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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是全世界小朋友的節日嗎:兩岸三地節日差異的背后 知道主義
六一是全世界小朋友的節日嗎:兩岸三地節日差異的背后 知道主義
知道主義 克念     阅读简体中文版

摘要:提到三八國際婦女節、六一國際兒童節,很多人自然會以為這是全球性節日,其實中國大陸凡帶有“國際”二字的節日來自共產國際,蘇聯時代通常只流行于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個別節日其它國家或地區也過。蘇聯解體后情況變得復雜,前蘇東陣營有些國家修改了這些節日,有些仍給予保留。就算在華人社會,兩岸三地除了傳統節日外,現代節日如兒童節、青年節、教師節……差異仍然很大,港臺小朋友是不過六一兒童節的,他們的兒童節仍沿用民國時期的“四月四日”,大陸小朋友也是1949年后學習蘇聯才開始過六一。兒童節在全世界的情況就更加復雜了,幾乎每幾個國家就是一個樣,像美國壓根就沒有國家法定的兒童節。


文/克念


又到了“六一國際兒童節”了,中國大陸的朋友們幾乎都認為,這是全世界兒童共同歡慶的節日,顧名思義,它帶有“國際”兩字。其實兒童節在全世界的情況非常復雜,日本韓國的兒童節是5月5日,印度的兒童節是11月4日,德國的兒童節是9月20日,法國、希臘和加拿大等國家是11月20日……有的國家關于兒童的節日一年有好幾個,有的國家如美國壓根就沒有國家法定的兒童節。


臺灣、香港、澳門的小朋友并不過六一兒童節,他們仍然沿用民國時期國民政府頒布的“4月4日”作為兒童節。臺灣小朋友的重大節日其實有兩個,一個是“4月4日兒童節”,另一個是“3月5日童軍節”。

1949年6月匈牙利布達佩斯慶祝國際兒童節,捷克斯洛伐代表團舉著哥特瓦爾德(左)和斯大林(右)的肖像。哥特瓦爾德于1945年當選捷共主席。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理及總統。


就算在華人世界,兩岸三地除了傳統節日外,兒童節、青年節、教師節等現代節日也是區別很大。大部分節日臺灣有,大陸無;某些節日兩岸皆有,但來歷與日期各異。譬如臺灣有童軍節,大陸沒有;兩岸都有兒童節,日期卻迥異。現代節假日,臺灣承襲民國的節日傳統(港澳與海外老僑社亦承襲很多民國節日),大陸的很多節日來自共產國際,與海外華人社會和歐美國家亦有區別。倒是婦女節,兩岸都是“3月8日”。


譬如,中國大陸的教師節是9月10日,自1985年確定以來,近30年中已成為兩代人的集體記憶,提起這個日子,就會聯想到致予老師的鮮花、歌聲和真摯祝福。中國大陸的教育部征集意見,擬把教師節重新修訂為“9月28日——孔子誕辰日”,體現出尊重傳統的色彩。如果真的修改了,兩岸的“教師節”倒是統一了。鮮為人知的是,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后直到1951年5月,這一年半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師節其實是6月6日,而這一天,也曾經做為過民國時期的民間教師節。

民國時兒童節紀念照,以童子軍形象為主角。

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上海某投票點,中國童軍參與督票工作。民國時期,童軍在諸多場合發揮了作用,童軍在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街道游行集會,呼吁人們參加投票,并積極在票柜前監督投票秩序,對選舉順利進行起到了重大作用。

民國的中國童子軍參與監督選舉的留影。


中國的五個教師節


1951年5月1日,北京輔仁大學教授邰爽秋緊張地翻閱著當天的《人民日報》。他早就聽說當局要廢止由他在20年前創立的“六六”教師節,因此這幾天一直非常留意新聞。終于,他翻到了最不愿意見到的那段文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經共同商討后,認為應廢除‘六六’教師節,改用五一勞動節為各級學校教師的節日。”這份以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和全國教育工會主席吳玉章名義發表的“談話”令邰爽秋心生涼意,但有一點他尚能自我安慰——教師節畢竟還在,只是和勞動節合并而已。如此算來,5月1日已經是中國第三個教師節了。


