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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軌前體制的“可放棄性”問題:中東歐與中國的比較研究
轉軌前體制的“可放棄性”問題:中東歐與中國的比較研究
東方歷史評論 金雁 秦暉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金雁、秦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走出……”之別,還是“走向……”之別?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即所謂“中國之謎”已成為最大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將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激進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干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將來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顯然,這種爭論的背后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因而經濟(根本性的或暫時的)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爭——因而經濟(根本性的或暫時的)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標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為是“摸著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標是什么(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確地以加入歐盟為目標,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劇變”后的中東歐——前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歷史都相近的“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懸殊之大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面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最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內部(如上述的白俄羅斯、愛沙尼亞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后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隨即它們先后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復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其中有多少水分,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確是個“奇跡”。于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面的經驗。的確,從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并不難,但既然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民主德國)都出現過衰退,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下還是右派執政下都經歷過衰退,那么它們與尚未經歷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如果在中東歐內部作比較,上述說法是有意義的。


國際上的轉軌經濟學爭論基本上是西方經濟學兩大傳統即古典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爭論在轉軌問題上的延伸。在中東歐轉軌10年間它們分別形成了所謂“華盛頓共識”與“后華盛頓共識”,并各自對中國與中東歐轉軌戰略的異同作出了解釋。即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處去?——論十年轉軌》,和薩克斯等三人合著的《經濟改革與憲政轉型》(中文節譯見《開放時代》2000年)。但它們在概念上似乎都認為中國與中東歐在改革前都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計劃經濟”,兩者的差異只在于對這同一個“計劃經濟”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們很少反過來想:也許中國與中東歐的“改造方式”差異不是那么大(就經濟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經濟體制倒是差異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釋后來的改造績效?換句話說,中國與中東歐如今的轉軌績效之別也許更多地屬于“走出……”之別,而不是“走向……”之別?


以往的轉軌經濟討論中已談到過“走出……”之別,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華盛頓共識”派學者如薩克斯等,都側重于以“初始條件”來解釋“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但他們通常強調的是發展水平不同(中國更不發達),產業結構不同(中國是農業國),乃至計劃經濟的慣性不同(中國只搞了30年而蘇聯搞了70年)。這些不同當然有影響,但僅此而已說服力是不大的。因為這樣說來,最能擺脫困境創造奇跡的應當是更窮、更農業化、“計劃”歷史也更短的非洲國家了。


我現在強調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經濟機制的不同。在這方面,古典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之外的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倒是談到過。崔之元先生大講“鞍鋼憲法”就是一例。他把這個“憲法”說成是“后福特主義”的種種褒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過批評。但“鞍鋼憲法”之與“馬鋼憲法”大異其趣,則的確不可忽視。作為轉軌過程的起點,這種差異對后來進程所起的路徑依賴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恰恰與崔之元講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兩派經濟學家把轉軌前體制大而化之都視為“計劃經濟”、只重視走出這種體制后在民主福利國家與公民自由交易兩者間進行選擇與搭配(中國與中東歐恰恰不是這種區別),這就很難真正理解到如今為止的所謂“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的產生機制。


事實上,無論古典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強調的市場機制優越性,還是凱恩斯—羅斯福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強調的國家調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釋這種“奇跡”。在筆者看來,這個“奇跡”的形成機制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國式的命令經濟與中東歐理性計劃經濟相比的極端無效率導致它可以“無代價放棄”和“放棄即受益”(無論是改行理性計劃,還是改行市場機制都能得到純增益),以及包括絕大多數國民(農民)處在有束縛而無保障的“負帕累托過程”(不同于中東歐的束縛—保障協調型體制)而導致的條件:“走出負帕累托過程即帕累托過程(即人人受益過程)”。相比之下,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只能從一種非帕累托過程走向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


而到了90年代,以公社制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已達到了時效的極限。這時中國相對于中東歐的優勢,就集中表現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鐵腕來減少民主制下的討價還價,降低所謂“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上了。但是,這樣的“優勢”未來可能導致的后果,則是人們不能不考慮的。


