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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讀曾國藩: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柴靜讀曾國藩: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博客中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為《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張宏杰/著)的序言)

  一

  我認識宏杰,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么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杰說:“我沒想這么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準,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

  “其茍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而顧準說,

  “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國,對于未來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準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復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為宗旨。

  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并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是“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里,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

  “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于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三年后,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扛著不去。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泄——“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于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嗎?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辭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茍無人情,百求罔應”。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分明的人,能夠放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后,他說:

  “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于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于本日辦畢,則遠勝于前。”

  可以想象“諸老”背后怎么捻著胡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后,“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后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于前。”要維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后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里自己折騰:“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適,于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諂笑處處作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面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

  像宏杰寫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干正事。

  他晚年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晚清官場常見的“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辨”的鄉愿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

  “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從此彌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是說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

  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后來他在美國之后,有次他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

  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么表達,不過,他也并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制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

  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于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陜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

  “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面包里為什么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面包里就不放”;

  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么不留一點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

  “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

  胡適批評他們:

  “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沖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

  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

  “自漢以后,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圣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范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由簡單到復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

  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涂,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采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

  “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

  “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

  其實他的本來性情并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

  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并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

  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頁邊,日久甚至成書。

  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后,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

  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贊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于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就會迅速提出問題,并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愿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盡快生長起來。

  他在義理、考據、辭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松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杰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發。

  他轉學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后才改邪歸正。

  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于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恒。說天下事,無論什么,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恒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后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后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為在我當時的理解里,勤與恒無非是一種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范。

  后來才理解沒有什么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恒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

  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于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恒,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于迂。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么高明,后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于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

  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往年苦思力索,幾于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寫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

  我和宏杰兩年間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著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

  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恒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平處,不在隆處,在污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除此無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為什么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他想想說:“沒有。”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

  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

  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獲”。至于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

  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話里有無限心酸。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至極,后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過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里的小魚,“兩邊煎”。

  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么好也落不著。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

  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余生真福將;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百年來,對他的毀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為是完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賊,被認為是圣徒,也被認為是劊子手。真與偽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為之,“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于俄頃,較殿最于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

  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啟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為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鉗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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