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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圍城》中的人物原型
楊絳:《圍城》中的人物原型
燕南園愛思想 楊絳     阅读简体中文版

錢鐘書在《圍城》的序里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么,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么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后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后話了。


錢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注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里,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里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注釋的,該是我了。


看小說何需注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并把小說里的人物和情節當作真人實事。有的干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象,經驗好比黑暗里點上的火,想象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注:參看《事實——故事——真實》,《文學評論》一九八○年第三期17頁)。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里辨認釀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系,而且是怎樣的聯系。因為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只是一部虛構的小說,盡管讀來好象真有其事,實有其人。


《圍城》里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鐘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一位專愛考據的先生,一竟推斷出錢鐘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鐘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錢鐘書是無錫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律留學,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 Litt.)學位,然后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后來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后升為教授。鐘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并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范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一家逃難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鐘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后,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鐘書也去湖南照料。師范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復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來相訪,約他再回聯大。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寫過一首六律《古意》,內有一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一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托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惘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鐘書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一九三三年訂婚,一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一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一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鐘書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余創作話劇。鐘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后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鐘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圍城》是一九四四年動筆,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象原《序》所說:“兩年里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里有一聯:“書癖鉆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里,包括鐘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鐘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鐘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后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敘鐘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注解。


鐘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鳥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


電視劇《圍城》劇照


方鴻漸取材于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認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鐘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里看事,從他的心里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一。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錢鐘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鐘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鐘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我們乘法國郵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國,甲板上的情景和《圍城》里寫的很像,包括法國警官和猶太女人調情,以及中國留學生打麻將等等。鮑小姐卻純是虛構。我們出國時同船有一個富有曲線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國人對她大有興趣,把她看作東方美人。我們在牛津認識一個由未婚夫資助留學的女學生,聽說很風流。牛津有個研究英國語文的埃及女學生,皮膚黑黑的,我們兩人都覺得她很美。鮑小姐是綜合了東方美人、風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摶捏出來的。鐘書曾聽到中國留學生在郵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說里的方鴻漸就受了鮑小姐的引誘。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


蘇小姐也是個復合體。她的相貌是經過美化的一個同學。她的心眼和感情屬于另一人;這人可一點不美。走單幫販私貨的又另是一人。蘇小姐做的那首詩是鐘書央我翻譯的,他囑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蘇小姐的丈夫是另一個同學,小說里亂點了鴛鴦譜。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鐘書目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


趙辛楣是由我們喜歡的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變大的,鐘書為他加上了二十多歲年紀。這孩子至今沒有長成趙辛楣,當然也不可能有趙辛楣的經歷。如果作者說:“方鴻漸,就是我”,他準也會說:“趙辛楣,就是我。”


有兩個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來,未加融化,因此那兩位相識都“對號入座”了。一位滿不在乎,另一位聽說很生氣。鐘書夸張了董斜川的一個方面,末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談吐和詩句,并沒有一言半語抄襲了現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對號。那個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張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車從巴黎郊外進城,他忽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上面開列了少女選擇丈夫的種種條件,如相貌、年齡,學問、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項,逼我一一批分數,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對象,所以小心翼翼地應付過去。他接著氣呼呼地對我說:“她們說他(指鐘書)‘年少翩翩’,你倒說說,他‘翩翩’不‘翩翩’。”我應該厚道些,老實告訴他,我初識鐘書的時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認為我該和他站在同一立場,就忍不住淘氣說,“我當然最覺得他‘翩翩’”。他聽了怫然,半天不言語。后來我稱贊他西裝筆挺,他驚喜說:“真的嗎?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別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確實筆挺,他才高興。其實,褚慎明也是個復合體,小說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們在巴黎時的同伴,他尚未結婚,曾對我們講:他愛“天仙的美”,不愛“妖精的美”。他的一個朋友卻欣賞“妖精的美”,對一個牽狗的妓女大有興趣,想“叫一個局”,把那妓女請來同喝點什么談談話。有一晚,我們一群人同坐咖啡館,看見那個牽狗的妓女進另一家咖啡館去了。“天仙美”的愛募者對“妖精美”的愛慕者自告奮勇說:“我給你去把她找來。”他去了好久不見回來,鐘書說:“別給蜘妹精網在盤絲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鐘書跑進那家咖啡館,只見一“天仙美”的愛慕者獨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燙的牛奶,四圍都是妓女,在竊竊笑他。鐘書“救”了他回來,從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說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該喝杯啤酒,不該喝牛奶。準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鐘書把褚慎明拉到飯館去喝奶;那大堆的藥品準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發出來的。


