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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閑書話 我們都在路上,讀《通往奴役之路》有感
閑閑書話 我們都在路上,讀《通往奴役之路》有感
天涯觀察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賈也

來源|閑閑書話


導語:真理是會被一一驗證


近因讀奧威爾的《1984》,偶涉哈耶克,順藤摸瓜,拈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走馬觀花之后,又掩卷而思,頓覺相見恨晚,擊節稱嘆,竟意猶未盡,所以溫故而知新,推敲俯仰間,覺非落筆不可。


哈耶克與奧威爾一樣,都是個偉大的預言者,身處于他們所在的時代,即能夠對當時最時髦的社會主義理論及實踐有著清醒的認識,能夠予以最尖銳批判,能夠準確地揭露出其實質,精準地預見到其前景,并指出其對于世界所造成或將要造成的巨大危害。這是相當不容易的,畢竟在哈耶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奧威爾寫作《1984》的時候,在他們眼前只有兩個范例——納粹主義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一個剛剛危害完這個世界,為世人所唾棄;另一個則將在世界上掀起更大的浪潮,更多的實例其實在他們寫完其最有名的著作之后。


真理是會被一一驗證的,這才是大師之作。



一、極權主義最大的對手


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卻紅光滿面地走向罪惡。——伏爾泰


荷爾德林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而《通往奴役之路》這部充滿技術性和常識性的經濟學論述,正是想說明這一觀點。


作為極權主義最大的對手——哈耶克——并未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而是出于一種善意的忠告,告訴大家——這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在書中闡述道:所有的集體主義社會,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哈耶克看透了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本質,這種主義基于集體主義,以平等為基本訴求,看上去很美、很令人陶醉,然而在其實踐的過程中,恰恰導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因為實行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小團體(統治階級)決定資源和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由于沒有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機制,這個小團體無從得知正確的資源需求情報,也因此根本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來分配資源和產品。他們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人,所犧牲的那一部分人,又恰恰就是最需要得到幫助的人,結果只會導致更大的不平等。


但是導致社會不公,還不是計劃造成最惡劣的結果。對于經濟計劃在實踐上的不同意見、加上中央計劃者在分配物資上的不斷失敗,最后將導致計劃者開始運用高壓的強迫力量以維持計劃的實行。哈耶克因此進一步認為:不僅是計劃當局而且包括社會大眾都會感覺計劃的失敗是因為國家權力不夠、無法有效推行目標所造成的,這種感覺會使社會大眾開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權,并會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讓計劃付諸實現”的“強人”攫取政治權力。哈耶克非常肯定地認為:在經過這一連串的惡化后,社會主義國家將會無可避免地轉變為極權主義,最終無法避免出現最為邪惡的獨裁者,也難免會發生反人類、反文明的惡性事件。


哈耶克眼光犀利,見地深遠。比如他在書中將德國所奉行的納粹主義,與蘇聯所奉行的共產主義者,歸結為一個類型,即社會主義的“兩個極端”,其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他在本書的引言中就說:“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并不是對于前一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并專門用了一章來討論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源。而在當時,普遍都將這兩者認為是兩種不同的并相互對立的主義,直至現今,還有相當多的人不肯承認這一點。


大師之所以為大師,就在于他們的一針見血,能揭示本質;就在于他們的高瞻遠矚,能預見未來。1974年,哈耶克憑借這部作品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1989年蘇聯社會主義帝國暴政滅亡,他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理論被證實。


讀完奧威爾的《1984》,再來欣賞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知,對于我們這些生長特色制度之下的人而言,切膚的隱隱之痛直抵內心深處:經歷了三反、五反、三年大饑荒,再十年文化大革命……這些極權主義帶來的長達近30年的民族災難,比哈耶克想象的還要鮮血淋淋和令人不寒而栗!原來我們曾生活在《1984》之中,且一直在《通往奴役之路》之中,卻渾然不覺,還以為幸福得不知所以,情不自禁地喊起“三感謝”起來!