民國時期的教師制度和現今不同,是一年一度的聘約制。一般以當年的8月1日到次年的7月31日為一學年,期滿若學校當局對教師不再續約,則相當于解聘。因此每到學年結束前夕,總有一些解約離去的教師想和老同事有聯誼敘舊的機會,也有一些教師試圖趁此時聯合起來向教育部門提出續聘和加薪的要求。有鑒于此,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邰爽秋于1931年5月提出,以每年的6月6日為教師節,俾使各位教師在暑假前夕有統一的慶祝、聯誼和發表意見的日子。這就是中國第一個教師節的來歷,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由教師自發成立的職業節。


1932年5月,南京教育界通過首都教育局向國民政府教育部呼吁,要求“六六”教師節成為法定假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拒絕了這個請求,但允許該日由教師自行組織紀念活動。不過,對于這個節日設定,民間有不同意見。1936年初,江西一批教育界人士向全國通電倡議,要求政府確定每年的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早在1928年1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曾訓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孔子誕辰日為公歷8月27日,全國學校應作紀念。按照最通常的說法,孔子本來誕生于夏歷八月二十七日,國府這種新舊歷不分的規定立刻招致了尊孔人士的反對,致使民間繼續用夏歷祀孔。


臺灣仍舊將教師節定在與孔子誕辰九月二十八日同一天。圖為臺北孔廟進行祭孔儀式。


至1934年6月,國民政府經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領袖提議,又一次明令公歷8月27日為孔子誕辰,是為國定紀念日,隨后成為定制。孔子是“至圣先師”,將他的生日確定為教師節,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江西省教師的這個提議沒得到中央政府的響應,倒引起了國民黨要員陳立夫的注意。他留美碩士出身,卻是個頑固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向來對儒學頗有心得。恰好抗戰爆發后他轉任教育部部長,于是1939年8月國府規定,教師節與孔子誕辰日合并紀念,如此,公歷8月27日正式成為了中國第二個教師節。


但是,這個訓令沒有得到全國的服從,比如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依舊我行我素,還是紀念“六六”教師節。當時的延安政權名義上是服從國民政府領導的地方政府,但事實上政治、軍事、意識形態方面已經開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節日的制定和施行都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象征著國家權威的統御能力。1939年5月,中共領袖毛澤東于“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前夕,以“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名義向全國建議,確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這就是隱然和重慶政府“爭正統”的表現之一。對這個教師節不滿意的還有一批尊孔者,他們實在難以接受將孔子生日由夏歷那么硬生生地直接改成公歷,因而反復抗議。國民黨政府有鑒于此,于1952年采取了折中方案——將孔子誕辰日從夏歷推算成公歷,即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為孔子誕辰,這個紀念日也是中國第四個教師節,至今仍為臺灣地區和香港部分學校所沿用。而中國大陸于1985年設立的9月10日教師節,事實上已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五個為教師們設立的職業節了。


全世界多數國家兒童還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全球性組織——童子軍,圖為全球童軍代表盛會。提到童子軍,也簡稱童軍,中國大陸民眾相當陌生,甚至見過大陸有自稱自由主義者把它跟“娃娃兵(兒童兵)”混淆,表達恐懼與憂慮,前者是“Scouting”,它是世界性的青少年兒童公民養成運動,從小培養公民意識和協作精神,強健身體,關心公共事務,從事公益活動;后者叫“Child Soldiers”,是軍閥和流氓集團綁架來從事戰爭與恐怖活動的少年和兒童。說句實話,家長們,如果有機會送你的孩子出去參加一下童軍組織,百利無一害,受用終身。


不只是植樹節


1949年10月,國民黨政權潰退而撤向臺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雖然兩岸于其后漫長的歲月里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畢竟曾長時間地劍拔弩張乃至兵戎相向。只是時間會沖淡一切仇恨,終究根脈相連,血濃于水,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兩岸試圖在文化上、經濟上乃至政治上互相示好以致互相融合,也是事實。


1979年2月,在中共領袖鄧小平提議下,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每年3月12日為我國的植樹節。這個消息一經公布就震驚了海內外,因為這一天是國民黨和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的忌日,而臺灣也于此日確定為植樹節。60余年來,除了民俗節日外,海峽兩岸相同的紀念日幾乎沒有,植樹節可能是個罕見的例外。這似乎也說明孫先生德高望重,是非常少有的被國共兩黨同時尊崇的中國近代史人物。國民黨的文宣策略中頗有個人崇拜的遺風,比如孫中山、蔣介石的出生和去世的日子都設為法定紀念日;但他們又巧妙地淡化了政治氣氛,將意識形態社會化、公眾化,意圖將對“領袖”的懷念固化為抹之不去的集體記憶。


