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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貫中:特殊年代的苦難記憶讓我決心研究中國農村
文貫中:特殊年代的苦難記憶讓我決心研究中國農村
燕南園愛思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公社制度遺留的問題仍困擾著今天的中國


李騰騰:您曾經做過知青,到吉林下鄉近4年。在你的研究中,很多都是圍繞著土地、農村及農民,包括對人民公社及大饑荒的研究,我想知道,那段在農村的經歷對您后來的研究有著什么樣影響,能具體說一說嗎?

文貫中:我們從何處一路摸索而來,才能知道我們為何今天終于來到這里,也才知道明天我們大概會向何處而去。歷史對我們的啟迪放在那里,就看我們自己有沒有悟性去靜靜地吮取,品味,反省。應該經常捫心自問,我們能虛心反思歷史教訓嗎?我們能避免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為何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但多的是因循守舊,周而復始,少的是另辟蹊徑,開創新局?

從開創城市文明的希臘,到近代開創全球化時代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按面積和人口來說,絕對無法和中國相比擬,卻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地大步向前迎接新的黎明,和新的未知世界,開創了歷史的新航向,新制度,新的生活方式。中國至今仍在現代社會和農本社會的十字路口猶豫、徘徊,思前顧后。一部分人想要奮勇前進,另一部分人卻對未來充滿疑慮,無限留戀農本社會,希望留住逐漸消逝的往昔。

我常常在想,這些蕞爾小國能開創有普世意義的新局面,新路徑,而泱泱大國的中國卻如此想留戀往日的歲月,是否因為兩者對待歷史的態度十分不同?中國自稱深刻了解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為何又常常搞錯歷史發展的方向呢?

近年來,有些人雖然出生于文革之后,卻猶如身經文革一般,鼓吹文革的浪漫和刺激,全然不顧那場所謂的‘文化革命’對中華民族的肉體和精神的自殘,更無視其對中國文化的閹割和暴虐留下了至今尚未痊愈的創傷。文革提倡的無法無天,白卷英雄,以愚昧為榮等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野蠻做法,對中國今日仍需大力提倡依法治國的現狀來說,是難辭其咎的。

與此同時,對人民公社這個被董輔礽(編者按: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有“一代經濟學大師”之稱)稱為農奴制的農村制度大唱贊歌的人也大有人在。一些最多在孩童時代,以混沌未開的頭腦和朦朧的雙眼看到過公社消亡前的最后時刻的人,甚至和這一制度全然無關的人,竟將人民公社描繪為人間樂園,充滿美麗的田園風光,更有所謂集體主義的脈脈溫情,令人愕然。為何在一個自稱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中,歷史卻又會如此輕易地或遭人遺忘,或被人篡改?

巧的是,1969到1972年這段時期,我不但已經成人,而且帶著對社會的無數疑問和中外書籍被迫來到農村,有機會和農民一起生活與勞動將近4年,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有近距離的觀察和思考。1972年秋收前,撫養我長大的阿婆身體癱瘓,雙目失明,需要有人日夜照料。我只能暫時告別插隊的村莊,回到上海。即使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的戶口仍在農村,來往的人也主要是農民朋友和知青戰友。他們喜歡和我分享農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傳遞關于村里各家各戶的婚喪喜事,悲歡離合,以及公社中發生的各色新聞。知青們還向我訴說如何為了脫離農村,絞盡腦汁地接近公社干部,力爭早日上調城市。他們親身體驗時的苦惱和不平也常常加深了我對公社制度和農村生活的認識,以及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本質的醒悟。這段經歷對我的人生道路和治學方向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

一些和我觀點相左的學者,不知是否因為覺得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反駁我的理論太累,常喜歡干脆取消我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資格。也許在他們看來,將我描繪成只懂城市,不懂農村的人,可以立竿見影地使我噤若寒蟬。

記得文革中最輕而易舉使我閉口的殺手锏就是攻我的家庭出身。攻人出身這招在當時的中國確實頗為有用。當時兩派相爭,如果一派漸漸有些理虧而難以招架,殺手锏之一便是大吼一聲,‘老子是紅五代,你是什么出身?父親是干什么的?’這種關于出身的盤問一經大聲吼出,如果對方自覺父親的級別不夠高,或工農成分不夠純,往往便自覺理虧,中氣立即不足;如果自覺父親還有某種政治污點,則猶如身患不可告人的暗疾一般,立刻啞聲。

我父親的政治問題得以解決后的今天,大概只能攻擊我的城市背景。既然此人出生、成長于上海這樣一個歐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況且出國已久,怎么會有資格對中國的三農問題論三道四呢?我想,在今天,一個人要還從封建社會特有的出身和門第下手,重拾這種愚昧無知而又狂妄自大的文革遺風,在今日的中國,特別在有識之士中,怕是會遭到鄙夷的。

畢竟城里人也有資格研究農村問題。關鍵是出身農村的人將農村問題解決了,自然不用別人再花心思。如果自己無能解決,又用出身論將別人封喉,恐怕不是君子之道。更何況我確實有下鄉當農民的經歷。當然,以我這樣有城市背景,而又有下鄉經歷的人不算稀罕。我查了一下,當年有上千萬的知識青年,有的經歷比我還要坎坷。稀罕的恐怕是其中很少有人選擇終身研究三農問題的。這個題目畢竟離開權和貴太遠,比較清苦,阻力又大。

