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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北島演講   英雄痛苦地回到了日常生活,年輕對手早已站在那里
聽北島演講 英雄痛苦地回到了日常生活,年輕對手早已站在那里
世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這是世相(thefair)的第 465 篇文章


Sayings


寫這篇世相的時候,正在挪威聽北島講《今天》的復刊。演講全文做了必要刪節后放在了最后。它未必能保存很久。


自1980年停刊十年后,《今天》是1990年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復刊的。北島上臺時,我先花一段時間想了想這件事是不是值得分享,這個想法本身就說明了什么。


不得不承認,這聽上去有些小眾。無論是文學還是《今天》和它背后的歷史,都已不再是整個時代的大事。有多少人還知道《今天》,有多少人還看過它?一些事情的過去不可阻擋,不會被抱怨和惋惜而改變。正像北島在演講里說的,1990年代的最后幾年,“我和同行深感迷惘,幾乎看不到出路。作為主編,我常問自己,《今天》的存在是否有什么意義?”


《今天》曾主要因為先鋒、異端身份獲得認同并確立身份,“發現自己突然掉進一個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滿危險的世界,過去獲得的一切,包括確立自己identity的經驗和意義,一下子都成了問題。”


它和它的作者戰斗的敵人,某種意義上也是他們賴以存在的對象,已經面目模糊。對那些以對抗為生的人來說,敵人的消失比戰敗更可怕。


同時,大眾更喜歡的東西是那些表達日常喜怒哀樂的文字,而不是嚴肅深奧的詩歌或小說。


這次演講的內容,是那類與生活不直接相關,但卻與生活形成強烈隱喻關系的故事。它是一群人在高度緊張的環境中面對的精神痛苦和生活痛苦,它也是一群聰明、努力的人為解決這種痛苦做的努力。


有時候,一些被時代選中的人會擁抱著巨大的優勢,突然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過去的優勢在今天已經蕩然無存,而過去的榮耀和如今的尷尬之間形成巨大的落差。無論是現在的《今天》,現在的傳統媒體,還是槍械時代的劍客,都曾面臨這樣的問題。


有些人堅持與一個不存在的敵人作戰并且不肯相信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那樣做更容易,但很難堪。《今天》則艱難地承認現實,忘記了自己已經失效的優勢,與那些新入場的對手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


在演講最后,北島說,他們新的更重要的目標是反對“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在我看來,這是它最正確的選擇。


這選擇并不容易。在演講結束后半小時,我們見到了挪威作家阿瀾·盧,《我是個年輕人,我心情不太好》的作者。書的內容來自他27歲那年的隨筆,寫了20多歲的年輕人遇到的困擾,點黑暗和滑稽,有點幼稚,反叛和無意義。他的書無論在挪威還是中國都受到很大歡迎。


現在是阿瀾·盧們的大時代,不再是嚴肅詩歌的大時代了。《今天》在痛苦地回到日常生活,而阿瀾·盧本來就站在生活里。重新回到起跑線上的《今天》有勇氣,但還得準備苦戰。



北島在演講中。



今天的寓言(速記,有刪節)

演講:北島


1990年5月,奧斯陸。我和中國同行在奧斯陸近郊的大學城聚在一起,決定復刊《今天》文學雜志。1978年12月23日,《今天》在北京創刊。1980年年底被封。十年后,1990年在奧斯陸復刊,直至此刻,二十五年過去了。

1989年9月至12月,我在奧斯陸大學任訪問學者。我和老朋友陳邁平(筆名萬之)每天見面,他是《今天》最重要的小說作者之一。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而北島經常的話題就是要恢復出版《今天》,這個被扼殺在北京胡同里的文學雜志那時好象是冰箱里的一只凍雞,北島總想把它拿出來化凍,讓它復活,讓它生蛋孵出小雞來。心誠則石開,北島的誠心最終說服了我。”

澳大利亞漢學家杜博妮當時在奧斯陸大學教書。在她的支持下,1990年5月在奧斯陸召開關于《今天》復刊的編輯會議,出席的有陳邁平丶高行健丶李陀丶楊煉丶孔捷生丶查建英丶劉索拉丶徐星丶老木和我。連續三天,討論復刊的可能性。

《今天》復刊有三種主張。經過激烈爭吵,編委會確認第三種主張,秉承《早期《今天》的宗旨與方向,作為先鋒的漢語文學刊物。

誕生于北京的民間刊物,并非陳邁平所說的“冰箱里的凍雞”,而是浴火重生的鳳凰。在傳說中,鳳凰是人世間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在肉體經受巨大的痛苦和輪回后得以重生。五百年壓縮到十年,這只鳳凰沒有在中國的土地落腳,而是在奧斯陸,在幽靜的北歐城市復活。

從哪兒來?又往何處去?所謂《今天》編輯部,既無辦公室,資金緊缺,稿源不足;編輯都是義務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稿件匯集后寄到香港,由林道群(牛津出版人)制版印刷,提供名單,發送到大陸和海外。在某種意義上,編輯部幾乎是無形的,卻成為“神經中樞”。沿著不可預測的路線,從奧斯陸到斯德哥爾摩,隨后是紐約丶洛杉磯和千橡城,后來搬到香港。

