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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為什么我們需要再啟蒙?
資中筠:為什么我們需要再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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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別扭的聲音》東方出版社

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圣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憲政。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不斷撐開文化專制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扎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

“頌圣文化”是把愛國與忠君合二為一

為什么現在重提啟蒙?是不是對過去所提啟蒙的簡單重復?

資中筠:中國“士”的黃金時期在春秋戰國,真正的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發源于此時。至今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幾千年的輝煌”,實際上就是那個時期所創造以及后來的流風余韻。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專制制度,到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一家之后,思想開始受到禁錮,難以出現在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但文化學術也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中國古代哲學與古希臘差不多同步。不過從一開始就道路不同:希臘哲學通向科學,中國哲學通向個人道德、政治,也就是從修身到治國平天下。所以中國農耕文明達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為世界之最,適應這一文明的專制皇朝制度也設計周到、高度成熟。

從這一歷史軌跡造成的“士”的精神傳統有三大突出的特點:

一是“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

二是重名節,講骨氣。“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訓是賴以立身的道德準則,從而鑄就了讀書人的骨氣,歷經朝代更迭而不變。他們自認為是儒家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士林”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價值體系和評判標準。不論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很少有過“君師合一”,更沒有“漢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論”之說。所以盡管皇帝有生殺之權,還有不少大臣面折廷爭,冒死直諫,因為他們秉承古圣先賢之教,有一份自信。

三是與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種傳統,我稱之為“頌圣文化”。就是把愛國與忠君合二為一,而且忠君是絕對的,“雖九死其猶未悔”。見用則“皇恩浩蕩”,“感知遇之恩”,萬死不辭;獲罪則不論如何冤屈,“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冒死直諫是出于忠心,就事論事,絕不是反對皇帝本人。無論多么開明的皇帝都不會容忍對本人公開的否定,為人臣者基本上自覺遵守這一條,因而天王永遠“圣明”的頌圣文化流毒久遠。

中國第一次“啟蒙”廣義來說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曲曲折折持續了一百年,以鴉片戰爭為契機,“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促發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蕩,“士”的心靈受到了空前的沖擊,少數先知先覺者開始新的探索,到清末民初漸成氣候,新潮不可阻擋。讀書人的危機感特別強烈,探索也空前活躍。

在精神上,他們繼承了憂國憂民的担當和骨氣和勇氣,在新的條件下賦予了新的內容,驅使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復興拋頭顱、灑熱血。從譚嗣同、秋瑾到早年共產黨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傳統精神。他們告別的是上述第三點——頌圣文化,這是“新文化”的精髓。

從嚴復的“開啟民智”?到梁啟超的“新民說”到五四一代人為德先生、賽先生的吶喊,都是企圖喚起民眾從皇權專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狀態中走出來,擺脫在頌圣文化下培養出來的奴性與愚昧。去掉了“頌圣文化”之后,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中優秀的部分與從西方引進的“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社會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強。

如果說,中國曾經有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的時期,那就是這一百年的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現代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等事業初具規模,同時出現至少兩代在思想上和學識上堪稱貫通中西的知識分子。即使在抗日戰爭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文化教育沒有停頓,還在繼續發展,新舊結合的“士”的精神沒有出現斷層。甚而可以說,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中優秀的部分與新的思潮相結合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這一啟蒙被革命所壓倒。

現在重提“啟蒙”是因為后來又經過了一個蒙昧階段。產生了史無前例的相當于“政教合一”的體制。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知識分子成為依附于某張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60年來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論,在文化領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壞大于建設。

以中國“士”的傳統而言,這60年是“頌圣文化”一枝獨秀,發展到空前規模。人們失去獨立思考的權利和能力。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畫線。古今中外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的人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導致道德淪喪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志,打破“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對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可惜這場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結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

現在中國在經濟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卻蒼白、貧乏。一方面是商業大潮和拜金主義的沖擊,另一方面是對思想言論的禁錮,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起到“逼良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體的不是頌圣就是娛樂文化。知識分子進一步犬儒化。

當前盡管以言獲罪仍然難免,比起前三十年,環境應該說已相對寬松,而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不稍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圣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著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人們對于是非、善惡都已變得麻木。長此以往,不但尖銳的社會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民族精神將日益萎縮,所以“啟蒙”應該重新提上日程。

現在國際國內形勢已大不相同,當然不是對前一百年的簡單重復,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爐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沒。我們都是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的受惠者,應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們重復討論的問題,甚至自以為的新見解,其實他們早已思考過,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凡有志于探討今日中國之道路者,首先應該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應該虛心、潛心讀一些近代思想先驅的著述,包括他們之間早已進行過的爭議。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談得到進一步的創新。

現在所提的“民主”,是否需要更具操作性的抓手,如有的學者所提出的“賦稅民主”?

