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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的危機在獨裁者自身
獨裁者的危機在獨裁者自身
張輝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89年12月25日,當耶穌誕辰的鐘聲再次賜福人世的時候,一個混含著仇恨與蔑視的嗓音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屋子里響起:“人民公敵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根據《羅馬尼亞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五條和第三百五十七條,被告犯有故意殺人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公共秩序罪、貪污罪、受賄罪。特別軍事法庭宣布:數罪并罚,判處被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死刑,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準上訴!”,同時, 他心愛的女人也將魂歸西天。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齊奧塞斯庫的下場

  從被捕到槍決,只用三天,秘密審判,不準上訴。這不是正常的審判,而是復仇。人們爭取民主,卻用非民主的手段對待獨裁者,原因就在于仇恨和恐懼。對人們來說,即使讓獨裁者多活一天,都會帶來危險,大家知道,這個該死的家伙一旦有了機會就會毫不遲疑地殺戮反叛的民眾。所以,群眾對齊奧塞斯庫非常態的審判毫無異議,沒有一個人公開質疑,似乎這一天的鮮血是完全應該的,人們知道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早在四十五年前,墨索里尼及情婦克拉雷特。戰爭尚未結束,一支衣衫襤褸的山區游擊隊就匆匆宣判了他們的死刑。然后,意大利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對尸首,被懸吊在米蘭廣場上,任由仇恨的剔刀來剜割,任由怨毒的鞭子來抽打。
  
  人們像害怕惡魔一樣害怕獨裁者,甚至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他會復活。為了活下去,為了釋放恐懼,他們只好表現得比獨裁者更瘋狂更決絕…… 。 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懼的力量。
  
  在獨裁者坐以待斃之時,他對敵人最大的希望或許是他平時最討厭的民主和程序,可惜,太晚了。人們在獨裁者哪兒得不到的民主,獨裁者也很難從人們那兒得到。因為人們身上壓根就缺少那東西,缺少的原因都是拜獨裁者所賜。正是因為獨裁者早早即把民主的種子和土壤給踩爛了,所以獨裁者往往死于獨裁的方式。依靠暴力維持的權力,最終埋葬它的也是暴力。
  
  古羅馬詩人查維納說過:“幾乎沒有一個專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希臘人把誅戮暴君當作公民的義務,古羅馬人也將之頌為美德,連西塞羅、彌爾頓等人文學者也公然詡之……可以說,古往今來,“暴君當誅”的理論常常受到輿論的鼓吹。這種理論發展到現代,以憲政精神明確下來,既人們可以用選票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政權。
  
  選票是個好東西,可這個好東西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不能遭受任何恐怖的威脅,否則只能是個更壞的東西。現代極權體制恰恰是選票加恐怖,薩達姆的恐怖給他帶來100%的選票,金正日的恐怖也給他帶來100%的選票,某東方大國恐怖也往往帶來“一致通過”。可見,極權主義是今日世界最無恥的恐怖主義。
  
  恐怖導致與恐怖作斗爭的人也變得殘忍,它使溫和的人也學會了暴烈莽撞。暴力壘起一堵暴力之墻,將理性堵在人們的生活之外。除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理論,人們不知道選票里也能出政權。更嚴酷是,長期的政治高壓,對人權信息的鎖閉,對自由文化的防范,對民主人士的迫害,這一切都使得“草民”和“父母官”一樣頭腦簡單,行為魯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會的精神滋養,沒有現代文明習慣和憲政遺傳。
  
  在那些將最優秀的政敵斬草除根、格殺勿論的運動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撲和報復,因為他們早已把理性與寬容的力量給絞殺了。當把一個政府把最寶貴的“理性派”送進墳墓時,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進了墳墓。獨裁者應從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見自己未來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義上說,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戲規則,他們在充當劊子手的同時,無形中卻扮演了自己的劊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說明: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薩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論》的名言:“軍事問題應是君主惟一的專業,忽視軍事就會亡國,而精通軍事,會使你贏得整個國家。”為此,他頒布了《優軍法案》,使全國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軍人,將整個國家預算的一半劃為了軍費。可惜的是,不不明白,權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險愈大。1987年,在博卡薩被處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筆賬,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將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將被砍掉兩千次,耳朵將被削掉一千回,而腦袋,將被砍掉六百遍……。 應該說,從《刑法典》出籠的那一刻起,博卡薩的死,只是時間問題了。
  
