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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之死: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學追憶丨鳳凰副刊
天鵝之死: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學追憶丨鳳凰副刊
鳳凰讀書 陳建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福州路舊書店


摩登上海可說是源起于福州路,清末以來屬英租界地面,也叫四馬路,其間酒樓、茶園、煙館、妓院林立,卻也是戲院、報館、書店、墨莊的營聚之地,向有文化街之稱,盈溢著不中不西頹蕩的氣息。一九四九年之后,煙館堂子之類的當然被一掃而空,但報館、書店仍在,雖然所剩無幾,但都是公營的。經過幾番思想運動和階級斗爭的暴風驟雨,社會主義改造漸入大同佳境,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像我這樣紅旗下成長的青年,卻斗志消沉,尋尋覓覓,在福州路的“上海舊書店”里“掏寶”,如一頭喪家之貓,躑躅在文學探險的途中,懷著隱秘的希冀,在幽暗的角落嗅辨前賢往哲的遺蹤,尋覓“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快樂”,給創傷的心靈涂抹片刻的撫慰。


這個文學青年,不幸的是社會主義的陽光與雨露并沒有把他培育成天天向上的茁苗,在他的心靈中,精神的巨廈與理想的樂園幾乎是斷垣頹壁。由于自小孤僻,加之與社會愈益疏離,甚至更覺得周圍充滿了敵意。他不怨天尤人,也不對抗社會,只是愈陰郁沉默而沉溺于想象世界之中了。不過他那種孤芳自賞似乎并沒導致絕望和毀滅,在狂想與好奇的滿足中,在自我鏡像的文字表演中,期盼某種理想的觀眾,于是仍具有一種公共溝通的欲望,那或許是一種新的、屬于個人的寫作倫理吧。


一九六六年春,正是在舊書店里,我和朱育琳、錢玉林、王定國、汪圣寶他們認識。我們常聚在一起,談論文學、翻譯和創作。不久文革猝然而至,浸泡在大字報、造反有理、文攻武衛、三呼萬歲的紅色海洋里,但我們仍然忘乎所以,晤言一室,更有一番偷食禁果的興奮和瘋狂,甚至像一班東林書生,議論朝政,痛斥奸佞。然而好景不長,到一九六八年夏,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終于朝我們頭上落下來,一個個被關押、拷問……。最慘的是老朱,因為比我們年長,被當作“教唆犯”而遭嚴打,據說他是跳樓自殺的,終年僅三十七歲。


在一九九三年,值朱育琳先生辭世二十五周年,我寫了一篇追念之文,發表在海外的一個文學雜志上,后來被譯成英文和日文。最近有朋友說,在《紅墳草詩傳》(見《陳建華詩選》,花城出版社)中,關于老朱和我們文學小圈子的情況講得不清楚,我方明白當初自以為已經寫過那一段,詩傳中就寫得較簡略。現在再寫這一段,有些新的回憶和反思,或更正個別不確之處,雖然敘述中少了些憤慨,也少了些色澤與氣氛。那似乎是自然的,時間流逝愈遠,記憶愈模糊,像一疊老照片給風干的血跡粘在一起,不同的時空互相重疊,分辨不清,方明白張愛玲寫《小團圓》,無奈中只能求得自我的真實。


這兩年多畢竟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一段,不僅因為青春歲月被文學賦予其意義,也因為為之所付出的代價--在漫長的日后背負沉重的記憶,從中輪番壓榨出痛苦、歡樂與悔疚。回頭看,那是歷史大敘事中的一朵小浪花,卻不無諷刺。到一九六〇年代,社會空氣越來越衛生起來,而在福州路上的舊書店里卻沉渣泛起,散發著“封資修”毒素,我們的文學小圈子就像一個“毒瘤”,那都是代表某種私人空間、有礙大同社會的純潔美妙的理想的,被文革連根拔起,也足見其發動者的高瞻遠矚了。老朱被抓到,靠的也是公領域的法力無邊,那是在仁濟醫院找到了他的病歷卡,上面有他的住址,于是把他捉拿歸案。


