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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無力回應今日的思想統治
啟蒙運動無力回應今日的思想統治
東方歷史評論 方曌     阅读简体中文版

啟蒙之光

——評《啟蒙時代(上):現代異教精神的興起》


撰文:方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世紀的極權政府遠比18世紀的同行有效率得多——今天,百科全書的四千訂戶隨時都可能被扔進秘密監獄或是勞改營,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已經呆在里面等著他們了。啟蒙運動無力,也無需對于今日知識界對于說真話可能承受的苦難做出提示和解答。



"你可能會覺得我的估計很保守。每個禮拜日我們得用掉大概四萬片面包,這就是八萬里弗爾,每年52個星期天,那就是四百萬里弗爾。我們為什么不把這筆錢省下來呢?我們在這些習俗面前就像孩子和奴隸一樣,其實,有更為虔誠的方法來侍奉主。現在讓我來談談蠟燭......."


這是啟蒙運動時期狄德羅等人主編的百科全書中“圣餐面包”這一條目的摘錄。放在今天,也許連最開放的網絡百科都無法容忍這樣的議論 - 它太不精確,所有的數字都來自于估計;它也太過主觀,一副與現存宗教儀式開戰的架勢;最后,明明是談論面包的詞條,怎么連蠟燭也一起扯上了?即使我們忽視上面的這些反對意見,這個條目作者的寫作風格也更適合去寫一本政治小冊子,而不是為一本三十五卷之厚的巨書供稿。


不過,《百科全書》(L'Encyclopedie)在那個時代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它首先是一場成功的“眾籌”,狄德羅撰寫的簡潔明快的招股書引來了大量的投資;第一卷一經出版,就銷售了三千本 - 考慮到它是如此的厚重和昂貴,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業績,可以說是“巴黎紙貴”。到了第五卷,已經有超過四千名訂閱戶,他們預付了費用,翹首以盼每一卷的出版。也許它招致的嫉妒和仇恨更能說明它的成功:審查機關沒有放過它,狄德羅被多次警告這些手稿會被沒收和銷毀,使得他不得不更換一個又一個印刷地點;不過,當時的大審查官馬爾澤布其實私下里是個言論自由的信徒,也是百科全書的讀者,他盡可能地保護狄德羅和百科全書的作者們。皇室公開譴責這本書,他們發動象牙塔和大教堂里的學者和主教們一起攻擊這本離經叛道之作,還試圖推廣另一套更加“正統”的百科全書來取代它。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百科全書運動中,爭論了幾個世紀的耶穌會士和詹森派都聯合了起來,一致譴責百科全書對于神圣的褻瀆。


當然,《百科全書》并不只是一套卷帙浩繁的宣傳資料,因為官方的禁毀反而變得流行。翻開這本大書,我們很容易發現很多詞條是有不同背景的學者撰寫的,為每一個概念提供了豐富多元的解讀,但并不是事無巨細,反而每一個作者都有自己的角度和對于真理的標準。它既提供今天嚴肅的百科全書里所有的專業、客觀的描述,也有很多新鮮的知識,還時不時包含生活小常識,最后,有犀利異常的政治評論。它不完全是“新”的 - 沒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新思想可以如此受大眾歡迎 - 但是它反映了啟蒙時代嶄新的社會風潮。這是一個不同思想爭鳴和交融的時代,也是一個批判和挑戰的時代,還是一個發現和創新的時代。與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相比,啟蒙運動更加深刻的塑造了我們今天所談論的“西方文明”。近代中國欲迎還拒的種種所謂”普世價值“,包括自由、民主、科學等等,都可以在啟蒙運動中找到其近代起源。


美國歷史學家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上):現代異教精神的興起》中譯本的出版,為關心西方文明歷史進程的人,提供了一個重新閱讀、理解啟蒙運動的窗口。本書的作者彼得·蓋伊退休前是耶魯大學斯特林講座教授,著有大量關于歐洲文明和思想史的作品,如今年逾九十,去年依然有新作問世,可以說是學問一身,一生學問。這本《啟蒙時代》則是他近半個世紀之前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出版時就引發過當時美國史學界對于啟蒙運動遺產的分析、研究一系列討論。今日仰賴清華大學劉北成教授的推薦和翻譯,中文版得以問世。對照英文原版,中文版翻譯完整、準確,敘述也很流暢,雖然在個別情感和態度的表達上未必盡善盡美,但仍是一本高質量的譯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末完整收錄了蓋伊為本書寫作準備的文獻綜述,這篇綜述的視野超出了一般學術綜述的范疇,是對西方思想界和歷史學界對于啟蒙價值和啟蒙運動歷史研究的一個評價和總結,雖然寫于上世紀60年代,但是對于初窺門徑的研究者來說,依然是很好的學術指南。


