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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中國是個巨大的實驗場
許知遠:中國是個巨大的實驗場
觀察中國 許知遠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國是一個等待著重新發現、整理與建設的巨大實驗場。”這是許知遠對中國的一種詮釋。

通過“觀察中國”,許知遠愿意與讀者分享他以下這篇文章。(原文標題:《時代的新語言》)


感謝許知遠對“觀察中國”的熱心支持。



文/許知遠


中國不僅代表著糾纏在一起、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困境,也代表著對個人理解力與創造力的激發與挑戰。


“未來的政治是社會政治”,約瑟夫·張伯倫曾這樣寫道。那是1883年的英國,這個國家處于歷史的另一個轉折時刻。工業革命、中產階級的興起、城市化、帝國的擴張,在重塑這個國家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


自17世紀的光榮革命,尤其是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來,自我限制的政府、議會制、擴大選舉權、人權法案,這些憲政政治的思想已獲得了普遍性贊同。如何重新分配權力,是這一政治過程的核心。把曾經屬于國王、貴族、教會的權威,轉移到新興的工業家、資本家、中產階級手中,并用各種方式來減緩這一過程的動蕩,困擾與激發了幾代政治人物與思想家。


但歷史來到了新節點。權力的根源正從土地轉向資本、政治轉向經濟與社會。罷工浪潮、公眾的養老金補貼、都市移民的就業與救濟、城市的下水道、公共交通、少年管教法庭、公園與運動場的建立,這一系列問題迅速涌現,它們蘊含著新的憤怒、渴望與力量,給既有政治與社會結構帶來強烈的沖擊。


進步主義思潮彌漫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大西洋兩岸。倘若18世紀的思想家們執著于怎樣創造一個良好的政體,這一個時代想探討的則是如何才能管理好一個迅速擴張的社會。


應對方式可能有德國式的,推崇無所不包的國家來提供一切方案,在它背后是一種日益增長的“權力崇拜”與“國家崇拜”;還有英美自由主義式的,它是零散式的修正,鼓勵各種社會組織的出現來應對,由此也產生兩種看似不同,卻又彼此促進的態度。


一種是弊端揭露式的,它反映在迅速興起的扒糞新聞業中,它傳達出這個失衡社會中的黑暗與弊端,激發也釋放出人們的憤怒與不滿,當然也讓當權者們陷入不安。另一種態度則強調好奇心與建設性,充滿了對具體解決方案的要求,而避免陷入過分的情緒化。


一位從揭露記者轉型的社會活動家這樣寫道:“我厭倦了亂翻污穢,我已經盡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開始砌墻,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結構。”


重溫這一個多世紀前的歷史,對于此刻的中國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在這個歷史性時刻,人們既感受到十年來的巨大成就——中國的崛起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迅速、更有力量,但同時,一種普遍的期待也無比熱烈。人們普遍希望昔日生氣勃勃的改革精神可以永續,希望中國進入一種既活力又有序的狀態,希望整個國家能成功應對一種全面性的挑戰。


這種共識也表現在迅速轉變的社會情緒中。


幾年前,人們熱烈談論“大國崛起”與“中國模式”,而在過去一年(2012年)中,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經濟學家DaronAcemoglu與JamesA.Robinson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大為流行。前一本書講述了過分集中的中央權力可能導致的惡果,而后一本書中則重提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們從南美到朝鮮半島的廣闊疆域里,從明治維新到光榮革命這漫長歷史中,尋找了各種例證來說明,決定一個國家成敗的不是地理位置、天氣狀況、資源儲備,也不是政策,而是制度。比起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才是一切問題的核心。