說“諷刺”也跟我不善學“紅寶書”有關。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越具藝術性的作品,就越有毒素。這句話讓我一再琢磨:為什么“藝術性”有那么大力量?在當時黑白分明的文學史著作里,總有不少早被點名批判的,如徐志摩、李金發等,是沖在頭里的,批評家也常引用這條“最高指示”作為批判的武器。沒想到這些名字盤踞在我的腦際,想找他們的作品來看,這個“藝術性”到底是怎么回事,結果是中“毒”愈深了。


這是上海最大的舊書店,各類圖書一應盡有。在文學書架上,多的是《卓婭與舒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的蘇聯小說,有革命回憶系列《紅旗飄飄》等,這些喚起我們少年時代的閱讀記憶。有許多像《暴風驟雨》、《上海的早晨》等,也束之高閣。對這些革命小說早已熟悉,上初中時,學校在茂名南路上,出校門右拐數百步到南京路,過馬路即是少年兒童圖書館。那時新小說紛至沓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鐵道游擊隊》……,憑一張外借卡一本本讀過去。


其實這些小說大多屬于“革命加戀愛”的類型,動人心肝的不消說是書中的戀愛部分,直看到《苦菜花》,稍許的情色描寫便把氣血不定的少年之心攪亂了,也使許多革命小說為之遜色。從前梁啟超把《紅樓夢》斥為“誨淫”,小說家很不高興,豈不要斷他們的糧?梁氏的說法不無道理,多半是針對少年讀者的,雖然看看也罷了,不至于看了就心術變壞。


書架上品類多寡及流通快慢能反映一般的閱讀趨向。除了大量蘇聯或十七年文學,如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匹克威克外傳》,或屠格涅夫的《羅亭》、《貴族之家》等,還是舊時的版本,也少人問津。有的我不一定讀過,也不見得對現實主義全沒了興趣,比方說對于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便愛不釋手,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窮人》也令人擊賞。這類書一上架的話也很快被人攞走。


一進舊書店,就跑去中間幾個書架,常有新上架的。特別在星期天,書店知道它們搶手,放得比平時多。像我們這樣的新老舊少也大有人在,在門口等九點鐘一開門,就涌到那幾個書架,一時間人頭攢動,來不及細看,有時情急,先合抱捧一堆,就不免遭罵了。


老朱是曾經滄海,偶爾覓得中意的,有一回見他拿了本《薔薇園》,一本波斯文學名著,我們也好奇。老朱身上充滿了謎,不光是行蹤神秘,他生活過三四十年代,我們從教科書知道那是血與火的時代,混雜著混亂、腐敗和希望。他對過去的文學記憶著實驚人,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好似掌握著一幅文學海圖,我們急欲一窺其究竟而揚帆遠航。錢玉林嗜書如命,涉獵極廣,和老朱一樣,也喜歡外國古典,見他們對于《羅摩衍那》和《吉檀迦利》交口贊譽的情景,令我暗中羨慕。而我是比較偏鋒,傾向于感官刺激的,更關注歐陸、主要是法蘭西文學。


從福州路上得到的一些書,至今難以忘懷。舉幾本印象深的,如《梅里美小說集》,忘了譯者。嘉而曼(即卡門)的火辣性格及悲劇性給我帶來震撼,而“伊爾的美神”的哥特式詭異而神秘的故事則令人驚悚,又覺得很美。貢斯當《阿道爾夫》和法朗士的《泰依斯》都講愛情與死亡的故事,在我心頭引起陣陣顫動。王爾德《快樂王子集》,巴金的翻譯語言也很唯美,跟他的小說風格判若兩人。《番石榴集》是朱湘翻譯的西洋詩集,總之譯得太工整,但魏爾倫的《秋之歌》則形神皆至。梁宗岱的《水仙辭》,一冊線裝刊本,宣紙上鉛字直排,瓦雷里給他翻譯得古色古香,先是產生一種近乎恐懼的怪異感,但愈讀愈受了蠱惑。