資中筠:“民主”不是一個美麗的口號,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種制度和程序,其核心意義是對公權力的監督和限制。它的實現是有一定的條件的,首先是有憲法的保證,這就是“法治”,“法”高于任何掌權的人或政黨。另外必須建立在公眾有充分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的基礎上。如果一切都是少數人暗箱操作,百姓不得與聞,也不許隨便議論,到時候讓人投票,這不能算民主。

有人提出第一步先實現“預算公開”,我很贊成。這應該算是你說的“賦稅民主”的一部分吧?因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最基本的義務就是納稅,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也是參與決定這錢怎么花法。美國獨立戰爭的起因就是抗稅,他們的口號是“沒有代表就不交稅”。我們現在離這很遠。所以各級政府斥巨資造“形象工程”、豪華政府大樓等等,而最基本的教育和關系民生的經費卻拿不出來,百姓只能敢怒而不敢言,這種情況應該盡早結束。

知識者忙于為稻粱謀,為貧賤移

為什么現在提啟蒙的是你和茅于軾、吳敬璉、何方等80歲以上的老人,為什么不是年輕人?

資中筠: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其實從人數比例來看,積極主張啟蒙的老人的比例也不一定高于中青年。也許由于資格老,就引人注目。我讀到過不少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很有見地,也給我很多啟發。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志者身體力行地在做,例如幫助受冤屈的百姓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幫助貧困人群學習技能,創業脫貧,等等,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啟蒙工作,普及一種現代公民意識,同時也有助于維護社會在正義基礎上的穩定。可惜他們常常受到不應有的打壓,他們的勇氣和犧牲是值得敬佩的。

不過總體而言,當代青年是文化斷裂以后成長起來的,對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當代史了解太少。這不能怪他們,而是所受的教育有意蒙蔽歷史的真相。還有也許是對前三十年那種虛假的高調的逆反心理,走到另一個極端,消解一切崇高的理想,只關心自己的身邊瑣事,或把一切都娛樂化。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流動國際化不可阻擋,也無可厚非,所以個人的命運不一定與本民族緊密相連。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么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不少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于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

許多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堅持正義往往會失去很多,就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以“海歸”為例,自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留學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圖回國進行啟蒙,改變黑暗、落后的現狀;今之留學生則是主要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選擇回國來發展,大多不是改造社會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加入“頌圣”或“頌盛(世)”,成為維護現狀的吹鼓手。

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少數有所堅守,進行了抗爭的,受到迫害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識者所憂慮的社會危機都是長遠之事,至少目前還能在歌舞升平中茍安于一時,何苦自尋煩惱?

而我們這代人從懂事開始就伴隨著民族的憂患而成長,自己也經歷過自我迷失,喪失判斷是非的能力,又自我回歸的過程。痛定思痛,體會更加深刻。對民族前途的關心已經是一種本能,對社會的不公平、非正義也比較敏感,欲罷不能。

你覺得當代青年一代承受的生存壓力,對其知識分子使命的担當有多大影響?

資中筠:啟蒙首先是自己對自己啟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獨立思考,判斷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潔身自好,保持獨立的人格,有所堅守,有所不為。然后再進一步有所為。既然有機會比別人多受一點教育,就應多一份社會担當。生存的壓力當然是現實問題,但是哪一代青年沒有生存壓力?從總的物質生活水平來說,這一代肯定比我們年輕時有所提高。非得豐衣足食才關心社會和他人嗎?也可以有相反的邏輯:自己過得很舒服,何必操那份閑心?

過去對社會有担當的人既有出身貧寒,因而更體會民間疾苦,感受社會的不平;也有富家子弟,拋棄舒適的生活,為民族振興,毀家紓難,為某種理想而甘愿做出犧牲。關鍵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論如何,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青年人身上,難道靠我們這種八、九十歲老人?

“娘打孩子”說不利于反思

你說你曾經上繳了作為知識分子判斷是非的權利,那個內心過程是怎樣的?1991年你為什么辭去中國社會科學員美國研究所所長職務,聽說是因為你必須說不想說的話,還要貫徹一些非學術性的指令?