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非現代性與異化的現代性


過去人們認為,傳統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資本主義以廣泛的交換打破了自給自足,于是有了市場經濟。同時啟蒙運動造成的“理性的自負”和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又使人追求人為設計的經濟資源最優化配置,于是有了計劃經濟。但歷史并非如此簡單。馬克思當年就談到過“人的依附性”時代以“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作為“共同體之現成基礎”的“強制勞動”可能包含的協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97、496、517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希克斯更認為真正無交往無分工的“自給自足”并不存在,傳統經濟中可能有相當規模的分工與要素流動,只是它并非因市場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層指導的專門化”。希克斯:《經濟史理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頁。他把這稱為“指令經濟”。而經濟現代化在他看來,就是傳統“指令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演變。


這種“指令經濟”與工業文明無關,它與其說是“理性的自負”不如說是“權力的自負”,與其說是“科學主義”不如說是浪漫主義。因此人們認為,正是這種“指令經濟”或“排除交換的權力—分配經濟”,而不是什么“自然經濟”,構成所謂“農民社會”的基本特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它有利于種田人或為種田人所喜)。正如新版《不列顛百科全書》所說:雖然農民社會中“諸如自給自足或小規模生產等特征”都未必成立,但“在農民社會,生產手段的最終支配權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產者手里。生產品及勞務不是由生產者直接交換,而是被提供給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東西要轉移到統治者和其他非農業者(non-farmers)手里……這種權力往往集中于一個城市中心,盡管并非永遠如此”。雖然一般說來由于生產力低下這種體制下的剩余率不高,但“提供給一些中心重新分配”之比重很大的例子并不罕見。古埃及、印加帝國與我國的秦王朝都以高度組織化的命令經濟著稱。如古埃及被學者稱為人類最早的“組織化”體制,正是由于國家以超經濟強制力量對生產與分配過程進行組織,使那里在幾乎沒有貨幣與商人的條件下以宏偉的工程與發達的社會分工聞名。古埃及城市人口與非農業勞動力比重之大堪稱奇跡,據說在公元前8世紀,埃及266公里長的尼羅河段沿岸有城市達19座,平均每14公里一座。古埃及農民的產品與勞務“可調撥率”往往高達50%以上。


而所謂計劃經濟,無論它的倡導者還是反對者都公認它是一種近代現象或工業文明時代的現象。倡導者如馬克思,固然是把它當做“資本主義容納不下的高度生產力”的產物,反對者如哈耶克,也再三指出它淵源于啟蒙運動導致的“理性的僭妄”與科學主義擴張,而強調它與中世紀強制制度的區別。眾所周知,盡管純粹作為經濟行為的國家強制與自由放任可以分別追溯到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德國歷史學派與亞當·斯密學派,但馬克思的經濟思想與古典經濟學中最主張自由市場的重農學派到亞當·斯密一系關系密切,與強調國家統制的重商學派到德國歷史學派一系關系疏遠而敵對。這當然不意味著馬克思“親市場經濟”,只意味著作為計劃經濟倡導者的他,與斯密式的市場經濟論者同樣是敵視命令經濟的。類似的,像哈維爾這樣具有“后現代意識”的思想家,則是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作為“現代性的罪惡”一塊兒反的,他宣稱“西方的經理與東方的官僚”是一丘之貉,“后極權主義(他所稱的計劃經濟思想)”與中世紀絕不相干,它是“西方的罪惡,不是東方的罪惡;城市的罪惡,不是農村的罪惡;現代的罪惡,不是傳統的罪惡”。總之,贊成者與反對者都肯定計劃經濟與傳統命令經濟是不同的——盡管這兩者都與市場經濟對立,因而也有許多共性。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既可以意味著走出計劃經濟,也可以意味著走出命令經濟,而在傳統與現代因素并存的強制體系中這兩者的成分往往并存,但畢竟也還有哪種成分為主的問題。


被希克斯稱做“命令經濟”的類型,是農業文明(但不一定是農業經濟)的產物,這種經濟可以不需要“工業文明”、不需要“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它不考慮投入產出系數、沒有數理邏輯基礎上的“計劃均衡”概念、不考慮經濟過程的最優化原則,而僅以人們對共同體的依附性為基礎,以掌權者的長官意志、浪漫心理、個人需要或某種社會激情來支配經濟,如我國古代的鹽鐵官營、官手工業、工商食官、“利出一孔”這一類的官營經濟。這種國有經濟在我國王朝時期一直就很發達。


