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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貫中:父親文強與國、共恩怨一世紀
文貫中:父親文強與國、共恩怨一世紀
燕南園愛思想 文貫中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他是毛澤東的表弟,卻對這個“毛大哥”終生抱有戒心;他當過林彪的班長,兩人卻打了一架;他參加過周恩來、鄧穎超的婚禮,后來卻不肯響應周恩來的“歸隊”召喚;他參加列寧主義青年團,隨即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同時又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掌權前夕卻又退出國民黨,留在共產黨內;在共產黨內出生入死,卻不得同志的信任,含冤脫離共產黨;受到黃埔軍校校長感召,重返國民黨;進了軍統,又離開軍統;他被中共一關二十六年半,作為最后一批戰犯被釋放,卻因禍得福躲過了“文革”慘無人道的劫難;他是中國現代史上諸多重大事件的參加者、見證人——黃埔軍校,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創建蘇區,敵后抗日,淮海戰役……他在共產黨內當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在國民黨內當到了軍統北方區區長、國軍中將;他被“特赦”后又被選為兩屆全國政協委員,見識了“文革”、“四五”運動、改革開放……

他就是文強。他說:“我有一個讓我很高興的稱號‘世紀老人’。”他真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出生于滿清末年,離開人間時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

二零零四年歲末,記者與文強的第四子、在美國康涅迪克州三一學院担任經濟學副教授的文貫中通過電話作長談,聽他講述父親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帶血帶淚的經歷,并細讀文強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后在大陸出版的自傳。


求索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文貫中告訴記者,他兩歲時,在杜聿明手下担任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代總參謀長的父親就在淮海戰役(臺灣叫“徐蚌會戰”)中兵敗被俘,失去音訊,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只知道自己父親是“反共戰犯”,至于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茫然不知。父親被“特赦”出獄之后,他才慢慢知道父親的身世。

文強是中國南宋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孫,出生于湖南長沙一個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書香官宦之家,他父親早年到日本帝國大學攻讀法科,參加同盟會,與孫中山、黃興相熟,后來還担任過蔡鍔的秘書長。

文強與毛澤東家的幾個兄弟都認識,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告訴他說,他們的母親文七妹是文強的姑母,算下來文強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過,文強雖然改口叫“毛大哥”,卻一直跟毛澤東合不來,用他在口述自傳里的話說:“跟他抬杠子”,“一直跟他抬到底”,還“看不起他”。

文貫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與毛澤東這層親戚關系,在父親獲釋之前沒有任何人對他說過。他對記者說,親戚關系“不像聽上去那么近,毛澤東的母親并不是我父親的親姑媽,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遠”。

文強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國各種思潮涌動、民氣昂揚、熱血賁張的年代。他接觸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領袖夏曦介紹加入了列寧主義青年團,并推薦他去報考黃埔軍校。文強帶上了本來沒在名單上但一再要求跟著去的毛澤覃。一九二五年,文強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第四期,而毛澤覃沒能被錄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

開學宣誓的那一天,文強這些團員被集中起來,由周恩來領著宣誓,宣布“從團員升為中共黨員”。在黃埔軍校,十八歲的文強與林彪、周恩壽(周恩來的弟弟)等新生編在一個班,他担任班長。他和林彪都住下鋪,有一次練打靶后林彪沒按規定將槍上交,也沒驗槍,文強看見林彪翻來滾去睡不著,又摸枕頭底下。半夜聽見“啪”地一聲槍響,林彪走火了,將上鋪的枕頭射了一個洞!幸虧睡上鋪的士兵當時去喝水去了,沒闖大禍。聞訊趕來的執行官氣得關林彪禁閉,林彪卻怪班長文強在執行官查問時“落井下石”,罵文強是“湖南騾子”。文強也火了,說:“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計你三個打不了我,來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來,文強“火也出來了”,還手反擊……文強后來回憶時說:“那時我們都只有十幾歲嘛。”

不到三個月,新生舉行甄別考試,通過的升為軍官生,文強和周恩壽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兩人在國共內戰中兵戎相見,而到了文強被“特赦”時,他的這位當年同學已經“折戟沉沙”——這是后話了。

文強因為原來在湖南藝專學過速記,整理演講稿又快又好,被周恩來介紹給邵力子,邵寫了個條子,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不過,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推動“整理黨務案”,不許跨黨,文強就退出國民黨,亮出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脫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中國的主旋律是鐵血拼殺,各種政治勢力合縱連橫,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詩句)。毛頭小伙子文強跟著比他大不了幾歲的領導人們東攻西討,南征北伐。他提前從黃埔軍校畢業,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隨北伐軍一路打到漢口,又跟隨朱德到四川去打開局面。他親歷了周恩來、賀龍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担任連長,轉戰到福建汀州,又來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無路,只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歲剛出頭的文強不死心,又去四川,通過黃埔同學、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員廖宗澤接上了組織關系,參加領導地下活動和城市暴動。三十年代初,他當了四川省委常委、川東特委書記。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毛澤東的蘇區只有十二個縣,我負責二十三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他這段時間比“毛大哥”強。

文強這時認識了第一個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學畢業生,當時在四川江津中學担任校長,由共產黨早期領袖蕭楚女和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共,担任了四川第一個女縣委書記,第一個女省委委員,婦女部長。文強與她結婚十年,生了兩個兒子。一九四一年她患子宮瘤正開刀,遇到日軍空襲,醫生慌慌張張把手術刀落在周敦婉肚子里就縫合,她就這樣死了。

中共當時實行“立三路線”,只要黨組織還有幾個人就得舉行暴動。那段時期巴蜀很多暴動便是由文強主持和參與策劃的。文貫中說:“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鄉鎮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處留下父親的足跡。”不斷暴動的結果,是不斷的無謂犧牲,一無成效。

一九三零年,文強被地方軍閥劉湘的軍隊抓住,關押了一段時間。他軟硬不吃,在組織上營救和朋友們幫助下,終于利用機會僥幸逃了出來。沒想到,逃回到自己陣營卻比落到敵人手里更詭譎兇險。當他回到重慶,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慶幸,黨內別人對他死里逃生竟沒有半點慶賀,多冷冷地看他。當時有人暗示:為什么別人被抓、被殺,他這個來歷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無恙?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對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鐵的紀律,要執行鐵的紀律。”還說:“你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不是工農兵出身的”,“要清洗”!