當然,我們中國相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又是幸運的(可能更為不幸)。具有改革意識的鄧小平選擇放棄“計劃”,引入“市場”,使中國擺脫陷于崩盤的命運。但我們中國,究竟是茍延殘喘式的垂死掙扎,還是脫胎換骨式的重獲新生?誰又能說得清、道得明?畢竟中國對“計劃”的放棄是附加條件的,將“市場”加上了“中國特色”的符號。為什么呢?因為長期的“計劃”已造就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而這批既得利益者們和上臺的極權主義“強人”都不可能輕易地放棄權力——追逐權力才是他們最終目標。


正是出于保住特權的需要,他們才有限地引入“市場”,并且通過權力來攫取經濟資源,從而形成一個最為邪惡的紅色權貴團體:他們無往不勝,權貴私有化,金錢掛帥,唯利是圖,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名為“市場經濟”,實為“黑市經濟”,才導致如今之中國社會已經淪為沒有信仰的社會,沒有倫理道德,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只有金錢才讓人們如同打了雞血般為之興奮,這些也可以在哈耶克的理論之中找到根源。


問題是直至今日,我們這些所謂的“主人”們,依然看著他們演著蹩腳的老把戲,無動于衷,麻木不仁,好像事不關己;依然面對自己被他們“計劃”與“安排”的命運,無可奈何,從不反抗,好像命該如此;更為可怕的是,我們很多人一心想沖入他們的陣營中,雖不懂這個主義的奧義,卻爭著搶著要成為他們的一員,假公濟私,以獲取特權作為自己的人生抱負。


誰說我們不在奴役之中?誰說中國已經告別極權?看看我們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政治環境,我們難道還依然相信他們會把我們帶入天堂,而不是地獄?


二、民主、法治、自由的論述


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哈耶克


回到哈耶克著作本身,全書十五章,總共探討了15個議題,精辟地論述了極權社會是如何產生、如何維持、其運行之規律、以及其所必然導致的結果,這個主題的把握無疑是到位的。作者通過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計劃和民主、法治、自由,經濟控制和極權主義之間的關系層層推進來論證通往奴役之路這個中心論點。于筆者而言,最關心的莫過于民主、法治、自由。


民主與自由,人皆向往之,也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常識。在哈耶克的整個思想體系中,自由被視作為人類社會最高的善和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則,而為了確保個人的自由,用法治之法約束政府的權力從而達致有限政府的憲政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一憲政目標,民主可能是最佳途徑——如果說不是唯一途徑的話。盡管作為一種政治程序的民主可能是達致法治和憲政目標的較好手段和途徑,但是通過民主程序而遴選出來的政府,卻不一定就能被法治之法所約束,也不一定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從而也不就能真正確保人民的自由。這一隱憂,成了哈耶克幾十年研究政治哲學的一個心結。他對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政治過程的長期觀察,使他晚年相信這一隱憂恰恰變成了現實。這當然是他寫完《通往奴役之路》之后的后話。現在,不妨就此展開哈耶克對民主、法治和自由的論述。


一是民主與計劃的關系:


社會主義者宣稱他們追求民主,那么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民主呢?關于這點議題的討論,哈耶克在第五章民主與計劃展開論述。


在哈耶克看來,民主是存在缺陷的,不盡完美但又必不可少,因為民主能夠通過限權的方法制約公權,保存個人自由。哈耶克并非“民主萬能論”的擁躉者,他毫不諱言地談到他對“大多數”的質疑,認為不能迷信“事事必定有一個多數看法”,指出大多數的意志——所謂的民主決定——并非全體社會的意志,它會損害少數人的意志,侵犯個人自由。特別集體主義性質的計劃,總是以經濟層面的要求所制定的,而經濟層面的分歧則是更大,以致在一個民主議會中達成真正的一致性計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們就是想致力于把這種不可能轉變為一種可能,希望通過民主機構議會來加以實現,將這些林林總總的計劃披上“公共利益”、“普遍福利”、“普通利益”的外衣,從而讓他們的計劃轉化成國家行為。


