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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
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
燕南園愛思想 羅志田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出現一個具有詭論意味的現象:一方面很多人因為對政府甚至政治的整體失望,轉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層變革;另一方面,學生運動又使前此大受青睞的"個人"開始淡出,思想和行動都轉而朝著強調群體的方向發展,不少知識精英關注的重心開始由文化向政治轉移。到五卅運動之后,此前處于競爭中的各傾向基本有了結果:群體壓倒了個人,政治壓倒了文化,行動壓倒了言論,可以說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其間文化與政治的關聯互動,應結合起來考察分析。

聞一多在1923年曾說出一段很像狄更斯《雙城記》里的話:"二十世紀是個悲哀與奮興底世紀。二十世紀是黑暗的世界,但這黑暗是先導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紀是死的世界,但這死是預言更生的死。這樣便是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底中國。" 對身處中國的讀書人來說,20世紀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緊張的世紀,許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樣的希望和失望伴隨下蹣跚前行,與時俱往;還有人帶著類似的經驗走過了那一世紀,又走進了新的世紀。

在20世紀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十余年,又是一個激變的時代,那時的世局幾乎可以說是年年翻新,一年一個樣。其間的五四學生運動確有些像是一個分水嶺,將此前和此后的時代潮流大致區隔。時在中國的杜威描述進行中的五四運動說:"我們正目睹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總是艱難的。"

這大概是那時比較"親中國"的在華外人的共識,據當年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回憶,法國公使在五四運動之后即說,"我們正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最令人驚異的重要現象,即中國為積極行動而形成了一種全國性的輿論"。芮恩施自己也認為,"中國人民從巴黎決議的不幸中產生出一種令人鼓舞的民族覺醒,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結合成一個整體"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22, p. 373. 徐中約顯然同意杜威等的看法,他以為五四運動標志著作為一種"新力量"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出現"。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05.

他們的言論中隱含著中國此前尚非一個"民族/國家"的意思,這且不論;但這些觀察者都看出中國正在發生一個帶根本性的變化,卻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時,北大學生傅斯年遠不如這些外國人那么樂觀,在他看來,中國當時不僅有嚴重的城鄉疏離,且"大城市的一般社會"也以"互不接觸"為特征;"職業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異,思想上必不齊一。在一個大城里,異樣的社會,很少社交的關系。至于聯合起來,而營社會的共同生活,造出一個團結的組織,又就著這組織活動去,更是談不到的"。但傅斯年也從五四運動看到了希望,斷言"從五月四日以后,中國算有了'社會'了"。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約1919),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承王汎森所長惠允使用(此文早期整理稿曾刊發于《中國文化》第14期,196-201頁,有缺漏)。

基本上,"五四"后出現一個具有詭論意味的現象:一方面很多人因為對政府甚至政治的整體失望,而如梁啟超所說"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進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層變革;另一方面,學生運動又使前此大受青睞的"個人"開始淡出,思想和行動都轉而朝著強調群體的方向發展,不少知識精英關注的重心開始由文化向政治轉移,并在新的意義上"再發現"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舊說。馮友蘭當時區分新學生與舊學生的標準頗能體現這類傾向,他認為"新學生之生活為群眾的,舊學生之生活為單獨的";且"新學生注重實際,舊學生注重空談"。馮友蘭:《新學生與舊學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621-62頁。并參見羅志田《走向"行動的時代":"問題與主義"爭論后的一個傾向》,《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

這其間一個顯著傾向是"社會"的改造一度大受關注,梁啟超總結的近代士人"覺悟"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階段性演變常為人引用,參見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9》,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43-45頁。而傅斯年則認為"社會"是文化之后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他在1919年說:"中國人從發明世界以后,這覺悟是一串的:第一層是國力的覺悟;第二層是政治的覺悟;現在是文化的覺悟,將來是社會的覺悟。"本段與下段,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約1919)。傅氏心目中的"社會"有其特定的含義參見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會"論》,《中國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在這四層遞進演變中,前兩層和后兩層又相對接近,多少體現出梁啟超所說的"社會文化是整套的",也分享著一些時人對政治的排拒。