莫泊桑寫過五六部長篇小說,但是十七年里只出過李青崖翻譯的《一生》,從圖書館借來讀過,而在舊書店得到《兩朋友》,尤其是《如死一般強》和《我們的心》,方領略到現代巴黎的頹廢情調,等于得到另一個莫泊桑。大部頭的很少買,僅有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四本一套。文革剛開始時,父親單位來抄家,把我的書拿走一部分,其余裝在一個大衣柜里,貼上封條了事,因此逃過一劫。后來我自己東窗事發,廠里工宣隊到我家,把這些書都抄走,放在局機關的階級斗爭展覽會上當作活教材展出。


現在手中還留著兩本。一本是艾青編的《戴望舒詩選》,乳黃色封面,薄薄一冊,人民文學版,一九五七年印了七千冊,次年添印至一萬八千五百冊,其時艾青已被打成右派分子。(這個印數倒使我看不懂了,不知今天的詩人們會怎么想,那還是個文學遭殃的時代啊!)此書是我的至愛之一,《雨巷》不必說,像《我的記憶》、《村姑》等,那種音調和氣息滲透到我的骨髓,一下子把我從徐志摩、聞一多的帳篷里拉了過去。另一本是何其芳的《預言》,文化生活的版本,一九四九年第三版。當時《畫夢錄》也在手邊,我在太倉瀏河的工地上,夜間徘徊于草澤溪邊,仰望星空,有這兩本書作伴,反復沉吟那些哀婉渴戀的篇什,小資情調大大培養了一番。


文革前外國文學出版得不算少,一般在圖書館也能借得到。莎士比亞、拜倫、雪萊、濟慈、雨果、海涅、托爾斯泰等,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的經典作家差不多全了,然而十九世紀后期以來的“現代主義”戴著“資產階級”的帽子,就很少介紹了。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也是如此,五十年代中期編過一套五四作家的選集,封面一律白色或暗綠色,當然經過一番嚴格的甄別,凡屬“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作家都一概排除。如《預言》和《畫夢錄》是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后來被他自我批判而揚棄,當然也不再收入他的選集或其他新詩選本中。


去福州路掏寶,主要是找那些絕版的舊書。舊書店確實是個意識形態的漏洞,但說“沉渣泛起”是相對而言,其實能上架的書,也有一定篩選尺度的,像胡適、梁實秋、胡風或者像“鴛鴦蝴蝶派”的舊小說,是看不到的。反而大約六十年代初,在南京路上食品公司、人民公園門前還見到過一些賣舊書的地攤,大咧咧放著《飄》、《蜀山劍俠傳》、《風蕭蕭》乃至馮玉奇的小說,不過也還算不上“黃”貨的。


走出舊書店,陽光仍然燦爛,對面是古籍書店,也是我們必要去逛的。走進店里,清涼撲面,不到秋天,就會覺得一股陰氣。這里來的人少,也總是安靜,傳統的河床依然慢慢的流淌。四周書架上滿是有匣沒匣的線裝書,中間大桌上擺滿了四部叢刊或四部備要的散本,像清庫甩賣的樣子。我買最便宜的四部備要本,如《資治通鑒》一百冊,只要十塊錢,拎回家卻費事。還有平裝的十六大開本,一厚本七八毛錢,什么唐詩宋詞、諸子百家、二十四史,雞零狗碎的買了一大堆。我心愛的李長吉、李義山、賈長江、周美成等,就是這種本子,因為便于攜帶,但紙質松脆,翻著翻著就葉子脫落了。


文學“小集團”


多年前我自編過一本詩集,請錢玉林寫序,其中一段話頗能概括我們文學聚會的情況:


我認識陳建華大概在一九六六年春初,天氣寒冷,景物蕭條。由于對于詩歌、文學的愛好,我們和幾個年輕的朋友常常聚會在一起。那是一種相濡以沫的聚合,像在寒冷的暗夜中背靠著背,圍坐在僅有的火堆旁以等候黎明一樣。這火堆便是文學與詩。懷著愛情,懷著希望,在絕望中又不甘心于絕望,我們痛苦地歌唱。而這痛苦是深廣的,它首先不是因為個人的命運。……