一般地說,如果把市場機制下通過供求與價格信息反饋調整經濟決策的現代經濟看做“即時糾錯”的經濟,那么上述這種指令制度相對于市場經濟來說,就是一種“無法糾錯”的經濟。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使舊的“命令”者退出,新一代的“命令”者有可能與民更始,它就很少有其他糾錯機制。


另一種體制則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基礎上的現代計劃經濟。據認為,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場“無政府狀態”,使其糾錯過程滯后并造成效率損失。在這種狀態下,生產是盲目的,產品要上市后才能發現決策偏差(過剩或不足),然后根據市場信息進行調整,在一次次調整、一次次試錯中達到市場均衡,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自從理性主義興起后,相信數理邏輯的人們認為,完全可以把一切事先計劃好,把均衡關系預先計算出來,以免除接觸市場以后才發現的種種錯誤,即把“市場試錯”要解決的問題以模擬經濟參數的計算而“預先”得知,也就是說,一開始就根據資源配置最優化原則設定。


這種經濟也可以叫“預先糾錯”的經濟。這種“預先糾錯”的經濟在理論上似乎很理想,而從物質生產(不是效用生產)的效率看它也許比市場經濟好,當然比瞎指揮的“命令經濟”更好,因為“命令經濟”是不會糾錯的經濟,市場經濟雖能“及時糾錯”,但試錯、糾錯要付出代價,只有計劃經濟是能夠“預先糾錯”的經濟,這就能夠減少“試錯”成本。


這種按“經濟方程的最優解”運行的“科學經濟”到底能否實現?這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社會主義學者蘭格、泰勒等人長期爭議的問題。前者認為由于經濟變量的無限性,按預先糾錯的理論,把經濟過程的所有變量都作為參數代入一個超多元的方程,求出二系列的生產函數,這是“理性不及”,亦即人的能力所不能達到的。而以蘭格為首的一派、直到后來的數理經濟學家坎托洛維奇等認為是可能的。現在東歐的左派理論家亞當·沙夫仍然認為,以前受科學水平所限,信息處理能力不足造成了計劃經濟的失敗,當今電腦時代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結論是“新技術革命”是通過“真正計劃經濟”來達到“新型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但在米塞斯一派的后學看來,人們需求信息的變化永遠比人們處理信息的速度更快,所以坎托洛維奇等人的最優化計劃只是“電腦烏托邦”,永遠不可能實現。


對這種爭論至少可以說:建立在最優化數理經濟模型基礎上的經濟是不是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率可以另當別論,但它比既沒有計劃也沒有市場的“命令經濟”效率高是毫無疑問的。


東歐、俄羅斯與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時都處在不發達狀態,都有“命令經濟”傳統。但相對而言,蘇東的近代化程度較高,受工業文明影響較早,科學主義、理性計劃的成分因而比中國改革前大得多。與蘇聯東歐相比,改革前我們搞的實際上更近似于“無計劃的命令經濟”。


這兩種經濟類型的理論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過去人們經常談到的“馬鋼憲法”和“鞍鋼憲法”。當年援華蘇聯專家引入斯大林時代樣板企業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運營管理體制,企業中雖有黨組織但基本不設專職黨干,強調一長制、科層化管理、專家治廠,嚴格經濟核算與計劃平衡。而中國的鞍鋼憲法據有關人士回憶,其實這套做法源自沈陽某軍工廠,并非來自鞍鋼。而鞍鋼在其黃金時代倒是較多地受蘇式管理影響的。所謂“鞍鋼憲法”原文是“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其實質就是以“加強黨史的領導”來否定蘇聯“馬鋼憲法”的廠長負責制,以“堅持政治掛帥”來否定“馬鋼憲法”對經濟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眾運動”來否定“馬鋼憲法”的專家治廠與科學主義科層管理原則,而“兩參一改三結合”按崔之元的說法就是反對“專業分工”。強調理性分工確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共同特征,崔之元謂之“福特主義”,亦無不可。從這個角度講,“鞍鋼憲法”的確既非市場經濟亦非計劃經濟,它是反“福特主義”的——但反“福特主義”與所謂“后福特主義”完全是兩碼事,命令經濟排斥理性分工本是古今常事,與“后學”毫不相干。則強調企業中設立強大的專職黨政機構,實行群眾運動、大轟大嗡、政治掛帥、黨委領導、政工治廠、階級斗爭等。前者主要體現理性計劃原則,后者主要體現浪漫命令原則。應該說這兩種經濟類型在蘇東和中國都有,但相比較而言,中國、越南等國“命令經濟”的成分要多得多,蘇東“科學計劃”的成分要多得多,而且隨著其工業化的發展而加深。從列寧欣賞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諸原則,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實行“最優化模型主義”,“科學計劃”體制越來越“理性”了。


