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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個人危機和時代的精神狀況
余世存:個人危機和時代的精神狀況
燕南園愛思想 余世存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余世存簡介

余世存,詩人、學者。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國男》、《老子傳》、《大民小國》等。

非常感謝信總給了我這么一個跟大家交流的機會。我也非常樂意到信孚集團這樣一個民辦教育的重要基地來學習。穆旦有詩:“從歷史的扭轉的彈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誕生。/無盡的陰謀:生產的痛楚是你們的,是你們教會了我魯迅的雜文。”你們在培養人,你們教育出了人類家庭里的成員,你們也需要停下來,分享生活和思想的樂趣。現在我們一起停下來,就一些問題交流,這本身是一個雙向的或說反思的過程。我想作為一個對戰略發展、對教育啟蒙有興趣的人,跟你們交流可以生長出真正可以擴展的自由秩序。這種自由秩序可能就是我們的社會極度匱乏的德性、道義或說生命意義。


一. 個體性道路


在談論今天的主題之一時,我想先講講我個人遇到的精神危機。我不知道諸位有無這種精神生病的經驗,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網友們所說的“郁悶”、“不爽”現象,但這種經驗是值得關注的。雖然它很難以被理解。我個人在不久前的春節期間遭遇了極為嚴重的精神低谷。這種精神危機幾乎是無法言喻的。有一種抑郁,有一種優雅,有一種錐心之痛。我的精神病在于我的焦灼不安,我是靠表達為生存經驗的人,但我有很長時間沒有動筆了,因為我懷疑我的筆的功能、價值。回頭看我的很多言說,都太應時,太焦慮,太想明心見性。而很少做服務性的言說,做那種恢復漢語的榮譽、見證漢語的理性力量的工作。我想到的是,我本來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很多人是不負責任的,他們或者以為自己也勇敢堅決,但那實際上對我們的時代來說,是另外一種茍且的形式;他們或者以揭露社會真相為己任,或者以傳播知識、文明為天命,但那也是相當虛偽的。因為他們都沒有回到人的原則上來。他們連思考人的意識都沒有。

我這次遇到的精神低谷,就是在不斷問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能不能突破中國生活的“無物之陣”?我能不能仍然保有旺盛新鮮的創造力?我能不能像康德那樣在孤獨的生活中進行哥白尼式的革命?我能不能從現實的言路、思路、行路中突圍,從學者、大師、學理、框架、良心、利害、時機等中突圍,把新貴、遺老、賤民、幫閑、明星、小資、山村、宗法、網絡、文明、本能等還原到一個統一的中國風景中去?

可以說,到今天我還沒有度過這一低谷期。我也想找人治病,但自家有病自家醫,對精神世界的狀態,我們只能自己播種自己收獲。歌德有詩說:我年輕時領略過一種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這是我的煩惱。不能展開這種年輕時領略到的情操,就是一種煩惱。意識到煩惱并想解決它,就是我們精神世界的功能。

錢鐘書曾談到過這樣的問題,所謂“病蚌成珠”,生病的蚌才會產結美麗的珍珠。這個意思就是,人必須經過這種精神的煉獄,才能成長,才能進化。

從人類的創造史上看,那些有過大創造的人,都是有這樣那樣的精神危機的。像魯迅的棄醫從文,像帕斯卡的死亡經驗,茨威格等等,都因這種精神上的問題而成就了更大的思想貢獻。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輕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1849年12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二十個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被押送到彼得堡的謝苗諾夫教場執行槍決。他是第八名,每一排為三名,只要再等兩三分鐘,前兩排的就要被槍斃,后面就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排了。突然,他聽到了解除警報的聲音,然后他和他的同伴們都給松了綁。他們給他宣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諭,給他們罪減一等。這個事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少年》一書中,維爾西洛夫以希臘黃金時代溫柔的海浪與個體的以血做祭為意象的獨白,“歐幾里德心智導致死亡”,撞擊歷史理性主義及其所維持的和諧觀念的鐵墻。——然而我不知道我夢見的是什么:好像和畫里一樣——那是希臘群島的一角,而且時間仿佛回到了三千年以前;那淺藍的、溫柔的海浪,那島嶼和巖礁,那鮮花盛開的海岸,那遠處迷人的景色,那向我招呼著的落日……這里是人類的樂園:神從天而降,與人攀親……啊,這里住著優秀的人物!他們起床、睡覺,幸福而天真,草地上蕩漾著他們的歌聲。那用之不竭的充沛精神消耗于愛情和天真的歡樂上……一個奇妙的夢,人類的一個最大的謬誤!黃金時代是曾經有過的一切幻想中最不可思議的,但是人們為它獻出了自己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先知為它們而死,慘遭殺害,沒有它,人民不愿活下去,甚至不能死!所有這一切感覺,我仿佛在這一場夢中都體驗過了;巖礁和海,還有夕陽的斜照——當我醒來,睜開了完全給淚水浸濕了的眼睛時,仿佛還看見這一切。阿遼沙在佐西馬長老死后,他決定到塵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這時候走進我的心靈里去了。”他以后常常這樣說。

