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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難興邦”錯在哪里?
“多難興邦”錯在哪里?
三劍客     阅读简体中文版


能否興邦,并不取決于苦難的多寡,而取決于國家對待苦難的態度:正視還是遮蔽,迎戰還是逃避,銘記還是淡忘,反思還是麻醉……

文 |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多難興邦”之說,最早可溯至《左傳·昭公四年》晉平公與司馬侯的對話。那是春秋時期,魯昭公即位第四年,楚靈王欲效當年齊桓公九合諸侯之舉,請天下諸侯到楚地會盟。收到邀請的晉平公就此與司馬侯爭論,他說,晉國有三點優勢,可以免于危險,“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司馬侯則答:“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恰恰是三點危險。關于第三點:“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在此,“或多難以固其國”,與“或無難以喪其國”對應,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非一種事實,只是一種偶然,而非一種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今已過2500年。此間,“或多難以固其國”漸漸簡化為“多難興國”、“多難興邦”,內涵卻日趨豐富:有時是一種假設,與“殷憂啟圣”聯用,以喚醒國人的危機和憂患意識;有時則是一種激勵,“多難”正在發生,希望國人不避水火,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興邦立國;有時卻淪為一種欺騙,以未來的“興邦”,為眼前的“多難”辯護,說服國人接受“多難”的殘酷現實,不僅以“多難”為必要,還以為合理,不僅以受難為合理,還以為榮耀。

由此三種情形,可見“多難興邦”的內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難既可興邦,卻也未必能興邦,苦難多到一定地步,則可導致喪邦。其內在的邏輯,全然斷裂。其實許多約定俗成的漢語,皆是如此癥候。如我們以前談過的“清談誤國”,結合歷史可知,清談者的力量,欲縛雞而不得,談何誤國呢,“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誤國者往往另有其人,卻慣于把罪責推到清談的知識人頭上。對這些詞語,若不加辨析而納入口中,不僅有礙表達和思想,長此以往,還將使漢語被敗壞,患上各種結石病。

再說“多難興邦”。它的問題,僅僅出在內部嗎?一個說法,能夠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會與文化基礎。“多難興邦”風靡的背后,則關乎中國人對待苦難的態度。

苦難在中國,儼然形成了一種美學和哲學。從上古開始,中國人便被教誨,要成功,必吃苦,孟子那段話,簡直家傳人誦:“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馬遷《報任安書》則一一舉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令我感觸良深的一言,卻非出自這些先賢。大學軍訓,連長欲立下馬威,教訓我們:看看你們那張臉,是個什么字?苦!這說明什么呢,人一出生,就要吃苦,死了死了,至死方了。然后大談吃苦的必要性,口水紛飛,天花亂墜。這廝眉毛和嘴角下垂,一臉苦相,堪為其言論之注腳。后來我和他混熟了,問他吃苦談是不是他的發明,他搖頭,說剛進部隊,教官便這么教訓他們,估計是老輩相傳,不知淵源。他覺得極有道理,便牢記在心。豈止是他呢,蛋總說過,軍訓三周,唯一收獲即連長這句話:人的臉,就是一個苦字。

恕我孤陋,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哪種文化,像我們這樣,熱衷于教育人們吃苦,極力發掘苦難的價值,以至生出了一種對苦難的癡迷與膜拜,苦難被道德化,承受苦難被賦予道德色彩;不愿吃苦、逃避苦難,反遭鄙棄。實則人性本身,不是趨苦避樂,而是趨樂避苦,正如不是舍死忘生,而是貪生怕死。固然可以視前者為美德,卻不必因此鄙薄后者。后者可謂人類的本分。當本分被毀棄,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苦難美學與哲學,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礎之上。這種拔高,實質上則是拔苗助長,要求人人皆為英雄、圣賢,敢于吃苦,甘于吃苦,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當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墜入深淵

對此,狄馬兄有一個精辟的論斷:“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荒謬的苦難哲學》)這句話不難理解。在吃苦與享樂之間,你選擇吃苦,也許還能謂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個選項,甚至你連選擇權都沒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么你的行為,則與德行無關,強迫你吃苦的人或權力,顯然違反了道德原則,也許它們便是苦難的源頭。

我只想強調兩點:第一,吃苦并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種自由選擇,便無關道德,不該受到贊揚。我們談論苦難,不能遺忘了人性與自由這兩個要素。

基于此,可知苦難絕不是越多越好,“多難興邦”的前提大成問題。盡管要生于憂患,盡管要居安思危,盡管要晝警夕惕,然而沒有哪個國家,沒有哪個人,真正希望“多難”,你祝福一個人、一個國家“多難”,不是被懷疑居心叵測,就是被當成神經病。倘將苦難分作天災與人禍,天災無可阻止,人禍自然能避則避,越少越好。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一個錯誤:違背常理和人性。

多難而興邦,其實只是小概率,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萬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寫出了《周易》,千萬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則在苦難之中沉淪、死亡、湮沒無聞,換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還有多少人情愿受難呢,此中概率,不難測算。反觀史冊,多難之于國家,興者少,亡者多,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二個錯誤:違背歷史。

就苦難與國家的關系而言,能否興邦,并不取決于苦難的多寡,而取決于國家對待苦難的態度:正視還是遮蔽,迎戰還是逃避,銘記還是淡忘,反思還是麻醉……若是后者,一次災難也許無法傷害一個國家,一百次災難卻足以摧毀一個國家,這叫“多難喪邦”,它發生的概率,遠遠高于“多難興邦”。

對“多難興邦”的大肆宣講,并非對待苦難的正確態度,因其重心,在于“興邦”,而非“多難”。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果論。結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對原因的反思。一旦“興邦”,誰還會去在乎“多難”呢,當“多難”的意義被放大,誰還會去追究它的成因呢?由此出現了最可怕的一種情形:“多難喪邦”的宣講者,恰恰是“多難”的制造者,他們拼命宣講“多難興邦”,就是為了讓國人忍受“多難”的現實,漠視“多難”的根源。殊不知此舉本身,便是一種災難,宣講者所陷入的悖論,直接解構、顛覆了所宣講的內容。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三個錯誤,可謂最根本的錯誤:違背自我。

2015年65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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