職是之故,孫的生日11月12日,于1948年被定為“國父誕辰紀念日”,繼而在1966年被附加了“中華文化復興節”和“醫師節”的意義。蔣介石去世后,后繼者也效仿故智,將其生卒日都明令紀念。蔣去世于1975年清明節,這一天本來就是40年代確定的“民族掃墓節”,因此倒是無須再起名目;至于他10月31的生日,被于1979年8月確定為“榮民節”。


2011年10月臺灣南部地區舉行榮民節園游會。有些老人們由義工幫助推著輪椅,歡度榮民節。


“榮民”者,榮譽國民也,特指1949年跟隨蔣介石赴臺的60萬國民黨軍官兵,他們曾是國民黨最堅實的政治基礎,以蔣氏生日作為他們的紀念日,非常符合全社會的文化想象和心理預期。至于孫中山的忌日,早在1929年國民黨就確定為紀念日,并附加以“植樹節”的含義。孫中山晚年聯俄容共,使得當時還非常弱小的中共得以迅速壯大;其遺孀宋慶齡又是中共的長期盟友,并担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對于這樣一位官方文件中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大陸效仿臺灣對其的紀念形式承續對其的紀念,不失為是向對岸表達“和平統一”之善意的好方法。


與之相反的是,李登輝上臺以后為實現其“去中國化”的戰略目標,于1996年廢除了孫蔣二人的誕辰紀念日,僅保留醫師節和榮民節這兩個社會化節日,而全然沒有了對“總理”、“總裁”的紀念之情。有學者說,這是臺灣人民對孫蔣二人“失去了興趣”,而事實上,所謂的民族,本就是文化層面的想象共同體,李登輝等新一代的臺灣政治領袖想獲取新的意識形態正當性,從而用改變節慶的方式來重塑臺灣人民的“國家”文化想象。


基于這個原因,臺灣當局增加了好幾個具有濃厚政治意味的紀念日。比如為了向1947年“二二八”事件受害者“道歉”,“立法院”于1995年3月規定每年的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兩年以后,又升格為“國定放假日”,其政治意義和1月1日“開國紀念日”、10月10日“國慶日”等傳統重要節日得以并列。更有甚者,2006年12月臺灣當局規定,今后每逢“和平紀念日”,全臺所有的公務機關、學校、民間機構、團體都要“降半旗”致哀,將消費“二二八”事件以獲得悲情化認可的文宣手腕推向了極致。與此相同的還有“解嚴紀念日”。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下令解除執行了38年之久的“臺灣省戒嚴令”,20年后,陳水扁當局將此日確定為法定紀念日。其他諸如“反侵略日”“臺灣聯合國日”等紀念日,都是在同一時間段以基本類似的理由而設立的。


和而不同的未來臺灣所謂的“國定節日”分紀念日、節日、民俗節日三類。由于中國大陸近年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也開始成為法定節日,因此在“民俗節日”那一類上,兩岸已經沒多大差別。但其他的節日、紀念日,除了植樹節、勞動節外,基本上全不相同。不過從總的趨勢而言,兩岸一直在慢慢走近,目前雖然和而不同,但相信未來總會有個令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政治局面。就細節而言,一些政治紀念日之不同就不消說了,因為兩岸的政治傳統、制度設計和歷史源流大相徑庭,自然不會有相同的政治事件用以紀念。譬如,為紀念1943年1月11日,中華民國與美、英等國聯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治外法權,中國司法得以完全獨立的“司法節”,就是大陸所沒有的。


有些政治性節日,性質相同,但由于兩岸歷史各有追溯,因此日期全然不同。比如同樣是軍人的節日,大陸的“八一”建軍節是紀念1927年的南昌起義,中共擁有了獨立的武裝組織并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而臺灣的“九三”軍人節則是紀念1945年的抗戰勝利,以證明中國軍隊也有戰勝外侮以洗國恥的能力和意志。就算是社會性節日,海峽兩岸也很不相同。比如國民黨曾于1926年3月5日創立“童子軍委員會”,1935年國府將這一天設為“三五”童軍節,并在臺灣沿用至今。而大陸沒有童子軍組織,自然也就沒有類似節日。


