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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 文貫中:飽受磨難后的思考——自述
學人 文貫中:飽受磨難后的思考——自述
燕南園愛思想 文貫中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貫中簡介

文貫中(Wen Guan Zhong),國民黨中將文強之子,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生于上海,蹲過牛棚。當過汽車售票員、食品廠搬運工。197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翻譯員,1979年入復旦大學,1982年獲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1983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作訪問學者;198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4年起任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經濟系副教授;1999-2000年度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現為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以及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學術興趣包括: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與大饑荒的關系、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


傳奇的家庭背景


我的一生從一開始就和許多人不一樣,這一切都來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親。

我父親文強,他一生經歷復雜的不得了。他曾經在共產黨里面已經做到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和省委特委書記,后來又在國民黨里面做到中將,淮海戰役的時候是杜聿明的參謀長,兩方面的高級人物他都非常熟悉。

我父親是黃埔四期的學生。黃埔一到四期的時間都很短,幾個月一期,我父親那時候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因為新三民主義政策,那個時候國共雙方都鼓勵黨員跨黨。但是在國共分裂的時候我父親選擇了共產黨,也就說明他還是一個很熱血方剛的人。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你20歲之前還不是社會主義者的話,你就是個冷血動物。你如果30多歲后還是個社會主義者的話,你就是個白癡了。我父親還參加了南昌起義,后來在1990年代還舉行過一個南昌起義幾十周年的慶祝會,一查,活著的人里面,軍銜最高的還是我父親。組織者邀請了很多解放軍高級將領,這些將領知道我父親到了之后就讓他講話。他們說,我們當年都是您手下的小兵。我父親說:那很荒唐,你們解放軍的建軍節讓我來講什么話。他們說,還是你來講吧!你對整個事情的了解肯定比我們多。

南昌起義之后,我父親轉戰到了海陸豐,部隊被擊潰之后他逃到了香港,又從香港到了四川。他后來就變成了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和省委特委書記,組織了很多軍事活動。那時候“立三路線”是很荒唐的,只要你還有幾個人就得暴動,結果不斷的暴動,不斷的犧牲。我父親有一次被捕了,當時四川還是軍閥楊森他們的軍隊。他對那些士兵說,沒有我什么事情。給了他們兩個大洋就跑出來了。當他回到自己的秘密據點的時候,大家都冷冷的看著他,問他:別人都被抓住了,你怎么沒事呀?我們四川省怎么讓一個外省人來領導我們?為什么我們老被抓住,被殺掉?我父親很機靈,一聽就知道有可能他的被捕就是有人告密的,認為他是一個外省人,肯定怎樣怎樣。最后他趕緊找了一個借口,說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就逃掉了。

我父親是湖南人,逃掉之后他就回到老家。因為我的祖父是留日的學生,當年和孫中山他們很熟。我的祖父雖然基本贊同中國應該現代化,但是他覺得后來簡直是一團糟,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這段時間是亂七八糟,后來國共分裂那段時間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那時候共產黨已經走的非常極端了,當時在湖南省已經開始斗地主游街了。這從策略上是根本不應該的。因為你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你就去斗地主、抄大戶人家了。這就是為什么蔣介石最后選擇和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他覺得再那么下去就是共產主義了,他也不會接受。再到后來我父親就到了國民黨那一邊。

去年10月份我父親去世,有400多人參加了他的追悼會,人民日報都發了消息。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兆國對家屬表示了慰問。我那時在美國,匆匆忙忙的回來參加了告別儀式。

我母親是寧波人,我外公是寧波一帶的一個大戶人家,祖上是做官的,家里面有很多地。我母親出生的時候,外婆當場就死掉了,因為是雙胞胎,難產。兩個孩子倒順利生出來了。外婆死掉不久,我外公又娶了一個小外婆,然后就要找奶媽。我母親有個雙胞胎的妹妹,她們姐妹每人有一個奶媽。我母親的這個奶媽就是后來把我們兄弟撫養大的阿婆。阿婆整個人的經歷就和祥林嫂一樣:很年輕就結婚,丈夫是個農民,做活做得很累很累,最后就死掉了。死的時候阿婆有個一個多月的小孩,但是不知道為什么在一個月內丈夫死了小孩也死了,自己有奶,日子過不下去了。當時正好我母親出生。阿婆就過去了。阿婆很愛我母親,完全把她當作自己的孩子。

我母親小時候就被外公指定好和村里面的一個秀才成親。由于家里條件好,我母親還上了寧波私立女子中學,這是個現代女子中學,所以她在觀念上就和自己的父親有沖突了,覺得父親沒有權力逼我去和那個秀才成親。據阿婆講,那個秀才人非常好,非常厚道,我母親就是不喜歡他。如果當時我母親和他成親就不會有那么多事了。就在小秀才家里把嫁妝都送過來準備迎親的時候,我母親在她最好最好的一個朋友,她在女子中學的同學,我們稱作陳媽媽的一個人的幫助下,假裝投甬江自殺就逃婚出來到上海了。

我的父母是在1940年代抗戰時期成家的,那時候我父親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我父親有一段時間突然問我母親:你這個人怎么家里沒有父母和任何親戚呢?怎么回事?最后我母親坦白的說她是逃婚出來的,逃出來之后就和整個家庭沒有來往了,那個家就認為斯文掃地了。外公就覺得這個女孩簡直是叛逆。我父親說:那怎么辦呢?小孩已經出生了,我家里已經沒有老人了,你家里又是這種情況。我母親說,我有個奶媽,能不能把她接過來?接過來之后我們家就有老人了,家就完整了。那時候我的父母平時根本不在家,家是安在上海,一天到處飛來飛去的。明天飛到重慶,后天飛到沈陽,把阿婆接過來實際上就是讓阿婆來坐鎮,他們自己也放心。我父親就說,那我們就去吧!我母親說:那怎么行!像你這樣招搖的人,我都要化妝好,因為我知道小母親只吃當天的筍。阿婆必然會在下午四點多去竹林里挖筍。我母親就躲到竹林里面,阿婆下午四點多就過來了,拿了一個小筐。我母親就叫她。阿婆一聽就嚇得要死,因為我母親逃婚時是偽裝跳甬江自殺的,繡花鞋都放在江邊,打撈了一下沒有尸體就以為大概沖到大海里面去了,整個家里都認為她死掉了。我阿婆一邊跑一邊叫:你這個落水鬼不要來害我,也不是我逼你的!我母親是大叫,幾步就追上了,她說,你來摸摸我,我不是落水鬼。然后阿婆才將信將疑的摸摸她。問她:你不是自殺了嗎?我母親說:不是的,我是偽裝自殺的,其實我到上海去了,現在我們家里很好很好。如實的告訴她。我們現在接你到上海去,你就是我們家的老人,享福去。阿婆說,我不能說走就走,把你小母親拋棄掉。因為當時外公已經死了,只剩下小外婆靠著她。你的給我時間。最后我母親給了阿婆一點時間,我母親先回去,后來就把她接到上海。


