軍區,當面講解地圖的構成等相關問題。

在那段特殊時期,不發工資,每月僅給一元的津貼。吳忠性一家全靠過去節省下來的幾個錢勉強度日。年僅五歲的小五邦復不幸患上了肺炎,因無錢看病,無藥可醫而死去的。對此,吳忠性并無絲毫怨言,仍然埋頭努力工作。1950年,由于部隊負担過重,上級號召凡有家可歸的可以將一部分家屬送回故鄉。吳忠性也是第一個響應號召,將母親和大兒三子送回家。第二年發工資,吳忠性月薪80元,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才將其母和三子邦勝接回,已是青年的長子邦杰便留在江蘇其舅舅處上學。

1951年,中國科學院組建測繪和地理研究所,有人推薦吳忠性去那工作,并上報政務院要軍委抽調他。身受西南軍區領導信任和重視的吳忠性還是謝絕了多少人向往的職位。不久,總參測繪局成立,局長親自跑去重慶指名要調吳忠性去那工作,西南軍區領導沒有同意。當時,總參測繪局正準備編制全國五十萬分之一陸海空軍共用圖,因調動不成,決定將這個任務的一半分配由西南軍區來做。吳忠性坐飛機去北京領受了這個任務。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還未結束,西南軍區測繪分局撤銷,絕大部分國民政府留下來的測繪人員都轉業到地方去了。吳忠性卻留了下來,并指定由他挑選30名業務骨干去北京總參測繪局工作。在總參測繪局工作還不到一個月,一紙調令又讓吳忠性去剛組建的沈陽解放軍測繪學校工作,從此,吳忠性又走上了測繪教育的工作崗位。

在沈陽測繪學校,有一件事對吳忠性的影響很大。一次,總參測繪局聘請的蘇聯專家來沈陽檢查教學工作,聽了吳忠性的講課后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那時候,我們的一切都學蘇聯,蘇聯專家的話那就是指示。因此,學校領導聞知蘇聯專家大加贊揚吳忠性,從此對他更是刮目相看。吳忠性在測繪學校(后為測繪學院)的良好聲譽與這一堂課也不無關系。在沈陽只待了一年時間,學校又遷往北京,改名為測繪學院。吳忠性担任制圖系制圖教研室主任,主持全系各班的制圖教育。由于領導的信任,加之又是專家權威,除了教課之外,還承担著繁重的任務:制定教育計劃,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材的翻譯編寫,以及實驗室的建設等,無不在吳忠性的確令下執行。挑選優秀畢業生留校也是由吳忠性推薦經領導批準后執行。

1953年以后,學校開始學習蘇聯的測繪教育,翻譯蘇聯的教材,這對于一直沿用英美教學方式的吳忠性提出了挑戰。他不僅要全面消化理解蘇聯的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以便指導全系的教學工作,還得加深理解自己所教的制圖學的課程內容。這迫使他學習了許多專著和專業參考書。短短幾年的強化讀書學習,使得吳忠性的學術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同時也加深了對制圖專業的認識:它不只是一門工藝技術,而是一種與多學科有聯系的綜合的獨立學科。

由于中蘇兩黨交惡,兩國關系惡化,教學工作也由全面蘇化到獨立自主。大概在1960年左右,開始自編教材,教學計劃等也隨之有了改變。吳忠性動手編寫《數學制圖學》一書,有五六十萬字,用了很多班級,外校同專業的紛紛索取,直到現在,這本書還在流傳,為人借鑒。1959年吳忠性與曾世英、陳述彭合著《中國科學十年地圖制圖學》一書;為國家大地圖集寫了一本《地圖投影的選擇和設計》一書;歷次制圖專業委員會的學術活動以及論文主編出版(有三四本之多)也都是吳忠性親自操刀。除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和頻繁的學術活動之外,吳忠性在社會上還担任許多職務,如担任國家大地圖集編委,中國測繪學會常務理事,測繪學報副主編等。由于他的勤奮和顯著的成就,曾榮獲三等功兩次,總參系統先進工作者一次。1954年首次評定學銜時,吳忠性被評為高教四級副教授,1962年升為正教授。并于1960年加入了中共,同年入伍參軍,成為共軍的一員。

從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的這十七年時間里,正是吳忠性年富力強的壯年時期,也是他出產教學教研成果最豐碩的時期,他培育了成千上萬的制圖學有用之才、精英之才,可謂桃李芬芳,碩果滿園。

文革磨難

中共建政后,雖然歷次政治運動,對于吳忠性來說,都是波瀾不驚,順利過關,或者說都沒有觸及,可文化大革命不一樣,對于這位從民國時期過來的人,傷痛的何止是皮肉?他遭受了那個時代許多人都難逃的練獄、磨難。

自1966年5月起,中共最權威的報刊上,陸續刊登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的文章,火藥味十足,超出了正常的評論文章風格。此時的吳忠性,認為這是文化藝術界的事,與己無關。后來形勢直轉,予頭直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大破四舊,橫掃封、資、修,來勢兇猛,開會也不要吳忠性參加了。此時的吳忠性預感到不祥的來臨。果不其然,總參測繪學院第一張大字報點名批判的就是吳忠性。說他在學術界担任那么多的職務,發了那么多的文章,他不是反動學術權威又是什么!接著,對吳忠性所寫的書、文章,教學筆記等,逐章逐句審查,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詞句,然后加上修正主義或對抗毛主席的話的帽子,既不許你反駁,也不容你申辯。不僅大禮堂、辦公室貼滿了大字報,而且數次抄家,翻箱倒柜,尋找新的罪證。不久,上面又派來工作組,進駐測繪學院。經工作組研究,確定五個要打倒和重點批判的對象。這五個人,一個是吳忠性,一個政治部主任,兩個系政委,一個講師。從此大會小會批斗,并勒令強迫勞動,不許與任何人接觸,無需任何機關批準,吳忠性便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了。