還有我們知道的托爾斯泰著名的“阿爾扎馬斯之夜”,托爾斯泰去外省,自稱突然看見了死亡。這是他思想激變的前兆,從此從“共同世界”走向“個人世界”。對像托爾斯泰這樣的人來說,精神危機是多重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樂學院院長魯賓斯坦為托爾斯泰舉辦的專場音樂會上,當弦樂四重奏彈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如歌的行板”時,托爾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動。托爾斯泰此時正寫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從“伸冤在我,我必報應”轉向他那著名的內心危機: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這些問題不斷發生,答復它們乃是必需的。問題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簡單的、孩子氣的,可是我一碰到它們,嘗試著要解決它們,我立刻肯定了(一)它們不是孩子氣的,不是簡單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問題;(二)我盡力試圖解決,但我決不能解決它們。

遺憾的是,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這種精神危機的人是很少的。我們總是認為我們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每一代人都屬于新的人類。歷史呈現給我們的人性經驗以及價值評判好像對我們并不適用。我們好像生來是追求物質舒適的。我們這個市場社會里,這種精神上的呻吟,是沒事找事,是無病呻吟,是一種奢侈。社會不相信眼淚。我們沒有時間關注我們的內心了。我去年在貴州遇到了何士光先生,他已經皈依佛門了,他為我說法四五個小時,最讓我震驚的是,他說在他決定告別凡世時,一人在家里痛哭半天,最后在地上哭得打滾,他以這種方式解答人生于世的清明,他要了結了生命的因果。

這樣的人是很少的。至于有這種精神危機,能夠有所收獲的人就更少了。我相信我們生活中不少人有過這種人生的經驗,但能夠把握這種經驗,并將其展現為人人可以分享的社會產品,就沒有多少人來做這種工作了。

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雖然有著人類基因種群里最龐大的成員,可是我們給人類的精神性貢獻太少了。我們的精神意識是非常薄弱的。海外的杜維明先生就說過,我們華人社會的文化狀況令人担憂。他說我們的精神資源比較薄弱,我們不重視精神價值。我們突出的價值領域多半是在經濟和政治。比如在海外,如果把一些中文的報紙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報紙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他們的報紙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們對一些事情的評論的水平要比中文報紙高得多。日本的報紙每天都有文化評論,都有深刻的社會反思。杜維明舉海外也包括香港臺灣在內報紙的例子,在海外,包括香港臺灣在內的報紙,討論最多的是娛樂、電影明星,而且報紙做得非常花哨。如果剔出報紙里面的娛樂、歌星明星、還有那些沒有文化意義的社會新聞,跟文化有關系的討論就非常非常少了。

為什么精神意識很重要?因為有沒有精神性的東西是決定人是否成其為人的惟一性參照。這種精神性意識、創造使人成為生命,缺乏這種精神,人就下陷成為生物意義上的存在。這正是我今天要來談的話題,個體性道路。我們社會里真正的個體意義的人太少了,我們有十幾人,多的是群眾,是盲流,是信徒,是體制中人,是有身份之人,是可以被忽略不計的人。就像我們忽略戰前伊拉克、現在的朝鮮一樣,但文明的眼里,那里是沒有人的。我們社會里少有獨立的人,少有個體的精神的生命存在。這種前現代社會里的個體生存,總是自以為活得是一個人,但在另外時空的參照里,他們,或說我們,只是歷史中可悲哀的一群生物。

