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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套當救生圈 五十萬人大逃港(圖)
避孕套當救生圈 五十萬人大逃港(圖)
摘自文史參考 劉火雄     阅读简体中文版

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少人認為逃港才是他們的出路。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游過去。

大逃港

用生命作賭注偷渡香港

政治鐵幕卻并未將香港與大陸的臍帶完全斬斷,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為主的民間形式始終活躍,最終匯聚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里,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對于香港來說,1840年鴉片戰爭兩年后,香港被英國占去,這個脫胎于珠三角的島嶼,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母體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共建政后,由于存在姓資與姓社的意識形態差異,香港與大陸的分道揚鑣顯得更加堅決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時間里,政治鐵幕卻并未將香港與大陸的臍帶完全斬斷,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為主的民間形式始終活躍,最終匯聚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里,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大陸民眾此起彼伏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如今,眾多香港人紛紛在深圳等地投資、買房,而在改革開放前,在香港與寶安縣(1979年改名為深圳市)山水相連百余里的海岸線上,歷史卻怎樣錯步向前,以致數萬人鋌而走險、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

公社化大鍋飯模式下的一切歸公,如個人財物方面,全部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后存入銀行,極大傷害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廣東沿線一帶。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臺、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借口去割草,劃著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劃走的那條小船。

寶安外事辦公室《關于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當救生圈,撒老虎的糞便防警犬

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到達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游過去。廣州人把從水路偷渡逃港稱作督卒,借用下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民眾也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場。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日后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要順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點外,還需要更多技巧。準備充分的人在偷渡時,會帶上一個小型的充氣救生圈之類的可供漂浮的物體,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為那樣會影響速度,也容易被發現。相反,他們會將這些充氣物腔內的空氣放掉,折疊好帶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時,拿出來吹上氣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湯,雖然辛辣,但能驅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凍死。

從陸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線,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到達香港,廣東人戲稱為撲網。這種網很難翻過去,后來鐵絲網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的組合是致命的危險。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臨行前往往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以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為防止被邊防軍看到,將西瓜挖空,瓜皮套在頭上,只把眼睛露出來。陸上越網,海上破浪,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但帶有集團性質,出了事問題較嚴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乘船偷渡會偏向于東線,即大鵬灣水路,在惠陽和深圳之間,距離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經常發生偷渡時溺亡的情況。

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自然災害,千萬民眾死于饑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終于在1962年如火山噴發。

1962年五月大逃亡,廣東從各地抽調萬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邊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民眾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給家里寄錢了,旁人見了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

解密的寶安縣委《關于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顯示,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余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寶安縣委第一書記李富林后來曾回憶道。除了人數眾多外,有些逃港者還有組織、有指揮,每人均持有一條4尺多長的木棒,揚言說:在沖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斗繼續沖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后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也有逃港者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態,強迫警察開閘。

此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共,周恩來責成廣東省委,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人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余名官兵,對從香港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員回鄉。廣東很多地方規定,只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這次逃港,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臺山、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也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5月中旬達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里,超過十萬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大陸的大饑荒不無關系。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大陸出于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

另外,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之際,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港英當局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新政策規定,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證,這實際上相當于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對于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長逃港風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間,逃港之風更是有增無減。

拿青春賭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廣州一帶,早上一醒來,就發現身邊幾個知青已經不見了。

雖然當時知青們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對香港的概念也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但他們私底下常常偷偷收聽香港電臺。加上時不時有香港人回鄉探親,帶回新奇的物品和見聞,什么威化餅、塑料雨衣等,這一切,讓許多返城無門的知青們,從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線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舍棄北京的優越生活,攜家帶口乘坐一艘布滿標語和口號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轉道赴美國。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以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點一般選在蛇口,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個下水點在海邊公路125公里路標處。最適合的時間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間。根據海潮漲退規律,當地人總結出諺語:初三十八水頂流。在這段時間下水為順水,不用太費力就能游到對面。

當時,邊防軍巡查得很嚴格,但總有人能蒙混過去。海邊是大片的紅樹林,偷渡者往往會躲在林中,趁士兵換崗的短暫時間迅速下水。當時中英以水為界,不論潮漲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無權再管。

泳圈、氣枕等在當時屬于違禁品,根本不可能帶到寶安海岸沿線,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籃球塞到網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當槳,用被子當帆,下水后努力往對岸劃,并且下水前一般都會準備好一些炒米餅當干糧,隨身攜帶,以防發生不測,好歹有東西充饑。創辦了《中外影畫》的香港影評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當年,他響應毛主席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從廣州來到與香港毗鄰的寶安縣插隊落戶。幾年下來,列孚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在確切地明白回廣州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當時列孚還叫王凱南,他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一頭撲進深圳河,手腳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樣,后來成為香港金牌編劇的梁立人、樂壇教父羅文、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劉夢熊回憶自己偷渡經歷:走了六天六夜到海邊,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巡邏艇追上來了,他一邊劃水一邊念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鼓勵自己游過海。