這讓文強心涼了半截。他早就發現很多黨內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現在我知道了”。他對妻子說:“再過幾天哪,恐怕就把我變成鬼了,把你也變成鬼了!”夫妻倆趕緊籌謀路費,離開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來、黨中央申訴,但沒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從此,文強就和共產黨脫離了關系,這一年他二十四歲。

文強的父親早期十分贊同中國應該實行變革和現代化的理念,但他對辛亥革命后中國的現狀漸生失望。滿清滅亡后成立的民國很快淪為軍閥火拼的混亂局面,北伐后出現的一絲光明迅速為國共分裂、日本入侵滿洲的嚴峻局面所替代。文貫中指出:共產黨內在“立三路線”之前已經出現極端思潮,例如,北伐時在湖南省實行“紅色恐怖”,斗地主、抄大戶、游街等。祖父認為父親沒有找到救國真諦,命令他在家重溫四書五經,不要再外出闖蕩。

文強脫離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為黨內同志對他安全逃出表示懷疑,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文強經過七、八年的實踐,對中共越來越激進(用中共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左”)的路線失望了,對黨內斗爭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心寒了。

不過,文強畢竟血氣方剛,并不甘心終老于書齋。本來他從四川跑回家鄉,要隱姓埋名——他連名字都改了。然而,錐處囊中還是會露鋒芒。面對日本侵占東北、覬覦華北,他憂國憂民的情緒又爆發出來,化名在長沙辦報寫稿,又接手辦了一個“少年通訊社”,宣揚抗日。文強抨擊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筆鋒犀利,與官府的麻煩不斷,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兩期的黃埔軍校同學、蔣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戴笠約見文強,聽他講了在共產黨內的斗爭經歷,對他說:“你過去的路,我看是走錯了……現在我們的校長(蔣介石)要復興民族。”他以黃埔同學的名義要文強恢復對校長蔣介石的信仰,以國難當前,唯有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才能避免亡國的的理由說服了文強前去杭州警官學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担任中校政訓員,后担任參謀本部上校參謀。文強重新加入國民黨,后來也加入了軍統,負責對日情報。


轉戰


文強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歷十分復雜、曲折,這篇文章是難以容納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文強口述自傳》(不過,照記者看來,該書盡管有二十多萬字,但與他的漫長歲月的豐富閱歷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線條)。記者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文強轉而為國民黨軍統效力,這是一個重大的人生選擇關頭,他是怎么想的?

文貫中回答,“當時民族危亡是中國最緊迫的問題,軍統這種機構,不能否認它后來有對付共產黨和對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軍統是出于抗戰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對付日本人和漢奸。”從文強當時承担的任務看,除了培訓,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種情報,上海那時戰火正急,他“每天跑各個高級司令部搜集戰況,回來整理,送到南京”;他還受命花大工夫調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衛參考。上海淪陷之后,他也一直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搜集到的情報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強這段時間不是沒有接觸過中共的人。在上海馬路上,他邂逅了黃埔四期同學、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袁問他:“你怎么還不歸隊呀?”告訴他周恩來在找他,“在延安給你平反了”。但是這個時候的文強頭腦中要多繞一下彎了。他問:現在延安是誰主事?袁國平回答:“是毛澤東負責。”文強說:“他是多變的人,恐怕三個月以后他又會變的。”袁國平說:“你好象對毛澤東沒有信任呀?”文強直言不諱:“向來沒有信任。”

文貫中對記者說:“我覺得父親當時腦子比較清楚,知道在國共合作期間能見到這些中共黨員老朋友,沒什么問題,但是今后怎么樣就不知道了。我父親知道毛澤東一直有過激思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就是毛親手寫的?毛在湖南、在廣州、在井岡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時還在共產黨里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劃的“反AB團”,完全是無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殺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貫中進一步說,那時文強也通過比較看明了共產黨的黨內斗爭的殘酷性遠遠超過國民黨。國民黨戴笠找他,聽他一講情況,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國民黨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產黨任職的“歷史問題”始終沒有被當成一個問題,從來沒有被國民黨“隔離審查”,要他交代干了哪些“反國民黨罪行”,他后來與共產黨中很多人繼續交往,也用不著去向國民黨的上司作什么“匯報”。在共產黨內做得到這些嗎?“父親在共產黨的幾年經歷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進的毛澤東在延安在主事,說變就變,很可能就有殺身之禍。他沒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強雖然不愿回共產黨,但他給自己訂了一個原則:與共產黨為友,不與共產黨為敵,大家一起抗日。

話雖這么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強在軍統,開始確實是針對日本開展工作,抗戰進入膠著狀態后,他被調到河南、山西去監視孫殿英的部隊。孫后來當了漢奸,當時名義上還是忠于民國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強去監視。不過,抗日戰爭后期他駐西安,文貫中推測說,這個時候他會不會涉及對付共產黨?“畢竟他了解共產黨的內幕”。但文貫中強調說:“這只是我的猜測,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參與了對共產黨的策反或圍剿。只是蔣介石一直覺得延安是他今后的主要對手,西安是當時蔣對付共產黨的重鎮,父親駐西安,是否會卷入國共兩黨的恩恩怨怨里面去?”