實際上,我們社會從80年代開始的時候,是在尋找這種個體生成的道路的。但非常遺憾,90年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使得社會資源迅速地集聚、整合,而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全民那里,所謂藏富于民、分權于民、開智于民。社會發展出現了社會學家比如孫立平先生說的斷裂現象。即行政權力主導的二元結構斷裂、市場主導的二元結構斷裂,以及我補充的知識主導的二元結構斷裂。

在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們看到,個體生存如果不跟一個異己的資源結合,不跟一種流行的觀念,技術結合,傍官、傍款、傍學,他就難以活下來。我們的社會發展還沒有發展出這樣的環境,讓一個人在其中能夠發現他自己巨大的潛能,他自己無限的可能性。我們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們,更不用說還有更多的失業人群,農民工們,他們更多地發現,在社會環境的要求面前,他們幾乎是一無所有,一無所知,一無所能。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個體性道路不通的社會。我記得19世紀的美國作家曾憤怒地譴責美國政府,忽視了對西部人民的資源開發,他強調美國人民本身就是蘊藏無窮的資源。的確,個人的生命豐富性一旦得到開發,那受惠的不僅是他自己。王力雄的例子。

對我們社會來說,我們的教育對青少年進行過一次培訓了;我們的城市對社會青年和農民進行過一次培訓了。但受過這種種培訓的人力仍不能成為蘊藏豐富的資源,仍只能成為身體意義上的苦力。這就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跟個體性的緊張關系。它不能容忍個體,它不能容忍差異,它不能容忍異端。

而除了少數幾個大都市外,我們非常多的城市仍缺乏足夠的社會分工,用馬克思的話,我們的歷史仍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仍是馬克思-韋伯說的,我們的城市屬于王公城市、官員城市,而不屬于人的城市。以至于北大的學生回到了地方只能賣豬肉,更多的大學生畢業后不進入體制、官場,就很難在家鄉生活下去。

這樣的社會忽視、打擊個體性,它放縱的是人的生物性、或社會性。它想批量滿足人的欲望或生活理性,一切在可控的、已知的層面上展開。對我們身邊的人、或別人看我們都一樣,我們都知道他生活的目標,我們也知道他生存的手段,那也是我們的目標和手段。這種人,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是薩特所說的反人,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因為他把人的本質掩藏起來,這種管制下的異化使得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交流、失去了共識、失去了敬畏。

因此,在我們社會只有群像,沒有個性,只有集體、單位、體制的背景暗示,沒有個人的精神氣度的自由發揮。我們看明星也是如此,他們的笑好像都是程式化的;甚至他們的面相也千篇一律。我寫過一篇流氓人種學的文章,提到我們社會里有一種流氓的面相,似乎是可以遺傳、可以出讓、可以獲利。我說過,我担心超級女生,在舞臺上表現一年后就完全被這個成人世界異化掉了。

在我們的城市,仍是以地位而不是職業或人本身的姓名來稱呼。我們從這種稱呼里也可以看到人的本質的喪失,比如我們稱別單位的人為總、為長,既說明我們這些外人的勢利、虛榮、異化,更說明對方的異化,對方失去了精神感召,對方的強霸。比如我們稱人為老,老趙,跟趙老就是有差別的。如果一個轉型社會中的人覺得稱巴金為巴老要順口,而不是稱他為老巴,那就只能說明巴金的德高望重,說明巴金先生的異化。還有費孝通費老、啟功啟功老,都是如此。只有趙紫陽,大家覺得稱老趙有感覺,劉賓雁,大家覺得稱老劉有感覺。這就說明,他們二人還活得正常一樣,還沒有失掉人味兒,即沒有失掉人的精神。這就說明他們沒有黨化、沒有體制化,還是堅持了某種程度的個體化,所以他們能夠跟我們相通。

沒有個體性,就是沒有主體性。我們社會在很多方面不如人意,就是這種主體的缺失。我們常常哀求某個知名學者、某個書記、某個老板,發發善心,或關心什么事,或想想內心的底線。我們忘記了他們是沒有個性的人,是有主體資格卻沒有個性自覺或主體意識的人。他決不會按你的邏輯改革,哪怕你自認為是人性的邏輯;他也沒有你說的良知正義底線,他也沒有你所謂的平常心。我很少參加社會活動,偶爾參加一兩次會,常常為我們的專家學者的水平震驚,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治理社會的辦法,有調查研究,有數據分析,對城市化,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國民教育,他們都有方案,我是很佩服的。但我最大的遺憾是,他們的方案沒有主體來執行,沒有具體的人、具體的部門可以托付來執行;同時,我從來聽不到他們訴說自己作為主體的言行,聽不到他們訴說自己作為個體的感受。他們都做到了我們社會里的政治正確、知識正確,甚至需要諷刺、批評政府、同情民眾時,他們的良知正義也是眾所周知的甚至不無讓人敬佩的類型化。他們很少有個性的表述。