苦難的童年生活


1948年的時候,我母親、阿婆和我們三個兄弟已經到了臺灣,我父親參加淮海戰役。后來在淮海戰役結束的時候,我父親就被俘了。按照日內瓦公約,停戰之后6個月內可以交換戰俘,他就讓副官捎出一條信來,叫我母親快來營救他。我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后,就從臺灣到了安徽北部、山東南部和蘇北一帶。

我母親特別漂亮,據阿婆說,我母親去的時候還是穿著高跟鞋,完全是1930年代上海富貴人家的打扮。去了以后,有時候會郵一封信回來,那時候我們還在臺灣。我母親到了那一帶,解放軍老是唬她,一會告訴她所有的俘虜都在張莊,我母親就趕到了張莊,他們可能就在張莊附近的一個樹林里休息,但是不讓她過去,說:他們已經到了李莊去了。她就又趕到李莊去。那些地方沒有什么好吃的,她穿著高跟鞋走來走去,據說后來首飾都賣掉了,好的衣服都賣掉了,然后高跟鞋換成了草鞋。有一段時間據說還光著腳,最后是跟要飯的人搶吃的東西。但是始終沒有找到我父親,他們早就被轉移走了。我母親把陳媽媽作為我們通信的一個轉換點,因為我們在臺灣,她基本在鄉下。陳媽媽后來就送出一封信在蘇北,我母親也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收。在這封信里她告訴我母親:上海就要封港了,而你的家里分成三個地方,你的男人在軍監里面,你在大陸,你的老人和小孩在臺灣,你至少應該讓兩方團聚,然后等待第三方的最后團聚。這些話也是一個雙關,你也可以考慮回臺灣去。但是我母親的理解不是這樣,她就發了一個電報到臺灣。那時候我們家里面還有副官,連副官都不愿意回大陸,就幫助我們把大包小包收拾了一下,阿婆帶著我們回了上海,那是臺灣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接下來臺灣和上海之間就再沒有通航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國民黨方面主要的官員和軍隊都已經撤走了,我們就找了一個地方住下來,就在徐家匯那里。后來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有一個人在那兒敲門,阿婆得到的指示是一般敲門你絕對不要開,因為那時候國民黨的潰兵就在那一帶活動,一般敲門的肯定是壞人。敲了很長時間,阿婆就把門打開,但是門上還有鏈條,她開了一條縫,她看到一個蓬頭垢面的人在那兒站著,就又把門關上。外面那個人就開始哭起來,她說,你難道連我都認不出來了嗎?阿婆說,你的聲音倒是蠻熟的,你是誰呀,趕緊走,不然我要叫警察了。后來那個人就大聲哭起來,說我就是什么什么人。然后阿婆就打開門,是我母親。阿婆叫她四小姐,因為她在我外公家排行第四。她就說:哎呀,四小姐,你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當時我母親為了營救我父親在鄉下已經奔波了半年多了。

我母親是一個非常非常剛強的人,這也決定她后來會走上那條路。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她就去那兒上課學習。我看到過她的畢業文憑,其他課程都是甲或者優,只有政治課是丙,因為政治有一套新的說辭了,她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她很快就變成立信高級會計學校的一名老師。那時候她的工資相當相當高,當時我們家的大件都已經不缺了,其他衣服、家具都有了。我記得小時候有幾年的生活還是蠻可以的。

但是后來我父親就在監獄里交待家里面有多少條槍。家里有幾個副官、幾個勤務兵,加上他自己有20多條槍。但是他不知道從上海跑到臺灣,然后從臺灣再回來,只有阿婆一個人留在上海。副官說,好不容易才從上海逃出來,你們又要回去,瘋掉了。可能解放軍告訴我父親我們已經回到上海,但是他肯定不知道我們具體住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況。然后這段時間我母親不停不停的寫信,還在找我父親,但是始終沒有下落。我覺得如果她確切知道我父親還活著還在干什么事情的話,也許她不會去自殺。我父親交待有多少條槍以后,當局就逼著我母親交出槍來。當時家里面只有一支裝飾性的小槍。當時國共談判的時候,來了一幫美國人,我父親就陪一個美國將軍到延安,看解放區的一些情況,全程陪同。這個美國將軍走的時候就把一支槍作為一個禮物送給我父親,很小很小的,鑲了一些寶石,只有很近的距離射擊才有一點痛,稍微遠一點就沒有什么殺傷力。我母親反復考慮,覺得這是一種紀念性的東西,而且是一種裝飾性的東西,這個東西保留著應該沒有什么問題吧,其他的槍支她可能已經在解放的時候偷偷丟掉了。后來我母親就把那把槍丟到壁爐里面去了,后來我們家的地板都被掀起來了。也沒有找到,就覺得是一個懸案,我母親就被管制起來。

我母親從小就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人們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來成為立信高等會計學校的老師后,人家又叫她文教授或者文師母,弄堂里面也這么叫。我母親又是一個非常慷慨、非常喜歡交朋友的人,她希望人家去尊敬她。我記得小時候上海還可以跳舞,有很多晚會,我母親已經退出這些活動,她覺得自己還是不要去張揚。但是她還有很多首飾,弄堂里的人不停的來借,有時候我母親甚至會大方的說,你自己去挑把!等到還的時候她們往往會說哪一對東西已經弄掉了。那一段時間大家都很尊敬她,她覺得自己是一個老師,自力更生,總覺得還有希望。

被管制以后,她就不能在教學了,變成了一個公務員,人們就對她叫來叫去的,直呼其名。據我阿婆說她至少還沒有受到什么體罚。那時候主要是她心理上不能承受這樣羞辱她。我母親不停的要找我父親,但是始終就沒有直接聯系,她就很絕望。當時我們又太小太小,而且很淘氣,她本人又被管制,最后在管制即將結束的時候她選擇了煤氣自殺,因為她覺得這個日子再沒法過下去,管制過去后的日子也不好過。還有一個很困擾她的問題就是幾乎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被趕到外面去,有一個警察要來。我就故意逗留的時間長一點,就會看到那個警察會拿出很厚很厚的一疊照片。我父親那樣的人,他一生所認識的人多得不得了,有時候他和我母親在家里面開Party,我母親特別喜歡跳舞、音樂,還喜歡打麻將,接觸的人會很多,有時候會有合影,不一定每天都在那里討論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只是娛樂活動。但是那個警察不管那么多,問:你們那天商量的主要題目是什么?這個人是誰?他們現在在什么地方?我母親說這是我父親的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警察就會說:你不老實,他是不是潛伏在這兒?我的體會是如果我母親撒謊就害了對方的家庭,但是如果她不撒謊,壓力就永遠不會解除。結果弄來弄去我母親的精神上就不能接受,后來就自殺了。