戰犯


抗戰勝利,文強奉調去沈陽担任軍統東北辦事處處長,與當時在東北的杜聿明打交道越來越多。杜很欣賞他,認為文強冷靜,有能力。不久后,軍統頭子戴笠飛機失事去世,軍統內鄭介民、毛人鳳、唐縱等幾名大將火拼起來,都要搶這個位置,夾在當中的文強左右為難。文貫中說,我父親是不主動要官、也不貪財、將錢財看作過眼煙云的人,看到爭權奪利便覺得沒意思。而且原來參加軍統畢竟是為抗戰,現在軍統內部內斗不已,與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于是文強就找了托詞脫離軍統,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輩程潛,在他的綏靖公署當辦公廳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寫信來邀他,又給蔣介石寫報告,一定要調他去當徐州前線總指揮部副總參謀長。

文強重新成為一個純粹的軍人的時機卻是最不湊巧的——國民黨政治上、軍事上連連失利,直至不可收拾。文強在抗戰勝利前續弦,遵從亡妻之囑娶了一位有傳奇色彩的寧波姑娘葛世明,又生了三個兒子,都還年幼,他就上了淮海戰役前線。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尸橫盈野,國民黨一敗涂地,主要指揮官陣亡的陣亡、被俘的被俘。文強和幾個手下人被幾十個十五六歲的年輕戰士(他稱之為“解放軍小孩”)包圍繳了械。文強身上還有一支三號左輪手槍,他想“一槍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卻被衛士搶了過去。

在俘虜營,文強自稱“上尉書記官李明”,卻因為一個同樣被俘的炮兵少將摘下呢子綁腿給他纏上,又有一個被俘的團長給他遞筷子,被解放軍看出了破綻,很快查清了他是個中將。

文強先是在山東關了幾個地方,后來被周恩來派人押到北京,關在德勝門功德林模范監獄,編號七十二號。很長時間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級戰犯”,他反被定成“甲級戰犯”!想不通也沒有辦法,在這里關了十多年,一九五八年,他被轉到秦城監獄。

關于“戰犯”被改造的生涯,包括文強在內很多人寫過很多大同小異的文字。文強在其口述自傳中卻一掠而過:上一章末尾寫進功德林監獄的情況,下一章開頭就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我被特赦了”。近二十七年春秋成了空白。

在這段歲月,文貫中對父親的印象也近乎空白。他對記者說,我父親被俘之后,偶爾通信,我們家屬從來沒有到北京去看過他。中共對執掌政權有了點信心之后,從一九五九年建國十周年起每年都“特赦”一批戰犯,使他們燃起了一星希望。一九六五年,他在父子離別十七年之后,與父親有了唯一一次見面。


父子


文貫中回憶說: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區一個很偏僻的村里參加秋收。校長派了一個人上氣不接下氣地來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總部去見他,說你父親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隊,到各地參觀祖國建設成就,已經到了上海,要你去見他,現在就放你的假。他還給了我幾十塊錢——當時人民幣還很值錢。他叮囑我說不能亂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顧我們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趕回上海,阿婆馬上去找裁縫,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裝,第三天,阿婆便帶了我們懷著極其復雜的心情去華山飯店。很多戰犯的親屬都來了。上午是父親他們一個個自我介紹在秦城、撫順改造的情況,無非是黨的政策如何好、毛澤東思想如何偉大、監獄里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來是家屬代表發言。我被選為家屬代表之一,對政府表示感謝,并希望父親早日成為新人。中午在大餐廳里吃了一頓非常豐盛的午餐。記憶中,所有家屬另開幾桌,并未與戰犯合坐。下午是單獨會見,讓我、弟弟和阿婆三個人去我父親住的房間。

記者問:與你心目中的父親有什么不同嗎?

文貫中說:父親離家時我很小,對他沒有記憶,“父親”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共產黨年年搞運動,我母親在我們懂事之前已經將我父親的照片全都剪了——他與我母親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遠都是穿的軍服,母親害怕若不小心被我們拿出去或者講出去,會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母親自己的留影,一個人或是和我們孩子們的合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形象。我們目睹當時充斥報刊的有關蔣軍官兵的種種漫畫,心里始終懷著一種莫名的恐懼:父親也會這樣不堪入目嗎?

母親自殺之后,我們常常問阿婆,父親到底長得怎么樣?阿婆是有心人,雖然口里說我可變不出你們父親的照片來呀,但是她暗暗想辦法,在我們住的那一帶物色,竟然找到一個牙科醫生,年齡、外貌和父親十分相仿。一天,華燈初上時分,阿婆挺神秘地帶著我和弟弟去他的診所,要我們悄悄從窗外向里張望,我們在暗處,診所內已開燈,從窗戶外望進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燈光下這個牙科醫生的容貌和舉動,他正微笑著和病人說話。阿婆悄悄說,你們好好記住這個人的相貌,他很象你們的父親。我當時感到覺那是一個五官端正、雙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親就是這樣子的,感到一絲寬慰……

見到真正的父親時,文貫中既覺得陌生,又似曾相識。“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談話完全是公式化的,他問兒子的學習,問阿婆的身體。文貫中記不太清會面是在怎樣一個環境中進行的,但感覺旁邊好象有人。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個自由的環境。

——他問到你母親怎么去世嗎?

——沒有。他知道,一旦要問,阿婆一定會放聲痛哭,就會收不了場。我們不會問讓他為難的問題,他也不會問一些明知沒有結果的問題。

讓文貫中定下心來的是,在與父親會見之后,公安部的副部長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間談話,對他說,估計你父親很快會獲得自由。

文貫中沒想到:過了一年“文革”就開始了,副部長說的“很快”,竟是十年!


洗腦


記者問:為什么文強會被最后一批“特赦”呢?

文貫中說:“實際上,六二年、六三年,像杜聿明這樣已被特赦的父親朋友們來上海參觀,會通知我和弟弟去他們的飯店和他們見面。會面時,他們總說,你們父親下一批就會出來了。我們盼了一年又一年。六五年見到父親時,公安部副部長也親口告訴我:‘每次報上去的特赦名單上有你父親的名字,但是最后的名單要由最高層決定,前幾次沒能通過最后一關。’那么,是不是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將我父親卡住了?會不會他們感到將父親放出來對他們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畢竟太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據說周恩來自知得了不治之癥之后,寫報告給毛澤東,說這些人都要關得老死了,都釋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天,鄰居來告訴整天忙于照顧癱瘓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貫中,說電臺里有重要新聞。他家當時已經窮得連收音機都沒有了,他便跑到鄰居家去聽,果然在報“特赦戰犯”名單。當他聽到父親的名字時,興奮極了,馬上給父親去信,文強也馬上回了信。不過,中共釋放戰犯后得好好宣傳一番,以利對臺灣、對國內外的統戰,文強有一個月忙得不可開交,五月份他才來到上海,見到了阿婆和兒子們。文強被分配到全國政協當文史專員,月薪二百元——在那個年代算不錯了。后來又當上了政協委員。