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中,兩位作者強調,倘若“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它需要這樣的經濟制度支持:它保護私人財產,有一個公正的法律系統,又能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務,讓人們感到安全,能自由地展開競爭。這是一種他們所稱的“包容性經濟制度”,它將鼓勵人群廣泛地加入到經濟活動里,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反之則是一種“攫取型經濟制度”,經濟機會被一小群人掌握,他們犧牲掉大部分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但“包容性經濟制度”不可能獨自存在,它必須有賴于相應的政治制度。只有一種“包容性政治制度”——它容納不同的政治團體,鼓勵多元價值觀,尊重個人權利,才可能帶來長久的繁榮。而“攫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會輕易地把政治權力轉化成經濟權益。


作者也提到了中國。他們相信,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是源于它在制度上的勝利,它從“攫取型經濟制度”中擺脫出來,令廣闊的人群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但是,這過程應該持續下去,它的關鍵點就是政治改革。


在此刻,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強大的既得利益階層是如何阻礙社會創新的,它以犧牲市場效率與公平為代價,換取一個個小集團的巨大財富。


國家崛起并非順理成章,它有可能被擱置在半途中,它可能變成“拉丁美洲化”——掉入轉型的陷阱。在這樣的國家里,一小群寡頭與大批民眾間的對峙,造就了持久的政治振蕩與經濟停滯或衰退。


但僅僅用經濟語言或政治語言來理解此刻的中國,顯然是偏狹的。它既處于18世紀歐洲所面臨的重新界定權力的時代——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尋找適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秩序,它既要符合自身的傳統,也需遵循普遍性的原則;但同時,中國也處于一個張伯倫所說的“社會政治”的時代。


三十年來的中國是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場化這諸多力量的產物,它已經孕育出一個復雜的新現實。單純的經濟增長、政治改革,都不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


你會發現,能否從擁擠的交通中擺脫出來,為自己孩子找到一所值得托付的小學,在醫院里為父母找一張病床,食品衛生能夠安全,周末能到一個安靜一點的公園散步,都是讓人焦慮的事情。


經濟增長的財富沒轉化成社會保障系統,也沒建設出足夠的公共設施,一個小小的家庭,經常要承担起整個社會失序的后果……


我們必須在多重戰線上回應這些挑戰。它不應該被簡化成“政治改革”。“這是制度問題”,在今日中國,你與任何自以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行一場超過五分鐘的談話,幾乎必定聽到這樣一句話。在過去幾個月中,一個工程術語變成時髦概念。從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到人大代表、新聞記者,當他們談論中國的現實與未來時,總不忘提到“頂層設計”。


他們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倘若要解決中國面臨的重重問題,再不能僅僅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變革的動力也不僅僅來自基層,而要來自政治權力上層的精英,他們要提供更長遠與全局性的方案。


人們的感受與期待都是合理的,只有當廣泛的聯盟形成,導致封閉的精英層做出讓步,允許更多元的政治權力與價值觀的競爭,才可能出現人們期待的結果,推動這理想中的制度建立。


而這是一個持續的、充滿韌性的爭取過程。人們應學會彼此妥協,令多元力量共存,既享有權利,也付出個人責任。倘若人人都持有這種信念:干等那個既具體又抽象的“制度”發生變化后,他們再隨之而變,然后這個國家一切都會向良性的方向發展。這種狀況是從不會發生的。


而這個“制度”也不僅是抽象的“民主”、“憲政”,而是由無窮多的細節構成,從重建一個城市的公共交通,到清理一條河流的污染,再到建立一所學校。


值此轉折時刻,中國不僅代表著糾纏在一起、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困境,也代表著對個人理解力與創造力的激發與挑戰,它需要一種深刻介入的熱情與耐心。沒有這種熱忱與耐心,你的批評是淺薄與碎片式的,你的參與是短暫與表層的,你的離去與躲避則只能帶來人生更多的無力感。


它是一個等待著重新發現、整理與建設的巨大實驗場,它能夠給幾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奮斗的歷史舞臺,它能激發起對人生與世界的重新思考。在此刻的中國社會,我們常忘記了這充滿希望與挑戰的另一面。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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