更稀罕的是,在公社體制之下,我既是插隊的知青,后來又當了學者。插隊知青不同于那些領工資,有醫保,在軍墾或農墾體制下生活和勞動過的人。他們和掙工分的老農民一樣,同屬社會最底層,猶如水中的浮萍,風中的敗葉,只能自生自滅,和國家的福利已毫無關系。同兵團的知青一比,插隊知青立即矮了不少。他們往往對兵團是“心向往之而身猶不及兮,只能哀嘆;哀嘆之余兮,只能仰望;仰望之余兮只有黯然淚下”。自己既然有公社生活經歷,屬稀有中的稀有,怕更有責任將公社制度及其遺留的三農問題好好研究,以正視聽。

雖然公社制度被農民拋棄已有30多年,但其遺留的問題卻像死而不僵的野鬼一般仍在困擾著今天中國的農民,農村,和農業,甚至仍在困擾著中國的城市和全面小康的實現。

當年在公社制度下破舊的農村,善良的農民,以及他們貧乏的生活給我留下的感性認識是刻骨銘心的。有了這種感性認識,我后來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很容易從理論上認識人民公社的本質;很容易理解為何當時全國的食品供應那么壞,幾乎什么食品都要票證;為何農業生產的效率會那么低,為何農民那么窮,卻沒有勞動積極性;為何他們對吃大鍋飯會如此深惡痛疾,一旦獲得從強制性的集體生產中退出的自由,幾乎都選擇了分地單干的生產形式;為何經過30多年的分地單干,幾乎沒有看到有農民自發要求重新恢復從前的公社和集體生產。如果公社如此令人向往,又如何解釋農民至今并無自發的熱情,要求重回公社,大都對公社抱著敬而遠之的厭惡態度。

在公社制度下,農民個人的勞動努力和貢獻同自己的收入分配幾乎是不掛鉤的,這嚴重挫傷了其中最積極肯干,或最積極能干的農民的務農意愿。除了一塊小小的,并經常會被公社收回的自留地外,農民無論如何努力工作,也不可能占有土地,更不用說占有自己的產品。當時說的“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才是自己的”,反映了農民對自己產品極為有限的支配。他們的利益是被最后考慮的。

特別是在1959-1961年間,如果不是下鄉,和一位貧下中農老大爺聊天,從他的嘴中親耳聽到他家在此期間發生的事情,我這個以接受正面宣傳為主的人,是無法想象當時的農村究竟發生了什么。

1975年后,我和獲得新生的父親一起生活,和他聊起農村之落后,農民生活之艱辛,他們收入之微薄,家父起初十分吃驚,并認為我過于夸張。他在秦城監獄服刑期間,當局曾組織他們前往大寨和大慶參觀,給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但因為我所陳述的是基于親身經歷,自然可以舉出無數證據支撐我的判斷。

1984年當局給農民以退出權,允許農民自由選擇公社制度和包產到戶制度,公社制度幾乎一夜之間為農民拋棄。我向父親指出其中的邏輯之后,他才變得理解,并認識到四人幫造假手段的高妙。我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父親來美訪問,在我家中逗留數日,和我有徹夜長談。此時,他對我的農村理論已抱全然支持的態度,因為見識了美國的現代化農業正是建立于土地私有和市場化的基礎之上的。


上海的生活,加深了我對中國城市化的理解


李騰騰:您曾經在上海生活過,對上海有很多觀察,能具體說一說有哪些具體的觀察對您日后在城市化研究上起到幫助嗎?也就是上海的發展如何體現在您對城市化的研究上?

文貫中:我的幼年和青年時代都在上海生活與求學。我下鄉前一直居住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之間的一條小路上。小路原名姚主教路,后改名為天平路。以各色洋房和綠影婆娑的梧桐樹而聞名遠近的余慶路同天平路正好形成夾角,角尖則向北將淮海路分為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并和淮海路路北的興國路和武康路遙遙相望,形成對角。天平路本身橫貫康平路,廣元路,衡山路,終止于肇嘉浜路,而余慶路則橫貫康平路,廣元路,終止于衡山路。我們的新村叫國泰新村,位于最接近淮海路的一頭,由橫貫天平路和余慶路之間的許多平行弄堂組成。雖然天平路是新村進出的主要通道,但每條弄堂的另一頭都有后門通向余慶路。聞名邇遐的宋慶齡故居,南洋模范中學,以及武康大樓離我們村僅幾步之遙;離深藏不露,俗稱‘康辦’的市委大院也僅幾步之遙。文革中以攻占康辦大院為目標的“一月風暴”,便發生于此。

1949年的春天,阿婆帶我們三兄弟從臺灣搭乘封航前的最后一班輪船回到上海,用五根金條作頂,匆匆搬入國泰新村。不料,原來僅作為暫時棲身之處的家,我們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當時村里主要以歐美人士為主,加上一些擁有混血兒的華洋合璧的家庭。記得幼年時,母親經常用滴哩咕嚕的語言和樓上的兩戶外國人交談。不過村里的外國人后來陸續離開上海。赫魯曉夫公開批判斯大林,并大赦白俄后,僅剩的一批東歐、俄國背景的外國人也于1957年一走了事。