在監獄里,文強接觸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面宣傳,讓他們參觀的都是諸如南京長江大橋、上海萬噸水壓機之類的建設成就,以證明“國民黨做不到的,共產黨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對戰犯灌輸的仍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越來越好”。不過,他們這些戰犯被集中到大房間,騰出原來的單間來關押新揪出來的共產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文強后來對兒子們講述說:因為僅僅一墻之隔,晚上傳來的拷打聲、喝斥聲、受審者的嚎叫聲,以及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和“我是革命的”這樣的表白聲,不絕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戰犯詫異共產黨怎么打自己的人這么狠!——文強卻不驚訝,他跟他們不一樣,他在幾十年前當中共黨員時就經歷過類似的殘酷內斗。

盡管如此,被洗腦二十七年的文強釋放之初,與受盡千辛萬苦的兒子常常談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鄧、周恩來去世、天安門悼念,簡直摸不著頭腦。文貫中對他講農村的現狀、自己的經歷,他往往要阻止,“他不相信我說的,認為我過激”。但他與過去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漸漸了解到,他們雖比他早十多年獲釋,卻比他慘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籮筐血淚故事。文強對自己最后一批被“特赦”本來十分不滿呢,沒有想到,監獄竟相當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文強在被釋初期,猛一下接觸到真實的現實,困惑萬分,但他畢竟是聰明人,對毛也是有戒心的,不難意識到“毛大哥”又對中國造成了什么樣的浩劫。漸漸地,他在談話時越來越少阻止文貫中對社會現狀的議論了,雖然也不表態支持兒子一些比較激烈的看法。

上天賜予文強長壽,使他在出獄之后還享有了二十六年時光,趕上改革開放。一九八五年,文貫中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文強到美國參觀、訪問,印象特別好,回去之后到處做報告,大講什么是現代化國家,中國以后應該以誰為榜樣——就應該是美國!他越來越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認為雖然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堆積如山,但鄧小平總算為中國找到了一條自強的道路,循序漸進,堅持政治和經濟的各項改革,遲早會像美國那樣富強。文強對鄧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國的公開場合大講特講自己有生之年能寫本《鄧小平主義》,“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文強的《鄧小平主義》沒有寫出來。或許,以他這么豐富的閱歷,此時也看不懂究竟何為“鄧小平主義”了吧?或者對“鄧小平主義”究竟能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也發生疑問了吧?


故人


記者問:你父親跟你談起過對毛、周的印象嗎?

文貫中回憶說,父子談起一九四九年之后毛澤東對國家、對他的黨、對自己戰友所做的事時,他親耳聽晚年的父親說過:“毛澤東在政治上是一個流氓。”文貫中解釋:“他下這個結論,意思是說,毛澤東寧使天下人負他,不愿他負天下人。只要對自己的專權有利,無論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來,對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也可以翻臉不認人,而且可以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天下。”

文貫中還說:“我父親不是耿耿于懷的人,平時講話比較平和。就是講毛澤東的為人,也是很客觀地說,并不滿懷仇恨。毛澤東的后人愿與我父親交往,我父親對他們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好幾次與我父親一起吃飯,我在國內時也參加過一兩次。”

關于文強與周恩來的交往,文貫中說:“父親告訴我,在周恩來去世前派人派車以神秘的方式接父親到醫院去看他。據父親事后講,周恩來特別對他說:‘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啊!’”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周恩來這是什么意思呢?文貫中說:“我覺得這是對我父親的規勸,當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態。父親與周恩來的交往主要是黃埔軍校期間,再就是南昌起義及其后一段時期。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我父親從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來證明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后來國共合作時,共產黨人袁國平等都說周恩來在延安說給你平反了。在文革這樣異常詭譎的政治氣候下,當年親手幫助平反的這位國民黨軍統高層軍官,后來又是‘甲級戰犯’,這件事會不會成了周恩來的一個心病?”

雖然文強親口對文貫中提過此事,但文強去世后,文貫中翻閱父親日記,卻找不到任何記載。當然,周有可能要文強對會面一事保密。文貫中跟高文謙談起此事,根據高的分析,周專門接見文強的可能性是有的。周為人處世,思慮極為周密。當時“四人幫”已經對他發動新一輪攻擊,罪名無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國民黨勾結”。現在,文強獲得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為“四人幫”的活靶子,并成為“四人幫”攻擊周的活材料,周極有可能先作文強的工作。文貫中說:粉碎“四人幫”后,大約八十年代初,鄧穎超跟父親有一次單獨會面,這是許多人知道的。可是他們談了些什么卻不得而知,父親的日記里也找不到記載。“非常有可能,我父親將一些事情永遠帶走了。”

關于文強與周恩來,還有這么一段公案。趙浩生在其回憶錄里說周恩來去世后他去北京,采訪到杜聿明和文強,他問文強“雙十協定”簽訂后是否參與“密謀刺殺周恩來”,文強立即放聲痛哭,承認有這回事,結果誤殺了李少石云云。文貫中對此給予強烈否定說:“我大哥還保留我父親的日記,日記中提到那天會見了趙,但根本沒有提到謀害周恩來。我又去問一九七九年后與我父親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說,日常談話中提到過類似話題,但父親堅決否認,也從來沒有見到其他材料。大陸著名黨史專家何蜀曾寫專文考證,對趙浩生的說法斥為‘無稽之談’。何蜀提出幾點理由:周恩來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先在南京,后駐重慶,整天生活與國民黨軍政人員之中,真要謀害他不是很容易嗎?還要等到‘雙十協定’之后?文強在軍統內分工一直搞情報和策反,與行動無關,不可能參與謀害周的策劃和行動。文強與周恩來有師生之誼,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參與他也會拒絕,何況當時他根本不在重慶。李少石事件后來公認的說法是,司機駕車不慎,發生車禍后引起誤殺,并非陰謀,與謀害周完全扯不上關系。我不懂趙浩生為什么要這樣寫?”


汗青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強以九十四歲高齡去世。文貫中說:“近四百人出于對他高尚人格的愛戴,或為他傳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對他生命力和才華的仰慕,或為他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操所感動,前往八寶山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我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和全國政協的協助下,也匆匆從美國趕回與父親作最后的告別。”

記者問:你對你父親的一生有何評價?