資中筠:解放初期我只是無知青年,自己沒有形成什么“政見”,在那樣一種大形勢下,很容易追隨潮流,接受當時的理想主義,而且以全副熱情投入。一個大前提是相信共產黨能救中國。關于“思想改造”,由于出身非勞動人民,就有一種“原罪”感,根據那時的“階級”觀點,“書香門第”是恥辱,而不是榮耀。這些我都接受了,誠心誠意按照要求改造自己,逐漸養成思維定式:凡自己的看法與“最高指示”不一樣時,一定是自己錯了。

“上繳是非判斷權”是我后來覺悟以后總結出來的,以前并未意識到。我“覺悟”較晚,從“文革”后期才開始大膽懷疑,慢慢給自己“啟蒙”。到1989年可以說完全收回了自己的判斷權,決心不再盲目“緊跟”,說違心的話,所以在那種崗位上就特別痛苦。加以我生性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借此機會回歸書齋,進一步取得心靈的自由。

如果說,像我這樣的人是比較單純、無知。但是許多碩學大儒,已經有很高的學術成就,思想自成體系,卻這么快就否定自己,放棄了判斷權是怎么回事呢?

在知識分子主觀方面,解放初期是“家國情懷”的延續。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首先是滿足了外抗強權的要求。同時,處于“其興也勃”的階段,與潰敗前的舊政權成鮮明對比,令人對它能掃蕩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升起無限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個人顯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覺間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統并不感到太勉強。更重要的是當時無法抗拒的客觀形勢。

如果說定“馬列主義”于一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不是嫁接到經過百年啟蒙,已經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學為目標的新文化上,而是越過兩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以此為標準,進行全體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這是一種緩慢的過程,一輪緊似一輪的政治運動,“自愿”與強制相結合,同時給予“改造好”的希望,猶如通過煉獄達到天堂,在此過程中讀書人的自信和自尊喪失殆盡。連審美標準也不再有自主權。到“文革”開始,掀起學生羞辱、毆打、肉體摧殘直至殺害老師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高潮。

另外,“頌圣”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無論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氣候條件下推向極致而很少遇到質疑和抵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手打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確對待”,還是“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的延續。“文革”之后,還有人發明了“娘打孩子”之說,以此為借口,一場絕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災難就此心安理得地得不到反思。

你說的走出“政教合一”,是不是指政府更多地從文化領域退出來?

資中筠:我說的“政教合一”是一種比喻,猶如歐洲中世紀的教會統治一切,包括靈魂和世俗的政權。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方向都是政權與教會分離,擺脫教廷對國家的統治權。這樣才開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國本來沒有國教,儒學在道德倫理層面上代替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所謂“道統”,在皇權專制時代,皇帝有生殺之權,但是不代表道統,“士林”還有相對獨立的價值判斷。后來的政權統治一直深入到每個人的靈魂,稱作“在一切領域專政”。

所以要恢復獨立的人格,就得打破這種“思想國有化”的體系。精神領域不應受權勢的強制干預。最近在《同舟共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為“振興文化不勞政府插手”,我很同意它的觀點。軍事、經濟力量的強大不一定與文化繁榮成正比。由政府出巨資建立所謂“核心價值觀”,或者組織一個課題要求出不朽著作,是非常荒唐的。精神層面的東西恰好是不能花錢買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松綁。但是這不等于說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例如義務教育,政府當然責無旁貸。但是基礎教育的目的和主導思想是什么,很重要。是啟蒙還是愚民,是現代公民教育還是黨化教育?

啟蒙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

你說到你父親一代民營企業家是有理念的,你覺得民營企業家在當代社會中缺失的作用是什么?

資中筠:那一代人有人從事革命,有人主張改良。“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以及“新文化”運動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徑。所以他們都離不開“救國”的目標。

舉一個例子:過去中國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國進口的毛線。有一位實業家宋棐卿在天津創辦了東亞毛紡廠,生產的毛線的牌子稱作“抵羊牌”,標志是兩只綿羊頭頂頭。這個牌子就是“抵洋”的諧音。從一開始他就下決心要在中國市場與英國毛線競爭。經過艱苦奮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線質量真的已經達到足以占領一部分市場,堪與英國毛線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業管理也相當現代化,有不錯的勞工福利待遇。他們當然要追求利潤,但有更遠大的目標。

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的真相的努力。主流媒體以外的報刊、雜志以及論壇,如雨后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后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絡對沖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的文化風景線。

當下的“頌圣”不一定表現在直接頌個人,而是頌“盛世”。除媒體的直接歌頌外,在知識界表現的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制,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彌漫性的腐敗——辯護。

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圣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丑聞。實際上這種“頌圣”充斥于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只不過那兩位的言論發生于國殤之際,特別引人注目而已。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膚淺的“國學熱”,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還有赤裸裸的恢復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落腳在質疑或反對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制皇朝,通過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歸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在表面上常占領道義制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蓋施政的缺失;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圣”。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只能掩護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此種思潮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性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

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別人。其實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后”,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圣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憲政。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不斷撐開文化專制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扎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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