蓋伊在本書上卷對于啟蒙運動的描述是通過兩條主線展開的,一是對于古代的追慕,二是對于基督教的批判。在許多人類思想變動和混亂的時期我們都可以看到對于古代思想的推崇。這里的古代思想首先是一種武器,古人先賢的直言片語,在被精心選擇之后,被用來挑戰當時占有霸權地位的觀念;當這樣一種挑戰逐漸積累動量之時,則會出現一種重塑經典的聲音 - 傳統的對于經典的詮釋現在被認為是建立在不穩定的基礎之上,而舊的經典詮釋的覆滅,則應當引致舊的經典本身的覆滅。縱觀整個清代學術,作為中華正朔的明朝的覆亡導致了對于正統的質疑,對于宋代以來歷史的反思,還有繼起的訓詁考據之學,都構成一種對于傳統經學的挑戰。這種挑戰逐漸累積聲勢,戴震以先秦兩漢的“古代”釋詁為武器,開始動搖程朱儒學的基礎,繼起者章太炎、王國維、乃至胡適、顧頡剛,殊途同歸,當然還有康有為這樣“旁門左道”的同行者。這些挑戰未必能夠直接顛覆經典,他們最終構成的其實是一種知識基礎的全面擴大,還有一種對于知識可能性的重新認知。相似的歷史進程在啟蒙運動中也非常明顯,啟蒙時期的學者喜歡從希臘傳統中尋找所謂異教精神(Paganism) - 即基督教興起之前的各種宗教傳統,用這些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甚至是反宗教信仰的思想來為他們的觀點正名;而這樣一種刻意的追慕,繼承于15世紀以來人文主義者們對于經院哲學的不斷挑戰,從其破壞性上,又和宗教改革十分類似。當然,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場原教旨主義的運動,路德、加爾文和他們的支持者們可不是什么理性派,他們對于所謂的“哲學”持鄙視態度,強調把個人的理性放在對于教條的詮釋之下,主的指示(the divine inspiration)仍然是宗教改革者們的思想基礎。但是,啟蒙哲人與他們的相似之處在于,天主教權威對于精神生活的壟斷是不可接受的,無論是通過內省、神諭還是希臘與羅馬的異教徒的只言片語,他們都期待當時的人們能夠擺脫托馬斯·阿奎那以來的經院哲學體系,也擺脫基督教對于人們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全面控制。


真正摧毀天主教這一套系統的,既不是宗教改革者們(當然,他們是開端),也并非是啟蒙哲人們(他們其實是站在信仰被毀的廢墟上和生活哲學的短暫真空狀態中的),而是從15世紀50年代開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宗教戰爭。很遺憾蓋伊在書中似乎并沒有強調這一點,他有點太執著于大思想史,忽略了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從羅馬帝國以來,這是歐洲的人們第一次因為信仰而互相殘殺。在那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中,整個歐洲都是戰場——開始是1562年到1598年法國的內戰,然后是1642-51年的英國內戰,同時發生的是西班牙和它曾經的屬地尼德蘭的八十年戰爭(1568-1648)——戰爭一度打到了我國的南海,西班牙與荷蘭的殖民者在這里也開始廝殺。當然,最慘烈的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三十年戰爭,這場開始與1618年的大戰席卷了整個歐洲,連北歐的瑞典都卷入其中,據估計接近6千萬人因三十年戰爭喪生,這個數字從比例來看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蒂文·朗西曼在他關于十字軍的經典著作中生動的闡釋過戰爭對于一個基督教徒的“異化”作用。他說:“任何一個基督徒不得不面對的基本問題是:他是否有權利去戰斗?”在傳統的道德觀念中,殺人是可恥的,而戰爭則是一種最為卑鄙的集體謀殺行為。“和一個異教徒戰斗是讓人蒙羞的,盡管有時候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和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戰斗則是雙重罪惡。”威斯特伐利亞終止了戰斗,可是戰爭帶來的宗教組織的破壞,思想意識的空虛,還有空氣里那種期待新生的渴望,卻不是一紙和平協定所能夠輕易屏蔽的。教皇用盡了一切字眼來譴責這個和平協定,可是除了身旁的幾位神職人員之外,沒有人聽到他聲嘶力竭的吶喊。在這場大戰臨近尾聲的時候,歐洲君主的共識是: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吾皇立吾宗)。當基督教在戰場上被擊敗的時候,其信仰在思想市場上也就迅速貶值了。