當時的測繪學院成立了兩個造反組織,一個叫革命造反團,一個叫紅總。這些年青氣盛的造反派組織,在一些別有用心的成年人慫恿下,更是膽大妄為、無法無天。革命造反團兩次將吳忠性等被專政的對象采取大會批斗,拳腳相加之后,再集中關押起來,寫檢查交代問題。這時社會上的紅衛兵又沖進測繪學院,將一些被專政對象的父母,不論他們是否地主資本家出身,統統拉到大操場臺子上批斗,其中就包括吳忠性70多歲的老母親。一生吃齋念佛,膽小怕事的老人何曾見過這場面,何曾如此顏面掃地,加之她唯一心愛的兒子不斷地遭受折磨,封門抄家,平靜安逸的生活不再,老人一病不起,不到兩年便含悲離開了人世。性情耿直的吳忠性沒有請一個外人幫忙,一家人齊力便將老人草草落葬了。在那父子相左,夫妻都可相叛的特殊年代,身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吳忠性,又能依靠誰,又能求得誰來同情呢?

后來運動的重點集中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吳忠性只是個教研室的主任,不是當權派,暫被放在一邊。但是制圖系的個別對吳忠性持有成見的干部和教師,將吳忠性的檔案打開,與革命造反團聯合起來,欲在他的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其實吳忠性的歷史問題在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加入中共時早已審查清楚,沒有什么問題。這些人文的不行,就來武的,每次對他都是拳打腳踢,雙手反背,每日三次,前后持續了三個月之久。最為厲害的是有一次打了他一個下午,肋骨被打斷一根,眼睛差點被打瞎,渾身鮮血。這些人采取逼供信,污辱人格、傷及皮肉的惡毒手法,其目的只有一條,就是要他承認自己是國民黨骨干分子,好定性吳忠性為歷史反革命,這樣就可以在政治上徹底打敗他,再不可能主持全系的教學工作了。

到了清理階級隊伍那個階段,雖然不再武斗了,但采用更為卑劣的欺騙和恐嚇的手段,采取精神折磨的方法,以使他很難活下去。他們搞一些假材料,說是從國民黨的檔案中查出來的,并且還有人證,即使你想賴也賴不掉,不承認也可以立案。這個辦法也未達到目的,他們就常常夜間提審吳忠性,恐嚇他明天就要召開萬人大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不交代,明天就會坐牢。面對他們的各種手段和伎倆,吳忠性采取的對策是,沒有的事絕不承認,和他們軟磨不硬抗,讓他們無可奈何。當時,吳忠性也想到可能被整死,但他絕不自殺。因為他清楚,如果自殺,家人將受到牽連,畏罪自殺的罪名一家人背不起;如果被整死,家人還可以為他申訴,還有冤情澄清希望的一天。其實,吳忠性飽受磨難而沒有自殺的另一關鍵因素,是他賢德妻子吳翠的耐心勸導和無微不至的體貼關心。在一個人身處危境之際,家人的關心和鼓勵是至關重要的。在吳忠性這個九口之家中(1953年、1955年又分別生了二女兒慧珍、三女兒慧文),雖然吳忠性是一家之主,可是在這個大家庭中,真正在精神上起主導作用的卻是妻子吳翠。雖然她大字不識幾個,可是這個從安徽農村走出的村姑,卻有著一般女人少有的識見和堅強,在那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危難之際,正是她的堅強和韌勁,支撐著幾近崩潰的丈夫,護佑著高齡的婆婆和年小的幾個兒女。

這種被批斗、被關押、被折磨的日子直到1969年被送到總參五七干校勞動才告結束。

在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三年后,1971年吳忠性又被叫回總參測繪學校繼續任教。恢復了工作的吳忠性,又積極地投身到教學工作中去,編寫了一本三年制的《地圖投影教材》,直到現在仍還在使用。担負一個高級班的教學工作,學生們評價很高,聽了他課的學校教研室的領導也充分肯定他的教學較以前大有提高。

在文化大革命最為激烈的歲月里,受到那么大沖擊的吳忠性在恢復工作后,也從未表現出憤憤不平,也從未產生怨言,甚至自賤地認為像他這樣從民國過來的人,被批斗是不可避免的,未被弄死或致殘,就是不幸中的萬幸了。盡管他在之后的批林批孔、反擊左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中保持沉默,不發一言,以求自保,免得引火燒身,但仍然改變不了被歧視,受打擊的境地。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學院中那些自視為根紅苗正的領導,仍然瞧不起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從國民政府中過來的人。在大會小會上批評他們是臭老九,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吳忠性一氣之下,主動要求退休,1977年初,這位高校三級教授應享受副軍職待遇的人,僅以團職身份回到了江蘇常熟大兒子身邊定居。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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