離我們村子不遠的幾條街區擁有很多深院大宅。我的同學中不乏住在附近花園洋房中的,因此我們幼年時常去瘋玩。值得一提的是,現在聞名上海的老吉士飯店便發源于這個弄堂附近。

全村有幾十戶人家,幾百口人,住在由一排排的三層樓房構成的弄堂中,每排樓房有7到8個門洞。原來的設計是每個門洞一梯三戶,一層一戶,每戶可通過室內樓梯獨立進出。室內有廚房,浴室。廚房配有煤氣灶,水斗,桌子和碗櫥;浴室則配有浴缸,抽水馬桶,以及洗臉池,并有俗稱炮仗爐子的設備,只要有燃料可隨時供應熱水,可以奢侈地在家洗熱水澡。后來燃料緊張,各家只能用銅吊燒熱水,或到興國路的老虎灶去,雇人挑兩大桶熱水到家,倒到大浴缸中,供全家輪流洗澡之用。

每戶的主要面積則由一大一小的兩間房間構成,相當于現今的一室一廳。一廳還算大,有20多平方米,并有壁爐;一室卻不大,只有十多平方米,按設計本是用作臥室的,卻有一個朝南的陽臺。后來不少人家將陽臺用玻璃窗封閉起來,增加了使用面積。

1950年代初的各家各戶,仍有積極向上的心態,將地板用蠟打得錚亮,家具擦拭得閃閃發光。各家主婦們暗暗比賽持家的精明,打扮的得體。有些家庭甚至拿出十分洋氣的玩具,置于弄堂之中,讓鄰居兒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賞,顯出富足、摩登,和大方。后來,在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運動的沖擊下,大家開始藏富哭窮,自暴自棄。地板打蠟的家庭越來越少,家庭主婦們也越來越懶得修飾自己的容貌。弄堂退去往昔的榮華,逐漸顯露衰敗和沒落之氣。

隨著房源日益緊張,房管所使出階級斗爭的武器,迫使一些有政治小辮子的家庭緊縮居住面積,以 便塞進更多人口。原來的住戶能夠保留大房間的就算上上大吉,更多的則被緊縮到小房間。更有被掃地出門,趕到貧民窟中度過余生的。原來獨家使用的廚房和廁所此時只能和新來的鄰居合用。

村里不但顯得人滿為患,人際關系也日益緊張。相互提防代替了融融樂樂。鄰舍之間笑臉相迎,親切攀談的氣氛日益成為遙遠的往事。人們行色匆匆,臉色凝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與鄰居虛以委蛇,以免禍從口出。

不過,在國泰新村的日子仍然給我的童年和青少年留下不可泯滅的影響。其中之一便是,明確無誤地向我提供了現代文明的參照系。這里的房子雖然建于1940年代或更早,其擁有的一些現代設施卻要到1990年代之后,才成為上海新建房子采用的標準。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活動圈子的擴大,我逐漸意識到其實很多上海家庭并沒有諸如煤氣,浴盆,熱水供應之類的設備。各家各戶每天要倒馬桶,合用水龍頭,做飯燒菜要用煤球爐,并且還要合用廚房,洗澡必須上澡堂。這些可謂當時上海的常態。國泰新村的生活為我提供了一個終生有用的參照系,使我后來很容易判斷自己所處的環境究竟代表的是向野蠻倒退,還是在邁向更高的文明。經歷過國泰新村的生活,已經沒有人可以輕易地欺騙我,將窮說成富,將壞說成好。

母親離世后,政治上的各種壓力接踵而來,經濟也逐漸拮據起來。堅持了幾年后我家終于也將大房間拱手相讓,全家緊縮到小房間居住。大房間一度成為居委的活動中心,貼大字報的所在地,以及民辦小學的課堂,直至搬來新的住戶。

退居到小房間的我們這才意識到母親訣別世界前作了一筆何等英明而影響深遠的交易。她將家中的鋼琴義無反顧地送到自己高中的密友陳媽媽家,換回了一架上下三層的鐵床,每層有一個單人棕繃床。弟弟目睹鋼琴的突然消失,十分失望和憤懣。每當我們隨母親到陳媽媽家做客,弟弟便要死死拉住鋼琴,堅持要立即搬回自己家中。大人要好言相勸,保證不久歸還,才能使他息怒。

房屋面積緊縮后,我們才深深體會到這架鐵床的巨大福利效應。我們隨身居斗室,在狹小的空間中卻有自己固定床位,避免了每天睡前必須臨時搭床的尷尬,引起不少鄰居小孩的羨慕。三哥和五弟各占底下兩層。我因身材較高,腿又長,自幼年起便每天爬到第三層睡覺。大家各得其所,相安無事。

我又因母親的奇怪要求而無形之中加深了對上海的認識。母親因沒有及時上交父親留下的一把小手槍而被管制三年。這段時期,每逢星期天,母親常常一早便將我們兄弟叫起,動員我們外出游玩,越遠越好,不到天黑不得回家。其實原因很簡單,她常常要接受警察的各種盤問和調查,不想讓我們見到她的難堪。