文貫中沉吟一下說:“他是個血氣方剛、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人,對社會、對人民十分真誠的人。這樣的人,年輕時很容易成為狂熱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記得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一個人如果三十歲之前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他一定是個冷血動物;但是,如果三十歲之后還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就是個白癡了。這話用在我父親頭上也是比較貼切的。”

文貫中接著說:“象當年許多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青年那樣,他最初的立場必定基于民族主義。他成長的年代,中國面對列強種種欺負,無力應對。辛亥革命推翻了滿請皇朝,迎來的卻是腐敗不堪的北洋政府。一代精英考慮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條新路,使中國盡快擺脫百年積弱,自立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父親那代人為了拯救中國,當時愿意實驗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道路,因為蘇聯體制種種惡弊尚未公之于世,人們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親其實三十歲之前已經成熟起來,體會到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提倡階級斗爭的共產主義這種極端主張的危害和虛無縹緲,回到執行中庸之道的國民黨一邊。目前中國所走的路線,不也是放棄階級斗爭、提倡社會各階層和衷共濟、與各國友好相處、同意保護私有財產、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路線么?這其實和國民黨當年路線分別不大了。可是,這套做法還是有嚴重局限。我到美國來后,十分關心美國的治國之道,發現當年國共兩黨‘共產主義救中國’還是‘三民主義救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來看實際上已完全落伍。中國還是應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依法治國的理念,在進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推行憲政,中國才能真正獲得長治久安,在世界上獲得普遍尊重和愛戴,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親談過好幾次,他表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國治國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樣,父親一生不惜拋棄舒適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歷經種種曲折和苦難。他走的彎路,很多時候也是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彎路。他漫長而曲折的一生,其實反映了中國在剛過去的整個世紀中尋找對付內憂外患、自強自立的艱難求索的過程。”

文強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后代而自豪,他說:“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須能背誦《正氣歌》,以背得滾瓜爛熟為榮,這是我家的一道傳統家風。”文貫中告訴記者:父親獲釋前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氣歌》卻很小就會讀會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不過,記者回想文強的經歷與中國的變遷,涌上心頭的卻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樣膾炙人口的詩《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將文強與文貫中抵達“而立”之年前的經歷做一比較,是一件不無意義的事。

文強十八歲:考入黃埔四期,入團,轉成中共黨員,入國民黨;文貫中十五至十八歲:苦苦爭取入團不可得,一氣之下宣布放棄。

文強二十歲:參加南昌起義,任二十軍三師黨委成員;文貫中二十至二十一歲:先為黑五類子弟,后被打成“反動學生”,關進“牛棚”。

文強二十九歲:當報紙總編、辦通訊社,被聘為中校教官、上校參謀;文貫中二十九歲:以東北知青身份調回北京待業。

當然可以說,時代風云有起有伏,看各人趕上了哪一段,也可以說,頭銜、地位并不能完全體現生存質量和人生價值,但是有一點毋庸質疑:文強成長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間,人們能夠自主尋求真理之路,可以今天入這個黨,明天退那個黨,而到了文貫中成長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經被官方壟斷,個人只能亦步亦趨。


母親


文貫中說:“父親第一個夫人周敦婉死得很早,留下遺囑要他娶第二個夫人葛世明——就是我的親生母親。父親命中無女,五個孩子都是兒子,我是老四,現在只有我在美國,其他兄弟都在國內。大哥二哥一直在湖南農村,大哥致中比我大十幾歲,現在洞庭湖旁的南縣,二哥四十多歲就因病去世;三哥一中,長期在安徽農村;弟弟定中在新疆十幾年,現在北京經營餐飲業和搞古董收藏。”

文貫中的外公家是寧波鄞縣的大戶。他母親出生時,外婆因雙胞胎難產而去世,兩個孩子倒順利產出。外公為雙胞胎妹妹各找了個奶媽,母親的奶媽就是后來把文貫中兄弟撫養大的阿婆。

文貫中說,母親小時由外公包辦訂親。她上過寧波的私立女子中學,追求自由,觀念上就和外公有了沖突。母親在同學(我叫她陳媽媽)幫助下假裝投甬江自殺,逃婚到了上海,完成高等教育,為此也一直沒有與家人聯系。

文強與葛世明在一九四零年代初結婚,一九四八年文強去徐州打仗,家眷到了臺灣。文強被俘后,一心以為根據日內瓦公約,停戰六個月內雙方會交換戰俘,托人捎出一封信來,要妻子快來營救他。葛世明從臺灣趕去淮北、魯南和蘇北,頗有孟姜女尋夫的意味。到后來只能變賣首飾和衣服,有時甚至跟乞丐搶吃食。

陳媽媽后來寫信告訴葛世明,上海馬上要封港,提醒她不要讓丈夫、本人、老人孩子分在三處——至少應該讓兩方團聚,然后等待與第三方團聚。她的本意大概是勸葛世明回臺灣,但是葛世明的決定正相反:發了一份電報到臺灣,要阿婆帶孩子立即來上海。

不到三歲的文貫中回來正是上海易手前夕。葛世明在蘇北苦尋丈夫不得,蓬頭垢面、滿臉憔悴地回到孩子身邊。第一件事是要謀生,她便去上海很有名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補習,很快將十多年以前學的東西重新揀起來,被該校聘為老師。

“父親在監獄里交待家里有二十多條槍,他并不知道搬到臺灣又從臺灣匆匆趕回,槍枝早已散失。當局就來人要母親如數交出。當時剩一支鑲了寶石的勃郎寧小手槍,是國共談判時父親陪同的一位美國將軍作為紀念品送他的,稍遠一些便沒有什么殺傷力。母親覺得這是父親的紀念品,保留應該沒問題。一九五三年風聲一緊,母親把手槍丟到壁爐里。當局一再追問,母親承認了。公安局把我們家壁爐敲開找到了這把槍,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