錢玉林住在山西南路上,就在舊書店左近,我們常在他家里聚會。一個他父親經營舊絨線翻新的店鋪,他和家里人不下七八口,住在后面僅十五六平方白天要開燈的房里。錢玉林比我們年長五六歲,個兒不高,頭部比例顯得略大,棕黝的臉,兩腮微鼓,絡腮胡子刮得青青。他常是溫儒的,厚嘴唇寬恕為懷,然而當他表示憤慨時,便在一副黑色邊框眼鏡后面對你作斜睨,眼白朝上翻,《世說新語》中阮籍的“白眼”大約就是這樣。常常是談天說地到興奮處,會掏出個橡皮噴霧器,拳在手中幾不被察覺,動作熟練地朝喉嚨噴幾下。因為從小患上氣喘病,數度休學,與文學結緣,天生養就其慷慨悲歌的性格。


玉林熱愛詩,熱愛生活,生平不如意,便善于做夢,向往純潔的愛情和偉大的理想。我和他一樣都醉心于浪漫主義,雖然路向各別。他取的是向上一路,與惠特曼、普希金、拜倫、海涅、李太白、辛棄疾為伍。雖然中國的詩學里,“豪放”與“婉約”從來是互補的,玉林自承為“江南文化”的后裔,在他的許多詩中,謳歌愛的痛苦與渴念,是以柔情蜜意來襯底的。我想在很多地方他的詩是啟蒙時代以來浪漫主義的嫡傳,正由于對于當時假大空的詩風產生厭惡,因而轉向個人內心的抒發,是有撥亂反正的意味的。


錢玉林也是個有型有則的學人,他對古典的嫻熟遠勝于我。文革后一直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工作,成果豐碩。現已退休,仍坐擁書城,一編在手,偶然興至,在名流著作中板板錯頭、捉幾只老白虱。他在一九八〇年代主編過一百八十萬字的《中國傳統文化大辭典》,最近將改由上海大學出版社重出新版了。


定國顯得瘦削細氣些,鼻梁略高,一雙靈動的眼睛。他出身勞動人民家庭,在我們中間最根正苗紅。他讀過許多外國文學,尤喜俄羅斯文學,對于萊蒙托夫情有獨鐘。他健談,評論某作家某作品常有俊言妙語。圣寶長得肥嘟嘟的,話不多,擅長繪畫,有時趁我們高談闊論之際,在一旁畫幅速寫,寥寥數筆,形神俱得。已經好多年沒見他,聽說前數年開過畫展,油畫國畫各類畫種都有。


汪圣寶住在延安中路上,靠近西藏路大世界,臨街的店面房間,家境比較不錯。有一回錢、王和我在他家里,我帶去兩張唱片,他有唱機,那已經是文革開始之后,所以是一次偷樂。一張題為《秋葉》的管弦樂,不知哪國的,作曲家叫卡留欣斯基。曲子勾畫出一幅秋風蕭瑟的景象,樹葉片片在風里回旋作舞,傷感的旋律里不愿墜落于地的感覺,正道出我們遺少般的心境。沒有一個人想說話,只是把唱片放了又放,任憑一再的回腸蕩氣。另外兩首是羅馬尼亞歌,翻譯過來的,由男中音唱。叫《河岸》和《玫瑰與柳樹》,也是哀傷惆悵的情調。


《外國名歌200首》是一本稍厚的袖珍書,流行于文革之前,卻在文革中不知從哪里來到我身邊,給我帶來很多安慰。另外我自己訂了一個小冊子,如果發現該書沒收的外國歌曲,就抄下來。碰巧這兩首羅馬尼亞歌都有譜子,和唱片附帶著的。給增加點氣氛,不妨錄一首《河岸》:“河里長滿了綠色的野草,/河里長滿了綠色的野草,/它使鴨子迷失了道路。/在那天空,/在那天空,/正吹拂著微風,/微風帶來了魚的腥味。/啊,溫柔的微風。/遠處飄來了帆船,/這是幾支白色的帆船;/近處木船它不停地搖擺、搖擺。/當我抬頭瞭望,/它們已經遠遠去了。/愿我的靈魂,/隨著它的消失。/啊……啊……”


是不是很低迷、很頹廢?