兩種轉軌前體制的邏輯基礎:“政治經濟學”,還是“計劃科學”


一般而言,理性計劃經濟、命令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區別可表列如下:



糾錯機制實物投入/產出效率效用增益效率積累效率創新效率
市場經濟即時糾錯最高一般
理性計劃經濟“預先糾錯”
命令經濟無法糾錯最低“高”


或者也可以這樣歸類:



市場經濟理性計劃經濟命令經濟
均衡方式動態(供求)均衡靜態(計劃)均衡無均衡
行為哲學經驗主義理性主義浪漫主義
管理者性質經理(對所有者負責)技術專家(對統治者負責)政工人員(責任關系不明)
治理方式外部規范競爭+內部科層化內外一致科層化非科層化強權(權力意志+大轟大嗡)


糾錯機制、實物效率與效用效率的說明一如上述。在“積累效率”方面,理性計劃經濟與命令經濟都具有強制性高積累率功能,在一定條件下對于工業化原始積累有利。但積累的使用效率,命令經濟仍較計劃經濟為低。


有趣的是在“創新效率”方面,市場經濟的均衡永遠是動態的。由于競爭與需求的激勵,過剩與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斷被打破和重建,兩者都能推動創新。而市場本身又具有鑒別有效創新、淘汰無效創新與“偽創新”的功能,因而市場經濟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實物生產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無可比擬的創新效率,這是它能淘汰計劃經濟的直接原因。而理性計劃經濟與命令經濟在創新問題上似乎顯得“兩極化”。理性計劃經濟由于它那靜態均衡和“預先糾錯”性質,是最難產生創新激勵的。在一個環環相扣的“最優化計劃”中,如果一個環節出現創新,反而會打破靜態均衡,導致來自其他環節的壓力。因此理性計劃經濟的“理性”從另一面看,實為泯滅創新激情的惰性。蘇聯經濟的墨守成規、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傻大黑粗而“經久耐用”是出了名的。


而命令經濟由于既無均衡觀念,又不講究環環相扣,還沒有科層化的約束,就顯得很不“墨守成規”,相反它常常能夠激勵浪漫的“創新”狂想:沒有哪個體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國那樣整天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創“奇跡”,“放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爛規章制度”,“打破條條框框”……然而,這種體制致命的問題在于沒有鑒別有效創新、淘汰無效創新與“偽創新”的機制,因而往往是“偽創新”、“奉旨創新”的效率特別“高”。而這種“偽創新”只會浪費資源、敗壞風氣,對國民經濟的效用增益只起負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經濟的“偽創新”通常還不如理性計劃經濟的不創新。不過,如果就打破體制本身束縛的“創新”而論,命令經濟的這種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計劃經濟更容易被“創新”掉。


因此,這兩種經濟在改革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經濟與“科學計劃經濟”一樣不人道,一樣缺少效用生產效率,但它因“不能糾錯”而比“預先糾錯”的經濟更糟,因為它還嚴重地損害實物生產效率。而“科學計劃”在這方面卻有長處,起碼它是一種“次優”的選擇。但也正因為此,“命令經濟”的可逆性較強,它會把經濟搞得一團糟(像“文革”、大躍進時期),但從這種“無序的命令”中走出來卻相對容易。而“科學計劃經濟”卻是一種嚴格有序的經濟,對它的改革容易產生無序。一般地講,改掉“命令經濟”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放棄命令走向市場,遵循市場經濟規則就能較易實現過渡;二是放棄浪漫命令,約束長官意志,“按科學規律辦事”,運用最優化數理方法來實現計劃科學化、理性化。對命令經濟成分較多的國家來說,無論走哪條路付出的代價都比較小。因為原來的“瞎指揮”本來就不能建立均衡,當然就不存在改革破壞均衡的問題。這時無論通過“最優化”改革來建立“計劃均衡”,還是通過市場化改革來建立市場均衡,都會帶來經濟上的純增益。


