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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傅瑩:中國的成長與“秩序之爭論”
【推薦】傅瑩:中國的成長與“秩序之爭論”
騰訊思享會 傅瑩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輕一代能否更加寬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19日應邀出席美國芝加哥大學并發表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中國的成長與“秩序之爭論”

作者 | 傅瑩

尊敬的Mr. Steve Edwards先生,

各位同學和老師,

女士們、先生們:

非常榮幸受邀來到芝加哥大學,并在此致辭。如著名建筑家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終究認為芝加哥將是世界上留存下來的最美麗、最偉大的城市。”(Eventually I think Chicago will be themost beautiful great city left in the world)。

但你們是否知曉,在中國,芝加哥的大學更出名。那些希望學費物有所值的家長們尤其對這所大學感興趣,因為這里“樂趣已死”。(Where fun comes to die.)

芝加哥大學培養了無數的音樂家、科學家和政治家。你們中一些人如果選擇了這樣的道路,未來也會成為其中的一員。祝福你們。

我猜想,這里的學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國他們被稱為90后。這個時代出生的人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幾乎在同一時間獲取最新信息。

對于我們這代人,當我得知世界上有個操作系統叫Windows時,比爾·蓋茨先生已經是世界首富了。而現在,太平洋彼岸中國時尚的年輕人與這里一樣,對每次新版蘋果產品的發布翹首以待。《速度與激情7》(Fast & Furious 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電影院差不多同時上映。

我也許有些理想化,總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輕一代能否更加寬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從而尋求新的途徑來構建維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奧巴馬總統于幾年前的父親節在這里發表過一個演講。他說,作為家長,需要傳遞給后代最重要的價值是同理心,能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去認識世界。(The value of empathy ---the ability tostand in somebody else shoes; to 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今天我就想先談談中國在世界變遷中的經歷。基辛格博士《論世界秩序》一書在中國引起了熱烈討論。書中敘述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400多年的大國興衰,強國之間一而再、再而三以戰爭方式爭奪世界權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談到,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區曾有不同的體系,彼此孤立地并存。眾所周知,那時還沒有網絡的存在。

就中國而言,悠久的歷史造就了獨特的治理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時至今日仍有影響。因而我們對世界的觀念也許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我可以沿著書中世界秩序演變的軌跡,舉幾個中國歷史上的例子:

你們大概都曾經讀到過,1648年歐洲達成威斯特伐利亞系列和約以結束“30年戰爭”,之后的數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現代意義上的秩序,確立了內政自治原則。隨后便把殖民統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國是1783年才擺脫了殖民統治,宣布獨立。

而早在此之前,亞洲長期延續著自己獨特方式,各國和睦相處。當時中國的清王朝仍處于鼎盛時期,到18世紀中國人口已超過歐洲國家總和。但是,這個延續近兩千年的田園般寧靜在19世紀中葉被歐洲帝國打破。

到了1919年,當歐洲簽署凡爾賽和約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亞洲大部分地區已淪為歐洲的殖民地,中國的領主完整也屢遭侵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構建共和體制和西式議會的種種努力紛紛失敗,國家陷入內亂。年輕人開始從其他方向尋找解決問題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幾十個人建立的,許多都是20多歲的年青人。他們不比你們年長多少。(看看年輕人是怎樣改變著世界,真是神奇!)


▲亨利·盧斯

1941年,當《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宣告“美國世紀”來臨之際,中國約2/3的國土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蹂躪,戰爭中傷亡人員達到3500萬人。今年九月,中國將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緬懷英烈、牢記歷史、珍惜和平。中國和美國當時并肩作戰,我們不會忘記那些美國飛行員的英勇事跡。

1949年中國終于重獲和平,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當時的國家滿目瘡痍,經濟近于崩潰,人均壽命不足35歲,文盲率達到90%以上。

換句話說,二戰后多年,當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奪世界權力、建立起所謂的恐怖平衡之際,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生存問題,包括滿足龐大人口的吃飯需求。我們也走過不少彎路,年少時經歷的饑餓和困惑我記憶猶新。

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

因此,當中國人講到國際體系時,通常指的是中國作為成員參與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機構和機制。鑒于慘痛的歷史教訓,中國一直信守和遵循《聯合國憲章》關于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習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峰會,重申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我講述這段歷史想表達的是,在討論歷史和秩序時,需要注意到各國有著非常不同的經歷,這對我們觀念的形成有很大影響。這也是為什么,各國在一些問題上的感受不盡相同。