我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毫無目標地到處閑逛,對上海的認識也就從居家所在的徐匯區沿著淮海中路向東輻射到原來的盧灣區,再輻射到擁有外灘的黃浦區,和以城隍廟聞名海內外的原南市區。因自小和玩伴喜歡抓蟋蟀,蝌蚪,螞蚱,打仗,爬火車,我們又常沿著淮海西路向西閑逛到現在被稱為虹橋路一帶,以及沿著漕溪北路向南閑逛到龍華一帶的鄉間游玩,對那里的小河,池塘,土路,鐵道,碉堡,樹林,幽深的豪宅,鮮花盛開的別墅,和大片的農田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另一個樂趣是去所謂的”江北大世界“。這個民間藝人云集的地方位于今日肇嘉浜路靠近徐家匯的一段。當時的臭水浜尚未被改為暗溝,其上也尚未覆蓋綠樹,草地和花卉。臭水浜的兩岸有很多空地,聚集了大量的流浪藝術家,操著各地方言的劇團,推銷各色膏藥的江湖郎中,氣功大師,太極高手,乃至耍雜技的,演馬戲的,說相聲的,舞大刀的,三教九流,不一而足,甚至目睹各種奇形怪狀的事物。最震驚的一次是目睹一個滿臉胡須的流浪漢,抬出一個被喂養于酒壇之中的小孩。他大大的腦袋猶如插在小小的壇口之中一般,楚楚動人的雙目看著大家,口齒伶俐地乞討,使人不忍卒睹,并使我好幾天心神不定,惦記著這個小孩的身體將來是否會永遠畸形。阿婆知道這個故事后,也嘆息了好幾天。這些流浪藝人大多來自長江以北,又以蘇北,安徽,山東,河南為多,故大家習慣將他們聚集之地稱為‘江北大世界’,因為有完全免費的各色演出,猶如當時聞名海內外的‘大世界’。

1979年為了到復旦讀研,我告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從北京回到上海。由于必須騎自行車從市區去復旦所在地的五角場附近,對沿途的閘北,虹口和楊浦也加深了認識。后來結婚生子,以靜安區為安家之處,對靜安區更發生特殊感情。

我出國很早,1983年就離開上海。還好1990年代前上海幾乎很少變化。我于1984年,87年,和88年回國3次,感到上海的大街小巷依然如故。但進入1990年代后,上海的變化日新月異,面積也迅速擴大,常常使我有滄海桑田的感覺。后來,我意識到可以通過在上海的不同地段租房暫住,來更好地了解上海這座龐大而千姿萬態的城市的各種風貌,熟悉各區的特點。

例如,為了對現在并入黃浦區的原南市區有更多的了解,我曾在那一帶租房住了一段時間,經常去小巷里吃早點,或者干脆在充滿歷史滄桑的老城廂中閑逛,在迷宮般的小街窄巷中體會上海早期城市化形成的格局和情境,加深了對南市區和租界,也即傳統和現代上海之間的聯系和互動的感性認識。

這一認識的加深對理解今日中國城市化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到處蔓延中的城中村和現代化的鬼城之間的關系有深刻的啟示。我又請有車的幾位上海老朋友分別開車帶我周游浦東,有時一逛就是大半天,從下午逛到深夜,對浦東和浦西的主要區別加深了認識。

當然上海是一本很厚,很大,又變化很快的書,還需要不停地細讀,品味。但從小在上海生長,以及后來對上海浦東和浦西的對比觀察,至少使我意識到一下幾點:

A. 以過去的英租界和法租界為代表的浦西,如果去掉政治符號,其實代表了一條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化模式。在允許人口自由進出的人口政策下,同時允許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的土地制度,資本這個要素可以和土地以及勞動這兩大要素自由組合,形成有高度內在活力的城市核心。當時的兩個租界雖然面積不大,但有密集的人口,人口密度最高時達到每平方公里4萬左右,形成華洋雜處的局面。中外文化交融,滲透和雜交的結果,結出一朵歐亞混血的奇葩。華人入住租界的事,一開始為官府禁止。小刀會攻克位于原來南市區的縣城,難民和官員都只能逃進租界,才打破了華洋的藩籬。老浦西由于人口密度到,為房產業和各色服務業提供無限商機,也使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十分符合中國的要素稟賦的人多地少的特點。上海當時不僅是各種勞動密集性產業的集聚中心,更創造了很多服務行業的工作機會。在極左路線占統治地位的年代,上海被貶低為一個寄生性的消費城市,其實反證了當時上海服務業的高度發達。這自然是批評者自己的孤陋寡聞,缺乏見識和眼光。

B. 與浦西僅僅一江之隔的浦東,其城市化模式對中國今天的國情和發展階段來說,其實十分不可取,因為投資昂貴,土地浪費,容納和消化的外來的農村人口十分有限,街道的格局也不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也不利于環保,至今只居住十分有限的人口,人口密度甚至還在逐漸下降。究其原因,浦東模式是政府主導,土地配置因不經土地市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就業機會,特別是適合農民工的工作十分稀少。另外,浦東受制于人口政策,外來人口很難移入。這一城市化模式不應推廣到其他地方。


特殊年代的經歷,讓我注意到弱勢群體及其背后的制度問題


李騰騰:在一篇您所寫的《悼楊小凱》的文章中,我發現您與楊小凱的經歷是非常相似的,都經歷過苦難,都是文革結束后入讀大學,后來又都出國訪問,定居海外,我想知道,您從小經歷的苦難對您以后的研究有什么樣的影響?