錢玉林他們在光明中學讀書,該校是滬上老牌中學之一,都是校中的才俊之士。那時我在一個港務工程學校里半工半讀,一個禮拜在浦東的學校里讀電工專業,一個禮拜在黃浦江沿岸各單位實習。周末回家,文學成了我的麻醉品,去福州路上了癮,走進他們的圈子,詩成了信物。在我最初給他們看得詩中,有一首寫于一九六五年的《秋姑娘》:“蝙蝠的翅膀旋舞在古廟前,/琉璃瓦檐的水珠,一點一滴。/……暮色朦朧了,我還戀戀地徘徊,/等待秋夜的來臨。/當如珠的明月垂顧我時,/我將低聲傾吐我的相思。”發現我也寫十四行,歌吟的無非是愛情或死亡,加上古典的成分,于是視我為同道。


這樣的詩也表明離異于當時的主流詩壇,且已經走得夠遠。的確,我們變得偏激起來,對于過去曾經倒背如流的賀敬之、郭小川等覺得無味,不屑一顧了,對于擅長歌德的郭沫若更生反感。二三十年代的文人,沒幾個能入眼的。說起曹禺,除了《雷雨》,對他的后期作品頗表惋惜。文革之后,那些受批判的無不得到青睞,如鄧拓“長發委地”之類的雜文,在“趣味”的認同中帶有政治成分了,而田漢的《關漢卿》則引起我們深深的敬意。


事實上在文革前的一段時間里,文壇變得更單一,社會空氣也更收緊。我們既無高遠的志向,也沒想到要宣言什么,只是盤纏在一個角落里,好像哼哼唧唧,自得其樂,然而在孜孜不倦地追索藝術的真諦之中,在嗜洋好古的道上遠足既久,無形中回到世界文學與普世價值的懷抱,遂生成某種衡量不朽的標尺。


朱育琳是我們的靈魂人物,每當他的到來,話題便朝他--他腹中之物--打轉。他無所不曉,妙語連珠。他個子瘦長,衣著平常,不講究也不邋遢,一個謙謙君子,戴一副普通的眼鏡,眼中炯炯有神,蘊含特有的儒雅和恬淡。錢玉林說他像卡夫卡,確實像,只是面龐清癯,略帶病態,蒼白的手指間夾著煙卷,一個經典姿勢是:煙持在嘴邊,未吸,眼神停格,似乎在記憶里搜索著什么。他抽極廉價的“勇士牌”香煙,一毛三分一盒,煙梗子多容易熄火,因此不得不猛吸,而他自嘲說:“好漢吃勇士”。


直到他死后,我們始終不完全清楚他是誰。他飄然而至,倏然而逝,消失在街上。按照他自己提供的訊息:原是學文學的,四十年代末他在北大西語系,師從朱光潛先生,毛估估也是三十年代初出生的了。后來又在上海同濟大學攻讀建筑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因病返滬修養在家。這聽上去有點曲折了,在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愛憎里,我們感覺到他的內心深藏著什么難言之隱的事情。但他從來不談他的過去,有時我們背后議論,誰也沒有去打探。他精通英語、法語,就足使我們驚嘆。有一回錢玉林在翻閱一本英語詩選,內中有朗費羅的《人生禮贊》,老朱就信口背誦起來。


老朱猶如啟蒙者,把我們引進“現代”。他精熟古典,從希臘神話、《圣經》、但丁、彼得拉克到莎士比亞,都瞭如指掌。錢玉林把他給我們介紹的作家開了個單子,不下數十個。然而就他翻譯波特萊爾而言,顯然更傾心于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學,他也向我們介紹過勃蘭兌斯那部文學史名著,其實他說的好些東西自五四以來就傳開了,對于我們卻如此新鮮。我開始認識錢玉林時,他給我一首老朱翻譯的《給一個天堂里的人》,是愛倫.坡的詩,用一手漂亮鋼筆字抄在一張紙上,我如獲至寶,一直保存著。前幾年我給老錢看這張紙,頓生隔世之感,他自己早已忘了。