傅斯年明言:"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會,都不免有幾分專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會的培養促進政治,才算有徹底的覺悟了。"可知其所認知的"政治"與"社會"有著上下的對應關系,且隱約可見今人喜歡掛在口上的"國家"之身影。前人之"國家"觀較嚴,梁啟超在清季便曾區分朝廷與國家,而民初人也常欲區分政府與國家;而今人則放得甚寬,鄉村中包攬稅收者頗近往昔之夫役,也多被視為"國家"的代表。鄭振鐸等人那時組織了一個"社會實進會",要"向著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的舊社會"。他們也強調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

"德莫克拉西"一語點出了這類"自下而上"變革觀的西來淵源,此實濫觴于清季。熊十力后來回憶說,他少時讀嚴復所譯《群學肄言》,曾引發"一個重大的感想",即"感覺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中國自古以來"論治,通同是主張'自上而下'的";而《群學肄言》表現的"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他當初"極端贊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參與革命。辛亥后發現革命黨"新官僚氣味重得駭人",比袁世凱也強不了多少;"一時輿論都感覺革命只是換招牌",于是退而獨善其身。到"九一八"之后,眼看"一天大亂一天,極于今而有亡國滅種之懼",終"感到中國自上而下的主張確有其不可顛撲的真理"。

這樣的"后見之明"不一定為多數人所分享,但類似的反省心態可能是"九一八"之后相當一些尊西趨新的知識精英開始鼓吹"獨裁"的心理基礎,與稍后的"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文化"一類爭論大致同屬一個"時代",那是后話了。至少在"五四"到北伐期間,"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觀還是更占上風。不過,對相當一些人而言,"社會改造"之所以受到青睞或許恰因"社會"帶有調和或綜合政治和文化兩趨向的意味,它既不那么政治化,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體實在,同時還常能包容個人與群體兩方面。時人的相關思考可參見吳康《從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1921年1月),《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25-52頁。

胡適后來說,中國現代思想的分期約以1923年為界分成兩段,前一段多"側重個人的解放",后一段則屬于反個人主義的"集團主義時期"。若仔細考察,重群體的傾向在"五四"當年已開始興起,或可將1919-1925年間看作兩種傾向并存而競爭的時期,即瞿秋白所說的"新文化思想"與鼓吹社會主義、研究勞動社會問題兩造的"混流并進";雖然是并存并進,畢竟"集體"漸占上風,到"五卅"后,"個人"基本喪失競爭力,終不得不讓位于"集團主義"。參見魯萍《"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外的關懷--從"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運動時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北伐的突飛猛進,多少也借此思想的東風。關于北伐,可參閱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在個人與集體混流并進的同時,側重文化和政治的兩種傾向也在沖突競爭中互動。老革命黨張繼在"五四"前夕給《新潮》雜志寫信說,民國代清后,"中國的國門,只換了一塊招牌,思想風俗一切全沒有改"。依據"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章"的見解,中國政體雖變,"戲劇文學仍照滿清帝政時代的樣子",可知其"思想仍是歷史傳來的家庭個人主義";而"風俗如婚宴喪祭,與非洲的土人相去不遠"。這樣的思想風俗難以產出"共和政治",故他認為,《新潮》諸君"主張廣義的文學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國的根本方法";只要得著"多數有知識的人贊成,我們這個民國的招牌可望保的住"。

《新潮》社的羅家倫在"五四"后幾個月覆信說,他"極力贊同"張繼的見解,并"認定中國現在政治社會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變換"。他以為,袁世凱等也是"中國的社會害他們的";若其生在美國,而"中國的人民有美國的人民那種覺悟",或不敢有做皇帝的夢。如果"大家的思想不從速受過一番革命的洗禮,則正如先生所謂,'民國的招牌'是保不穩的"。羅家倫申論張繼的見解說:"文學革命不過是我們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們的目的。"

類似見解那時為不少人分享,新文化運動之外的梁濟和徐世昌都表示過類似的主張。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濟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為先";總統徐世昌也認為,對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轉移風氣,使國中聰明才智之士,從事于社會經濟實業教育,以挽此政爭狂熱之潮流"。兩人的思慮相通,他們都同意政治上治亂的源頭在思想社會,也當從思想社會著手解決。參見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態與政治》,《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這也是羅家倫那段時間的一貫思想,他特別強調,"思想不革命,行為是不能革命的";為保持行為的革命性,更需要思想方面的努力。蓋"'五四''六三'的結果,只是把全國的人弄'動'了"。由于"動的影響",群眾運動的主體"群眾"本身已感覺到"知識的饑荒",要"趕快接濟他們知識的糧草"。重要的是,"中國的存亡"可能"正在這一'動'",如果知識的糧草"接濟得好,這一動就成了永久的活動;接濟得不好,這一動就成了暫時的沖動"。羅家倫致張東蓀,1919年9月30日,《時事新報》,1919年10月4日,第3張第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據報紙時間及信中說"現在大學已開學"推斷。