文貫中:確實,我們兩人的成長過程相同之處不少,但也有相當的不同之處。主要的不同在于童年的遭遇不同。他在文革前畢竟是湖南省城的一名高干子弟,無從體會作為黑五類子弟在階級路線的陰影下生活的痛苦。這種痛苦,大概要等文革來臨,他因父母變成黑幫,自己淪為黑幫子弟,后來又經歷母親的自殺等,才開始產生切膚的體會。

相同處是,我們兩人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國家大事,祖國前途,和民族未來。他在文革中寫了名揚天下的“中國向何處去”,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原則,代表了他當時對中國未來的思考;文革中我則主要希望批判反動血統論,實現各色人群的平等,和諧。我們兩人都因為堅持自己的觀點而受到迫害。

我對階級路線的荒謬性認識較早,和我從小喜歡閱讀歐美名著分不開。那些書籍中主人公有著共同的特點,即洋溢著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追求平等,自由,反抗特權,等級,和暴虐。文革中反動血統論泛濫之初,我便覺得其邏輯荒謬,形態丑陋,公開表示反對。這可能也是大串聯回來后我的戰友們極力邀我出來,加入他們的戰斗隊批判反動血統論的原因。我之所以在1967年的初春開始作為一個外圍學生加入文革,是被一位好友說動,以為文革很快會結束,很快會恢復高考。按照慣例,這么大的政治運動之后必然要對每個人政審,我如果關門溫書,就會被人指謫為不關心國家大事,不參加文革,一心走白專道路。我的這位好友和其他好多同學在反動血統論泛濫的高潮時期,遭受到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我當時已經外出串聯,逃過一劫。但他們后來到我家當面痛陳自己的遭遇,使我十分同情他們。批判反動血統論就成為我在文革中的主要訴求,逐漸和捍衛反動血統論的所謂老紅衛兵對抗起來。當時四人幫控制的市革會要求我們終止對反動血統論的批判,無條件地復課鬧革命,實際上不再支持對反動血統論的批判。

高中就讀的徐匯中學有一位文革中推行反動血統論的紅衛兵首領,曾是我個人的朋友。前幾年我有機會遇到他,他向我致歉,我則向他道謝。他當時著實吃了一驚。也許他覺得我遭了大罪,為何還要謝他?我說,謝謝他早早地在1966年國慶之前便送我到外地串聯,讓我逃過一劫。1966年9月下旬到10月初這段時期,隨著北京紅衛兵大批來到上海,對黑五類家庭示范性地抄家和肉刑,我的高中母校也爆發了對黑五類子弟的各種虐待和暴行。幸虧我以革命群眾的身份在全國串聯,否則下場如何,不可逆料。論我的出身,實在是全校最壞的,家庭背景也是最復雜的,并為人關注。例如,1965年我在郊區參加秋收,校長突然讓我單獨一人回家去見正在上海參觀萬噸水壓機的父親。家父的身份一時成為同學議論的對象。

我們這一派后來以上海中學運動串聯會,簡稱中串會的名義結成一種松散的聯盟,堅持要求清算反動血統論。屬于我們這派的一些人,以毛兵為首寫了“一切為了九大”的文章,目標指向九大的權力結構,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們這一派希望在上海兩派聯合后的紅衛兵組織中獲得更多的權力。許多人認為我參與了這篇文章的起草和修改。其實,這篇文章我既沒有參與,也沒有興趣。我從未加入過任何紅衛兵組織,更覺得紅衛兵組織中關于交椅和排位和我完全無關。

由于毛兵等人所寫的文章顯露了強烈的爭權意識,犯了毛和中央文革的大忌。1968年的春天,上海市革會老三徐景賢借此下手,大肆鎮壓我們這派學生。毛兵等人被打成反革命,抓了起來,關進監獄。徐景賢又派了空四軍將中學運動中最活躍的分子集中起來,舉辦關門學習班。我當時被懷疑參與“一切為了九大”的寫作,也被關進學習班。在學習班上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后又以反動學生的罪名,送回學校,在牛棚中關了一年。期間我幾次差點被紅衛兵打死。這大概也是關在勞改農場中,與世隔絕的楊小凱難以想象,并得以幸免的。

對我的人格影響最大的是撫養我長大的阿婆。小學一年級時母親自殺,直到1975年家父摘去戰犯帽子,從秦城釋放出來,我家的家長實際上是目不識丁的應瑞林老太。我去年出版的《吾民無地》一書便是獻給她老人家的。她本是我母親的奶媽,身世十分凄慘,年輕喪夫,唯一的孩子出生幾個月后又夭折,從此來到我外公家幫傭。先以奶媽身份帶大我的母親,后又以外婆的身份領大我們兄弟幾個。她是化慈祥,寬容,勤儉,智慧,堅韌,自尊,誠實,和忠誠不渝這些美德于一身的圣人。她的為人是我永遠想要模仿,而又難以企及的。回想起來,我至今仍感到驚異,她竟能從容不迫地周旋于比她境遇好十倍,百倍的人之中,對境遇比她糟糕十倍,百倍的人卻又充滿愛心和憐憫。她終一生窮困潦倒,卻獲得無數人的愛戴,尊敬。

我自己的坎坷經歷,幫助我體驗人生百味和世態炎涼。文革中目睹眾多戲劇性的命運變化,更使我堅信人道主義要比所謂的階級斗爭和血統論崇高得多,符合人性得多。一些人早上還以紅五類身份歇斯底里地迫害所謂的黑五類子弟,晚上已經淪為一個猥瑣,迷茫,可憐而狐疑的人,仿佛自己的脊梁骨被人打斷,自己的靈魂被人掐死了一樣。究其原因,原來是父母親被突然揪出,成為批斗對象,自己突然淪為黑五類子弟,于是覺得無地自容,無顏見人。這種人固然可恨,但不是更可憐,更可悲嗎?