葛世明為此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學權利,去清理廁所,工資減了三分之二。學校里的師生對她呼來喝去,她的心理無法承受這樣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淚流滿面。街道里也開了斗爭會,將“罪狀”一一公布,鄰居不敢再與她有來往。“像她這樣一個美貌、聰慧、性格剛強而又喜歡無拘無束與人往來的女子,世態炎涼使她痛苦萬分而又無處傾訴。她意識到管制結束后日子也許更難熬,一天天趨于消沉、絕望。”

一九五五年春天,一天晚飯之后,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邊,要阿婆也坐下。“她說要給我們講幾個小故事。一個故事講一個老人臨終拿了一把筷子扎成一捆給孩子們,誰也折不斷;一根一根折呢,就容易折斷。還有一個故事是講如何孝順老人。她說:阿婆是我們家的恩人,我是她帶大的,你們也是她帶大的,你們應該永遠對她好。最后一個故事是講一個父親臨死前對孩子說,我在后院葡萄園埋了很多金銀財寶,忘了在哪兒,我死后你們去挖。孩子們將葡萄園挖了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沒發現。到秋天葡萄結得特別大,孩子悟出來了:金銀財寶就是勤勞。那年我上小學一年級,覺得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識到母親是在留臨終遺言。”

就在這天半夜,葛世明在廚房打開煤氣自殺。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將廚房里所有門窗縫都用布條堵上,廚房到廁所的排氣管也被碎布嚴嚴實實地堵死。


求學


阿婆看三個失去母親的孩子太可憐,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負。文貫中小小年紀,已經知道發憤讀書,因為成績較好還能領到一些獎學金,寒暑假也到工廠打工,減輕家里的負担。

小學畢業,他的夢想是考進上海最好的中學之一五十一中。從成績看他很有希望,是學校里唯一能考這所全市重點中學的人。但是小學穆校長打開他的檔案袋,才發現幾乎是空白。穆校長把他叫去,想幫他補上,問他父親職業?“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親為何死亡?“不知道”……五十一中學當然不會收一個家庭情況模糊不清的考生,文貫中掉進一個無論設備還是聲譽都極差的中學。一位同學說,如此家庭出身還想考五十一中?“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文貫中心似乎被鋒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階級路線”這幾個血紅的字從此永遠烙在他心深處。

重點學校上不了,入共青團更不要想。升初三時,他和校團委書記大吵一場。“因為勤工儉學,我已經很忙,他還讓我‘學雷鋒’做許多社會工作。例如,要我在寒暑假幫同學補課,要我組織數學小組、物理小組,要我當各種帶頭人……整天疲憊不堪。只要我有些猶豫,團委書記就會說,要入團就要做這些事情。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他說,既然我離入團那么遠,那我就做個團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團了。他聽后大怒,從此將我列入另冊。”

文貫中是五個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鄰居認為以他的出身,實在是非常幸運了,他的三個哥哥連初中也沒上完,弟弟呢,“聰明、漂亮又健壯,成績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讓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幾年。他唱歌、演戲的天賦十分突出,很多部隊文工團想招他。但政審時,總會有人說,怎么能讓一個戰犯的兒子上我們的舞臺呢?”


浩劫


中學“文革”,便是以“反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學校”的名義,挑動黑五類子弟、工農子弟和干部子弟這三類學生之間的斗爭,有時極為殘酷。

“文革”前文貫中和這三類同學關系都較好,“文革”初期他沒受什么沖擊。一九六七年初,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批判“血統論”,來動員他,說:難道你不關心“文化大革命”?這可是頂很大的帽子,他只好加入。當時徐匯區中學兩派學生決定在他們中學操場上開辯論會,他被推作主要辯論人,上千人的辯論會結果以他這派占上風而告終。漸漸地這一派的文章、大字報的執筆都落到他頭上。

文貫中沒有想到厄運正在降臨。“我沒有高人指點和提醒。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學,家長大多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對政治運動的經驗十分豐富,知道利害關系,他們管教孩子盡量不多說多寫,要隨大流。但我的阿婆目不識丁,太相信我不會出岔子了。”

文貫中成了對立派別恨之入骨的對象。光天化日之下,搶他的書包,用自行車沖撞他,派流氓打得他鼻青眼腫,甚至派人來他家砸暖壺,剪棕棚床,澆濕所有床被……還綁架他關在學校的黑屋里折磨。

對“血統論”的剖析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文革”之前。他們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委會沒有采取行動去清算——“現在想來,我們當時十分幼稚!”

一九六八年,文貫中被市革委會馬天水、徐景賢等人以莫須有罪名宣布為“反動學生”。他先被軍宣隊關在市里一個學習班,軍宣隊說他出身反動,“文革”中反毛澤東、反市革委會。三個月查不出什么證據,又把他在徐匯中學“牛棚”里關了近一年,每天打掃廁所,清理教室。他經常挨紅衛兵打罵,幾次差點被整死。一九六八年夏天一個下午,一群紅衛兵圍住他,要他長時間彎腰、鞠躬、“認罪”。晚上他們將他押到一間黑屋,將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斷幾根。“他們離去時,我遍體鱗傷,只能在夜幕掩蓋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沒有一塊好肉,連衣服都變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幫我脫衣,一脫便連皮帶肉撕下來……那幾天我徹夜無法入睡,白天咬著牙照樣要去學校勞動。”令人發指的是,紅衛兵見他身上貼了膏藥、紗布,又逼他交待是誰治療他,竟然氣勢洶洶去那人家興師問罪。

又一次,他打掃操場,一幫學生逼他緊靠墻根,低頭向毛澤東請罪,他們竟從樓上將一把鐵腳椅子狠狠摔到他的頭上,砸得他昏死過去。這樣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給活活整死的。工宣隊也害怕了,把他轉移到一個工廠的牛棚里去。雖然體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險總算躲過去了。


插隊


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貫中幾乎是被從“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樹縣劉館公社。領隊要公社干部警惕這個“反動學生”,傳達下去,農民跟他說話時眼光都怪怪的,似乎在琢磨他究竟是個什么樣的壞人。不過,第二年以后農民就不理這個茬了。

下鄉使他真正體會到為什么說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文貫中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貧窮——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知青和農民一樣整年吃窩窩頭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兩斤白面;菜呢,大半年只靠臭大醬、腌酸菜;農民一年只吃兩次肉:一次是上凍前后,除了老母豬外農民將所有的豬都殺掉,因為沒有糧食喂養它們過冬;農民留著最好的肉,掛在戶外梁上凍上,到春節才化開大吃一頓;有些農民的孩子十幾歲了還沒一件遮體衣服。