哈耶克斷定“民主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個人主義制度,與屬于集體主義之一的社會主義本立于無可調和的矛盾之地”,民主實則是計劃的最大障礙:若要體現最大的民意支持,制定出來的計劃需要民主機構——議會來審議表決,計劃的執行又要通過議會來授權某個機構實施。人們總希望由民主機構——議會來制定這項目社會計劃,以體現計劃的全民性,但是議會不可能承担制定這項社會計劃的任務,也不可能由議會來執行這個計劃。更何況,議會對這項計劃的審議會出現意見的分歧,導致計劃遲遲不能通過。這就使得社會主義者們認為:一是議會無法制定計劃,是無能的表現;二是議會很難通過計劃,是低效率的表現。如此一來,議會就漸漸地被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個“清談館”。


社會主義者認為民主程序有礙計劃的制定和執行,因此必定不會讓自身過分地受制于民主程序——就像列寧一上臺就干脆通過武力關閉議會。正是基于這些考慮,社會主義者認為,要計劃能夠制定出來,并有效執行,就把計劃的管理交給專家——常設的官員或獨立的自主機構——掌握。


但是當制定計劃的任務授予常設的官員或獨立的自主機構,極權的性質就暴露出來了,這個具體的人或具體的機構就越來越想擺脫民主程序的羈絆,甚至迫使議會授予更多的權力,以致他們權力越來越越大,民主開始衰敗,被架空乃至破產。


最終結果必然是民主的全盤崩潰:民主機構——議會面對這些計劃,提供給它只有一個只能全盤接受或全盤否定的權力,議會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比如說提出反對意見,但若反對未能達到多數,那么這種否定依然無效。更可怕的是,議會不得不淪為計劃當局的工具:當民眾表達這個計劃不滿的時候,計劃當局可以說這是得到議會民主審議通過的,有著最廣泛的民意基礎,讓你不得不接受國家的計劃安排;當計劃脫離實際讓民眾蒙受損失的時候,計劃當局還可以說這是議會要求我們這么做,是人民自己選擇的道路,讓你無從追究他們的責任。


計劃當局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作,議會的權力只剩下選擇誰來担當實際擁有絕對權力的那些人,除此無能為力。并且在這種制度之下,計劃當局的政府首腦一次又一次地通過人民投票鞏固他的地位,而且他掌握的權力,使其能確保投票將按他想往的方向進行。這個路徑恰恰使民主走向了它的對立面——極權。這就是為什么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會出現希特勒和斯大林這樣的獨裁者的根本原因。


計劃導致極權,路徑非常清晰,正因為哈耶克意識到了這一點,才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要相信權力通過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走向專制極權。因此,要對民主進行控制,那么怎么控制呢,關鍵還是在限權,限權就得說說法治。


二是計劃與法治的關系:


社會主義者提倡的計劃與法治原則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呢?是背道而馳呢,還是相互促進?關于這一點,哈耶克在第六章計劃與法治中展開了詳細的論述。


哈耶克指出,法治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制于事前規定并宣布的規則的約束,這種規則使得一個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預見到政府在某一情況中會怎樣使用它的強制權力,和根據對此的了解計劃他自己的個人事務。基于對自由的保持,哈耶克提出法治的基本點是:留給執掌強制權力的執行機構的行動自由,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簡而言之,就是對政府當局限權。


正是基于這樣的常識,哈耶克認為,只有在自由主義時代,法治才被有意識地加以發展,并且那是自由主義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不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體現,他引用康德的一句話:“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他認為,雖然每一條法律通過改變人們可能用以追求其目的的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自由,但是在法治之下卻能防止政府采取特別的行動來破壞個人的努力。在已知的博弈規則之下,個人可以自由地追求其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會有人有意識地利用政府權力來阻撓他的行動。