愛倫·坡的一些短篇小說被視作偵探小說的鼻祖,老朱談到它們時,那種描摹的神態神秘而興奮。無論愛倫.坡還是波特萊爾,被視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鼻祖。他們的作品都屬于藝術上精致的一類,老朱顯然有所研究,說到愛倫坡另一首《安納伯爾.李》,堪稱悼亡詩絕唱,全賴母音“i”的反復使用,傳達出一種哀婉絕倫的氣息,遂令他望而生畏,不曾染指。他還談起愛倫.坡的偵探小說,嘖嘖稱贊其構思的奇妙、語言的精湛,由不住眉飛色舞。其實愛倫坡和波特萊爾兩人是一脈相承。在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外文書店購到法文版波特萊爾翻譯的愛倫坡短篇小說集,才恍然若悟,所謂千載之下知己難遇,然而文學的魅力卻能穿透異代異地的阻隔而不期而遇。


老朱也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他的翻譯所顯示的功力,當與此有關。據說毛主席欣賞“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他各選了若干首,做成一本小冊子,題為《三李詩選》,給我們傳閱。他打趣說不能看全集,看了全集,再偉大的作家也會打折扣,但他的選詩別具只眼,比方舉《梁園吟》中“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的句子,在李白那里,即使日常生活的細節,信口歌吟便成為詩,他覺得最能代表其特色。我們看慣了古人的注釋,離不開香草美人的想象,而他的解釋不落老套,總是這般清新可喜。他對唐詩興猶未盡,后來又選了杜牧和許渾的詩,也訂成一小冊,給我們傳閱。


老朱學識淵博,但沒有腐酸氣,不好為人師,令人可親還在于他的幽默感。他也是做翻案文章的高手,“哀莫大于心死”是莊子的名言,老朱說:“哀莫大于心不死”。這么一反轉使之變成生存即痛苦的現代命題了,當時大家只是覺得有趣,然而直到知道他的坎坷生平后,才領會對他所含的悲劇含義。


天鵝之死


在文革開始的最初幾天里,覺得轟然木然的,來不及反應。那天回家,知道父母已經在弄堂里站在一條長凳上被批斗過了;家里清湯光水,沒什么值錢的東西,紅衛兵抄走了旗袍、尖頭皮鞋之類。對我造成直接沖擊的是書--書被抄走、書店關門、書在街上焚燒……。舉頭問蒼天:書有何罪?由是想起“焚書坑儒”之類中外歷史上的文化浩劫,一種末日感主宰著心頭。


有好一陣沒去錢家,乘著“革命大串聯”的列車,去了廣州、南京和北京。回來后,根據在廣州某公園里得來的印象寫了《湖》一詩,“從晨光溫軟的胸懷里醒來,/朦朧的眼波凝望著我,/向我脈脈低訴你昨夜的好夢。……”這樣似夢似醒的低語大約屬一種自我心理療效,至少在最初的精神震蕩之后,好像又活了過來,重又沉醉在夢幻世界里。


在錢家,大家又聚在一起,但氣氛變了。往來的人多起來,學校都不上課了;有個叫岳瑞斌的是從北京校園來,和一些高干子弟相熟,帶來許多小道消息。見到老朱,他神色凝重,顯出憔悴的樣子,對于時局的動態極其關注,也常帶來從外面大字報看到的消息,今天有某個權威被揪出,掛牌、下跪、認罪,明天有某個名家“自絕于黨、自覺與人民,死有余辜”。這些使我們唏噓、憤怒、無奈,惟有“痛心疾首”四個字可以形容。也時常談論到中央高層內部的斗爭情況,甚至分析哪個老帥怎樣怎樣,在同情之余也寄予某種希望。無疑的我們對于那些“筆桿子”嗤之以鼻,對于林彪、江青和張春橋深惡痛絕,當然不會放過“萬歲爺”。老朱的見解常常與眾不同,如對于劉大鼻子并無好感,甚至對于敬愛的周公也頗有微詞。