羅氏對五四運動帶來的轉折有切身感受:"五四以前,我們受了多少壓迫,經了多少苦戰,僅得保持不敗,已經覺得是很危險的;五四以后,形勢大變,只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不過,"對于這種蓬蓬勃勃的氣象"不能太樂觀,中國在世界學術界的"失語"現象是明顯的。故"中國的社會固然是毀壞學者",那種"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學生運動,"也是同一樣的毀壞學者"。學生們應據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繼續街頭行動,另一些人則可轉而側重于"文化運動"。

這樣,在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輩則選擇了出國留學之路的同時,一些老師輩反逐漸關注政治,胡適就是其中之一。這兩種傾向都有時人感到失望:楊鴻烈對那些"了解文化運動真意義的人大多數出外留學,這樣就丟下了他們未竟的工作"很為不滿;孫伏園則認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大多數沒有知識的人,決不能產生什么好政治"。他強調,"胡適之"三字的可貴,"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并希望把"已被政治史奪去了的"胡適"替文化史爭回來"。孫函收入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適文集》,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冊,361-362頁。

從新文化運動初期讀書人不議政不為官的普遍主張,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觀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轉折;兩者幾乎完全背道而馳,而胡適等知識精英兩次都是倡導和參與者。對胡適而言,除了社會政治大背景的轉變,也有一些個人的推動因素。在1921年夏秋,從他的老師杜威到美國名記者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以及訪華的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狄雷(James Q. Dealey),都共同責備中國讀書人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盡的"社會良心"之責,終使胡適產生了同感。所以,針對孫伏園的質疑,胡適解之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也不應"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

但精英取向的"好人政治"不久即宣告失敗,此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傳統觀念可見明顯的復興(這對反傳統的五四人實具諷刺意味)。對許多邊緣知識青年來說,天下要担負在他們肩上是個非常直接的感覺。不僅學生輩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經崩山倒海的來了,要想適應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們青年;"老師輩的北大教授陳啟修在1923年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五四紀念會"上演說,也主張打倒軍閥和國民外交"這種政治事業,在中國全靠學生來担任"。《北京之五四紀念會》,《教育雜志》第15卷第5號(1923年5月20日),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影印,21693頁(原雜志每期未統一編頁)。

到五卅運動之后,此前處于競爭中的各傾向基本有了結果:群體壓倒了個人,政治壓倒了文化,行動壓倒了言論,可以說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西來的"到民間去"的口號在"五四"前后已開始在中國傳播,此時有了更明確而直接的意蘊,國共兩黨的工農運動以及"村治"派的出現等都可視為這一大趨勢的不同側面。更直接的政治變動,當然是國民黨領導的北伐戰爭。所以,國民革命不僅有其自同盟會以來的內在思想理路,也呼應著民初思想社會的演變。

在前引聞一多的同一文中,他也說到"二十世紀是個動的世紀"。二十多年后,朱自清描述當時的社會說:"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蕩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這話大體適用于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這一激變時代,不過兩個時段還是有著較大的差異:在連年征戰之后的40年代后半段,"動亂"確已深入老百姓社會生活的基層;而在北伐特別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因為長期沒有較大規模的戰爭發生,"搖蕩不定"的特征更多體現在相對上層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那時讀書人眼中的"民不聊生",其實頗具構建的成分。

然而即使對這樣的"動亂",讀書人的反應也很主動。聞一多便說:"二十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自由'底伸張給了我們一個對待威權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現代文明底一個特色了。"聞先生說這話是在1923年,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真正厲害的"革命流血"還沒開始,他的表述或更多是"預言"而已。不過,因向往自由而反抗威權乃是當時讀書人的基本心態,盡管他們認知中的"自由"和"威權"都不免帶有幾分想像的色彩。而一步步走向"革命流血"也的確是北伐前的時代特征。