一言蔽之,哈耶克認為法治原則原為個人自由的保障,用法律來限制政府的權力,治的對象是政府,即以法治權,目的是保護民眾的自由。


那么,社會主義國家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法治呢?通過對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斯大林主義的觀察和分析,哈耶克認為集體主義類型的經濟計劃必然與法治背道而馳。其原因為,“計劃當局不能約束自己只限于給陌生的人們提供機會,使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利用這些機會。它不能事先用一般性的形式規則約束自己以防專斷……計劃當局必須經常地決定那些僅僅根據形式規則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并在做出這些決定時,必須將不同的人們的需要區分出尊卑輕重。”


為此,哈耶克還舉例說明,當政府要決定飼養多少頭豬,運營多少公共汽車,經營哪些煤礦或按什么價格出售鞋子時,這些決定不可能從形式規則中推論出來,或者是事先做出長期的規定。哈耶克指出,恰恰相反,政府的決定不得不取決于當時的環境,并且在政府做出這些決定時,常常必須對各種人和各個集團的利害逐個地予以比較權衡。他總結到,這樣最終必得由某個人的觀點來決定哪些人的利益比較重要;這些觀點也就必定成為那個國家法律的一部分,成為強加于人民的一種新的等級秩序。


這就是說,集體經濟計劃必然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里,集體主義者們必然會促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他們認為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動都經過立法機關正式授權,法治就會被保存下去。但由于法治原則并不有利于計劃的實現,于是為了計劃的強有力推進,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要么破壞法律,使法律處于缺位狀態,導致個人獨裁的局面;二是要么法律服務于計劃,使法律成為任何專斷行動的意旨和目的合法化。


一言蔽之,集體主義類型的經濟計劃原則,由于要強制人們去貫徹執行,必然強調集體的權威,這樣就會導致無限的立法擴張,從而一步一步地侵蝕個人的自由,治的對象被扭曲成為民眾,即以法治人,結果異化為剝奪民眾的自由,這顯然與法治原則相違背的。


在討論計劃與法治的關系時,哈耶克還告訴我們:有法并不一定就是法治,在我們現實社會中,普遍存在著立法侵犯法治的例子。法治首先意味著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樣要求預先制定的法律規則(這些規則往往是是自然法和道德法)尤其是憲法所約束,而失去這個約束,通過賦予政府當局以無限的權力,可以把最專斷的統治合法化,但是這與法治沒有任何關系。


如何更好地理解計劃與法治的關系呢?按我的理解可簡單地論述為:在推崇市場的自由主義國家里,政府當局偏向于依法治國(rule of law),法是一般原則,是一種精神與價值,是限制政府當局權力的,言明不得侵犯“法治的原則”,治的對象是政府;而在推崇計劃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政府當局偏向于以法治國(rule by law),法是特殊力量,是一種手段與工具,是強調政府當局威權的,言明不得侵犯“社會的利益”,治的對象是民眾。前者的法治原則能夠被確立并有所發展,而后者法治原則完全可能不被保存,因為“社會的利益”往往由政治當局來決定的。


三是自由與保障的關系


社會主義者認為自由是他們的終極追求,也是社會主義的內在邏輯。但是哈耶克卻認為社會主義沒有民主,更沒有自由,關于這一點,他在第九章里對保障和自由展開論述。


哈耶克眼中的自由并不是無法無天的放任的自由,他認為:為了確保社會的自由,必要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自由不可避免地帶來風險,為了讓人承担這種風險,他支持有限度的保障,而這種有限度的保障能夠保證社會的安定,從而支撐人們的自由。


而對于社會保障,恰恰推崇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熱衷于斯的。但是,他們所提倡的保障,是絕對的保障,有別于哈耶克提出的有限度的保障。就像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樣,哈耶克認為,絕對的保障會導致絕對的特權。誠如絕對的權力賦予全社會每一個人,不能稱之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保障若覆蓋全社會每一個人,那么也不能稱之為絕對的保障。它只能為一部分人提供,只有少數人可得,保證其特定收入。而要實現這一部分人絕對的保障,只有控制和取消市場才能提供保障,也只能通過國家權力來加以付諸實施的。