相對于時下流行的北漂、南漂來說,偷渡香港的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6年文革結束,大陸民眾暫時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沿海一帶,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斗爭的枷鎖開始松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卻再次突如其來。

較之以前,文革剛剛結束的逃港風波,人員更廣泛、勢頭更迅猛,甚至引發了局部的社會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員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困難群眾、知識青年和階級異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干部,甚至一些十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了這支隊伍。

在廣州,各個收容所中便經常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乘船外逃之時,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餞行。惠陽縣的澳頭公社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黨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復出后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匯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正當廣東的干部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對越演越烈的逃港,當時的邊防幾乎已無能為力,如果再加強力量,從全省甚至全國調集軍警過來,勢必造成不良影響。除了給國際社會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規模的武裝攔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憤,形成突發的群體性事件。

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當時,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區,普遍流傳著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大陸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這也使許多人前赴后繼般逃亡香港。僅1978年,便發生逃港事件9.7萬多人次,逃出1.8萬多人。耐人尋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沒有一個什么羅芳村,居住在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過去的。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再次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來。

解放軍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過年前后,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涌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順德、南海等縣,也謠傳邊境開放三天,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造成連續幾天都有幾百群眾在廣州火車站吵鬧糾纏。在廣東一些偷渡外逃嚴重的地方,各種謠言更是滿天飛,什么邊防口子開放,廣東要放100萬人去港,中越邊境打仗,部隊調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沒有機會了等等。

那時,來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著一鍋飯來的,當時深圳所有食品雜貨店的餅干面包都被買光了,連咸魚都斷貨。據統計,1月至5月份,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11.9萬多人,逃出2.9萬多人,人數超過歷史上最高的1962年。這一年的春夏之間,盡管設立了70多個哨站,日夜加強巡邏,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斷涌向邊防卡哨。

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如數十條洶涌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農民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為了堵截偷渡者沖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還出動了7架直升飛機,2艘軍艦,軍警4000人,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立體巡邏。

此次外逃的不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來,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經申請批準,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干部發生子女外逃問題,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權的批出去,有錢的買出去,沒權沒錢的逃出去的局面。迅猛的外逃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拉尸行。鼎盛時,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規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體,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如尸體已經腐爛,甚為難聞,掩埋困難,就加至20元。這個數目相當于一個村民10天的收入。

說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尸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尸費在他埋葬的50具尸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也帶來很大的困難。1979年上半年,深圳、東莞等地收容人員跳車跑掉了1萬多人,摔死摔傷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員從安全考慮,曾采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萬多偷渡者,為過去4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再次驚動了中共高層。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在聽取廣東匯報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緊急措施。當年7月5日,華國鋒計劃訪問英國,當時港英政府對中國外逃反應強烈,香港輿論界大量報道廣東的外逃偷渡之風,稱中國政局不穩,共產黨對局勢失去了控制,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在《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在當前,要把迅速剎住外逃風,當作一項緊急任務,由黨委第一把手掛帥,組織專門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基本剎住外逃風。

高層反偷渡外逃決心很大,李先念在會上指出:中央是明確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當前,要解放軍上去,把口堵住!對引渡犯,要制裁他幾個。

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解決偷渡外逃的根本,還在于發展生產力。李先念說:有些地方生產倒退下來,是個嚴重問題。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東縣港口、大洲兩個漁業公社),太不像話了。省委要把生產問題,好好討論一下嘛!怎么搞成這個樣子,聽起來寒心。

準備外逃的人群消失了

中央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在6月17、18日主持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專門對開展反外逃斗爭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組成的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當成一個大戰役來打。

6月18日,黃榮海帶隊到了深圳,19日,部隊開到了指定位置。黃榮海說:現在海上跑的占75%,陸上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當時,為了加強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還舉辦了一個學習班,把200多個外逃情況嚴重地區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召集起來一起動員學習。習仲勛明確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敵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把我們大陸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據統計,1979年廣東發生偷渡外逃30萬人次,逃出人數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廣東又發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為此,香港當局也不得不于當年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國大陸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中國;市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業,否則雇主將被嚴懲。

物極必反。屢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經濟特區。長期的反偷渡斗爭,使中央及廣東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須另辟蹊徑。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深圳特區的誕生,使逃港風驟然停止。1997年香港的回歸,個人游的政策為大陸人來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邊境反偷渡系統的不斷完善,偷渡情況已經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大陸非法偷渡客已經大幅降低到3173人。

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都是從逃港開始的。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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