我母親是1955年春天的時候煤氣自殺的。那天晚上對我的記憶特別特別深。她買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東西,吃完晚飯之后,她就把我們都召集在她身邊。那時候我們家里有個長沙發,她就坐在沙發上,說:你們都坐下來,我要給你們講幾個小故事。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老人臨終的時候拿了一把筷子給自己的小孩們,讓他們折斷,結果誰也折不斷。老人說,你們一根一根抽出來折就很容易折斷了。老人就問小孩:你們有什么啟發沒有?其中有個聰明小孩就說,筷子放在一起的時候不容易折斷,一根根拿出來的時候容易折斷。她講來講去,最后一致的結論就是兄弟之間如果能夠團結一致的話,就比較能夠克服困難。兄弟之間不團結,一個一個小孩就很容易受人欺負。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講如何孝順老人。她說:阿婆是我們的恩人,我是她帶大的,現在你們又是她帶大的,你們應該對她好。我記得那是我們每個人都去報住阿婆,說她是我們最最好的人,我們要永遠對她好。我母親還講了一個故事,一個父親要死了,他對自己的小孩說,我在后院的葡萄園里面埋了很多金銀財寶,我忘了它們放在什么地方。我死了以后你們去挖一下。老人死了以后,他們就拼命挖了一遍,哪個地方都挖遍了也沒有發現什么東西。到了秋天的時候葡萄結的特別大,其中一個小孩悟出來了:金銀財寶就是勤勞,如果每天都去松松土、除除草,我們就有源源不斷的收入。父親傳給我們的不是金銀珠寶,而是勤勞致富。當時我覺得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那是我才小學一年級。后來她就讓我們睡覺去。我們在另一個房間。那時候已經12點了,我靠在床沿上還在睜著眼睛想這些事情,其他人都睡著了。我母親就到我們這個房間來了。她說:貫中,你怎么眼睛還睜著?就像催眠術一樣,用手在我的眼前弄來弄去,我的眼睛就閉住了,睡著了。到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阿婆就起來了,她起的特別早,而且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衛生間去。但是她有個習慣,在去衛生間的過程中去到我母親的大房子里面去,然后走到她的床邊摸一下她的床。早晨阿婆起床的時候一摸她的床是冰涼的。其實阿婆那時候就在警惕她:她會不會晚上跑出去?當時只想到她晚上走掉或者失蹤了,或者到外面去自殺,害怕她出事。結果到了廚房和廁所的地方發現廚房的門是關著的,然后她想去把門打開,但是打不開。那時候我們弄堂扣還有個看弄堂的人叫老王,我阿婆是小腳,她就慌慌張張的跑去叫老王。我能想象出一個小腳老太太當時跑到弄堂口去叫人的情形。老王聽到之后也慌得不得了就跑過來,把廚房門狠勁的推開了。那時候我們廚房里面有一張大桌子,我母親躺在上面,蓋了一個白床單。我自己也醒過來了,聽到吵吵鬧鬧就進去看一看。那時候煤氣已經關掉了,還有好大的一股煤氣味。廚房里面所有的門窗都用撕開的布條堵上了,廚房到廁所有一個排氣管也被堵上了。那時候我母親已經被抬到弄堂里面,放到一個躺椅上。聽人說好像還有微微的一點反應,后來送到醫院的時候就已經宣布搶救無效了。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是1955年的春天吧!我正上小學一年級,還很冷。我記得那個警察來了,問有什么東西沒有,他就翻來翻去,最后在廚房的一個碗柜上面找出了遺言。他就宣布說:你們的母親說把所有的小孩都送到孤兒院,然后讓阿婆拿走她愿意拿的所有東西后回老家去。

所以我母親去世以后,我阿婆開始的時候只是哭,說這么好的一個人怎么轉眼就死掉了,后來到了文革的時候,她說:你母親怎么能夠忍受文革這種壓力呀!那時候可能我們全家都死掉了,都會被安排哪一天用迷藥讓我們睡了然后一開煤氣。當時阿婆就在那里哭,說:我本以為是到你們家來享福的。我父母對阿婆確實很好,一年四季都有衣服,綢的、棉的、皮的,有幾個箱子。在寧波老家還給她買了一塊地,蓋了房子,壽衣壽棺都準備好了。我母親遺言里讓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動的細軟,還有一些金銀首飾到老家去。她當然就不肯了。想來想去,那么小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上孤兒院?當時讓我們去甘肅去。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后來就給發給我們兄弟每人一套棉衣棉褲,上海是沒有棉褲的。然后我們就穿了在弄堂里走來走去炫耀自己。有的老人就在那兒暗暗的哭,說這些小孩子不知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充軍去了,還在這兒高興成這個樣子。有一次阿婆在弄堂里面哭,有個鄰居平時對我們特別好,就對阿婆說,現在看來只能走這條路了,你到區委大門口坐到那兒,先不要聲張,等到看到有比較好的車子的時候,你就去纜車,然后放聲大哭。你說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岳母,有什么事情要告訴他。后來阿婆就坐在徐匯區區委大院的門口,她不聲張也沒有人去管她。阿婆因為我父親的關系對車子還是蠻了解的。她看到一輛好車,上前攔住就放聲大哭。然后區委書記的秘書就下車來了,問:老媽媽,你在這兒哭什么,為什么要攔這輛車?她說,我是什么人的岳母,家里面現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的駐軍是三野的部隊,都參加過淮海戰役,一聽我父親的名字都知道他是杜聿明的參謀長,所以就去告訴區委書記。區委書記聽了說,這件事情不行,好像沒必要這么做。就去問阿婆怎么辦。阿婆說我要管這幾個孩子,家里面還有點財產,也不會給政府添什么負担,我也可以再去做點事情。這幾個孩子也沒有罪,他們只是出生在這個家庭。而且我也沒有什么罪。后來區委書記說,這個影響太壞了,傳出去以后象滅門一樣。后來說就留下來吧!警察就改變態度了,以前還兇得不得了,讓我們把房子讓出來。后來又來人說,你們不要哭了。小孩交給你了。然后就把我們家里面的財產編了號。因為我父親喜歡古董字畫,家里還有翡翠的鼎,小青銅器等。我母親還有很多金銀首飾,很多衣服,德國的望遠鏡等等。他們就一一編號。每個月可以賣一件東西。這是一開始。后來就變賣財產,漸漸就坐吃山空了。后來生活就很困難。有一段時間政府就給我們救濟金。我在學校里因為成績好就給我獎學金。另外寒暑假的時候我就到工廠里去打工。所以我的寒暑假從來沒有空閑,都要去打工賺點錢。所以又一天我和我們學校的團委書記還大吵了一場。除了我打工之外,他還讓我做這個事情那個事情。因為我是班干部,要幫助同學趕緊補上去,開學的時候能夠跟得上。又要組織數學小組、物力小組啦,我要在里面當一個頭。我又要打工又要做這些事情。他動不動對我說,你要入團嗎?入團就要做這些事情。后來我就說,我是很想入團,但是這樣做的話那我就不入團了,而且我認為不入團不一定是壞人,我就做一個團外人士吧!最后我一直沒有入團,但是一直是班干部。因為后來換了一個班級,班主任還是蠻喜歡我的。后來就到了文革。