方豚翁也是個復合體一。讀者因為他是方鴻漸的父親,就確定他是鐘書的父親,其實方豚翁和他父親只有幾分相像。我和鐘書訂婚前后,鐘書的父親擅自拆看了我給鐘書的信,大為贊賞,直接給我寫了一封信,鄭重把鐘書托付給我。這來很像方豚翁的作風。我們淪陷在上海時,他來信說我“安貧樂道”,這也很像方豚翁的語氣。可是,如說方豚翁有二三分像他父親,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還有幾分是捏造,因為親友間常見到這類的封建家長。鐘書的父親和叔父都讀過《圍城》。他父親莞爾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們沒看見。我們夫婦常私下捉摸,他們倆是否覺得方豚翁和自己有相似之處。


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給方鴻漸。其實,作者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么,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方鴻漸失戀后,說趙辛楣如果娶了蘇小姐也不過爾爾,又說結婚后會發現娶的總不是意中人。這些話都很對。可是他究竟沒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話也就可釋為聊以自慰的話。


至于點金銀行的行長,“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見的無錫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釋。


《圍城》人物關系圖


我愛讀方鴻漸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閭大學旅途上的一段。我沒和鐘書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認識,沒一人和小說里的五人相似,連一絲影兒都沒有。王美玉的臥房我倒見過:床上大紅綢面的被子,疊在床里邊;桌上大圓鏡子,一個女人脫了鞋坐在床邊上,旁邊煎著大半臉盆的鴉片。那是我在上海尋找住房時看見的,向鐘書形容過。我在清華做學生的時期,春假結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鋪干草的泥地上,入夜夢魘,身下一個小娃娃直對我嚷:“壓住了我的紅棉襖”,一面用手推我,卻推不動。那番夢魘,我曾和鐘書講過。蛆叫“肉芽”,我也曾當作新鮮事告訴鐘書。鐘書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詩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竇山,有紀游詩五古四首,我很喜歡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為真人實事和小說的對照:

   天風吹海水,屹立作山勢;

   浪頭飛碎白,積雪疑幾世,

   我常觀乎山,起伏有水致;

   蜿蜒若沒骨,皺具波濤意。

   乃知水與山,思各出其位,

   譬如豪杰人,異量美能備。

   固哉魯中叟,祉解別仁智。  

   山容太古靜,而中藏瀑布,

   不舍晝夜流,得雨勢更怒。

   辛酸亦有淚,貯胸敢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無言,遠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蹤,藏焉未為固。

   衷曲莫浪陳,悠悠彼行路。


小說里只提到游雪竇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鴻漸、李梅亭等正忙著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見可捏造的事豐富得很,實事盡可拋開,而且實事也擠不進這個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婦也有些影子。鐘書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長者,旅途上碰到一個自稱落難的寡婦;那位朋友資助了她,后來知道是上當。我有個同學綽號“風流寡婦”,我曾向鐘書形容她臨睡洗去脂粉,臉上眉眼口鼻都沒有了。大約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湊出來一個蘇州寡婦,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佴是好人”等等妙語奇文。


汪處厚的夫人使我記起我們在上海一個郵局里看見的女職員。她頭發枯黃,臉色蒼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淺紫色麻紗旗袍。我曾和鐘書講究,如果她皮膚白膩而頭發細軟烏黑,淺紫的麻紗旗袍換成線條柔軟的深紫色綢旗袍,可以變成一個美人。汪太太正是這樣一位美人,我見了似曾相識。


范小姐、劉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紹。孫柔嘉雖然跟著方鴻漸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卻從末見過。相識的女人中間(包括我自己),沒一個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觸,就發現她原來是我們這個圈子里最尋常可見的。她受過高等教育,沒什么特長,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沒什么興趣,卻有自己的主張。方鴻漸“興趣很廣,毫無心得”;她是毫無興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極小,只局限在“圍城”內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從城外擠入城里,又從城里擠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最大的失敗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她和方鴻漸是蕓蕓知識分子間很典型的夫婦。孫柔嘉聰明可喜的一點是能畫出汪太太的“扼要”:十點紅指甲,一張紅嘴唇。一個年輕女子對自己又羨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會有這種尖刻。但這點聰明還是鐘書賦與她的。鐘書慣會抓住這類“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個人聲音里的“扼要”,由聲音辨別說話的人,盡管是從未識面的人。


也許我正像堂吉訶德那樣,揮劍搗毀了木偶戲臺,把《圍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滿地都是硬紙做成的斷肢殘骸。可是,我逐段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發現了真人實事,卻是看到真人實事的一鱗半爪,經過拼湊點化,創出了從未相識的人,捏造了從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驚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鏡”。鐘書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認我笑得不錯,也帶著幾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訶德一樣,做了非常掃興的事。不過,我相信,這來可以說明《圍城》和真人實事的關系。


【本文節選自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原小標題為《寫<圍城>的錢鐘書》】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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