而對于計劃經濟成分較多的國家來說,問題就復雜得多。它可以通過“科學”手段使計劃更加精確、周密、完善,越來越吻合于最優化數理模型。但這種改善有一個悖論,它在科學計劃上越走得遠,要轉到市場就越困難。因如此精確的計劃均衡極易被破壞,而市場均衡機制卻不那么好建立。如此環環相扣、分工細密、有機聯系的經濟,只要計劃一中斷,整個系統就會崩潰,生產就會完全紊亂。


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那里本來是專門用于批判資本主義的,而不管計劃經濟還是命令經濟都反對市場“資本主義”,因此這種批判取向的政治經濟學在改革前的中國與東歐都很盛行。但計劃經濟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經濟學?馬克思并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十月革命后蘇聯曾盛行一種看法,認為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本主義的,它將隨資本主義的消亡而消亡。當時蘇聯經濟論戰的左右兩大掛帥人物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與布哈林雖然在一系列問題上針鋒相對,但在這一點上卻有共識。后來斯大林殺了這兩人,自己署名搞了一本“蘇聯經濟學圣經”即《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該書傳入中國后成為直到改革之初一直壟斷經濟學界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祖本。盡管與蘇聯相比,中國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性”更濃、邏輯性更差,總體學術水平未必能及蘇聯,但“政治”經濟學一統天下之地位卻是東歐萬不能及的。


然而在蘇聯本國,即使在斯大林神化最甚時,計劃經濟學的數理化方向已經大成氣候。20年代涅姆欽諾夫的統計分析理論與30年代坎托羅維奇的最優化模型建構,分別為計劃經濟中的經濟信息處理與系統最優化控制奠定了“科學”基礎。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卻長期受冷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與布哈林雖被鎮壓,計劃經濟下無“政治經濟學”而只有“計劃科學”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影響大多數蘇聯經濟學家。1936年聯共(布)中央《關于改革政治經濟學教學》的決議和后來的斯大林“圣經”雖然都指令要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直到1951年聯共(布)中央召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討論會時,仍然有許多學者盡管承認要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卻堅持認為它不研究“生產關系”(即不像“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那樣承担制度褒貶功能),而只應研究“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和國民經濟的計劃化”問題,實際上還是把它看做非“政治”的“計劃科學”。


直到1954年,蘇聯才出版了包含“社會主義”內容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而這時斯大林已去世,蘇聯也已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情況下靠“計劃科學”完成了工業化。隨著理性計劃經濟的發展與早期命令經濟成分的消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從赫魯曉夫時代逐漸式微,數理經濟學,尤其是坎托羅維奇所開創的“最優化計劃”成為蘇聯理論經濟學的主流。早期的維恩斯坦、諾沃日洛夫,晚期的阿甘別吉楊、沙塔林直到后來改宗西方經濟學而成為劇變后經濟轉軌理論家的蓋達爾、亞夫林斯基,等等,這些掛帥人物無不是數理經濟學出身的。20世紀60年代后對蘇聯經濟決策具有現實影響力的經濟學研究機構也是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科學城工業經濟研究所等數理經濟學重鎮,而傳統上主要承担“批資”、“衛道”意識形態職能的機構如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這時也已突出了數理化色彩。


有趣的是,作為現代性異化的典型體現,科學主義的過分擴張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壓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會沖擊中世紀式的“神性”,而不同于僅僅以人身依附為基礎的傳統“命令經濟”思想。一些數理經濟學家由于其強烈的科學主義現代性取向,對掌權政客“反科學”的恣意妄為與瞎指揮深惡痛絕,往往容易發展出離經叛道的異端傾向。早在20世紀60年代,老一代數理經濟學家涅姆欽諾夫、維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評“僵化的經濟體制”,認為“一個從頭到腳被束縛得如此厲害的經濟體制,將阻礙社會與技術的進步,并遲早將在經濟生活實際進程的壓力下走向崩潰”。當時要求改革的新派經濟學家都由他們構成,轉軌后最狂熱地主張自由市場的也是前數理經濟學家。然而,又恰恰是被數理經濟學高度“最優化”了的俄國計劃經濟,成為最難搞市場化轉軌的經濟體。所謂東歐擁有“最好的經濟學家與最差的經濟”這樣一種奇怪的景觀,說穿了也并不奇怪。