農村生活也使文貫中第一次了解到毛澤東極左路線、政策造成的災難。有一次田間休息,他和一位出身為下中農的老大爺聊天,要他講講一生中最悲慘的經歷。老農見其他人都在地頭另一邊抽煙說笑,無人注意,便悄悄說起有一年村里餓死許多人,活著的也人人皮包骨,氣息奄奄。充饑的只有野菜,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餓死了,他自己餓得兩眼發黑。不過他的命還算好,活下來了,他的老弟餓病在炕上,支部書記說他“裝病”,一定要他下地干活。老弟掙扎不起來,書記命令人將他押到地里,他老弟東倒西歪干了沒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沒起來……最后他吞吞吐吐地說,這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我聽了他的回答,一時目瞪口呆。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提起大躍進時因嚴重饑荒而造成死亡,不啻是一場心理地震。”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僅剩了文貫中一人沒有任何招人單位要,其他知青有的上調省城,有的到了縣里。東北的冬天幾乎長達半年,冬天夜幕降臨特別早,農民無事可干,早早上炕,他就利用漫漫長夜博覽群書,其中很多都是英語、日語和法語書。“當時很多中文書被禁掉了,即使弄到了手,也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看。但在鄉下看外文書,別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內容。外文書不但滿足我對知識和文化的饑渴,而且提供一種保護。”

文貫中記得,大隊黨支部書記聽說他“看洋書”,打算來突然襲擊。多虧一位上海知青連夜跑來向他透露風聲。文貫中心生一計,要她回去暗示書記,如果來抄書就要犯“嚴重政治錯誤”,因為他看的是馬列著作——馬克思、列寧等都是外國人,當然用外文寫書!

他的外文書中確實有些馬恩列斯著作,但更多的是文藝、歷史和政治著作:從上海帶去的,朋友寄去的……英文版《雙城記》和《悲慘世界》,他都是在下鄉期間讀完的,書中悲劇性英雄成了支撐他堅強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樣,也使他更加愛憎分明,更同情農民和世間一切受歧視受迫害的人群。


祖孫


因為阿婆病重,文貫中顧不得扎根邊疆,奔個前程,他回到上海要陪老人走過生命的最后日子。那三年讓他不堪回首。“我經常要去街道作種種抗爭:去力爭醫療費的報銷,力爭阿婆的生活費的如期發放。街道經辦此事的干部不知出于何種陰暗心態,經常冷嘲熱諷地刁難,一會兒揚言要將我趕回東北,一會兒又威脅要送阿婆進養老院。我往往被她氣得七竅生煙。”

一九七四年起上海允許至少一個知青孩子回城照顧老人,文貫中便也申請。市知青辦接待人員認為他的情況太符合“優先照顧”的范圍了,不料街道那位干部堅持認為阿婆與文家沒有任何血緣關系,要他趁早回東北,并揚言今后不再報銷藥費、支付生活費。

文貫中走投無路,只有一個信念在支撐他,那就是絕不在阿婆最需要的時候拋棄她!絕望中,文強又獲準和家人通信,文貫中以前給父親的信都報喜不報憂,這次他決定豁出去,如實告訴父親家中凄慘詳情。他寫了一封用淚水和由心尖滴血凝聚的長信。“我描述了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艱難環境中帶大我們兄弟幾人,我們又如何一個一個天南海北地遠離了她。即使阿婆與我們沒有血緣關系,難道她不就已經是我們真正的長輩?何況戶口本上‘戶主’一欄我們歷來填寫她的名字。在她癱瘓在床,隨時可能撒手人間的時刻,難道我們不應守候在旁,報答她對我們的養育之恩于萬一嗎?一定要將她與我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天下有這樣逆情悖理的事嗎?”

公安部果真派人來上海調查。當時上海是“四人幫”天下,來人并沒有直接找文貫中。估計街道一定說了很多壞話,文強連著給兒子寫了三封長信,勸他服從街道處理意見,返回東北。文貫中意識到父親可能也出于無奈,只好不再給父親去信,免得他左右為難。他堅決地對街道說,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棄她而去!

那三年文貫中起居飲食完全顛三倒四,隨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雙目失明,也就沒有晝夜意識,常常在半夜要他幫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沒有一天好好睡過一個整覺,文貫中的雙眼永遠紅腫,布滿血絲。

文貫中也錯失一些機會。當時梨樹縣八中急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師,公社有位干部強烈推薦文貫中,八中來了信。這個教職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但是想到阿婆確實須臾離不開自己,文貫中只好謝絕。


轉折


一九七五年,文強被“特赦”,瀕于絕境的文貫中面前才出現一線曙光。他與阿婆來到了北京。不過,戶口雖然轉進了城,工作卻不好找,當了好幾個月無業游民,用人單位一聽文貫中的出身就搖頭。“文革”結束后,經街道介紹,當了一段時間公共汽車售票員,后來又到食品廠當搬運工。

真正的機會是一九七八年到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學部)從鄉下遷回,情報研究所大概是國內訂閱外文期刊最全的機構,需要有人將論文翻譯成中文。文貫中聽說了,就寄去一份從英文翻譯成的中文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對他進行筆試和口試,以前苦學的外語派上了用場,他去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里上班了。“工作兩年,我找到了這一生的使命!”

