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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躁動不安的中國社會如何安靜下來?
鄭永年:躁動不安的中國社會如何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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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網

處于轉型期的問題可以理解,但如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積累起來,得不到解決,那么最終就會造成社會失序的局面。保衛社會、重建我國社會秩序是唯一的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但社會代價也是極其沉重的。今天,我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早期的歐洲和北美,還是后來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任何一個處于轉型期的社會都會出現重大的社會問題。處于轉型期的我國社會發生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積累起來,得不到解決,那么最終就會造成社會失序的局面。對今天的我國社會,海內外人們已經有很多的猜測,例如“斷裂”、“解體”或者“崩潰”。社會秩序已經發展到哪個地步,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估計。但可以確定地說,我國社會正在面臨失序的危險。為什么可以得出這個判斷?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

在國際學術界,學者們稱當代中國是一個社會運動崛起的時代。各個社會階層的群體性事件或者抗議行為已經習以為常,發起者和參加者既有體制外的還有體制內部的,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農民、工人、退伍軍人、退休干部、婦女、環保團體等。我國是轉型社會,出現群體性事件并非不正常。任何社會,包括歐洲和北美,在其發展轉型過程中,都經歷過幾個社會運動高潮期。問題不在于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而在于發生之后,如何應對和解決。如果政府不能直面問題,不能找到有效的應付方式和解決問題,那么我國很可能像歐洲早年轉型期那樣發生大規模的持續的工人階級運動,甚至是農民運動。如果這樣,不僅政權穩定成為問題,社會更會陷入無序狀態。

暴力叢生

更令人担憂的是這些年來我國社會各種形式的暴力案件在快速上升。暴力表現為不同形式,政府官員與人民之間存在著暴力行為,政府官員對社會成員實施暴力,而社會群體對政府官員也實行暴力。也存在著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個社會群體,或者一個社會成員對另一個社會成員等形式的暴力行為。不管什么樣的暴力形式,我國社會的暴力行為往往表現為毫無規則。人們可以看到針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暴力,包括幼兒園小孩、老人、醫生、官員、富人,等等。很多暴力行為已經超出人們的想象。暴力叢生是社會失序最直接的表現。當財富的積累和權力的獲得嚴重缺失規則的時候,針對權勢階層的暴力也會顯得毫無規則。從社會建設的角度來看,弱勢社會群體對權勢階層的暴力是社會沒有被保護好的結果。如果強勢社會群體不僅不能保護弱勢社會群體,而是一味地欺凌,那么,對弱勢群體來說,暴力是他們保護自己的最后一個手段。顯然,不管暴力以什么樣的形式發生,都是政府的責任。在任何社會,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維持公共秩序。

社會文化凝聚力的流失

從深層次看,社會秩序歸根到底表現為一種文化。前面討論過的傳統中國“士、農、工、商”就是一種文化,其中,每一階層都有自身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但今天的中國缺失這樣一種社會文化。改革開放以來,也不能說不重視文化建設,早些年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現在提倡“文化建設”。但為什么沒有成功?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多少個階層?其中有幾個階層是滿足的、快樂的和幸福的?近年來,很多地方開始在強調“幸福指數”。但如何實現幸福還是一個未知數。躁動不安的中國社會如何安靜下來?這涉及文化建設問題。任何一種文明中,都有使人安靜下來的安靜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國傳統也如此。但進入近代之后,中國很快就失去了文化中的安靜因素。這主要是因為前面討論過的“政治階級”文化的引入。有人說過,階級斗爭造就的是一種“狼文化”。政治斗爭是一個階級針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同樣,改革開放之后引入的“市場經濟”文化也是一種“狼文化”。因為缺少社會建設和社會保護機制,市場經濟趨向于把所有社會關系都貨幣化,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大魚吃小魚”、“弱肉強食”的社會關系。近代以來的“政治階級”斗爭文化的遺產還沒有清算好,中國又迎來了“市場經濟”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階級斗爭”文化,不能應對和解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狼文化”因素,中國很難造就一種社會各階層能夠和平共處的安靜文化。

上面列舉了我國社會存在的一些失序現象。人們還可以舉出其他很多的現象,但這些已足以說明我國社會失序的局面。如果這些現象繼續下去,那么在不久的未來,社會會是什么樣子的呢?社會如何能夠得到治理呢?