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這一時段里各種思想觀念、行為取向和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既包括文化和政治領域里的權勢和控制之爭,也涵蓋士人為尋求中國出路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上下求索。這些因素在競爭中的相互作用,特別是文化與政治的關聯互動程度,遠超過我們已有的認識,還應結合起來進一步考察分析。

自清季中國新史學提倡"民史"以來,以"君史"為表征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識層面曾被拒斥。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當時中學國史教科書及教授法的主要缺點,是其內容"全屬政治史性質",而將"社會及文化事項"視為附庸。其實,不僅"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根本是"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并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他明確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議,擬將全部中國史縱斷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及經濟、文化。其中后兩部的篇幅占全書之半,而政治僅占約六分之一。

這里的"文化"本身兼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文化即作為六部類之一但又占據較多篇幅的文化史;但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后者是一些時人的共識,胡適在大約同時也提出一種"專史式的"整理國故方式,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進而將系統的"中國文化史"具體分為十種專史,其中就包括經濟史、政治史和國際交通史。

梁啟超把"現行教科書中所述朝代興亡事項"全部納入"年代之部"中,由于"一姓之篡奪興仆,以今世史眼觀之,殆可謂全無關系",故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從今日眼光看這應算是"政治史"。他另外還為政治史留了一點余地,即在其設計的占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專記述中華民族之成立及擴大,其異族之侵入及同化,實即本族擴大之一階段也,故應稍為詳敘;而彼我交涉之跡,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本段與下段,梁啟超:《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8》,27頁。民族間的人我關系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跡",確為不論哪種意義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其所占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學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傾向的影響。章太炎1924年指出當時史學的五項弊端之中,就有一項是"審邊塞而遺內治",說詳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在已經縮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啟超主張"對于一時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皆從略";而"專紀政制變遷之各大節目,令學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這雖是針對中學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顯的道德考慮(即淡化傳統政治中"機詐黑暗"的成分),然矯枉過正的傾向性仍太強。試想一部全無"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的中國政治史,的確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恐怕難以達到梁氏希望使學生產生興趣的目的。把上述內容加起來,政治史在整體史學中所占的比重也低于四分之一,的確是面目一新的通史。

不過,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民史"傾向是說得多做得少,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內的中國史仍以政治史(逐漸包括經濟史)見長。只是到了近一二十年,關于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史學論著開始減少,而以思想、社會和學術為主的專門史逐漸興起。這里既有學者的自覺努力(即有意彌補過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學術發展的影響,可能還隱伏著傳統的某種再現。思想史和社會史在今日西方均已呈衰落之勢(關于社會史可參見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第1輯,2000年春),而學術史似從未成為西方史學的重要門類,故學術史在中國興起的動因恐怕更多要從內部尋找,且不排除其體現著對民國代清以后經學被擯棄的某種反動,雖然未必是有意識的。

在政治史幾乎成為史學"普通話"的年代,各專門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層面多少帶點"草間茍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風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摻和著一些專門史的"方言"風味,多把政治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我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蓋任何"新"領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學者對一些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產生新的認識;部分因為葛蘭西的影響,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在性別、族群等新興專門史中尤其明顯),這些專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系很可能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導致政治史這一過去積累豐厚的領域之"復興"。

其實近年政治、外交等專史的淡出多少也因為一些學人的邊界和門戶意識太強,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說倒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會、思想、學術等與政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士人重視政治的傳統在近代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有所增強:從頭發到腳的身體處理一直未曾離開政治的青睞,常呈現出泛政治化的傾向;就連"讀經"和講授"國學"這類看似"迂遠"之事也每次"出現"都受到相當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許多爭辯,往往牽連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等重大問題。可知近代中國能"脫離政治"的課題其實不多,若沒有堅實的政治史基礎,治其他專史也很難深入。

不論史學各子學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邊界明晰的學科認同原非治史的先決條件,各科的"邊界"多是人為造成并被人為強化的。史學本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學科,治史取徑尤其應該趨向多元;最好還是不必畫地為牢,株守各專史的藩籬。《淮南子·氾論訓》所說的"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一語,最能揭示思路和視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開放視野可能帶來的收獲。梁啟超和胡適當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設想雖未免有些矯枉過正,至少也提示了一種結合文化視角考察分析政治的取向。


文章轉載自《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4期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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