其實我是很聽老師話的,除了那個團委書記。我當時根本就疲憊不堪,工作完了要趕到這個小組,這個小組完了又要馬上趕到那個小組。我說我應該有一點自己的時間吧!因為我是喜歡預習的,現在就沒有時間看這些東西。我當時做很多很多活動,拼命想入團,后來在初二的時候總算想通這件事情了:我這么一個出身的人要去入團,那個代價是很大的。后來讀高中的時候索性就自由主義,不入團了。所以到現在我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高中的時候有一點行為上的自由主義,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后是認識上的自由主義。我基本上是很聽老師的話,而且只要你說這個道理是好的,我就極力想去做,所以學校里面的老師還是比較喜歡我。我不知道如果沒有文革的話,是不是他們也許內定不讓我上大學,因為我弟弟連高中都沒有上:你這樣一個家庭念叨高中就可以了。而且當時我喜歡核物理之類的,是不會讓我去上的,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子。

我弟弟也是這樣,我弟弟特別特別聰明,成績都特別好,但是那時候就是不讓他上高中,他就是初中畢業。畢業之后就把他弄到新疆去了,一去就是十幾年。他和我差不多,往往到了最后一關就過不了。他年輕的時候身材特別好,音質也特別好。結果人家說怎么可以讓一個戰犯的兒子表演正面人物呢?所以就不要他。他也受了很多苦。


無辜的反動學生


接下來就要講文革中的事情。文革當中我得罪了四人幫。因為我學習的那個中學是徐匯中學。徐匯中學學生來源無非是三部分,一部分是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子弟,還有一批是大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洋行的職員的子弟;但是在徐匯中學的南邊,就是靠近郊區的那邊又是一個貧民窟,那些子弟極為貧困。這三部分子弟平時在學校里就有一些摩擦。因為大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和洋行的職員的小孩學習很好,而且比較有錢;干部子弟學習成績也許沒那么好,但是政治上有優越感;工農子弟生活比較差,成績也不好,但是政治上優越感很強。這三類人內在上就有一些摩擦。在文革中總的來說就是挑動三類學生之間的摩擦。比如說黑五類開始是指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和洋行職員的子弟,后來那些干部子女的父母紛紛被打到以后,他們也變成了黑五類,就只剩下工農子弟占上風了。就這么斗來斗去。我和三類同學以前關系都很好。為什么?因為第一,學習上我當然不是很差,小時候又一直是班干部,所以也不能說跟干部子弟沒有共同語言,因為比較多的干部子弟也會變成班干部,我又和他們有一些共同語言。另外,學校通常讓我去幫助工農子弟學習,工農子弟就認為我沒有看不起他們。所以文革開始以后,干部子弟和工農子弟把資本家子弟又打又罵,頭發都剪掉了,進行毀滅性的抄家。因為他們到資本家的家里一看都呆掉了:家里怎么那么大?都是豪華型的家具,照相機。特別是工農子弟,整天住在貧民窟里面,突然讓他進到大洋房里面去,一對比他就覺得很氣憤,就想把它毀掉。我想:本來都是同學,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所以我就去跟他們辯論,我說毛澤東是什么出身,周恩來是什么出身,這些政治家的出身都不是工農兵嗎!另外,出身好的人里面不好的人也多得不得了,工人也不見得人人都是好的。他們倒是沒有報復我,只是說:文貫中,沒你什么事情,我們跟你很好。所以他們就很早動員我出去串聯,然后把那些黑五類的小孩都關在學校里面,不給他們吃的,在國慶節的時候不準他們上街游行。那時候我早就已經走掉了。其實文革初期我本人倒是沒有受很大沖擊,只是看不慣工農子弟的做法。他們說:你跟著去串聯吧!我就去串聯了。串聯回來才1966年12月份。就在家里看書。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到1967年1月、2月份才回來,他們就要決定批判“反動血統論”,就有十幾個人到我家來動員我,讓我一起去。我說我不感興趣,他們就說:現在江青都已經批判反動血統論了,你怎么不關心?后來我就跟他們出去了。出去以后就發現他們都把責任推到我頭上來。當時兩派有上千人辯論,這一派要派人去和對方辯論就推到我頭上來。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認為我說、寫還可以,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我覺得是我家里沒有識字的家長。因為在我阿婆看來,只要是毛澤東讓參加的,當然我就參加去,就認為那是對的。而我從小就是一個模范學生,不是小隊長、中隊長就是班干部。當時毛澤東在號召,當然就讓我去。但是你想其他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家長,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了,他們當然知道這很危險,說錯話之后,不但小孩要倒霉,家里又要倒霉了。所以他們就對小孩說:你盡量不要去說,盡量不要去些,要隨大流。現在批判反動血統論,你贊成就是了。最后我們學校實際上就變成了我是代言人。后來慢慢的我們就和市革委會對立起來了。因為我們認為市革委會沒有在徹底清算反動血統論,你想文革中怎么有可能呢?我們認為出身不能選擇,但是人的前途可以自由選擇。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人已經不對頭了嗎!我是受教育的,又是可以教育好的,不管怎么樣,先要教育一下,而不是說我是一個跟人家平等的人。我們老是在吵這個事情。那個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委會,他們希望不要再吵這件事情了。后來我們就覺得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的大學生是我們天然的同盟軍,我們跟他們在一塊。當然,他們走的比我們更遠,他們要去清查張春橋、姚文元的叛徒背景。我們主要聲討的是反動血統論,而且我們學校所在的位置史的血統摩擦特別厲害。全是工農子弟或者沒有那么多高干子弟的話,情況也不會那么復雜。