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到改革前夕還是舊體制經濟的唯一理論形態。可以說,1978年以前在中國經濟學界,既沒有人吃西方經濟學這碗飯,也沒有人搞坎托洛維奇那套東西。這不能以那時政治上“反修”、與蘇聯學術隔絕來解釋。因為蘇聯經濟學的數理化早在斯大林時代已經很明顯,那時中國根本沒有反修之說,而是事事學蘇聯的。可是中國并沒有引進涅姆欽諾夫、坎托洛維奇之學。這只能理解為當時中國的命令經濟還只需要“政治經濟學”來為“命令”作論證,并不需要什么最優化機制吧。


我們現在常說,蘇聯忽視了信息技術革命,這話要看怎么說。蘇聯人的確想不到去開發作為市場信息載體的互聯網,更不會發展作為新一代市場消費熱點的個人電腦及其大批相關商品——正是這些東西導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出現質的飛躍。但若論計算機在要素配置中的應用,從宏觀的計劃制訂到微觀的企業管理,蘇聯在世界上都是最早注意的。早在電腦時代之前,以解復雜數理方程來求得經濟參數最優化就成為蘇聯式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之一。1939年蘇聯經濟學家兼數學家坎托洛維奇在《生產組織與計劃的數學方法》一書中提出經濟最優化運行的線性規劃理論,該書與他其后的《經濟資源最佳利用》(1959年)、《最優化計劃的數學問題》(1966年)、《經濟學中的最優解》(1972年)和《最優化計劃論文集》(1976年)等書使他成為蘇聯東歐唯一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最優化計劃”為核心的數理經濟學也在蘇聯東歐發展成為領先于世界的顯學。


但在電腦時代之前,以手工計算求解無限多元的復雜數理方程事實上不可能。無怪乎東歐人都寄厚望于電腦,數理經濟學因而被稱為“電腦烏托邦”。早在第二代計算機時代,蘇聯對電腦的運用已經從一般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發展為使用經濟數學模型制訂最優化計劃。1977年蘇聯聯盟與加盟共和國兩級已有3000多個經濟指標是通過計算機中心和自動化計劃核算系統產生,其中用電腦作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的占75%~80%,而20%~25%是以最優化模型計算出來的。以后蘇聯的生產越來越朝理性計劃發展,越來越強調生產函數最優化設定。早在70年代末,蘇聯已普遍設立了各專業部計算中心,并在互相聯通的基礎上建立了全蘇計算機中心。80年代前期,蘇聯當局又提出“當今時代的特點之一,是廣泛采用計算技術設備來解決復雜的計劃與經濟、組織和管理課題”。1982年,蘇聯儀表、自動化與控制系統工程部與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數理經濟學家群體聯合開發了全行業(即專業部/總管理局一級)生產、材料和財政綜合管理系統。一些部門更由現時平衡式最優化模型發展到動態預期最優化控制,如蘇聯民航部門的客流預測自動化系統,據說可以實現機型配置、航班調度與維修計劃的動態綜合最優化.


與宏觀經濟中的計劃最優化相對應,蘇聯企業的微觀管理也向“最優化”發展。當時推廣的“謝基諾實驗”通過優化勞動組織、運用運籌學等科學計劃手段,分解經濟指標,實行物質刺激而實現減員增效。通過實驗,謝基諾化工聯合企業產值增加兩倍,勞動生產率提高3倍,人員減少1570人,平均工資增加46.5%。當時還有所謂茲洛賓方法、列寧格勒經驗、新波洛茨克方式等,都是計劃最優化在微觀經濟中的實踐。