顯然,用家庭出身先驗地判別某人的好壞,決定自己的親疏,是十分荒謬的,幼稚的,也是極為危險的。我決心成為一個跨越階級,門第,資歷,貧富,雅俗,甚至種族差異的人,成為一個地球人,一個世界公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成了我最服膺的座右銘。正是秉著這種信念,我特別注意如何減少,乃至取消阻止弱勢群體獲得平等機會的制度,政策,和思維習慣。我雖然出身城市,后來又身在美國,但十分關心中國的農民問題,農民工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和排外性的城市化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歧視性的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造成的。為此,愿盡自己綿薄的力量和智慧,為盡早改革這些不合理的制度貢獻自已的研究心得。


土地財政從根本上說是違憲的,必須徹底改革


李騰騰:您提到城市化帶來的問題背后,根本是土地制度造成的,而且特別強調改革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們會發現,土地制度的背后是財政問題,也就是所謂“土地財政”,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土地,那么如果過分強調改革土地制度,而不改革財政制度,勢必會遭到來自地方政府的阻力,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文貫中:現行的土地制度給了地方政府大搞賣地財政的可能。這種城市化模式在允許土地私有,并保護私有產權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現的。那里的政府只能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征用或征收民間土地,而讓開發商自己和農民博弈,取得非公共利益用地。憲法第十條中規定,政府只有為了公共利益才能征地。很明顯,土地財政從根本上說是違憲的。為了堅持這條,中國必須徹底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杜絕地方政府的濫權。

確實需要尋找替代土地財政的辦法,不然地方政府會抵制改革。其實辦法早已放在那里,就是讓地方政府征收物業稅,土地增值稅,和土地交易稅,并將稅收嚴格用于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不夠,可以發行地方公債,并以未來的地稅流予以償還。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政府的責任主要在興建和保養用于公共利益的基礎設施,而不再營建整個城市。于是,政府的財政壓力大大減少。城市的發展主要依賴于民間力量,特別是郊區的農民和開發商的博弈,以及企業和廣大民眾基于自利的參與。


大城市繼續歧視外來人口,問題只會不斷惡化


李騰騰:我看到有學者分析戶籍制度在改革開放以前存在的理由,包括計劃經濟之下,為了發展重工業,需要限制農村人口的流動;以及后來,為了控制所謂社會上的“壞分子”“黑五類”,方便社會管理。我很想知道,在改革開放以后,過去戶籍制度存在的外部環境已經改變,那戶籍制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不知道您怎么看?

文貫中:不管歷史上以階級斗爭為理由,或以中央計劃經濟控制一切要素為理由,中國的確在長時期內推行了這種戶籍制度。現在,這些理由都已不存在,但這種完全過時的制度卻依舊存在。依我看,中央政府面對這種歧視農民和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時日益感到尷尬,因為國際上對這種制度的看法十分負面,也和中國立國的原則相悖。畢竟憲法上說,中國是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民和農民工正是這一聯盟的主體,卻受到如此的不公待遇,令人不解。對此,相信中央政府是希望盡早廢除這一制度,形成城鄉一體的勞動市場,使所有人都有自由遷徙和定居的平等的公民權利。

但是,各地政府并不會從全局考慮問題。畢竟他們的主要責任是將本地戶籍人口的福利置以優先地位。在東南沿海那些人口凈流入的城市和鄉村里,當地官員十分害怕源源不斷流入的外來人口降低了本地人口的福利,加劇對諸如學校,醫院,圖書館,公園等公共資源的爭奪,擾亂當地的秩序,加劇當地的就業困難等等,因而推出高度歧視性的落戶政策,盡力排斥非熟練的,低學歷的外來人口。內地的一些城市雖然希望能流入更多的人口,但苦于財力,無法提供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也模仿東南沿海,一心只希望吸收有錢、或有人力資本的外來人口。結果,城市主要吸收最有錢,或最有學歷的外來人口,而對貧窮,低學歷的外來人口竭力抵制,希望他們最終回到老家養老。這種做法使城鄉收入差一直無法收斂。城鄉收入差先是急劇拉大,后又居高不下,世界聞名。

這個問題只能由中央政府通過頂層設計,在全國范圍內同時廢除現行的戶籍制度,才能解決。要求中小城市開放,卻允許特大城市繼續歧視外來人口,給中小城市樹立極壞的榜樣。它們依樣學樣,繼續推行嫌棄窮人,獻媚富人的移民政策。雖然使本地福利提高,但惡化了全國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損于中國的長遠利益。


市場機制不完美,但卻比中央計劃經濟好


李騰騰:您提到,很多人會混淆了政府對土地的用途管制與土地的所有權的征收,一談市場化,就認為政府什么都不應該管,而您認為,政府對土地用途的管制是絕對必要的,您能說一下為什么嗎?以及推行土地私有化后,人們在思維方式上要有哪些準備,避免哪些誤區?