后來我就被當時上海市革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徐錦賢正式宣布為反動學生,先被控制軍關在學習班里面,后來他們就斗爭我,說我是反市革委會的,后來就放在牛棚關了一年,每天都是打掃廁所,后來給他們弄得差不多要死掉。。我非常感謝我們徐匯中學的一名工人,他因為成份好后來就變成我們那個牛棚的領導,每天他來布置工作。對我倒很照顧,但是我隨便給人打一下、踢一腳他就防不勝防了,因為他沒有看到。如果我去跟他說的話,他說:那你自己當心呀!我說我怎么當心?他說:那我怎么辦呢?你們幾十個人很分散,我顧不過來。有一次他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掃操場,我們學校是上海市區最大的中學,有個很大的操場,我們學校又是個教會學校,樓層很高,二層相當于現在的三層、四層。當時有一幫學生就在二樓叫我:你過來。我就過去了,他們在二樓一排靠窗站著,我就站在墻根。他們說:貼在墻上,低頭!然后我就低頭。他們就從二樓上把一個鐵椅子摔到我頭上來。我也不知道上面干什么,突然有個很重的東西砸在我頭上,我就昏倒在地上了。等到我醒來的時候,就覺得滿臉都是血。已經有人去報告那個工人了。他趕來之后就用手絹把我的臉抹干,看到頭頂上有個地方血在不斷的流出來,他就把手絹按在那里。當時二樓已經沒有人了,學生們都已經跑掉了。他就站在那兒罵,罵了半天他就說:走,到工宣隊去。那時候已經沒有校長了,工宣隊有個老師傅就代理校長坐在辦公室里面。那個工人進去就說:你交給我這個反動學生的時候他是活的,我希望不要哪一天我還給你一個死人,這個責任不是我。我沒看到這個學生到底有多壞,也只有你們說他是個反動學生。但是我要告訴你,要我管下去的話,我是管不下去了。像這種樣子,這個小孩很有可能馬上要死掉的。后來工宣隊的人就很害怕,如果真的死了一個人他們也麻煩。他們商量了半天,還是把我轉移到一個工廠里面去吧!有一個工廠平時和我們學校合作,我們平時有時候到鄉下勞動,有時候到工廠勞動。到工廠勞動的話就是這個工廠。后來就把我送到這個工廠。工廠里的工人就很好,他們說:這個小孩,年級這么請,怎么就變成反革命了呢?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也沒有人講的清楚。因為要講的話就說這個小孩寫了很多文章批判反動血統論。這算什么事情!工人們就保護我,至少不來惹我了。他們覺得這個小孩太可憐了。我在那兒待了一年。


難忘的農村歲月


后來就是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就下鄉去了。在吉林省梨樹縣劉館公社六合屯村待了三年多。下去的時候工宣隊的領隊還專門跟公社干部交待了一下:這些學生里面最壞的就是這個人,這個人是上海市重點的一個反動分子,你們要看著他。第一年的時候,農民看著我都怪怪的。在他們的腦子里面,壞人都吃喝嫖賭,但是思想上有問題他們從來就不覺得是一個壞人,他們搞不清楚。第一年他們是很懷疑我,老在那兒議論:這個小孩是一個壞人,怎么干活挺努力的?有的時候我還主動幫人寫信。他們說:這個小孩蠻好的嗎!第二年以后他們就不理這個茬了。大概在想:這個小孩一定是無緣無故被打成反動學生。當然有人就講:他家里面很復雜。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住在農民家里,而且一直等到兩年以后,才有了一個戶。這個戶就蓋在村子當中,但是我們和農民一塊做農活,開隊伍會議,我還成了人民公社的宣傳員,還要和農民一塊去采訪模范人員或者工作中的先進事跡來報告,后來我們還組織了文藝小分隊,我是一個隊長,還要組織舞蹈,唱歌,話劇。當時我還要編劇本。農民也和我們一塊組成了一個小分隊一塊勞動、表演,和農民就有很多細節的接觸,目睹他們的貧困,特別有兩年住在老鄉家里,看到他們吃的什么東西,生活多么艱苦。我的感覺是大部分農民很純樸,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貧困,有一部分農民認為這是一個常態,他們對于另一種生活就沒有想象,十分封閉。

我覺得中國人口的素質不是很高的,一個原因是他必須在一片很小的土地上謀生,由于生活所迫,他必須在十幾歲開始養家,成家之后他的整個精力、時間都被綁在土地上,他們知識的更新、對世界的認識極其可憐。我并不是在批評他們。他們知道的只是一頭老母豬、一只雞、一小片地里種了什么東西,長得好不好。到了年紀就要娶個媳婦,然后生個小孩,又一個循環。以后的小孩又過他們的生活。這種生活我當時覺得不可忍受,但是又沒辦法提高,因為他的素質就那么高。有的農民說是上了幾年小學,等到我們下去的時候,他們一定要我們幫助他們寫信。我對那些二三十歲的農民說,你不是上過小學嗎?他說大部分字都忘掉了。我覺得農民非常淳樸,他們的生活非常悲慘,我覺得怎樣能使這些農民能夠轉移出來,能夠有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