人的生物性、社會性、個體性,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一種,那就說明人有病了。如果相當多的人都缺少一種,那就說明社會有病了。這種人的屬性對應于人的是他的生存需要:欲望、理性、精神氣魄和信仰;對應于社會的是人的生存環境:生態環境、世態環境、心態環境。我們今天以治理的愿望,想要治理生態環境、世態環境,卻很少想到人的心態環境,很少想到要為人的個體化道路鋪平道路。


二.98年以來的時代精神


我把時間設限在98年,其實跟設限在99年沒有太大的分別,它們都是89年以后的邏輯展開,或者說是80年代的精神退潮后的大同小異的表現。

98年發生了什么事,北大百年校慶。“自由主義浮出水面”。80年代的文化熱啟蒙熱,其精神到了90年代有過悲壯的抵抗投降的努力,但到了98年,浮出水面,亮出旗幟后就死掉了。它是怎么死的,它是不是當時就死了,還有很多爭論。但大體上可以說,隨著新左派的反戈一擊、隨著99年大使館事件的發生,自由主義在中國難以起到正向的作用了。

當然,要談自由主義衰敗后的時代精神,我們還要談在那之前的社會思潮,在那之前的中國人心。自由主義描繪的世界是一種烏托邦的世界,它是中國的一種政治訴求,它把人生的意義、價值實現放在未來的世界,或放在為爭取世界的過程里。在這方面,它跟共產主義的歷史觀,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自由主義在行動能力方面跟共產主義的相比,不可以道里計,也不能跟它的英國、美國、法國的先輩相比。它在中國是軟弱的、是哀求的、是自我夸飾、自我導演的。但在這些思潮之外,中國人的歷史觀念還有根深蒂固向后看的精神結構,炎黃子孫、孔孟之道、三代大同,即使現代轉型把這些東西消解了,中國人仍保留了不少維護人心安慰人心的東西,比如祖先崇拜、宗族意識、歷史宗教。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這一點,或說這一立身處世的底線,在共產主義的神權時代,也未喪失。比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要寫你我的。甚至毛澤東,他晚年已經不太關心哪派會繼承他的事業,他念茲在茲的是自己的歷史地位。他讓鄧小平寫一下,鄧不寫,他只好自嘲地為后人點出他一生做的事。

這些中國傳統怎么評價它的正向意義都不過分。但是,單方面的改革開放道路切斷了我們個人跟傳統的有機聯系。我們個人被拋到劇烈的社會變遷之中。我們當時哀嘆年青人中出現了“價值真空”,甚至知識分子都在討論人文精神的失落問題。但到90年代末以來,98年以來,沒有人再關心社會的價值問題了。現在已經沒有人哀嘆沒有人討論精神了。現在只是通過媒體、行政手段、學術活動等方法來宣揚人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但這種指導下的心靈或精神狀態可以說是不足道的。

逆城市化思路或說滯后的城市化使得農民不能有序地進城,自我打拚、自我謀生,使得黃仁宇稱道的毛澤東的事業一夜之間付諸東流,農村不再是農民、田園的世界,而是土豪劣紳、老弱病殘的世界。野蠻拆遷、強行征地,打破了城鄉人民世代生活其中的共同體。熟人社會強行置換為陌生人社會,單位制強行置換為社區制,人的荒漠恐懼感和自由感是空前的,人的依附需要也是空前的,也因此難以發育出新的精神,難以實現人的自我完善。原先的社會結構,比如塊狀的、小共同體的、血緣、地緣的社會結構,無論外在的政治經濟力量如何強大,這些社會細胞仍有興廢繼絕、傳承、自我生長的可能。但是,今天的社會結構,以資源占有為標志的階層結構,卻難以自發生長出什么。人們在其中生活,精神層面是非常荒涼的。

但變化劇烈的社會并不使人感到精神蒼白,即使有人感到精神上出了問題,他也沒有精力來解答這些問題。因為他被強行推到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軌道上去了,他得依據人的生物本能生活,他得依據社會的利害算計成本。