學者李歐梵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現代性是短暫的丶臨時的丶瞬間即逝的;它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久的丶不變的。’回想《今天》雜志,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萊爾的名言。當《今天》以油印的大字報形式第一次出現時,誰會預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從二十世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反而我覺得我們生活的現在是短暫的,臨時的,瞬間即逝。《今天》雜志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里程碑。”

1990年8月,在奧斯陸出版《今天》復刊號。引起某些大陸詩人丶作家和讀者的不滿,主要是復刊號刊登高行健的《逃亡》。詩人韓東對復刊號最初的反應感到吃驚:“我是老《今天》的讀者,這本刊物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幾乎就是文學獨立的旗幟。就我個人淺見,文學的獨立是本體要求,無任何條件可言,尤其是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它的表達是顛覆性的。文學是超越,是另一維,如此才可能有新質的產生。它既不應為政治服務,也不因為抗議強權而具有根本意義。《今天》自打辦刊之日起,便承受了高壓,但它并沒有因此滑向另一端。老《今天》的抗爭發生在周邊,而內容始終是文學為大的,堅持標準丶醞釀美學創新。《今天》不是普通的作品發表平臺丶園地,也是一座堡壘,對文學異端進行了有效的保護或保存。將抗爭的品質直接移植到作品中并形成傾向的確是一曲挽歌,需要哀悼之事。《今天》之後再無《今天》,或者說,我寧愿再無《今天》也不要有政治異見但美學平庸的《今天》。”

1991年夏,我們在美國愛菏華城舉辦《今天》聯席會議,進一步確定新的方向,在1991年三四合期《今天》編者按中,我這樣寫道:“在對復刊一年多來的刊物所做的反省後,我們適當地調整了編輯的方針。這一調整基於以下的考慮:由於舞臺的轉換,許多中國作家已經處於國際文學的渦流之中。而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并關注港臺等地區華語文學的發展。”

1978年12月23日《今天》在北京創刊,來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地下寫作,從地下潛流終于浮出地表。繼而在八十年代發動了一場以先鋒文學為動力的廣泛的新文學運動,從而改變了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景觀。從創刊之日起,詩歌獲得新的語言品質,并不斷拓展叛逆性的寫作。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的格局翻天覆地,正是因為突圍,才獲得從未有過的全景視野。

自1992年起,由張棗和宋琳担任《今天》詩歌編輯。宋琳在回顧中寫道:“我記得張棗首次編《今天》是1992年第二期,我則從第三期開始……寫作終究是個人的事,而一本適時出現的方向明確的刊物對於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將提供見證,一個雜志或一個社團,可以催生文學運動,記錄一代人的心靈歷程。從這個角度說,《今天》是具有同人性的,盡管它漂泊在海外,對於國內一度沉寂的先鋒陣營而言是一個溫暖的信號,一種精神支援。沒有《今天》的記錄,多少有價值的文獻將湮沒無聞。作為“今天叢書”之一的《今天》十年詩選《空白練習曲》,他們倆合編,(2002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宋琳在一百期中寫道:“書中收入五十位詩人的近二百首詩,從九十年代全部《今天》 詩作中遴選出來,我們希望它能體現國內與國外九十年代詩歌寫作的最高水準。我們更重視文本,而不太考慮作者的名氣,所以一些邊緣地位的詩人也占有一席之地。重要的是,這本書一定程度上還代表了另一個九十年代:流亡的丶尋找本土現代性的丶肯定精神價值和相信心靈救贖的丶寂寞書寫的九十年代。它勾勒出了詩人在一個物質主義盛行時代的靈魂狀態,他們的掙扎和斗爭,他們的不妥協。當然,它也濃縮了張棗和我以及《今天》所有同人多年合作的經驗,它毫無疑問是友誼的結晶。”

《今天》評論編輯丶學者劉禾回首二十多的歷程感嘆:“復刊後的《今天》何嘗沒有這種悲哀——飽嘗自己叫喊於生人之中,而生人并無反應的寂寞?所幸的是,編輯刊物的朋友們并沒有在寂寞中絕望,更沒有讓自己處於絕地。二十多年當中,《今天》的編輯不斷地調整自己,盡一切努力尋覓新的讀者,而有關臺灣詩歌和香港電影丶建筑的幾個專輯,正是這種努力的結果。福禍相依,凡事都有兩面,現在回頭來看,那些自我調整的舉措倒是意外地促成了兩岸三地加歐美社會的開放格局,這又是國內刊物絕難企及之處。”

《今天》復刊后,約稿和刊物發行渠道帶來重重困難。詩人陳東東提到《遞送》一文的“趣聞”:“我能夠讀到和收藏1990年 以後三丶四年的《今天》雜志,全靠朋友們遞送。其中有些是受托轉交,受托者可能是對文學沒什麼興趣的留學國外回來過假期的理科生,可能是去國外演出歸來的小提琴家,可能是對功夫癡迷不已跑來找師傅的外國人,也可能是個莫名其妙的貪玩的小美女⋯⋯而那個委托者,便是張棗。他在德國;他任復刊後《今天》雜志的詩歌編輯直到去世。”