為什么文革一結束我就去報考經濟學研究生。因為我小的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名物理學家,到了下鄉之后,連小學里學的四則運算的乘法和除法都很少用,只用加減法。所以當時對自學數學就沒有什么興趣。當時看了和社會問題有關的一些書籍,老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其他國家的情況回比我們這兒好很多?中國經濟發展的困難在哪里?大部分人為什么那么貧困?這和中國古代的歷史地位好像完全不相稱。一看古書,覺得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人民非常優秀,有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是東亞最先進的國家、東亞文明的發源地,其他國家紛紛來朝。但是我生活的一個世界,中國人極大的貧困落后。我是上海人,到農村里面,對比也是非常強烈的。上海在國內還是比較發達的,到了鄉下,有很多東西就難以接受,對我的震動非常之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貧的生活。盡管我上學是在假期的時候到過農村去幫助農民搶種搶收,但是上海郊區在食品供應上還是比較豐富的,因為它是魚米之鄉。另外他們住的是磚瓦房,沒有土坯和泥建的房,而且面積很大。除了上海郊區農民的口音我們有些聽不慣以外,其他方面我們并不覺得赤貧。到了東北以后,真是赤貧。我們看到有些農民沒有新衣服,一年有半年靠著臭大醬、腌酸菜、腌芥菜生活。我們不知道這種生活怎么可以進行下去。夏天我們吃窩窩頭和高粱米飯,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兩斤白面,肉只吃兩次,一次是上凍前,除了老母豬之外的所有豬都殺掉,因為沒有糧食去喂它。殺了以后就把邊邊角角的肉先吃掉,最好的肉就掛在戶外的梁上,凍到春節的時候再大吃一頓就沒有了。而且有一次我們還吃不到,因為春節的時候我們就回上海去了。那個時候農民很好,他們一年吃兩次肉,但是第一次殺豬的時候我們還在,還會拿大碗的肉來送給我們吃,這是他們省下來的,我們就很感動。有時候小孩子會對母親說,不要送給他們,我要吃!媽媽會說,他們上海人也蠻可憐的,這兒畢竟是我們的家,他們都是舍家棄業來的,平時沒有大人照顧,還是給他們吃一點吧!我們特別特別感動。你到上海去打工,會不會有人對他的小孩說,我想他們真可憐的,送他們一些東西吃吧!這很難。1988年的時候,我還到過插隊的那個村子里去。


辛苦的照顧阿婆


我是1969年去插隊的。1972年春節我是在上海過的。我下鄉的時候阿婆已經80多歲了。1971年底我回上海的時候,我就覺得她的身體非常不好,但還能行走,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我就有一點不想回去,覺得應該照顧她。結果有一天晚上她就說:我來給你講講話。在平時要講話就講話,她要我坐下來,說:我有話要對你說。然后我就坐下來。她說,你現在插隊落戶已經好幾年了,但是你始終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插隊落戶我也不知道你是一個什么打算,永遠插下去呢,還是以后要到學校或者工礦去?我說我肯定不想永遠插隊下去,但是現在也沒有其他的機會,只能是這樣做。她說:你呢,你不要把我當作你最重要的事情來關心,你還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前程,盡可能找到一個屬于你的工作,然后再考慮把我接過去。你現在每年都回來看我,但是又不能維持下去,你戶口也不在這兒了,你的收入又那么不穩定,我又不能跟你過去,因為你是個農民,連個家都沒有。到了2月底,我當時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為這么大了。我的哥哥到安徽去了,我的弟弟到新疆去了。她本來有一個寄托,就是我把這幾個小孩都養大了,中間總有一個人可以養我老,結果在她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都走掉了。后來我就說我趕緊回鄉下去,趕緊找到一個工作然后把你接過去。她說只要你能夠找到一個工作,有一個安身的地方,我一定跟你一塊去。我就回去了,但是我的感覺很不好,我就托了一些朋友同學,讓他們一兩個星期去看看她。

我的那些同學一開始的時候還講一些細節:今天我帶了一些東西和你阿婆吃了一頓飯,她講了什么什么東西。后來就變成公式化了:我們去看她了。沒有細節。我就覺得很奇怪,但是那時候不通電話,我阿婆又不識字,寄過去信她也不可能回我的信。一直到七八月的時候,很熱的夏天,我收到一封電報,是鄰居打來的。說:如果你負責你阿婆后事的話,就趕緊回來。這封電報說的不是很好,我不知道阿婆是活著還是死了。后來我就走了幾里路搭了一趟火車回上海了。那時候火車也沒有特快,趕了三天才回到家里。

到了家里,阿婆已經完全昏迷了,人瘦的成了皮包骨頭了。我叫了半天她才醒來,還能認識我,說:啊,你總算回來了。我很對不起,我叫你回去找你自己的前程,但是我叫你所有的朋友和鄰居都不要告訴你。我當然就很傷心了,說:你就不對了,應該早點告訴我,我就早點回來,你就可以看病了,不至于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走的時候她還能行走,回來的時候她已經一半癱瘓掉了。我就不知道她在那段時間是怎么過的。后來才知道,一開始我的朋友去看她,但是后來她就起不了床了,也就不能跟她一塊吃飯了。但是她再三的求我的朋友、同學不能告訴我,不然的話我就會趕回來,我的前程又沒了。那時候是有指標的,每年要從農村抽幾個人去工礦,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隊長對你的鑒定。你三天兩頭回上海,肯定就表現不好了。

后來我就用黃泥車她把送到醫院。醫院一聽說什么家庭就不治了。她那時已經85歲了。醫生說,她能活到這個年紀就福氣很好了,沒必要治了,你就帶她回家吧!我就和他們吵了一架。我說如果是你的母親你會這樣做嗎?至少應該搶救一下。現在你要給她檢查一下。其實她沒有什么大病,就是肺炎,但是沒有治療,也沒有人給她打針吃藥,就昏迷不醒,后來就癱瘓了,主要是肌肉萎縮了,癱了半年了。阿婆一輩子是一個信佛的人,平時都是幫人家忙,對人特別好。食堂里的那些阿姨們對她蠻好的,吃飯的時候就給她送點飯。有一個老太,才60多歲,身體還可以,到吃飯的時候每天來看看她,吃飯就喂喂她,就那樣維持下來。我的同學去的話就帶些東西給她吃吃。我就趕緊學醫療的東西,包括打青霉素和鏈霉素還有其他藥。這樣的話大概維持了三年左右。到了1975年春天,我父親就特赦了,這是文革當中的第一批特赦。特赦之后就把她帶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因為上海不準我落戶。

這里面的故事就非常非常慘。那段時間一天到晚要去跟街道作斗爭,因為有的醫療費用還要去報銷。另外那時候他們還給阿婆一點生活費。但是一會兒又要趕我回去,就不給錢了。我當時就認為應該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因為他們對我父親總是從正面來教育的,總是外面好的不得了,新社會都是好的,外面有什么信建筑都讓他們出來參觀。當時的想法是要改造這些戰犯,使得他們認識到新社會比舊社會要好得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應該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跟監獄的管理人員講。管理人員是受公安部直接管的,公安部又向總理匯報。他們出來都是公安部副部長帶隊,級別相當高的,住在比較好的飯店里面。我就告訴了我父親。后來北京方面派人來上海調查。因為我要把這件事情講成我從小沒有父母,完全是靠這個老人長大,即使不是純血緣關系的話,法律關系上她就是我的長輩。現在她又是氣息奄奄,在這種情況下我一定要去管她,任何社會都會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她是沒有子女的老人,而且對我們又有特殊的撫養之恩,但是現在街道的處理是要我回東北,把她送到養老院去。我說這么一個癱瘓的老人,而且好友親人在世界上就要把她送到養老院去,這是不近人情的。