走出“命令”與走出“計劃”:改革的“效率代價”問題


然而,計劃經濟固有的創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設計”人的行為這種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鉆“最優化”的牛角尖也無法解決的根本弊病。進入80年代后,“計劃最優化”已出現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而西方市場經濟卻在這時出現了信息技術革命、產業結構升級和“里根—撒切爾繁榮”。形勢迫使蘇聯人不得不改弦更張。但是,放棄這樣嚴密的“科學計劃”對經濟的沖擊是很大的。東歐人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誤,一個時期的經濟滑坡也在所難免——最明顯的是:甚至連并沒有面臨轉軌問題的芬蘭,僅僅由于她與經互會國家貿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計劃的廢棄,在1989年后經歷了連續數年的經濟大滑坡。1991~1994年,芬蘭國民生產總值從1220億美元降至958億美元,降幅達21.5%。


在蘇聯東歐一會兒問津于市場、一會兒又轉向琢磨怎么使計劃更“理性”的曲蛇形探索的同時,中國卻相反地走上一條一邊割斷市場“尾巴”、一邊搞亂計劃秩序,越來越走向大轟大嗡的命令經濟之路。眾所周知,中國在大躍進時代曾搞過“吃飯不要錢”,在“文革”中把農家養雞都當做“資本主義尾巴”來禁止,許多地區一度取消傳統農村集市,不但消滅私人經濟,把集體企業也當做“集體資本主義”來打擊。在理論上不僅大批“等價交換”,甚至連命令經濟中的工資制也被當做“資產階級法權”痛加貶斥。除這些特殊時段外,一般而言中國在票證、戶口控制等“反市場制度”方面也比蘇聯更極端。


但是盡管如此,改革后中國市場關系的恢復與發育卻比前經互會國家相對容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的命令經濟至少以與消滅市場同樣的程度,消滅了理性計劃機制。


本來,正如蘇聯建國之初在落后農業文明土壤上亦有命令經濟成分一樣,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工業化蘇聯的影響也引進了若干理性計劃經濟的因素。“馬鋼憲法”尤其是一長制等內容,曾在東北等地的一些蘇援工廠實行。按薄一波的回憶,1956年前實行蘇式廠長負責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項目中較系統地引進蘇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業,績效還不錯:“東北就是完全學蘇聯的,成績顯著。”


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此后才開始了反右等“左傾”錯誤。但按薄一波的說法,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發動了大批“一長制”的潮頭。中國工業從此恢復戰爭年代的政工治廠模式。此后,企業管理就日趨混亂,“提倡算政治賬”,取消經濟核算,“不計成本不計盈虧現象相當普遍”,“無人負責和瞎指揮盛行”,甚至“有些單位把規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燒地契那樣燒毀”,“車間‘自由生產’,倉庫‘門戶開放’”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982頁。,直到釀成三年“人禍”。以劉少奇、薄一波為代表的部分領導人后來力圖恢復一些“馬鋼憲法”的東西,1961年的《工業七十條》就是經過力爭后的產物。薄一波認為它雖然未能恢復一長制,但通過拒絕規定“車間、工段實行黨總支、黨支部領導下的車間主任、工段長負責制”,總算抵制了政工治廠的發展,從而為中國工業贏得幾年喘息時間。然而“四清”開始后,《工業七十條》就“被扔到一邊”,不用說恢復一長制,“就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也受到‘左’的嚴重干擾”,被說成是“架空黨委”、“沒有跳出蘇聯一長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談會”提出“割去廠長負責制這個尾巴”,學習軍隊,實行政委制,“企業管理日益‘政治化’”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頁。,終于導致“文革”中徹底大轟大嗡的“運動經濟”和“無計劃的命令經濟”。


眾所周知,在蘇聯,改革前曾長期堅持以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并沒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余年間不斷地“反對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毋寧說是以命令經濟來反對理性計劃經濟傾向。


當時經濟上的“反修”舉動,除了反對“三自一包”帶有“反市場”色彩外,其他如反對“消極平衡”、反對“條條專政”、反對“托拉斯化”、反對“一長制”與“管卡壓”、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化配置的“五小工業”,等等,都是反對理性計劃機制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并沒有搞市場經濟的念頭,他們只是想要多一點理性計劃經濟,少一點大轟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優勢是主流,前者是劣勢是支流,在后者的進逼下全無招架之功,何談“恢復”之力。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較多理性計劃的成分、1962~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復”嘗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認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那些年月了。


