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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追憶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燕南園愛思想 陳徒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汪曾祺簡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一九六○年初秋,在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鑒定意見:“(汪)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單位民間文藝研究會沒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無奈情況下,給西南聯大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


現年八十歲、剛做完胃癌手術的楊毓珉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時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來。跟團里一說,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余喜歡寫京劇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曾祺就這樣到團里當了專職編劇。(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訪)老作家林斤瀾介紹說,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關心過汪曾祺調動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復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汪曾祺


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副團長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一九六四年現代戲匯演,團里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蕩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里,記得當時已結冰,游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等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后還得聽江青的。這出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改劇本,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后由汪曾祺統稿。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后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書。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說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干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后親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干嗎?”而汪曾祺依舊那么兢兢業業,在階級斗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份。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訪)據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汪說:“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說:“哦,沒有。”江青對此事始終耿耿于懷,她曾與蕭甲說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么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說:“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說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范圍內說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么多汗,自己后來解釋說,“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說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的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訪)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范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也談及這個問題:


“為了改編《紅巖》,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訪)有一回,江曾祺傷感地對劇團書記薛恩厚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后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說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種地也是革命。”江青對汪曾祺的寫作才能印象頗深:


對《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滿意。在討論第二場時,姚文元提出:“江青××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兩句,我當場就想了兩句,她當時表示很贊賞。(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歷經幾年文革風雨,一九七二年四月決定北京京劇團排練《草原烽火》時,還是江青一錘定音:“寫詞也有人,叫汪曾祺寫。”可見江青對汪曾祺手中那支筆的看重,正因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從“牛棚”解放出來,重新參加樣板戲創作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軍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會議室去談話,對我說,“準備解放你,但是你那個《小翠》還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說,“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很不馴服的人……你去準備一下,做一個檢查。”


快到中午的時候,李英儒又找我,說,“不要檢查了,你上去表一個態。”


等群眾到了禮堂,他又說,“只要三分鐘。”我當時很激動,不知道說什么好,大概說了這樣幾句,“我是有錯誤的,如果江青××還允許我在革命現代戲上貢獻一點力量,我愿意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表態之后,就發給我一張票,讓我當晚看《山城旭日》,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了一張請柬。又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找我,說讓我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說,“陪江青××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關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汪曾祺形容自己當時如在夢中,心情很激動。江青來看戲時并沒有問到“解放”之事,幕間休息,她對汪曾祺說了一句觀后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上海時期的江青


后來,汪曾祺真實地談到自己內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最初只是覺得她說話有流氓氣,張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按當時慣例,《紅旗》雜志要發表各個樣板戲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們討論《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句要改,汪即根據她的意見及時修改,直到江青認可為止。全劇通讀修改完畢,江青深感滿意,汪曾祺也認為自己“應對得比較敏捷”。沒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時半,江青的秘書忽然打電話到京劇團,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原訂團里參加“五二○”群眾大會的只有譚元壽、馬長禮、洪雪飛三位主要演員。那天,汪正在為《紅旗》趕寫《沙家浜》的文章,他跟軍代表田廣文說:“那文章怎么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田廣文說:“什么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們先在一個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西側。這天,江青沒有出席大會。《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在幾百人出席的名單中出現了汪曾祺的名字。老作家林斤瀾當時正關在牛棚里,看到報紙一陣驚喜。十幾年后他笑著告訴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門,還等你來救我了。”


汪曾祺那時有了受寵若驚的知遇之感。他的兒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時在長影拍《沙家浜》,劇團的人大都在長春。有一次江青要開會,特意說如果汪曾祺在長春,要派專機接回北京。其實當時他還在北京。”汪朗表示,父親是一個摘帽右派,文革中沒有打入十八層地獄,這與江青對他的看重很有關系。而且父親覺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劇,對唱詞好壞有鑒別力。


江青對樣板戲劇團“關懷”備至,對辦公、劇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諸多方面一一過問。有一次,馬長禮告訴江青,現在劇團在后臺辦公不方便,房間窄小。江青問:“你說哪有好的?”馬長禮說,工人俱樂部旁邊有一座小樓。事后江青一句話,把那座小樓撥給北京京劇團。江青嫌原來飾演十八位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歲數過大,稱他們為“胡子兵”,就調換來戲校年輕學生,表示這群傷病員的戲要整齊。在討論蘆葦蕩一場戲時,江青忽然想出一句臺詞:“敵人的汽艇過來了。”以此來烘托氣氛。這一切給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認為江青在當時高層領導人中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而且提供了當時算是優越的工作條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毛選》。送給汪曾祺時,江青在扉頁上寫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幾個字,江青寫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幫”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題寫的扉頁撕碎了。據說,這一套《毛選》非常難得,只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江青自留或贈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當時備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動。