令人意外的是,盡管運動如火如荼,我們卻讀到更多的文學。那些平時連舊書店里難以見到的名著,通過各種渠道在流通,速度超快,一本書到手,要求三天、兩天,甚至明天就要還,后面有人在等著。這些書都屬于抄家物質,原因無它:紅衛兵要看!我們都是紅衛兵,身穿綠軍裝,臂掛紅袖章。除了搞運動,什么事都停頓,但革命畢竟不能當飯吃,更難抵抗“人性的弱點”。在更多的時候我們無所事事,看書是一大消遣。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于文革是一大諷刺。一方面也是運動在混亂中進行,像書籍這類東西不屬金銀財物,單位里一般不怎么認真處理,更何況偷書不算賊。


真是一些好書!大多限期逼著要還,匆匆讀過,余味無窮,心有未甘,于是趕緊摘抄在一本日記簿里,明知這么做絕非明智。如《基度山恩仇記》中精巧的復仇計劃與奇觀般展示的各種場景,令我廢寢忘食。一個人在小閣樓里,燈光昏暗不知日夜顛倒,比電影《小裁縫》中的知青在煤油燈里讀巴爾扎克,好得多多。看完后,再從頭翻起,一章章把情節寫下來。另一本暢銷小說《飄》敘述“亂世”中的三角戀愛,也使我津津有味;摘錄了不少人物的對白或獨白,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自稱“喜歡流氓”的白瑞德,二三十年之后在大洋彼岸看到了電影,最搶鏡的當然是費雯麗了。


還有司湯達《紅與黑》、杰克.倫敦《馬背上的水手》、阿爾志巴綏夫《沙寧》、顧未列夫斯基《大學生私生活》、《法朗士短篇小說集》、巴爾扎克《攪水女人》、《夏培上校》等等。所摘錄的雋言妙句,從中掇取智慧之果,無非有關作家及其所描寫的人物的精神成長,其實帶著當時的“問題意識”,多半具有自我勵志、正視逆境的成分,正如從雨果《九三年》中摘錄的:“精神像乳汁一樣可以養育人,智慧便是一只乳房”。


這部小說反思法國大革命,和我所處的現實生活何其相似!因此一邊懷著戰栗和驚悚,一邊抄錄書中的精辟之論:“偉大革命家的天才和能力就在于他們能夠分清那種由于貪婪而進行的活動和那種由于正義而掀起的運動,他們能夠協助后者去打倒前者。”或如:“說革命是人類造成的,就等于說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樣錯誤。”或如:“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義的人道主義。”這樣的警句還不止這些,就這樣,對于我,讀《九三年》等于上了一堂“革命”的啟蒙課。早些時候便讀過《悲慘世界》,書中對孤女柯賽德的描寫令人潸然淚下,讀了《九三年》之后,對雨果倍增敬仰。


還有許許多多人名作品名以及文壇逸聞,抄自數本關于西方近代文學的介紹性著作,還不能看到那些著作,看看名字也好。如魏爾倫及其文學圈子在巴黎小酒店里,“這些青年服裝奇特,他們什么都批評,什么都反對”,還有藍波的“彩色十四行詩”,這些段落對于聊慰饑渴也不無小補。對我來說最具“異數”的是先后發現袁可嘉的文革前發表的兩篇文章,即《論英美現代派詩歌》和《論英美“意識流”小說》,文中提到20世紀的作家諸如艾略特、伍爾芙、奧登等,我覺得完全陌生,連老朱也沒提起過。像喬伊斯聲稱“流亡是我的美學”之類,我還不完全理解,但懷著好奇把這兩文的大部分抄了下來。


日記簿里有三十余頁是從朱光潛的《變態心理學》這本書里抄錄的,什么“迷狂癥與多重人格”、“壓抑作用和隱意識”、“佛洛德的泛性欲觀”等,都聞所未聞,只覺得這是本奇書,于是沒頭沒腦大段地抄。另外也抄了二十多頁的是關于如何拍攝照相的,確實沒有白抄,后來我自己玩起攝影術,把小閣樓用作暗房,在文革中那是一種較為高尚的消遣。


千萬別把我看成一個“反派”。我在這么寫自己過去的時候,特別是一種主題性的書寫時,是難免帶傾向性的。然而恰恰在這本封面印著“愛祖國”的日記簿里,抄錄了不少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論述,從各種著作中選錄的。其實我們都挺復雜,與那時運動里的人相比,我覺得現在的人卻是較為簡單的。