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真實情景:再過15年左右,獨生子女一代開始走上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舞臺,精英階層也不例外。這個群體具有幾個主要特點。第一,在一個不斷呈現排他性的制度體系下,那些屬于權勢階層的后代,普遍而言,獨生子女既沒有受過多少苦,也沒有很強的社會責任心。第二,他們在孤獨中成長,身處精英階層,卻沒有很好的溝通和合作精神。第三,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一種具有深刻矛盾的教育。

在信息時代,他們知道事物的真相,但他們生活在事物的真相和假性知識的巨大鴻溝之中。他們抱著工具主義價值觀而接受假性知識,是因為他們知道這個體制需要他們這樣去做,并且他們也能通過這個體制獲得巨大利益。在社會的另一邊也就是被統治階層則是已經成為社會主體的農民工二代、三代,留守兒童等社會弱勢群體,這個群體人數龐大,是社會的主體。作為為權勢社會階層服務的階層,他們和傳統的農民和工人已經很不相同,因為他們和統治階層和其他強勢社會群體一樣同樣生活在信息時代,知道前者是如何獲得財富的,如何獲得權力的。他們的生活經歷、所受的教育、所接受到的資訊等使得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公平意識。也同樣重要的是,到那個時候,我國老齡化時代的負面影響開始出現,當“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父母親生活在富足的“城堡”內部的同時,弱勢社會群體(也就是窮人)越來越沒有能力來保障其父母的生活,甚至難以養活他們。于是,弱勢群體中的一些人因為對這個社會的仇恨而開始用暴力手段反抗這個社會,并成為領袖。同時,他們追求社會正義的行為獲得了包括中產階層和社會弱勢群體在內的社會成員的支持,贏得更多人的同情。

這種情形不是憑空想象,而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并開始蔓延影響到社會的多個角落。我們可以借用中國傳統的概念,把此稱為“勢”。如果這種“勢”再累積十多年,那么這個社會是怎樣的呢?人們無需再做更深入的研究,因為在我國數千年的歷史中,這種場景不知上演了多少次了。所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弱勢社會群體和強勢社會群體之間的革命必然表現為無限的暴力性質。

社會失序的前景與后果非常明確。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傳統上革命和造反的惡性陷阱必須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說會導致無數生命的犧牲和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中國社會的出路,它們僅僅是社會體制的簡單再生產。在我國,漸進的變化是真正的變化,而激進的變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沒有任何變化,因為激進的變化往往促成歷史的簡單重復。這已經為數千年的農民起義所證實。盡管今天的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只要社會結構仍然是高度兩極分化、中產階層還是很小,那么激進的變革所能帶來的結果都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傳統,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顯然,出路對每一個社會階層是不一樣的。今天已經是全球化時代,一旦社會激進化,社會上的一些社會群體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退出”這個社會。實際上,我國社會的“退出”的現象也已經開始。這些年來,社會有兩個群體在努力移民海外,一個是高端知識群體,一個是財富群體。很多年里,國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國的項目,但高端知識群體的流失仍然是個大趨勢。在全球化時代,這個知識群體的流動性越來越大。很多國家都在拼命競爭這個群體,紛紛提供優質的環境吸引和留住這個群體。我國舊的體制是排斥這個群體的,這可從所謂的“海歸派”和這個體制的沖突的眾多案例中看出來。如果新的體制建立不起來,高端知識人才還會繼續“退出”。另外一個群體就是財富群體。財富群體又有兩個次群體。一個是積聚了大量財富的干部官員,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掌握了大量的財富,但在國內沒有安全感,因此選擇“退出”。社會所謂的“裸官”指的就是這種現象,這些官員把家屬和子女放置在國外,而自己仍然在國內積聚財富。一旦社會激進化,他們自然會選擇“退出”。另外一個次群體就是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家為什么選擇“退出”?這個問題后面再做分析。這里先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退出”是一個有效的選擇嗎?

退出”自己的社會,加入一個新社會,不可避免要成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連“二等公民”還不如。無論官員還是企業家,在一個新的社會,基本上只是一個孤立的高消費群體,他們有錢來消費,但沒有能力和主流社會建立有機的聯系。對企業家來說,他們大多在中國社會發展起來,所有商業網絡都和中國有關,到了一個新社會之后,要找到一個新的發展機會并不容易,要不因為這些社會各方面的商業機會已經飽和,要不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新社會的知識,難以找到商業機會。

對我國社會來說,問題是,在財富和知識“退出”之后,社會還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會,有兩個東西很難退出,一個是貧窮,一個是權力。但如果一個社會這兩個東西占據了主導地位,社會會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很簡單,那就是無休止的不穩定和暴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就表現為這種情形。這些年,我國有關方面在維穩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資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了這種情形。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政府和社會之間就會陷入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當然,還有一種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當社會失序,國家對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會所可能出現的難民潮。難民潮是一個失敗國家的標志,是誰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保衛社會、重建我國社會秩序是唯一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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