身為劇團負責人、《沙家浜》的導演,事隔三十多年,蕭甲認為對過去日子應持客觀態度:


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江青一邊看戲,我一邊記錄,不能說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單獨談,那就表明她經過了思考。有時她說話就比較隨意,她說,“柳樹呆板,太大了。”我們改了,她又說,“我跟你們說了,怎么弄成這樣?”如果弄得不太好,她還會覺得你跟她搗亂。


有一次,演員們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見,我說,“別爭了,這是江青的生死簿。”


還有一次,江青說:“看《紅燈記》就落淚。”我在背后說:“這不好,這會損壽。”有人匯報上去,江青說:“咒我早死。”市委很緊張,就讓我在黨內檢討。我說,沒惡意,只是詼諧。


上天安門,是江青說了算。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氣。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地寫東西。他在團里挺有人緣,主要演員都看得起他,他在劇作上很有貢獻。(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訪)汪曾祺是個嚴謹認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第一屆全國樣板戲交流會上,他奉命二次到大會上做過有關《沙家浜》的報告。有一次在團里傳達江青接見的情況,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議喊三聲“烏拉”,以示慶賀。汪曾祺后來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翹著二郎腿、抽煙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他。
汪曾祺以后反省時,也感到自己那時也陷入狂熱和迷信的地步:


我對江青操心京劇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說她身體不好,出來散步,帶一個馬扎,走幾步,休息一下。她說一直在考慮北京京劇團的劇目,說她身邊沒有人,只好跟護士說,“北京京劇團今年沒有一個戲,全團同志會很難過的。”我為她的裝腔作態所迷惑,心里很感動。(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他曾先后為《沙家浜》寫過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荊斬棘,推陳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動筆前領導指示要突出宣傳江青在樣板戲中的功績,一切功勞歸功于江青。一位領導還叮囑道:“千萬不要記錯了賬。”


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細節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們最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在開打中,讓郭建光和黑田開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腳下”、“江青同志曾經指出,應當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關鍵的地方,小節骨眼上,不放過”,等等。


汪曾祺對于當時的一個場景一直難以忘懷:


在康平橋張春橋那個辦事處,江青來回溜達著,聲色俱厲地說,“叫老子在這里試驗,老子就在這里試驗。不叫老子在這里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當時我和閻肅面面相覷,薛恩厚滿頭大汗,李琪一言不發。回到招待所,薛還是滿面通紅,汗出不止,李琪說,“你就愛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祺《關于紅巖》)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體驗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準說話。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楊毓珉說:“我們戴上鐐銬,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里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回招待所睡覺。后來上華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人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


接著,江青又授意改編《草原烽火》,汪曾祺、楊毓珉、閻肅他們又在草原上奔波兩個月,一輛吉普車的玻璃全震碎了。回來匯報說,日本人沒進過草原,只是大青山游擊隊進草原躲避掃蕩,發動牧民斗爭王爺不符實際。于會泳卻說:


“那就更好了,海闊天空,你們去想啊!”


“很早就聽曾祺講述這個故事,幾次聽他在會上講。既把它當做笑話,也看作是悲劇。”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瀾談及此事,不由長嘆一聲。
楊毓珉介紹說,《杜鵑山》第二、六、八場是汪曾祺執筆寫的,全劇寫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開始就說,可以撇開話劇,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鵑山》韻白很好,高興之下又要我們把《沙家浜》的臺詞也改成韻白。我們費勁費大了,真寫出來了,江青來電話說,算了,別動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訪)在寫《杜鵑山》雷剛犯了錯誤還被信任的臺詞時,汪曾祺聯想到自己的際遇,一時動了感情。他對別人說:“你們沒有犯過錯誤,很難體會這樣的感情。”


文革時期《沙家浜》劇照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回憶說:


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鵑山》的創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華,應該很好發揮他的這種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訪)一九七三年后,江青與張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聯系,于會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隊伍,汪曾祺與他們的關系相對疏遠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會泳通知汪參與《新三字經》修改,此書將作為小靳莊貧下中農編的批林批孔讀物,汪只寫了其中幾句話:“孔復禮,林復辟,兩千年,一出戲。”一九七六年二月,于會泳又要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點,并表示如果樣板戲不注意質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來于對《決裂》彩排不滿意,批評說像是一根繩上掛了許多茶碗。汪曾祺他們想不出辦法,只好每人讀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開會,原訂匯報各自的設想,可是誰也沒有說什么,因為暗地里已經知道“四人幫”垮臺了。


我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游行中覺得心情非常舒暢,我曾說,“哪次運動都可能搞上我,這次運動跟我沒有關系。”我當時很興奮,很活躍,也很沖動。