大概有兩年左右的那段時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為她隨時會大小便,她的意識還有,但是只要你慢一點她就拉在床上了,接下來你就苦的不得了,你要把她的全身換洗掉。而且上海的夏天很熱,那時候沒有冰箱、也沒有電扇和空調,她自己又不能動。你要每隔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最多一個半小時幫她翻身,不然的話,褥瘡就要生出來了。你要不停的幫她擦洗,特別是夏天那段時間,一天要擦好幾次,要不就會爛掉。另外她隨時可能要喝茶,有事情要做。我那段時間一直沒有好好休息過,因為她失明了,也就沒有白天和晚上的意識,還要為她吃飯、吃藥,所以那段時間很苦,然后每隔幾天就要到街道去。因為來回來去的突然說:你回去!在這兒賴這不走干什么?或者說:這個報銷不行了。那么你就沒錢了,又要去吵。所以那段時間心情特別特別不好。而且按照規則,如果承認她是我長輩的話,實際上完全是的,我就應該留下來照看她。他們不管,一定讓我回鄉下去。公安部派人來調查,調查也不來調查我,而是跑到街道里面去。街道就說了我很多壞話,把我形容成一個反動分子。但是我在里弄里面人緣很好,大家都認為像這樣孝順得的小孩現在已經不多見了。

而且中間還有一些機會。當時梨樹八中需要高三的物理老師,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后來有人強烈推薦我,說這個人很好,讓他過來吧!當時招工都是跑到煤炭那些很差的單位里面,我要去梨樹八中教書是件很好的事。我后來回了一封很長的信,我說非常非常感謝對我的安排,我做夢都沒有想到,但是我貢獻梨樹八中的時間還很長,因為我還年輕,但是我報答阿婆的時間已經非常非常有限了,希望能夠諒解我。后來梨樹八中說:我們覺得很可惜,因為你是最佳人選,我們也了解你的情況,但是我們也不可能等你,因為不知道你什么時候可以過來。像這種機會只能放棄。有很多人都說:你瘋掉了。因為當時都不知道文革會結束。你這個機會錯過,一輩子就完了。我說:完就完,阿婆的事情我一定要管的。因為我的兄弟更不可能來管她。后來我父親出來以后也說,這么一個老人,再把她弄到北京是不是對她不好?因為她一生就在南方過的。上海那時候四人幫當道。1975年秋天以后我就到了北京。那時候我父親身邊沒有人,又必須把阿婆接到北京,因為上海不準我落戶。我父親的理由是那么多兄弟當中,我在那兒管了阿婆兩年多,所以對怎么護理阿婆的細節比較熟悉,臨時換一個人的話,那么大年紀恐怕照料不好。第二,其他兄弟,至少是農場職工,有固定收入了,而我還是靠工分。所以就把我調到北京。


學部的學習思索


到了北京以后,開始也是找不到工作,一聽出身就不要了。當了幾個月無業游民,后來人家就介紹我到食品廠工作,去當搬運工。后來又當了一段時間公共汽車的售票員。我覺得這些工作本身來說不是我應該做的事情。我覺得我應該搞搞研究,學習學習,當時也沒有這個機會。后來就有了一個機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社會科學部。文革結束后,學部從鄉下遷回來了,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員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社會科學部就有一點不公開的在內部招一批年輕人,因為他們也聽說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學。我考的是情報所。情報所大概是國內訂閱外文期刊最全的一個機構,就需要有人來把這些刊物翻譯成中文。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就去考了一下。他們有一個筆試,采用類似于考試的辦法,給我一篇文章,一本字典,讓我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翻譯,看我的中文翻譯的怎么樣,文字的準確性怎么樣。另一個考試是隨便抽出一篇文章讓我口譯一下。考試第二天他們就對我說:你還可以,口譯的意思比較準確,筆譯的文章比較長,還要再看一看,以后再給你一個答復。一拖就拖了很長時間,我父親后來也寫了信想辦法,他怕我又一次受到傷害。后來學部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我就在那兒工作了兩年。

我覺得那兩年過的很快,因為在1978-79年的時候社科院處在學術的最前沿。從胡喬木開始,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經濟學家都來講。他們有一個雙周碰頭會,在會上他們都把十年思考的心得跟大家講一講,這是一個很內部的會,在社科院的小禮堂舉行。雖然很內部,但是我要進去的話也沒有人攔我。他們對政治改革的設計遠遠走在現實前面。于光遠當時就談到:如果中國的私人企業比例達到60%,中國就有救了。他認為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改革水平,那么中國的改革差不多就完成了,那是1978年的事情呀!然后王若水就大談異化理論,他說并不是只有資本主義當中才會發生一話,社會主義時代也會發生異化的,而且這種異化有時是很悲慘的,文革就是把馬列主義幼稚化了。這些觀點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就像是天方夜譚的東西,在一個小范圍內聽到,聽到以后又在我們年輕人的一些小范圍內議論。劉賓雁就是那時候認識的。恢復學部之后不久劉賓雁就分到哲學研究所,去編《外國哲學譯編》,把外國的哲學介紹進來。那么他就要到我們所里借雜志。有人就說:這個人就是劉賓言。我就主動去和他認識,大家一塊聊哲學的一些問題,當時有很多名人也是這時候認識的。周揚也來作報告。當時他就痛哭流涕,我們都很感動。因為周揚是一個大人物,但是在反省他當年在“反右”中的做法,再對比再文革當中他的遭遇,他說:我才理解到當年我整人家是多么不對,然后就痛哭流涕。但是當時也有人給我的印象不太好,那就是鄧力群等人,鄧力群也來講話,但是講話的方式永遠是高高在上的。