文貫中:用土地市場配置土地,土地利用效率比較高,而且比較公平。因為私有制下,土地轉手是買賣雙方自愿交易的結果,不是政府強征的結果。在私有制下形成的城市路網也比較密。這是因為私有制下大部分地塊較小,而且所有的業主一定會要求開辟或保存可以通達自己的物業的道路,結果容易形成像東京,浦西,倫敦這樣既有大路,更有像毛細血管般密布的小路窄巷,有利于交通的疏通,沿街商業的開發,增加居民之間的互動和社區感的形成,并且有利于環保,體現出可持續性城市化的主要優點。

但是,用市場配置土地也帶來一些缺點,主要是諸如污染,噪音,過密的高樓帶來的陰影,犯罪滋生地等負外部性的不易控制,以及以公園,學校,醫院,體育運動場所為代表的公共用地的短缺。這些一般被稱為市場失靈。所以,如果土地完全留給市場配置的話,市場一定會供應不足(公共用地),或過度供應(噪音,污染,犯罪,陰影)。雖然政府可以用警察權和滋擾法等進行事后干預,控制污水,臭氣,噪音的泛濫,甚至用暴力取締犯罪滋生地,并用征地權(eminent domain)征收民間土地,用以開辟公共用地的空間。但這畢竟是事后的干預,拆遷補償,鄰舍糾紛,和沒完沒了的訴訟,成本很大。隨著城市化的高度發達,企業的分布密度,居民的居住密度和他們從事的各種活動的頻率越來越高,負外部性發生的頻率及其帶來的危害也越來越顯著。人們意識到,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如事先通過用途管制,可改善整體人口的經濟效率和生活質量。所以,從1916年紐約采用用途管制后,將近一百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步其后塵。中國也不應例外。

但是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問題不是缺乏土地用途管制,而是現行的用途管制幾乎仍是原來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殘留,通過歧視非國有土地所有制,禁止非國有土地有序入市交易,將城市化等同于將農民的土地國有化的過程,完全扼殺了真正的土地市場的發育空間。所以,為了使中國完全向市場經濟轉型,必須首先改革現行的規劃和用途管制體制,土地市場的發育才有希望。我對現行規劃和土地用途管制體制的系統性批評詳見發表于《學術月刊》2014年第8期,題為《用途管制要過濾的是市場失靈還是非國有土地的入市權—與陳錫文先生商榷》一文。

至于私有化后,有哪些誤區,我覺得會因人而異。但是中國人的適應能力很強。全世界各地一般都實行私有制,移民到當地的中國人大都活得好好的。所以,不必過于担心。我就不操這個心了。只是想特別指出一點。私有化是出于必要,本身并非充分條件,以為私有化后一切問題會迎刃而解。如果有這種想法,則是最大的誤區。就像我們拋棄中央計劃經濟,改而采用市場機制,不是因為市場機制是十全十美的,不過僅僅是一種最不壞的資源配置機制。在市場機制下,有倒閉的,有破產的,有失業的,有被騙的,有被搶的,甚至有跳樓的,有自焚的。只是世上沒有比市場機制更不壞的資源配置機制。中央計劃經濟的美麗許諾都一一破產的今天,轉向市場機制是唯一的選擇。而為了實現由市場機制起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允許要素的私有化是唯一的選擇。我在自己的《吾民無地》中有更詳細的論述。可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貧民窟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無視中國貧民窟的廣泛存在


李騰騰:有很多人害怕土地私有以后會出現土地兼并現象,使得失地農民增多,甚至出現大量貧民窟,帶來社會混亂,而您卻認為這是一種天真善良的看法,并不符合經濟規律,能詳細說一下為什么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以及經濟規律是什么?

文貫中:首先,實現現代化農業的希望,主要應該放在務農意愿最強,最有競爭能力的年輕力壯的農民身上。如果農業主要靠老弱病殘傻經營,土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農業一定不可能實現現代化。要使有能力,有意愿的農民勝出,并能逐漸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一定要允許土地市場的發育,使有能力的農民通過土地市場上的自愿交易,而不是由村干部私下授權,借助行政迫使別人放棄土地。他們之所以能兼并別的農民的土地,應該基于他們預期能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因而能夠給出較高的價格。被兼并的農民覺得自己耕種所得的現值不如別人的出價,自然愿意成交。所以,被兼并的農民并非被人用政治強力脅迫,而是在獲得更高的收入之后自愿放棄土地。

第二,城市化是必然趨勢。而城市化的定義是將農村人口化為城市中的永久性居民。所以,減少農村的絕對人口是必然趨勢。以目前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僅為10%看,只有將農業人口盡量降到接近總人口的10%左右,才能大大提高農業人口的收入,大大改善城鄉收入比。所以,農村人口不斷流出農村,進城定居,應該是值得歡迎的事。問題是我們希望流出的是何種人口?是農村的精華,還是被農村淘汰出來的人口?從劉易斯兩部門模型可以看出,要使城鄉收入差逐漸彌合,流出的人口一開始必須是那些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的人,然后為勞動的邊際產品雖然為正,但仍然較低的人,直至城鄉勞動的邊際產品相當為止。換言之,如果城市首先能夠吸收被淘汰出來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的剩余勞動,則城鄉收入差就比較容易彌合。