我寫標語,寫大字報,對運動發表自己看法,參加各種座談會,還寫了一些作品,在團內張貼,向報社投稿,送到劇團希望人家朗誦、演出。
我覺得和江青只是工作關系,我沒整過、害過人。我還說江青在《沙家浜》初期還沒有結成“四人幫”,還沒有反黨篡權的野心,并表示這段問題搞起來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綜合檢查》)一九七七年四月,團內給汪曾祺貼了第一批大字報。五月,汪曾祺在創作組做過一次檢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檢查。當時文化部長黃鎮認為,文藝界清查不徹底,高壓鍋做夾生飯,火候不夠,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當眾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一掛就是兩年。


當時上面認為江青還有第二套應變班子,老頭成了懷疑對象。老頭天真,別人覺得他日子過得風光,他覺得受苦受累大了,別人對他的認識與他的自我認識有很大反差。把他掛起來,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厲害,在家里發脾氣,喝酒,罵人,要把手指剁下來證明自己清白無辜。天天晚上亂涂亂抹,畫八大山人的老鷹、怪鳥、題上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處跟文革不合拍,不認同。在創作上痛苦不堪,他是從這個角度認識四人幫的。在大環境中若即若離,沒有成為被政治塑造的變形人。


那時他給老同學朱德熙寫信,從不寫樣板戲如何如何,最多只寫“我等首長看戲,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兒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那時他寫了不少反駁材料,不同意人家寫的結論。人家讓他簽字,他逐條辯駁。他被單獨審查一陣,讓回家,但不讓串連。從上面來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厲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幫倒之前,卻沒少傳小道消息,把我們嚇死了。《紅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訴我的,說,“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興,手舞足蹈。


后來有一陣審查松懈,無人管理。剛好曹禺《王昭君》發表,閑來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劇,我改成京劇。那時他已開始收集《漢武帝》的資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漢武帝的人格。后來體力不行,住房太小,沒有條件寫下去。


我們勸他搞小說,他說,“我沒有生活,寫不出來。”實際那時已在打小說腹稿,還找出四七年寫的小說給我們看,讓我們說歸什么類。


他說,樣板戲十年磨一戲,很精致。但主題先行,極左思潮影響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藝術。有些唱段可能會流行。王蒙、鄧友梅說不能聽樣板戲,老夫子很同情,覺得是這么回事,對他們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袁韻宜記得那時見到汪曾祺進出辦公室,總是低頭進低頭出,見到熟人說:“我又挨整了。”《杜鵑山》導演張濱江說:“他有時一言不發,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審查的結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寫了將近十幾萬字的交待材料,成為他十年樣板戲創作的副產品。


后來不少朋友勸汪離開京劇團這塊傷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喬木當場找了一張煙卷紙,上面寫了“汪曾祺到作協”幾個字。汪還是沒有離開,他覺得京劇團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單位那么復雜。


在那段苦悶的日子,《受戒》、《大淖記事》已經開始謀篇成形。張濱江曾聽他講過《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讀了《受戒》初稿后,驚訝地說,小說還能這么寫?她給楊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發表嗎?”楊毓珉在一次會上介紹《受戒》的內容,引起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部負責人李清泉注意,就沿著線索索取《受戒》發表。


林斤瀾說到另一名作《異秉》的發表經過:


汪曾祺當時跟文學界脫離,狀態很懶。我說,把《異秉》交給我轉寄吧。《雨花》的葉至誠、高曉聲看后覺得很好,說江蘇還有這么好的作家。但是兩三個月沒發出來,我寫信問,葉至誠說,“我們也講民主,《異秉》在小組通不過。


組長說,我們要發這樣的小說,就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可發了。”后來高、葉一定要發,高曉聲還特意寫了編者按。汪很欣賞編者按,認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訪)以后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一發不可收拾,聲名遠揚。閻肅看了他的新作,打電話夸獎,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閻肅有感而發:“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從里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他憶起文革中在上海寫劇本時,與汪曾祺在街頭小店喝黃酒長聊的情景:“我們不敢議論江青,也不提那該死的劇本,就是聊家鄉的事、讀過的好書及早年看過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有一種窮人的樂趣。”


汪曾祺一生都彌漫著楊毓珉他們所說的書生氣、士大夫氣,成敗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補劃為右派的罪證是汪所寫的鳴放小字報《惶惑》,結尾如此寫道:


“我愛我的國家,并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領導們憎惡:“我愿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這句話使他切切實實地付出痛苦的代價。后來他對人說,戴著右派帽子在農村勞動時心里很慘,唯一樂事就是給六歲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我不會拼音,逼著我學著用拼音給兒子回信。
兒子長大了。目睹父親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勸慰情緒起伏很大的父親。兒子說,你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沒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認識,就是有點知遇之恩。兒子說了很多,父親想了想,總是說:“對!對!”汪曾祺后來愛說:“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歸于平淡,平淡如澈。



(本文刊載于《讀書》雜志1998年第11期)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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