我想講的第二點是如何看中國的成長。顯然,在中國獲得快速發展之時,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并沒有同步增長。一位常年觀察中國的歐洲記者朋友如此概括說,西方媒體的中國報道可以歸納為三類:

一是中國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現在連奢侈品市場都很大。

二是中國太壞——好像中國總是在做錯事,看不順眼。

三是中國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為方式。

我經常接待來自美國國會的代表團,很多人第一次來中國。令他們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見的普通中國人,比如在故宮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農民工游客、和那些夢想成為下一個馬云的年輕創客等等。

實際上,是普通中國人代表了中國的真實面貌和國家的進步。是他們推動著中國走向富強和成功。

那么,成長起來的中國想有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呢?未來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學者預見的,必然是中美爭奪世界權力?這是我想講的第三點。

我常常閱讀美國政治家撰寫的回憶錄,美國對世界事務的深入和有效參與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時常感嘆于美國對其他國家的事務也如此熱情和強勢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問,美國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國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僅以美國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為核心理念、以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為支撐?而對于新興大國來說,是否面對的只有臣服或挑戰這兩個選項?換做是美國人,你們又當作何選擇?

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新興的大國,而且并非依靠炮艦開路成長起來的,我們是結合了自身的天然優勢與全球化的機遇發展起來的。歐洲引領工業化以來,資金、技術、市場、資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動下開始向外擴散。

順著這個浪潮,中國堅持改革,不斷釋放巨大的政策紅利,實現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長,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日中國是13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有人甚至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0年后達到世界第一位。


▲中國威脅論

但是,當一些國際學者討論新的世界權力分配問題時,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大多數中國人很淡定,對傳統意義上的所謂世界權力轉移或者“世界權力之爭”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

對中國人而言,我經常看到的是在標準上存在不一致的問題。例如,在西方國家,當有人濫殺無辜時,他們被視為恐怖分子;而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問題。當中國的鄰國在領土問題上做出挑釁的姿態時,美國不置一詞;而當中國捍衛自身權益時,就常被說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脅迫別國。

如果對最基本的原則前提都沒有共同的基礎,我們何以在世界秩序演進這樣的問題上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呢?就像廣東人形容人與人無法溝通時講的:是“雞同鴨講”。

中國目前的重心還在于解決大量棘手的國內難題,包括克服環境污染、反腐敗、緩解經濟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時,在應該構建什么樣的未來世界秩序上,中國學者也進行著務實的討論。大家可能各持觀點,但一個共識是:世界已經發生變化,許多舊的概念失去了意義。

首先,在當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過去那樣,在各地區隔絕地共同存在、應對不同的問題,這種可能性已經沒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開放性,要逐步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和多元的觀點。

其二,再通過大國之間戰爭的方式實現“權力轉移”,重新決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沒有可能了,因為世界各國關系已經如此緊密交織。

其三,我們所面對的大量新型問題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權國家和區域的邊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試圖乘船從非洲前往歐洲的人們。需要新的思維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說是全球秩序,去應對新型挑戰。

令人有所寬慰的是,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已經開始進行許多有意義的實踐,用創新和合作的辦法應對和解決新的問題,例如G20和全球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也倡導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來增強亞洲和亞歐大陸之間的互聯聯通。這些實踐是對現有國際體系和合作框架的補充,將促進現有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發展。


▲基辛格

基辛格《論世界秩序》一書是以一種很有深意的設問方式結束的:“我們將去向何方?”顯然,歷史又來到了新的轉折路口,關鍵是將向哪里轉變。

這個問題也適用于中美兩國,我們是否有決心和智慧走出大國沖突的歷史窠臼?能否合作開創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秩序?為此,習近平主席向奧巴馬總統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兩國之間盡管受到誤解和偏見的干擾,實際上在許多領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關系。有人甚至把兩國比作不情愿的雙胞胎。兩國互信的水平也相當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則,我們何以相互頒發十年有效期簽證?由此可見,年青一代繼承的兩國關系積極因素大大多于負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前無古人,不會一帆風順。但雙方都認識到,要加強合作、管控分歧,為亞洲和世界構建面向和平與發展的穩定戰略框架。這既是兩國關系的方向,又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所以,最后我想說的是,雖然21世紀全球秩序的演進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來寄望于年輕一代,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拿出很好的答案!謝謝大家!

本文選自觀察者網,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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