到了改革前的“文革”時代,薄一波式的“修正主義”實即計劃經濟派徹底失勢,中國經濟完全陷入“命令破壞計劃”的非理性混亂之中。建設中盛行“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首長工程”、“條子項目”大行其道。計劃經濟的“規章制度”、“條條框框”都被砸爛,“張書記填,李書記挖,王書記來了又一法,搞得咱農民沒辦法”。正如改革之初一篇著名社論所說:那時根本不把“計劃”當回事,而是“用個人的喜惡來左右一切”,“于是,設計改來改去,壩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謬誤取代,科學為獻媚遮蔽。你要堅持不同意見,那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甚至是‘搞陰謀出難題’。不幸,這樣的事情,前些年在我們國家還是不少的”。


因此不難理解:中國改革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不僅從引進市場因素中獲益,而且實際上也從“恢復”蘇式計劃經濟中獲益。在改革初期,后者甚至更為重要。這是東歐人不可能享有的獨特“優勢”。鄧小平后來曾說:其實,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眾所周知,1975年的“整頓”并沒有任何“市場取向”的影子,而只是部分放棄了大轟大嗡的“運動經濟”,部分恢復了被“文革”徹底“砸爛”的“修正主義的”即蘇式的經濟管理,或者說減少一點“鞍鋼憲法”色彩,增加一點“馬鋼憲法”色彩,減少一點“政治經濟學”,增加一點“計劃科學”。就這樣中國的經濟頓時有了明顯的起色,“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而蘇聯東歐當然完全不可能得到這種效果。他們早已是百分之百的“馬鋼憲法”了,還有什么可“整頓”的?他們已經把理性計劃發展到“最優化”的地步,繼續發展已無潛力。而要放棄“最優化”,那代價是很大的。正如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所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游”!


實際上,中國改革同時享有“引進市場”和“優化計劃”的雙重好處,雖然后者的比重漸小,但迄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那時中國一定程度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重復建設、山頭經濟的問題。例如近來的民航重組就是如此:90年代中期中國一度出現了多達44家獨立航空公司,比任何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多,民航總局出面將其“重組”為實力大致均衡的國航、東航、南航三大集團。重組后國航、東航、南航三大集團資產分別為560.5億、473億、501億元;機隊分別有118、118、180架,航線各有339、437、606條;員工各有2.03萬、2.5萬、3.4萬人。對此,有人担心行政性重組會開市場化的倒車,有人則譽為國家調節市場的凱恩斯主義杰作。實際上,此前的44家公司既非民營企業,亦非按市場規則運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繼“文革”中“山頭經濟”、“五小工業”、諸侯攀比的命令經濟遺風。民航總局的“重組”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國家調控市場”的凱恩斯式成功,毋寧說是理性計劃糾正命令經濟的成功。


如上所述,由于作為“現代性異化”的“計劃科學”與反現代性的命令經濟有矛盾,前者因不滿后者而容易產生改革思想,蘇聯后期的這一邏輯在中國表現得同樣明顯。早期發動改革的鄧小平、薄一波等人基本都屬于“文革”前的(“文革”中被壓制的)理性計劃派,只是他們遠比蘇聯東歐的同道更不幸——改革前他們被整得無所作為,但因此他們也比蘇聯東歐的同道更幸運——正因為過去理性計劃無所作為,改革后他們無論搞理性計劃還是搞市場化都能大有作為。而東歐同道們過去的成功恰恰成了他們如今必須付出“代價”的原因。


……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在改革時期取得的成就確實不能僅僅歸于“市場化奇跡”,它也在相當程度上(這個程度前期較大,以后遞減)得益于計劃理性化——“華盛頓共識”無視這一點是不對的。但是,這個“計劃成就”并非如某些左派所說是什么針對“過分市場化”的矯正(市場經濟確有局限,但這是另外的問題),而是針對非理性命令經濟或曰“運動經濟”的矯正。這種矯正既與凱恩斯主義也與“福利國家”無關(凱恩斯主義或福利國家在理論上是否有以及多大程度上有合理性也是另外的問題),當然也就不能給“后華盛頓共識”提供證明……


當然,以上僅是就效率改進方面而言,同時主要成立于改革前期。至于經濟轉軌在公正改進方面,以及在轉軌深化時期(20世紀90年代后)的情況,就當詳論了。


本文摘自《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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