如何界定有限度的保障和絕對的保障?前者是社會最低生活標準的保障,比如失業救濟金、養老金等保障;后者是保護某行業人員的收入不受外界因素影響的保障,其極致的表征就相當于我們現在國家公務員的保障。前者確保飯碗里有讓你不至于餓死的飯,而后者確保你飯碗里永遠是特供,能優先吃到飯,而且給你添油加醋,附加各種小菜。前者出于人道主義,后者出于特供思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絕對的保障是變了味的保障,是假公平之名行特權之實,與社會主義者提倡的平等是背道而馳的。


從經濟層面而言,絕對的保障是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在推崇自由的市場經濟下,工資報酬反映的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和職業對社會的相對價值,它是一種信號,引導人們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定,同時也是最有利于社會的決定。然而在計劃經濟之下,當一個人的收入受到絕對的保障的時候,他既不能因為喜歡其工作而留在原來的崗位上,也不能夠選擇他所喜歡的其它工作,決定權就掌握在那些掌握有效收入分配的人手里,他要獲這種保障,就要付出選擇的自由為代價。


為了爭取絕對的保障,社會中許多人會紛紛沖進這種保障體系之中,他們不再希冀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閹割理想,變得庸俗,目的只是想享用這種保障的特權。更可悲的是,那些沒有得到這種保障的人,將面臨悲慘有命運,誠如托洛茨基所言:在一個國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度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古老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


更值得深入思考的是,當有人攫取了“計劃”的權力之后,總會優先考慮自己的那一部分,計劃的制定者往往總是能夠得到優先保障,比如說身為計劃當局的執行者——公務員,他們的保障是最為優越的,經濟適用房和保障性住房總是優先考慮他們的,醫療、教育、養老保障也總是向他們這部分人傾斜。即使是公務員也會優先考慮高級分子——領導,這種絕對保障最終導致更多的人沒有受到保障,即使受到保障的人也覺得不公平。


把目光投射到我們當下這個社會: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已十分充分,放棄了大部分的“計劃”強制,更多地注重“市場”的自由,但是對工人的保障卻越來越淡化,事實上許多工人不僅失去了絕對的保障,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失去了有限度的保障。在政治領域依然是鐵板一塊,這種絕對保障以特供的形式依然存在,并且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而這個官僚體系之所以牢不可破,就是建立一整套絕對的保障體系,直到現在還在不斷加強,比如科級干部干上幾年就可以享受副處級干部的待遇,再比如每次的提薪計劃,公務員總是走在社會最前列。


我想,如果有一天,國企少到不能再少,經濟不景氣時,政府也能大量裁員,但是人人都能拿到最低收入保障,可以有機會再到勞動力市場上通過競爭尋找工作,這個社會將會更有活力。


事實上,曾經從“計劃”中走來的中國,要走上這一步,必須要打破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的利益藩籬,這又談何容易?他們可以犧牲工人,犧牲農民,可以犧牲知識分子,但是要他們犧牲,做出壯士斷腕之舉,這怎么可能呢?更何況他們根本不是什么壯士,而只是一幫唯利是圖、唯權是用的既得利益者罷了。


三、我們走在哪一條路上


民主是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為了壓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托克維爾


社會主義是早已被西方拋棄的道路,早在19世紀,法國的托克維爾和英國的阿克頓勛爵等偉大的思想家就已經警告過:社會主義意味著奴役。托克維爾在1848年就指出,民主擴展個人的自由的范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賦予每一個人以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平等”一詞毫無共通之處。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


雖然有過納粹主義德國和法西斯主義意大利的前車之鑒,但是繼蘇共之后,各個國家爭相步其后塵,把社會主義視為秘笈,引入本國,也包括中國在內,最終導致悲劇在各個國家接二連三地發生,如蘇聯大清洗、中國文化大革命、紅色高棉大屠殺等等反人類暴行。這只能說明,這種制度早已惡魔附體,誰沾上誰就變成惡魔。