上左為臺灣的“中華民國童軍”標志,上右為“香港童軍標志”,下左為俄羅斯童軍標志,下右為美國童軍標志。俄羅斯的童軍傳統到1922年被蘇俄政府取締,1991年蘇聯解體后重新恢復。每個國家和地區會在自己的童軍的通行徽章中添加一些民族元素。



根據全世界童子軍組織的慣例,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最高首長,都是當地童軍總會的會長,臺灣當下的童軍總會長自然就是馬英九,香港童軍總會長是梁振英,其實這是榮譽性職務。而1949年前,中國童子軍總會長是蔣介石,抗戰時期童軍干部培訓畢業時還會獲贈一把“中正劍”!

臺灣童軍總會為尼泊爾募集賑災物資現場。

香港童子軍同樣歷史悠久,早在1910年香港即已成立童軍。1937年抗戰爆發后,大量難民涌入香港,而童軍不但救助難民,并應政府要求,進行防空,傳訊和救護的工作。時值今日,童軍熱心社會公共事務的傳統未變。


有些節日開始相同,而后各走各路,比如青年節。前文提到,1939年毛澤東倡議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當時得到了包括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內的全國所有青年組織的認可。1944年,隨著抗戰軍事壓力的增強,蔣介石發起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決定以所謂“黃花崗烈士為主義、為革命殉黨殉國”的犧牲精神來鼓舞青年,于是將追懷黃花崗起義的3月29日革命先烈紀念日定為新的青年節。延安方面當然不會接受這一改變,于是隨著政權的演變,大陸仍是“五四”青年節,而臺灣仍是“三二九”青年節。不過,“五四”運動畢竟產生過重大的歷史影響,國民黨中的高層人物陳立夫、羅家倫、段錫朋等也是該運動的學生領袖,因此后來國民黨又給5月4日冠上了“文藝節”的名頭,以作紀念。


1955年東柏林青年們和少年先鋒隊隊員在6月1日兒童節晚上,焚燒“有毒垃圾”思想的報紙雜志,作為晚會內容。


有些節日則是中共建國后才作調整的,比如兒童節。1925年8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關于兒童福利的國際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國際兒童節”的概念。本次大會通過《日內瓦保障兒童宣言》,對于兒童精神上應有的享受、貧苦兒童的救濟、兒童危險工作的避免、兒童謀生機會的獲得,以及怎樣救養兒童等問題,均有熱烈討論。自此次大會后,一方面藉以鼓舞兒童,讓兒童感到幸福、快樂,另一方面也為引起社會重視與愛護,各國政府都先后規定“兒童節”。


如日本將本國的“男孩節”5月5日定為兒童節,由于深受日本文化影響,韓國后來的兒童節也是這一天。在中國,1931年中華慈幼協濟會呈請政府響應1925年《國際兒童宣言》,以重視兒童權利、反對虐殺兒童,將4月4日定為兒童節。1949年11月,蘇聯共產黨以“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的名義向全世界號召,要求確定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當然,所響應的也只有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作為其中一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于當年下月廢止了舊的“四四”兒童節,以1950年6月1日為新中國第一屆兒童節,乃為成例。

烏克蘭的兒童過六一兒童國際節的歡樂情景,作為前蘇聯國家,自然他們的兒童節也定在六一。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印度梅拉亞加邦與兒童們一起過節,但印度兒童節定在11月14日。而大多數英聯邦國家兒童節定在了11月20日。


德國兒童節慶祝現場,而他們的兒童節則定在9月20日。


在港臺地區,“四四”兒童節至今仍影響較大。1991年,臺灣當局曾廢止法定節日“三八”婦女節,將其并入4月4日,合稱“婦幼節”并放假。此舉遭到了女權主義者的長期抗議,因此2011年,馬英九當局又將兩者分立。


有的節日帶著濃厚的臺灣區域特征,比如“國家防災日”。因為1999年臺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9•12”地震的震撼性影響,2000年臺灣當局頒定每年9月21日為“國家防災日”,藉由定期舉辦地震災害狀況推演,以檢測災害防救體系,并提醒民眾防災意識。大陸地區目前也深受地震之苦,比如汶川大地震的后果令人觸目驚心。設立這樣一個紀念日以提醒民眾的救災能力和防災意識,實在非常必要,這一點,倒是大陸應該向臺灣地區好好學習。

原文刪改版載于《鳳凰周刊》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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