這樣的時代精神是極為可憐的。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有收獲,都做出了成就。比如我們已經小康了,我們有經濟增長數字,我們甚至能夠不斷地提出意見,不斷地給社會提供新的說法兒,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等,但我們的精神氣魄卻萎縮不堪。

在對待傳統上,我們完全斷裂了。以至于今天我們要了解五四前后的事,也要通過《走向共和》一類的電視劇;我們要了解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也要在教科書、黨的決議、自由主義學者的說法里做出選擇;我們要了解傳統文化,也要通過讀本、選本、學者的解說,才算是在正確的年代做出的正確的選擇。在歷史觀念領域,我們要么把西方說得極為不堪,以抬高自家的文化,要么把自家文化說成是極為黑暗的罪惡之地。這都是對欲望一知半解式的滿足,對社會理性庸俗的表達,至于精神,我們沒有生長出健康的產品來。海外的胡平批評吳思先生,說吳思的潛規則的歷史觀暗合90年代以來大陸的犬儒病,這是相當有道理的。在吳思先生的筆下,被忽略的,正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盡管潛規則在社會上無處不在,但中國人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撐我們千年以上的歷史,在給予我們活在當時當世的意義。

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缺乏的,被忽略的,也是這種人的精神,我們的人格力量被侮辱損害到一個難堪的地方,以至于沒有人愿意呈現他的精神狀態,沒有人愿意發揮他的人格力量。沒有了精神的自由空間,我們就只能向外求得一點兒可憐的生存平臺,但我們卻把這一點平臺,這個小小的螺絲殼,當作極大的平臺,做成了極大的道場。

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人有太多的個性,沒有我說的精神衰敗問題。但我們知道,真正的個性精神有著普遍可傳達的能力,有著自我擴展一呼百應的潛能,有著可以示范可以發揚的機制。以此參照,我們社會的精神狀況是不容樂觀的。用我的話說,我們早該撰寫我們時代的精神病人一類的課題了。

有人說,今天的社會有極大的個人自由,比如網絡,比如博客,等等,它給了人們自由表達的空間。但我們知道,馬桶上的自由言論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網絡上的自由表達也不是負責任的、有效的表達自由。

有人說,今天的社會有了極大的物質進步,這是任何人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我們知道,物質進步不再是生活的惟一參照。而且,以我有限的歷史知識,我知道,就在廣東地區,今天廣東人的生存狀態,跟一百年前,跟鴉片戰爭以前的十三行,沒有本質的差別,大同小異,人們生活的政治經濟形式有一些變化,但人們的精神結構、人們的交往方式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最嚴重的精神匱乏在于,我們對人本身的把握出現了偏差,我們完全成了勢利、目光短淺的民族。我們的精神要有所突破,不得不已變態的面目出現。比如一些表現個性的青年,一些希望維權的民間政治家,他們難以生活在一個較為健康的社會秩序里。而這樣的精神跟時代社會的關系,就只是成為現眼的人物,成為后者眼里示眾的材料。

這種時代精神是非常危險的。它在個案上的表現倒無足道,比如它的勢利虛榮,它對人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或者說,人們對自己人性缺乏尊重,以至于他們面對別人時,很少從容地跟別人共建一種可擴展的生活世界,而是迫不及待地推銷自己,或者迫不及待的查探別人對資源的占有等級和占有規模。這種現象成為社會的普遍狀況時,情況就非常嚴重了,這種現象破壞了我們的自然環境,也敗壞了我們的社會環境。人們沒有共識,人們無法交流,因為人們不知道交流可以獲得精神智慧、可以生成或刷新我們的生活世界。

在今天的中國,除了流行,人們沒有個性,人們的精神難以擴展為公共的東西。人們失去了嚴肅感,從而也失去了真正的快樂和幽默。在這樣一個原子個人又是社會結構顯得超級穩定的社會里,人們不再關心中國未來,人們不再關心中國精神。98年以來,我們烏托邦式的理想也失去了。社會分成有資源和沒有資源的人,有資源的人在享受小康,在全面建設小康;沒有資源的人則把有資源者的生活當作榜樣。沒有人追問,明天是什么,或今天本來應該是什么樣子,沒有人問,人的倫理德性是什么,同樣沒有人問,中國精神對文明世界的作用是什么。