社會主義——抑或是他們說的更高階段,共產主義——由于是反人性的,最終只不過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共產主義信徒,利用這個美好的烏托邦,最終實現的卻是他們一小撮特權階層奴役廣大民眾的邪惡行徑,產生了蘇聯的特權階層、中國的紅色權貴、朝鮮的金氏家族等等邪惡的統治者。誰沾上這個主義,誰就像中了邪,無不成極權主義者。現在蘇共和中國的門徒們也不得不承認:斯大林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殘酷無情、無可救藥,并且它們最好被稱為超法西斯主義。如果把毛澤東和斯大林相比,毛的冷血與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共產極權主義共有的通病,也是必然的結果,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


盡管如此,直至今日我們的官方對民眾的思想控制依然不遺余力,并且總想獨樹一幟,搞出與世界普遍的價值觀不同的一套,貌似世界與中國各成體系,或者永遠是另外一個世界。想想我們這些人,一直被如此“灌腸”教育:我們的民主,是宇宙第一,這是最廣泛、最深刻、最真實的民主,每個人當家作主;我們的自由,是超越西方,這是最真正的、最全面的、最具實踐性的自由,每個人都得到自由發展;我們的法治,是國際一流,這是最具人民性、最具公平性、最具執行性的法治,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我們有如此的優越性,西方的那一套自然是落后的、野蠻的,注定要被歷史所淘汰,而我們這些“嶄新的人類”被這些“三個代表”分子們安排得好好的,貌似已生活在天堂之中。


即使社會主義運動在全世界陷入低谷(實際上已經被證實是一種烏托邦,面臨全面的破產),他們還是信心百倍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堅信自己走一條正確的道路上。


那么,如今之中國,到底走在哪一條道路上?


中國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老路大家都知道,是通往奴役之路,是條不歸之路,想必除了少數幾個腦殘之輩,誰也不想再去試著走走。至于邪路是什么?就是改旗易幟,走西方的道路,那是堅決不能走的,一走就上了西方的當。不過,把西方的道路早已列為邪路,這種論調也夠任性的,畢竟社會主義道路也是西方的舶來品,更何況,能走上正路竟然只有我們中國一個,這不是太孤單了?


話說中國通往未來之路,原本是有一座橋梁的,過了這座橋,就通往彼岸,但彼岸究竟是通往自由還是奴役呢,誰都無法把握,更何況走了將近30年的老路,走得山窮水盡疑無路了。因此,他們決定換一條路走走,怎么走?走一步看一步,結果紛紛下河,改走水路了,口口聲聲喊著為人民摸著石頭過河,但摸著摸著,他們又在混水摸魚了,根本沒想淌過去的意思。


于是,有人犯嘀咕了,他們呆在河里干嗎?要么上岸,要么上路。不行!前進一步是邪路,后退一步是老路,這路沒法走,只能在水里呆著。水里呆得太久,水都渾了,即使想顧影自憐,也快嫌河水太渾,但他們依然聲稱自己走在正路上。現在只有一條邪路沒有嘗試走過。問題是這條邪路,美國、英國、法國都走得好好的,而且越走越開闊,越走越有伙伴了,不僅是日本而且連我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臺灣等地區也走通了,怎么能說他們都上了邪路呢?


所以,中國又一次迷失了方向,雖然還在走路,但動作是越來越假。問題是我們這些老百姓,總奢望別人給我們一條通往天堂的路,或者直接帶我們進入天堂。正是我們一直有這樣不切實際的想法,所以我們只配成為他們的階梯,最終他們進入了天堂,而我們卻依然在地獄里,而且越墮越深。


結語:先自立,再自由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腳上的泡也是自己走出來的。讀讀《通往奴役之路》,想想我們的路。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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