言歸正傳,明知繼續在錢家聚會不安全,然而文學的本能無法抑制,只是變成隨機隨緣的,但偶爾四五個人又聚在一起,欣喜可想而知。文學之旅在繼續,有一回我們沿著福州路向東走,到外灘公園里,揀人稀處坐下,老朱掏出兩頁紙,是一首詩。老朱也寫詩?真叫人跌破眼球。總共三十來行,每行較長,內容寫盡歷史上的宮闈秘辛,得心應手地運用古今中外的文史典故,把情色、陰謀與殘暴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的蛇蝎美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在影射“紅都女王”。老朱真是吃了豹子膽,表達出一腔憤怒,但他笑笑說這是游戲之作,給我們看了之后他便收起了。


有過一次遠足,在一九六七年秋,去了長風公園,租了個船,在湖中徜徉。而后我們圍坐在草地上,四周渺無人影,王定國朗讀老朱的新譯作--波特萊爾的《天鵝》一詩。這首詩在今天讀來仍不乏新鮮感。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真值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蒸蒸日上之時,都市發展日新月異,平地崛起炫目的景觀,而為詩人所注視的卻是一只天鵝,獨自在大街上形影相吊,如墮落天使遭到“現代”的放逐。而在最后一段:“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復得的人,/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聲飲淚,/悲哀像仁慈的母狼哺育他們,/想起瘦弱的孤兒像枯萎的蓓蕾。//一個古老的‘記憶’號角般吹響,/在流放我靈魂的森林里!/我想起水手被遺忘在荒島上,/想起俘虜,被征服者……一切悲凄!”表現這些弱勢者作為歷史進步的代價,蘊含著福柯的“規訓”的主題,在詩人對所有被侮辱被損害者的自我認同中,對文明發出了不平的抗議。


這首詩是翻譯的杰作,使我們認識到“惡之花”的另一面--詩的正義,如詩的副標題所示,波特萊爾將此詩獻給雨果,正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回應。然而在對老朱的擊賞之中,僅停留在技巧的層面,誰也沒有費心探究他在翻譯此詩的內心感受。


約一年之后,在六月里一天,我在南京路上被一小隊戴著“紅三司”--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紅衛兵團――抓到光明中學。進了學校,先上來兩個“上體司”,一邊臭罵“他媽的”、“狗雜種”,一邊用鋼棍朝我身上抽。然后被押到樓上一個教室里,見錢玉林,汪圣寶、王定國和岳瑞斌,各人占著一個課桌,在那里寫交代,沒見老朱。到晚上又把我帶到一個小間,單獨審訊,要我交代“攻擊”言論。根據文革初頒布的“公安六條”,凡有“攻擊”偉大統帥、副統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即為“現行反革命”,可關可殺的“專政”對象。經過一番“鐵拳”下鼻青眼腫的考驗,見我不承認,大約從別人那里也缺乏證據,就把我放過。既屬于“人民內部”,態度也變了,那個頭目問我:“你覺得這幾個人當中,誰最反動?”我就說岳瑞斌,事后知道冤枉了他,其實是錢玉林的鄰居叫王某的因犯了什么事被抓,卻把我們的小圈子咬了出來。


第二天中午父母來把我領回去。見我滿臉青紅羅卜的樣子,母親只是說“作孽啊!”是指打人的還被打的,我也無心去弄清了。七月里我在沿馬路乘風涼的時候,錢玉林和王定國分別來找我,告訴我老朱如何最終被他們找到,如何被嚴打拷問,以至死于非命。把人搞死了,就草草收場,他們都放回家了。此后我和錢、王等幾乎沒來往,這個“小集團”就這樣鳥獸散了。


老朱死于七月一日凌晨,從三樓的洗手間跳下,由救護車送至醫院不治。到一九七九年為他開追悼會時,才知道他在大學里入過黨。當天錢玉林他們看到他的桌子上仍攤著交代的紙,紙是空白的,他始終沒寫一個字。


“一張白紙,沒有負担,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是紅寶書里的話,老朱臨終所交代的真是一張白紙--潔白如天鵝,在一條永恒的溪邊……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原載于《書城》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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