  從愷撒大帝到拿破侖,從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從墨索里尼到特魯希略,從馬科斯到波爾布特,獨裁者無一例外都有性命之憂和牢獄之禍。只要御座的銅釘有一絲松動,只要從那個位子上稍有一點閃失,即有血光之災。事實證明,獨裁者的“萬歲”神話其實虛弱得很,不堪一擊,企圖依靠打壓來做萬世“核心”,永遠“代表”人們是不可能的。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戲規則,不僅主宰“草民”的命運,也決定著獨裁者的命運。在一個拒絕暴力、政治寬松、民主完備的社會,包括統治者和草民,人們少有性命之憂,多有“自由之憂”。 國民的精神面貌和社會性格與政治形態之間有深刻的關聯。癲狂、嚴厲、偏執、激烈、苛刻,等等,不僅是獨裁者的個人氣質,也能深刻影響一個民族的靈魂。
  
  中國大陸經歷一個世紀的革命和動亂,進入了一個后極權時代。隨著極權統治的經濟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強化,暴力逐漸隱藏在很多國人的靈魂深處。一方面是獨裁者運用法律的同時也在拋棄法律進行惡意的掠奪,對反抗者進行的無情的打壓,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離開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傾向都在積累,一旦社會環境惡化到一個臨界點,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有一種反叛者是利用言論來抨擊當局,以求用言論影響政治,他們是異議人士;還有一種反叛者是利用法律去幫助到迫害的人們,以求利用法律來改變法律,他們是維護權人士。這兩種極權的反叛者,都是理性的改良主義者,但是他們往往被誣陷為“煽動顛覆政府罪”或者“顛覆政府罪”。
  
  即使在皇權時代,異議人士也是善諫之士,言者無罪,往往還得到皇帝的嘉獎,而維權人士在帝王那里,也從來都是護法的勇士,自古都是紅臉的忠臣。但是,后極權時代的獨裁者沒有常理可言,也不喜歡按照常理出牌,只要便于打壓,法律在能用的時候就用,不能用的時候也可以置之不理,于是很多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都被監視起來或者送進監獄。
  
  極權發展到后極權時代,就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掙扎的極權統治,它表面上強大到了極點,實質上也就脆弱到了極點。連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都想方設法進行打壓,只能說明極權已經沒有了自信,對社會恐懼到了極點。而這時候,社會也象一座蓄勢已久的火山,在沉默中等待爆發。
  
  有一個巨大的廣場,曾經發生過一場大屠殺,可是至今沒有一個勇敢的領導人出來說是他下達的開槍命令,相反,每一個領導人離任的時候都要通過某種方式告訴人們他和這場屠殺無關。這也昭示了獨裁者在裝腔作勢中能夠感覺到危險的來臨,他們在為這一天準備退路。
  
  在“打倒人民公敵”、“獨裁者滾下臺”的憤討聲中,幾天前還“深受愛戴”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成了一只喪家之犬,惶惶然東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親口咬定的那樣:“任何專制的暴力一旦與人民的正義之師交戰,他們必將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僅民眾唾罵他,連親手培植的國防軍和基層“黨之家”也背棄了他。當齊氏和那位任第一副總理的“賢內助”劫車而逃時,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的廣播里都響起了這樣的聲音:“各位市民請注意,人民公敵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輛紫色達契亞轎車逃跑,請予以緝拿……”。
  
  獨裁者的危機在獨裁者自身,獨裁者的退路在獨裁下是走不通的。要想解除危機,與其準備退路不如網開一面,讓異議人士說話,讓維權人士做事,讓民主人士參與社會的建設工作,一起把把中國推向現代文明,在現代文明的陽光下共同沐浴自由的陽光。民主之路是一條關乎獨裁者自身安全的路,這個道理希望現代文明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獨裁者能夠快點想明白。

2012-03-05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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