第三,幸好城市能夠提供遠比農村豐富多樣的就業機會,使得農村中被淘汰出來的勞力能有機會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例如,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各部門所需的物業管理,清潔,環保,綠化,門衛,安檢等工作。有些工作甚至殘疾人員都能勝任,例如地鐵站的售票員等。服務業的發展更為農村勞力提供源源不斷的就業機會。

有人認為,城市吸收大量的農村非熟練勞動力會導致出現大量貧民窟,帶來社會混亂。我十分不同意這種觀點。首先,中國真正走出農本社會的希望,便在于用城市化吸收和消化這部分人口。如果將這部分人口排斥于城市化之外,那么城鄉收入差將繼續擴大,至少居高不下,而中國也必將因沒有善待自己的弱勢群體而被世人所鄙視,所謂的中國模式,其主要特征將是靠犧牲農民和農民工取得高速發展的短效增長模式,無法為世人模仿。其實,也不可能將農民和農民工永遠排斥于城市的繁榮之外。他們畢竟是中國公民,擁有憲法賦予的所有權利。只要城市存在集聚效應,他們必將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而來。更何況,所有的城市離開他們一天都無法正常運轉。但是,盡管他們源源不斷地來到城市,卻因房價貴,多數只能棲身于地下室,閣樓,舊城區,和城中村之中。所以,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即使在今日的土地制度下,貧民窟不但發生了,而且到處蔓延,形成越來越多的人口壅塞湖。

有人認為我鼓吹農民工應該永遠住在貧民窟中。這是對我的觀點的誤讀,甚至故意的污蔑。沒有人反對政府積極行動,蓋建更好的住房,以便早日安置他們。問題是政府自己不蓋,又要壟斷蓋的權利,將所有的城中村列為非法,這才是世上最無公理的事。在政府蓋出廉租房和廉價房之前,以城中村為代表的貧民窟至少為這些外來打工者提供一塊遮蔽風雨的棲身之處。這是他們唯一租得起或買得起的住房。藉此,他們總算可以來分享城市的繁榮。從整個城市來說,城市的集聚效應也能得到窮盡。

所有的發達國家,當年都有貧民窟,甚至至今還有。例如,商機無限的紐約唐人街,以美國的標準,絕對就是一個還在擴張中的貧民窟。不斷有來自中國農村的移民加入其中。這塊地盤位居鬧市中心,離市政府僅幾步之遙,是紐約有名的臟,亂,差的地方,甚至使一些來自中國的富人感到羞恥而要求立即離開。但紐約政府倒沒有想要用強拆的辦法加以消滅。

對所謂的貧民窟要抱一點同情,要意識到窮人也是有權分享城市的繁榮的,而貧民窟是使低收入者得以分享和窮盡城市的集聚效應的過渡性的辦法。這是鐵的規律,中國并不例外。區別是,在承認土地私有的國家中,貧民窟是合法的,其居民可以要求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而在不承認土地私有的國家中,貧民窟也成了非法的存在,其中的住房被稱為小產權房而喪失合法性,其中的居民也喪失了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這種狀態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極不利的,也是違反經濟規律的。要知道,貧民窟本身既不可怕,也不可恥,因為各國都有。可怕的是貧民窟中的居民喪失社會流動性而永遠滯留于社會底層,無法隨整個民族進入高收入行列。如果繼續將農民工排斥于各個城市的公共服務之外,將他們的第二代排斥于本地的教育系統之外,如果以阿Q精神繼續無視中國貧民窟的廣泛存在,由此否認各地政府有責任幫助其中的居民隨整個民族一起進入高收入行列,這種做法才是最令人担憂的。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政府放手,市場主導


李騰騰:新一屆領導上臺,提到“新型城鎮化”建設,您認為在未來,應該怎么做,按照您的話講,應該借哪些力來實現?

文貫中:我的理解,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應盡快結束政府操盤,直接經營城市的作法,盡速建立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恢復市場對城市化的主導功能。城市崛起的本質是為了窮盡集聚效應。城市中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都需要巨大的固定投資。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愿意分攤這種投資成本的人口和企業越多,則每個人和每個企業分攤的成本就越低,而設施的利用效率則越高。這表明,城市的集聚效應是客觀存在的。聰明的民族和先進的社會就會主動改革自己的各種制度,以便窮盡這種規模報酬遞增帶來的經濟增益。

例如,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地方,企業必定在某些有區位優勢的空間里聚集起來,以便借助基礎設施降低自己的運行成本。允許人口自由遷徙和定居的地方,農村的剩余勞動也必然自發地聚集到這些特定空間尋找就業機會,并借助基礎設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時,政府也會發現,人口自愿集聚而成城市之后,提供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大大下降,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則變得更為充沛。人口和企業的云集,又使深度的分工和專業化成為可能,大大提高效率和科技進步的速度。

既然企業和人口聚集在這些空間出于逐利動機,即都是為了分享規模報酬遞增帶來的效率,就業,便利,技術進步,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務,那么這種城市化就有內生的動力,政府只需提供必要的規劃和管制,以減少負外部性,并提供諸如道路,公園等公共用地便可。我認為只有這樣主要依靠要素市場配置資源的城市,才能成為內生型的城市,才能有內在的創新活力,才是真正可持續的。


原載于共識網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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