那段期間也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社科院上上下下充盈著憂國憂民的氣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嚴肅地思考、爭論,探索中國走進“文革”這一荒唐無匹而殘酷無比的怪圈的深層原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什么體制才能穩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現代化的目標。院外事辦公室有時來情報研究所借人幫助接待外賓,所里常常讓文貫中去,他隨外賓拜訪院長或副院長及各所所長,親耳聽到著名社會科學家和活動家們對“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對未來的憧憬。當時社科院有一個在小禮堂舉行的內部雙周吹風會,請很多思想家、理論家來講十年反思的心得,演講者們對政治、經濟改革的設計遠遠走在了現實前面。文貫中總是千方百計地鉆進去旁聽,“很奇怪,并沒有人攔我。”

一九七九年夏,三十三歲的文貫中決定報考研究生。女友在上海工作,他決定優先報考復旦大學。學什么專業呢?他想解答縈繞在腦海中的數不清的問號:中國發展的障礙究竟在哪里?大部份人為什么那么貧困愚昧呢?中國的現狀為什么和中國古代的歷史地位完全不相稱呢?——中國曾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是個萬方來朝的國度啊,但是當今神州,感受到的是人與人殘殺的血腥……文貫中反復思考的結果是:中國面臨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普遍的貧困和愚昧,這是專制和暴君的最肥沃土壤。當時復旦有一個新的世界經濟專業,“我覺得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就去報考了這個專業。”


幸運


文貫中幸運地考上了。

畢業時復旦要留下一些人當老師。文貫中幸運地被選上了。

一年后,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遇到芝加哥大學校長,芝大歡迎復旦派一個訪問學者去作一年訪問。復旦舉行了一次考試,主要是考英語。文貫中又幸運地被錄取了。

“幸運”這個詞是文貫中自己說的,但人們知道,“幸運”眷顧的是灑下汗水的人。

“那時人們都弄不清芝加哥大學是個什么檔次的大學,連復旦的一位教授也不清楚。他跟我說,美國的好大學像哈佛、耶魯、哥倫比亞……都不是以地名命名,以地名命名的大學都是二、三流大學,芝加哥大學大概是一個社區大學。”

來到美國,文貫中才知道芝加哥大學何等了得,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時就有三位,到二零零二年共有九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居全球大學之首!文貫中決定最有效地利用這一年時間,他像普通學生一樣到處聽課,一樣參加考試。

一學年快結束時,當時的芝大經濟系主任約翰遜教授對他說,你好像很喜歡經濟學?我現在給你一張往返機票,你回去告訴復旦大學,你已經獲得了芝加哥大學全額獎學金,我們同意接受你成為博士班正式學生。獎學金是對你考察之后才決定給你的——也只給你,不能轉讓。如果復旦不同意你回來,就不要回來了。文貫中問:那機票呢?約翰遜說:作廢。“他叮囑我記住兩點:第一,一定要取得復旦同意才能回來;第二,這筆獎學金是跟著你的。事后想來,他給我的是錦囊妙計。”

文貫中懷著希望又忐忑不安地匆匆趕回上海。要回芝大讀博士,關鍵是找到一個愿意代他長期上課的教師,誰能幫他?在系里打聽,找校方求助,終于找到一個一塊編過教材的老師,同意代課。系里討論后開了恩,一九八四年九月,文貫中登上了飛回美國的飛機,開始了正式博士生生涯。


博士


文貫中說,如果我沒有下過鄉和社科院的經歷,如果沒有對經濟學深深的興趣并堅信現代經濟學對中國有用,不知道我會不會中途退縮?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不是好拿的,學生必須在經濟學每個領域起碼得到一個學分。“我的博士專業是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但在宏觀、微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這些基礎課的資格考試通過之后,要再在勞動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等等領域拿到學分。然后在自己的兩個專業領域里面修完一系列課程,通過每個課程考試之后,再通過這兩個專業的大考,才能開始寫博士論文。我正式開始上博士班已三十歲,朋友們對我說,一定要忘記自己的年齡!第一年結束,使我極為寬慰的是,經濟系居然同意給我全額獎學金。”

寫博士論文面臨的困難是,不但要有好題目,還需要一個模型和用以實證的數據,也就是說,模型要經得起數學上的推敲,其結論要獲得實證支持。文貫中的題目是研究中國當代土地制度對土地投資的影響。由于中國現行土地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要模型化沒有先例可循。許多不眠之夜后,他突然意識到可以改造金融學里的兩階段兩狀態的模型,用來描寫在“包產到戶”后仍然堅持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中所存在的問題:雖然第一階段土地的使用權私有化了,但是人口的增長和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要求土地不斷重分,這種壓力就造成第二階段土地產權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土地投資風險增大。無法知道對土地的使用權是否會變動,農民必然會縮減投資,以減少風險。這種決策對農民個人來說完全合理,但是對中國農業經濟來說卻有害。

文貫中將這個金融學上的模型改造和重新詮釋后用于中國的現實,正巧快速增長的中國農業一九八四年以后變得相當不景氣,一九八五年糧食生產大滑坡;他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搜集的材料顯示,現行土地制度對生產會產生負面影響,一九九零年代后政府就把有效承包期延長了三十年。“導師們似乎很喜歡我的博士論文。使我極為感動的是,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雖然不是我的正式導師,但是認真看了我的初稿,提出許多疑問,與我多次討論,并對我的第二稿作了許多潤色。我每次從中國回來,總會應他和約翰遜教授要求,寫一份報告,向他們通報中國農村最新情況。”

一九八九年秋天,文貫中在紐約市立大學勃魯克學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但由于他關注的中國當代土地制度和中國農業對該校來說太偏了,一九九四年文貫中去了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學院,并于四年后獲得終身教職。文貫中最高興的是有一百八十年歷史的三一學院十分支持他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現在,文貫中一共教五門課:發展經濟學,國際貿易(尤其是研究全球化問題),亞洲經濟,中國經濟改革;第五門,是對沒有經濟學背景的亞洲學系學生講亞洲經濟,偏重于歷史、文化。

盡管文貫中站的是美國大學講臺,寫了不少英文論文,但希望中國早日完成政治與經濟改革、早日富強的心情更為迫切,有余力時,他愿意第一時間與中文讀者交流,介紹國外經濟理論、經驗與教訓的中文文章越寫越多。

文貫中參加了創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零年,還担任了會長。不僅是經濟學研究上的交流,也盡力推動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希望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能夠避免十九、二十世紀新興大國崛起過程中往往伴隨的那種波及全球的血腥戰爭。”

“從今別卻江南路”,是他的二十四世祖文天祥的詩句,借用來正可以形容文貫中的心情:希望國人永遠告別他在上海遭受過的苦難,希望中國絕不要重蹈覆轍,在追求經濟繁榮的同時,也能找到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免除恐懼和迫害的新通途。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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