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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喜愛閱讀與借鑒的書籍(圖)
蔣介石喜愛閱讀與借鑒的書籍(圖)
蔣中正先生曾經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心向往之,並且深入研究,這事情並不奇怪。但自他出訪蘇聯後,認定其“主義與事實不符”,甚至後來認為其會造成中國傳統社會萬劫不復的境地,傳統中國人“溫、良、恭、儉、讓”等國民性的根本喪失,在觀念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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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閱讀和借鑒的書籍

或達官顯貴,或赳赳武夫;或鄉紳雅士,或一介草民,讀書,是傳統中國人難以割舍的情結。于繁重的黨國事務之余披覽古今,潛心研修,博覽群書則是蔣介石的嗜好。

(一)

1931年印行的蔣介石《自反錄》第一集卷二,收有他開列的《選讀各書目錄》,所列書目大致能反映蔣介石青年和中年時期閱讀的情況。這篇目錄,開列圖書43種(類),大體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諸子及其它文史書籍:《五經》、《四子書》、《孔子家語》、《左傳》、《戰國策》、《六韜》、《孫子》、《吳子》、《管子》、《莊子》、《韓非子》、《離騷》、《史記》、《資治通鑒》、《清史輯覽》。二是軍事書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韜》、《孫子》外,還有《普法戰史》、《拿氏戰史》、《日俄戰史》、《歐戰史》、《巴爾克戰術》、《戰時正義》及各種軍事學。三是名人文集、全集:《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武毅叢書》、《曾國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駱秉章全集》、《李鴻章全集》等。

他在附記寫道:“右書手自選定,以資悉心研究,茲附抄于此。”由此看來,蔣介石讀這些書,絕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要“悉心研究”的。

宋代之后的理學家都將《大學》當作治國的綱領,蔣介石似乎也不例外。他在《大學中庸新義》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

“他還談到,治國者要以《中庸》為指導:“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否則就有過猶不及,如此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為政治了。”

蔣介石對《孟子》也推崇備至,他對蔣經國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后,囚禁中的蔣介石,待驚魄稍定,除了每日誦讀《圣經》外,還“閱必須熟讀《孟子》”。關于《易》,他也有自己的獨特看法:“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不到五十歲以后不易得益耳。”

和絕大多數傳統知識分子一樣,蔣介石十分重視家庭教育和后代品德的養成。在這方面,《曾國藩家書》是最好的教材。

1937年4月27日,他寫信給蔣經國說:“至于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于‘國學'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蘆溝橋事變”爆發后,全國掀起了抗戰高潮,蔣介石還不忘叮囑經經國“你此時應專心研究國文”。

晚年的蔣介石對陸(九淵)王(陽明)心學頗有心得。1969年,他專門撰文闡釋自己的見解:“余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出于陸象山簡易之法,教人以發明其本心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

作為軍事家,在“手自選定”的書目中,軍事方面的書籍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其中,他最推崇的兵書是《孫子》和戚繼光、曾國藩、胡林翼的書。1929年1 月12日他在《精神講話》中說:“我們中國很多寶貴的古書,都是治兵的重要書籍......尤其以孫子十三篇為中國治軍最要緊的法則。”

“關于教兵練兵,大家有幾部書必定要看,除了總理的書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繼光的練兵實記,第二是曾國藩胡林翼的書要看的多,這三種書湊合研究起來,便曉得我們中國人的心理。便曉得要怎樣的訓練,才能訓練出中國的精兵。1941年8月24日,他寫信給蔣經國:“此時(五十歲)而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

(二)

對于中國的傳統經典,蔣介石也并非照單全收。1932年2月29日,胡適與蔣介石在漢口共進晚餐,同席者有陳布雷、陳立夫、顧孟馀等人。因無單獨與蔣談話機會,胡適送了一冊《淮南子》給他。胡適為什么要送《淮南子》給蔣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適在給羅隆基的信中寫道,據他的觀察,蔣介石管得太多,“微嫌近于細碎,終不能‘小事糊涂'”。

前在漢口初見蔣介石,“臨行時贈他一冊《淮南王書》,意在請他稍稍留意《淮南》書中的無為主義的精義“。又說:“去年我第一次寫信給蔣先生,也略陳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為然。他誤解我的意思,以為我主張‘君逸臣勞'之說。......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為政之大體,明定權限,而不‘侵官',不越權。如此而已。《淮南》說的‘處尊位者如尸,......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也。'此似是淺訓,但今之為政者多不能行。”

置身于權力之巔的蔣介石哪里會顧及胡適的良苦用心。書生謀國,大多仗義直言,罔顧其余。殊不知,政治權力爭斗中的波譎云詭豈是一介書生可以知曉。任憑胡適如何苦心孤詣,結果都只有一個。

作為一個政治家,蔣介石當然不贊成死讀書、讀死書。“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果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 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里明白,拿一句話,實地可以使用著就好了。學以致用,讀書之要。明白了這一點,胡適的冷遇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

《西安半月記》中記載,1936年12月14日下午,蔣介石移居高宅后,張學良毫不客氣地批評蔣“太專制”。“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右太舊”。“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蔣介石并不同意張學良的說法,反唇相譏:“爾是以馬克思資本論與共產主義等書為新書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蔣介石此言絕非空穴來風、信口開河。其實,早在五四時期,他就讀陳獨秀的《新青年》、羅家倫的《新潮》,看杜威、胡適的作品。好一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熱血青年!

大約在1923年到1926年之間,蔣介石開始涉獵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間有心得,輒悉心記錄。他案頭的書籍包括《馬克思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等。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今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完,頗覺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厭棄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多玄悟,手不忍釋矣!

1925年11月,蔣介石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所作的序中,明確提出了“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的唯物觀和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的誓言。足見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其影響之深!

1925年開始,蔣介石開始關注列寧的著作。11月21日,他曾評價《列寧叢書》:“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皆經驗之談也。”也就是從列寧的著作和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實踐中,他深切地意識到:中國國民黨是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也是革命黨,但革命的領導權只能掌握在國民黨手里。這大約就是后來國共分裂的誘因吧!

蔣中正先生曾經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心向往之,並且深入研究,這事情並不奇怪。但自他出訪蘇聯後,認定其“主義與事實不符”,甚至後來認為其會造成中國傳統社會萬劫不復的境地,在觀念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相較於有些革命激進人士,明知奸偽,仍利用思想的武器,大行專制之事,可謂偉大人物與卑劣人物的根本區別吧。

汪精卫和蔣介石都認識到,抗日的結果,難免是共黨的坐大,導致的結果是傳統中國人“溫、良、恭、儉、讓”等國民性的根本喪失,不過一個選擇投日,一個選擇勉力為之。這一切,最終需要歷經時間洗滌後的歷史來給一個答案。

作為歷史人物,對于蔣介石的功過是非自是仁智各見,無知的鞭撻或者肉麻的吹捧都是淺薄和幼稚的。于平凡生活的點滴中去發現一個人、解讀一個人,不失為還原其歷史真相的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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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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