我在去年的文章里說,中國知識多年來在做現實政治的圓謊者。最近五十多年來的中國,前三十年的階級斗爭話語、后二十多年的經濟建設話語,都是由政治家提倡,而由知識分子進行解釋進行論證的。中國知識一直沒有突破中國政治,沒有反身教訓中國政治,反而一直在中國政治面前低頭。“盡管鄧小平在闡述他的“理論”核心時明確說,改革是一場革命;但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知識思想表現,在詮釋注解鄧小平理論的時候,更多地在穩定、漸進、改良的思路上賣力。說一句鄧小平理論籠罩了、影響了中國知識二十多年,雖然夸飾,卻也離事實不遠。鄧小平理論在哲學上的實用主義、常識感和短淺用心,大大影響了當代中國知識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志。在哲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領域,本來應該進行百科全書式立言立法的知識活動,完全成為了歷史人物陰影下的一己茍安。”

除此政治話語的喧鬧,中國人一直受各種觀念的支配生活著。但這所有的觀念,不曾突破這政治話語的范疇。自由主義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的、法學或政治學的、專家治國的話語,都沒有突破我們社會的政治話語。新的國民精神、新的人、自由的創造沒有出現。

在這個時代,最難堪的是知識,人們一方面需要它作為跳板或裝飾,一方面輕視它。我們很少把知識的表現當作一個重大的問題,這也是因此我們很少有嚴肅的文化討論,很少有全民的有效的對于知識的審判。這也是杜維明教授觀察到的一個事實。我們缺乏對精神的好奇、缺乏對精神的尊重。這一點在其他民族里是很少見的。比如其他民族在發展中都是逐漸祛除神圣,走向世俗,都是讓民族的個體成員面對政府、權威時有平常心、有想象力,有批評精神。法國、俄國的知識分子甚至寫下“法蘭西病”,討論俄國道路,美國、日本的作家們甚至多次設想日本沉沒、外星人入侵的問題,他們在這種精神的自由中保證了人性的健康發展。也因此,他們對知識、文化、精神的尊重也是極為正常的。而我們這里很少有質疑那種看似神圣之物,比如溫鐵軍最近說:“我們曾經關門討論了一次,當時提出,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風險。什么政治風險呢?現在要想推進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相當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分子這三部份。在這種三部份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么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標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加強執政黨的地位。否則這么大個中國,這么多人口,又沒法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出去,矛盾只能內部消化,不靠執政能力的加強,是要出事的。不論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強烈,只能先把它壓住,先服從一下中華民族在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需要,執政黨在轉型時期,社會需要穩定。”

像溫鐵軍的想法兒能夠這么堂而皇之地在中國傳播,只能說明我們知識階層沒有什么良性的力量,說明我們中國人可能確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為這有問題的官產學三部分人買單。這在其他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在俄國,1847年,當果戈理發表一本稱頌沙皇統治,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冊子,號召俄國人重返古老的家長政治時,別林斯基寫信痛斥果戈里“散發出來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對死亡、魔鬼和地獄的屈從!”別林斯基喚起的是俄國人對良知的感覺,他說:“只有我們的文學(在野蠻的檢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與前進運動的信號。此所以我們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學稟賦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學職業使炫目的徽章與俗麗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個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廣大的矚目,而出賣天資以服事正教、獨裁與民族主義的大詩人,很快喪失眾望。……俄國民族是對的,看出俄國作家是它僅有的領袖、辯護者,以及將它由俄國的君主專制、東正教義與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來的救星。俄國民族可以原諒一本劣書,但不能原諒一本有害的書。”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叫嚷崛起,實在是可憐的,是一種“合群自大”式的。我有時候覺得別人的反省反倒切合我們這個時代,比如,在1826年到1850年二十五年里關于俄國歷史性質大辯論中起了觸媒作用的彼得?恰達耶夫,我們可以把他關于俄國的反省換上當代中國二字——俄國歷史沒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東西,“我們從不知道在這個民族中有過象其他民族一樣的一個精力充沛的活動和道義力量發揮崇高作用的時代。我們的這個時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為特點的,我們的社會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寧靜下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沒有吸引人的回憶,也沒有優美的形象,在我們的民族傳統中沒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們才對世界毫無貢獻,我們對人類精神和進步從來沒有任何貢獻,我們一直玷污了它。”


