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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歷史   少年生活見聞
個人歷史 少年生活見聞
東方歷史評論 章立凡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章立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出身即命運”的意義。


1957年我剛滿七歲,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斗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幾句話,要我上臺去說。


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臺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臺,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臺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后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母親也發了言,事后她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可是有關痛癢。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著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后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兒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干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的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后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1950年代,章乃器在北京。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開始填各種表格。“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么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后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干部。但我怎么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干部”劃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里有不少趾高氣揚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劃等號。于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里填了“職員”,母親曾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征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里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無事。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于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兒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萬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分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于是宣布“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歷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與幾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制輿論的做法提出異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幾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面對強大壓力,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幾乎沒有睡覺,趕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于毛澤東批準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終于有一天,附中黨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以劉晉、章建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布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布為“修正主義黨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并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


我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里面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據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紅衛兵”執掌學校大權后,同學們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以粗野為時尚。首先流行“國罵”,據說有的女同學為表現“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練“三字經”,直練到隨時脫口而出的水平。還有一種風俗是赤腳,因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見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腳丫,在煤渣鋪成的道路上艱難行走,真是那個年代的獨特風景。軍服也成為時髦服裝,配上軍用寬皮帶,以示威武雄壯。后來流行“將校呢”,那是高干子女們的專利。


不久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聽“造反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后,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其后數日,全城處于“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里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志性建筑“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汗流滿面搬運磚石……當晚我回到宿舍,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干的大字報:“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么出身”。我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從學校脫身后的幾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沖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后,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里出來的惟一生還者。


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


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担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于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佬,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于苦出身,后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里。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于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前妻)。后來張女士終于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于是張女士采取變通辦法,到云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后,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于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斗,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梁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舍活著。有時她在胡同里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她稀黃的頭發。終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發花白的工程師從云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后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待他們拐出胡同,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干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文革”結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于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倆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母親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璇,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卻大大有名,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凈凈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游戲。后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母女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信聯系,“文革”爆發后,人人自顧不暇,音訊中斷。1966年11月,我揣上父親給的20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串聯”。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注明“蘇州富郎中巷××號顧乃文轉”,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戶,僅圖書、字畫、文物就抄沒十七萬件以上。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臺樓閣,曲徑回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后,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饑。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復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文革”結束后,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帶愛女走上了不歸路。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本校體育老師趙曉東(我同班同學的父親)跳樓自殺,頭觸在階角上摔得粉碎,遺體慘不忍睹。不久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于1968年12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系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用紅磚砌上墻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腳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幾乎與室外無異,幾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教訓我:“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幾下,是出于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校長萬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里,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鰲。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真草隸篆都寫得很漂亮。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與萬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韓家鰲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幾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韓校長則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并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只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只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1969年1月1日,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氣的宿舍樓。


我的凍腳隨著恢復供暖迅速恢復,不久被責令與韓家鰲一起參加“勞動改造”,掃廁所并為鍋爐房運炭渣。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氣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干,我倆只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搬入宿舍樓后,實行早晚“請罪”制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幾分鐘。早“請罪”完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斗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從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偉大領袖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慶祝游行,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種“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紅衛兵的利用價值使盡之后,便被牽出來做替罪羊,以平民憤。輪回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于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幾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臺上干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臺干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讓人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主動與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懷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記得某日與一位“老兵”,在清華園的“水木清華”后面小山上閑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老兵” 悄悄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與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當,起來揭發繼母王光美。及至父親被打倒,她的利用價值也耗盡。此時形單影只,人人視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劉濤曾向我談及被禁止參加父親追悼會,言下極為傷感。我相信劉濤無非是年輕無知,被利用而已。


(本文原載《老照片》)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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