這兩年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認識了一批名人,接觸了很多社會問題,開始考慮更多的問題。如果說我在吉林鄉下的那段時間是在自學的話,那時候比較多的是想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各種制度,并不完全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問題。因為我沒有接受過經濟學的訓練,只是想著生活很枯燥,我要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因為當時中文書被禁掉了很多,而且很多書不方便看,因為別人知道你在看什么。英文書的話,別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內容了。我當時自稱是在看馬列主義的著作。我有很多英文書,有些是從上海帶過去的,有的是朋友送我的,寄過來的,有的書是撿回來的,破四舊的時候,有的書還沒有燒完人就走掉了,我覺得燒掉可惜就去偷偷的拿上一本,有一些是文學的,像《雙城記》、《悲慘世界》了。東北的冬天很長很長,農民很早就睡了,我就看書。這段時間對我的影響很大。但是自學外語雖然使我的外語好多了,但是對社會問題的認識沒有那么高,我只是從情感上很同情農民。但是在社科院兩年,接觸了那么大一幫人,集中的討論了為什么會導致文革,我們的制度里肯定有一些嚴重的問題,怎么去改?特別是在1978年底鄧小平就復出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就更強烈了:我們的制度一定要改,但是怎么改當時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正在開始摸索是從農村里面改還是從集體企業改,這個問題在社科院里面討論了很多。使我受到很大影響,我也在反復思考。思考的結果是:中國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上的問題,如果經濟上好了,其他問題相應的就好解決了。

在1979年初,我就決定要去考研究生。我們所里面起初有些不同意。有什么外事活動,學部的外辦的人還是蠻喜歡來找我的。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覺得我還是蠻信得過的,第二使我覺得很多老研究員已經幾十年與世隔絕了,雖然說恢復和世界上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接觸,由于有很多新的詞匯,而且研究方法又跟不上,就有很多心理障礙。我就沒有這個心理負担了,到那個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而且英語也是自學的,要不行就不行嗎,也沒有什么丟臉的。但是我還是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和外賓交流。我也問他們。很多外賓也說,你要趕緊考大學,不能永遠是一個高中生。雖然我是66屆的高中生,文革的時候還沒有畢業,后來也就沒有給我們那個文憑。我就跟父親商量,也跟社科院的那些好朋友商量。他們說,你雖然現在處境非常非常好,但是過了幾年幾屆大學生畢業出來以后,你的處境會怎么樣?你還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學歷。后來我就用這個理由去說服所長。我說,所長,如果是你的小孩還可以考一考,但是在年齡上已經處于邊緣了,你是讓他就這么作為一個高中生工作下去呢,還是讓他再去考一考?我如果靠不住的話,還會在這兒。他說:希望你以后還回來。我當時就答應他了。我就沒有去念本科,直接去考了研究生。因為我的太太還在上海工作,我就優先考復旦大學,當時經濟系里面又有一個新的專業是世界經濟。我覺得中國經濟問題還不能就中國經濟論中國經濟,必須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國家怎么搞得那么好。就去報考世界經濟。考上了。


幸運的訪問學者


我們在復旦大學,第一年學了一年的資本論,第二年講了一年的帝國主義論,第三年作一篇論文。我的論文是發展經濟學的問題。三年以后,我畢業的時候,復旦大學要留下一些人,我也被選上了,就在復旦大學留校了。一年以后,當時在美國訪問的復旦大學校長謝旭德拿到一個機會,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跟他說,歡迎復旦大學派一個訪問學者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去。謝旭德校長回到復旦以后,就舉行了一個考試,有些年輕老師都去參加,主要是考英語,也考一些經濟學。后來我被錄取了,其實我在政治上沒有參加考試的那幾個老師強,他們都是黨員,分配在復旦的時間也比我長。因為在英文成績上我要比他們好,就派我去。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芝加哥大學是什么性質的大學。復旦的一位教授還跟我說,美國好的大學都不是一地名命名的,哈佛大學在劍橋市,哥倫比亞大學在紐約市。以地名命名的大學都是二、三流大學,芝加哥大學是一個社區大學。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社區大學。我說,如果我完全錯過這個機會,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先去了再說。去了以后才知道這個學校那個好,經濟系那么強,有好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記者注:1983年以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到目前為止共有9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居世界所有大學經濟系之首)。我就很高興,同時也覺得這個機會那么難得,因為訪問學者的時間是一年,我就考慮到底怎樣去使用這一年的時間。我也像學生一樣到處去聽課。

到了一年結束的時候,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D Gale Johnson教授就跟我說,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歡經濟學,我現在給你一張往返的機票,你現在就會負担,你告訴復旦大學你已經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我們同意接受你成為博士班的學生。但是這個獎學金是對你的考察結束之后才決定給你的,也只是給你的,不能轉讓。但是我們很珍惜和復旦大學的關系,所以如果復旦不同意你回來的話你就不要回來了。我說:機票呢?他說:機票讓它作廢就行了,記住兩點,第一,你一定要取得復旦的同意,第二,這筆獎學金是跟著你的,不可以轉讓。我回去以后,碰到我的人當面都說:那太好了,你應該回去。但是在背后都表示: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不知道讀到猴年馬月去了,我們還要代他上課!誰有這個空啊!他們都表示困難。搞來搞去,每個人都說自己不反對有人反對。后來我找到了謝旭德校長。謝校長說:文貫中同志,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那么好的一個學校,而且給你全額獎學金。我真希望我是一個學經濟的人,我去幫你代課,可惜我不是。所以你這個問題還要在你們系里解決,你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后來我到系里,找到一個老師,他覺得他開的有些課已經不是很受學生歡迎了,但是我的課學生的興趣還是比較強。因為當時我還開了一些課像《發展經濟學》,我已經把教材編出來了,我當時用世界銀行的一些最新資料把它編出來,在國內比較新。還有一個老師對我相當不錯,我和他一塊來編這本教材。他是一位年齡比較大的老師,但是思想很新,他去找來那些英文材料,然后讓我翻譯成中文,編成教材,一塊來開這門課。后來他就成了人口研究所的所長。他對我說,你就算了吧,反正已經出去了,人家出去一年半載就回來了,去一趟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情況告訴他。他還是蠻好的,就說:那好,你在那兒需要五年的話我就幫你代五年課。然后再有人反對,我就說:這個老師已經同意代課了,不存在這個問題了。但是他們就是不肯松這個口,但是日子慢慢近了,芝加哥大學馬上就要開課了,這幾萬美金就要浪費掉了。其實他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筆獎學金是不能轉移的,都在動這個腦筋:文貫中留下來,我們就有可能去。后來我就慢慢聽出味道來了:文貫中啊,出國機會還是要大家分一分的,不要一個人獨吞嗎!開始我當然就同意了,我說可以呀!大家都有機會呀!他們就說:那好啊!那看看你讓給誰啊?我想起來了,說:你可以去調查,這筆獎學金是跟著我的,如果我不去的話就作廢了。然后在內部討論之后,他們表示同意了,說:文貫中,你先去,你等我們寄去的信,如果我們同意,你就繼續學下去,如果不同意,你就馬上回來,好不好?我說:我肯定馬上回來。我就去了。


全文篇幅較長,此處有所刪節。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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