二. 文明重建中的社會運動


有人對時代精神的狀況不怎么關心,似乎那種東西跟自己無關。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逃脫時代精神的割傷或說污染。這種報應幾乎是及時的。比如最有力的報應在于,我們無法面對我們的孩子。

由于精神的空虛,使得整整一代人無法面對自己的孩子。他們可以在社會上做秀、表演自己的成功,他們可以掩飾自己的精神病,但他們無法面對自己的孩子。四五一代人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對話,除了金錢、教育、工作機會等等,他們不知道自己能給予孩子什么東西。人生的責任、自信、達觀、道義,等等,他們完全無能向孩子傳授。他們不知道把自己人生的收獲傳授給孩子,不知道讓自己孩子的起點站在自己的終點上。而既然當代的教育似乎在方方面面都為孩子考慮過了,他們也就聽任孩子去接受老師的教育。

因此,這一代人就是沒有家教、家風的,也就是沒有個性的。家長只會要求孩子聽學校的、聽老師的,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他們也會在孩子面前消解學校教育,揭露當代教育的腐敗無能。他們卻既不能給孩子選擇,也不會給孩子以指導。孩子跟他們的關系,除了血親外,完全成了債務、義務的關系。最終,孩子在當代學校教育和社會流行的培育下,成為和諧社會的工具。在他們思考人生的意義時,他們可能仍要從零開始起步。

這種報應的及時性,還在于,我們總以為自己發展得可以跟文明社會對話了,比如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獲諾貝爾獎,可以得奧斯卡獎了,但實際上,這些人的產品在國人的眼里都是一個個笑話。溫鐵軍和像溫鐵軍一樣僥幸的中國人,他們惟一慶幸的是,中國太大,中國目前有他們活躍的舞臺。

中國確實需要自己的文明重建,需要自己的文藝復興。這種文明重建,必須有共識才有可能。沒有這種全民性的社會運動,我們的民族就很難有什么長進。就像俄國的斯托雷平說的:先立規矩,再談改革。單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改革者受益的監守自盜。單方面宣布的規則、法令,只是一紙空文。單方面宣布的讀經、國學復興運動,只是一種做秀而已。如果精英集團不放下身段,不談出一種規矩、共識,不遵守這種規矩,那么,中國的轉型,更不用說,中國的崛起還是遙遙無期的事。

今天的中國,受到威脅的不是民粹主義,不是民眾的生存和發展,而是精英集團的腐敗,用溫鐵軍的話,是官員、知識分子、企業家三部分都有問題了。但他們不是尋求現實而徹底的解決之道,而是用瞞騙打壓的手段來拖延問題的解決,這就是溫鐵軍論證的強化執政能力。這是最沒有出息的、也是最無恥的一種辦法。這是公開地綁架全體人民的辦法,也是公開地威脅精英們的辦法。這是一種東方式的流氓。

在這種算計之下,今天的中國是難以出現健康的社會運動的。民眾的生存也成了問題,同樣成問題的是,精英集團不愿做任何讓步,就直接對民眾發動戰爭。廣東的林濤先生曾經問:“如果政府不喜歡人民,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造一群人民呢?”但實際上,這話也是書生氣的,精英集團雖然不喜歡人民,卻是需要人民為他們買單的。

現實令人憂慮,前景不容樂觀。如果社會運動遲遲不來,那么,我們能做什么工作呢?我想,還是努力做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業,像我前面說的,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主體。而不是像學者們那樣去幫忙幫閑幫兇,也不是像明星們那樣孤芳自賞粉墨登場,不是像官員們那樣混日子。我們需要成全我們自己,讓我們的親友、我們的后人、我們的同胞感受到生活的充實和可能的力量。

在今天的中國,民間的發育、民間的教育都是極有意義的事。民間不是體制的補充,而是對體制的技術理性的校正,是對體制的流氓特色的審判,民間是生命道義和價值的源泉。我們需要維護、尊重民間的力量。要有這種信心,比方說,我在這里,中國思想就在這里。就像德國人說,我到哪里,德國文化就到哪里。我們在講臺上、在跟青年朋友的交流中,也應該體現出人的精氣神來。我們談論的不是死的知識,不是工具技術。我們傳達的是一種生活的信念。我們談論的不是人云亦云的東西,而是我們自己經驗思考的東西。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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