陳東東接著寫道:“遞送稿子給《今天》的編輯,自有一種反特電影般的緊張,但這種緊張,有一多半,如果不是庸人自擾,那也該叫作詩人自擾。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并沒有約定過,但是將稿子交給這三位,每次卻都會很有默契地找一些特別的場合。最緊張的是張亮(小說編輯),他的表情和說上海話的腔調里總是有一種就要出事情了的暗示。有一次他約我在靜安賓館對馬路的紅寶石見面,我過去時,他站在店門口,很焦急的樣子,我把裝稿子的大信封給他,他迅速收下,跟我草草聊了幾句(談的是上海城市規劃的糟糕和上海名牌店里蹩腳的皮鞋),然後,我們像兩個專業接頭的地下交通員那樣經典地背過身去,各奔東西。另有一次,他騎自行車到音樂學院門口,并沒有下車,收下信封即消失在夜色里,好像要馬上直接騎出國境線給《今天》送稿子。”

林道群從《今天》排版印制到發行,流程繁雜,他是鏈條中最關鍵的一環。回首往事,他寫道:“比如說張棗讓我記著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著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在二十五年之間,《今天》半途重重困難,隨時都會夭折。尤其在二十世紀末的緊要關頭,我和同行深感迷惘,幾乎看不到出路。作為主編,我常問自己,《今天》的存在是否有什么意義?

評論家李陀在“今天叢書”之一關于重寫文學史《昨天的故事》的序言中寫道:“現在回顧起來很清楚,《今天》和“今天”文學運動真正遇到的危機,恰恰是在世紀末,是在海外復刊成功之后。這倒不完全是由于刊物和國內文學發展的隔離和脫節,事實證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彌補的,嚴重的問題倒是九十年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冷戰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突然崩潰,中國社會急劇轉型,這一切讓《今天》像冒險家奧德賽一樣,發現自己突然掉進了一個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滿危險的世界里,過去獲得的一切,包括種種確立自己identity的經驗和意義,一下子都成了問題。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是誰?我們要干什么?我們為什么存在?《今天》當時存在著一個現實的危險:刊物可能會勉強辦下去,但是作為文學運動,它將像沙漠里的一條內河,漸漸在酷熱和干旱里流失蒸發,最后不知所終。”

李陀認為,有如此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今天”文學運動和二十世紀歐美先鋒運動作相比,是不恰當的。正如彼得•伯格指出的,藝術體制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西方先鋒派只以藝術體制作反抗對象,無論在目的上,還是方法上,都已經隱含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其失敗是難免的。“相較之下,“今天”文學運動的“先鋒性”就豐富得多。無論這一運動和文革的復雜淵源,還是這一運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聯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獲得的機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動的先鋒運動有著西方先鋒派無法比擬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內涵。當然,一個運動并不能僅靠其內在含義堅持和持久,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這個運動完全有可能半途而廢。幸運的是——我愿意再重復一次——是世界變革的大形勢,讓在半途上掙扎前行的《今天》不僅看到了希望,而且獲得了新的動力。”

詩人歐陽江河在《今天,一個故事》一文中特別指出:“從文學史的元敘述意義上講,同時把心靈的故事,詩歌革命的故事,詞的流放的故事,以及社會和歷史變遷的故事結合起來,融入到當代中國特定的轉型時期,融入到更為廣闊的全球化時代,也融入對存在的根本叩問。”他進一步總結時感嘆道:“時至今日,《今天》仍是一本沒有固定編輯部辦公室、編輯部成員散居全球各地的雜志,一個不與世界性的商業潮流做交易,不向平庸生活低頭的異端文學群體。這些年來,這么多《今天》工作的人,一個拿薪水的都沒有。這樣一個世界最奇特的雜志,辦得那么有意義,那么氣息生動,那么體面,而且持續了那么長久的歲月,這不僅在中國,恐怕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從未有過的。在《今天》后面那么一個團隊,一個由詩人、作家、編輯和編務組成的群體,不僅沒有任何私下好處,大家反而把自己的精力、心血與生命全部投了進去,最后形成《今天》這個雜志,這個寫作立場和標準。還有那些了不起的捐贈者,沒有他們《今天》是不可能辦下去的……”

我曾說過,“國際主義”與“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時髦用語,乍聽起來大同小異,實則有天壤之別。“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球化”是不明國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騙。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在以資本為主導的全球化的同時,還有另外一種全球化,并置抗衡交錯,包括《今天》獲得新的含義。如果全球化是“大陸”,《今天》就是“島嶼”,成為人類精神家園的保證。

自《今天》雜志誕生之日起,我從青年到老年,作為親歷者和目擊者,與同行在一起,前仆后繼,分享苦與樂。什么是奇跡?其實并無奇跡,追溯文學傳統中的精神源泉,砥礪激發,構成時代與個人之間的內在張力。

在2006年春,我在《今天》紀念活動的演講中指出:“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象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是語言的暴力丶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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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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