不過,啟蒙思想在歐洲文明上的核心地位,不僅僅是建立在對于基督教的批判之上的,還有科學精神的出現和傳播。在蓋伊的這套兩卷本的書中,下冊更偏重于科學在啟蒙時代的傳播,這當然是啟蒙運動無可爭議的關鍵遺產之一。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這樣的人物應當進入萬神殿,但是狄德羅、伏爾泰、康德同樣是人類思想星空中最閃耀的星,他們立論的依據和目標之一:所有的人類不僅僅是一個“種族”,而且分享共同的價值判斷的基礎,追求同樣一種幸福,因此是同一個人類的大社群,這現在仍是我們的某一種理想。不過,啟蒙哲人究竟做出了那些貢獻,以至于謝林曾經承認,“整個現代的歐洲哲學,就是啟蒙運動到如今的哲學”呢?


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在本書作者蓋伊看來,啟蒙哲人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們開啟了一種現代的“批判精神”。這不是特別新鮮的議論,如作者在書末承認的,這樣的觀點來自于啟蒙運動更早期的研究者卡西勒。通過啟蒙運動,批判精神確實滲入了歐洲的精神血脈之中,從此,歐洲走向了一個開放的,持續進步的,不斷重審和內省的歷史進程中去,這個過程的一個節點(不是終點)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性。啟蒙哲人雖然對于理想的未來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但是整個歐洲卻開始徹底思考人類將向何處去,為什么這樣的終極問題,最終的答案是籠統又清晰的,那就是人類應該走向更加文明的狀態(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在這條自我批判和自我提升路上,沒有終點又沒有盡頭。這條路上并不是沒有歧路的,比如卡爾·貝克爾所稱的“理性烏托邦”之路,但是,總體來看,傳統——一個建構在對于一套思想綱領的反復詮釋的安全和穩定的牢籠——被打破了,前面是全新的領域。


需要澄清的是啟蒙哲人們并不只是懷疑論者。在開始思考哲學問題的時候,每個人也許都會問自己:“我如何才能真正了解一件事呢?”古希臘的懷疑論者就是這么開始思考的。對這個問題最極端的回答——我們無法真正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所有的正義和真理都是相對的——導致詭辯的產生。時至今日,還有人喜歡把這種看上去有點聰明的說法掛在嘴邊,作為自我放棄的藉口,或是罪惡的辯護。即便不走到詭辯的極端,古代的許多智者仍然屬于懷疑論者,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叫卡爾內阿德斯,他作為外交使團的成員曾經去過羅馬,第一天他發表演講,聲稱宇宙中有固定的法則,而今天公民社會的運行,就是靠這些法則來維系的,發現這種法則,就能夠實現公平和正義。第二天,他發表了另外一個演講,聲稱宇宙只是一系列原子的混亂構成,社會是完全人的創造,法則也都是人來制定和維護的;因此,我們需要用人的理性討論,找到一套關于社會規則的方案,這樣才能實現正義。在這兩天中,他都受到了聽眾熱情的歡呼,而且這兩天的聽眾其實基本相同。很快,羅馬就把他驅逐出境了,生怕他污染了年輕人的心靈。


啟蒙哲人不是卡爾內阿德斯這樣的演說家,他們很少鼓動群眾——在18世紀的法國,群眾主要是農民,伏爾泰覺得他們是無可救藥的一群人。啟蒙哲人雖然懷疑,但是更希望通過懷疑找到對于懷疑論的解答——也許貝克萊主教是唯一的反例,他比古代的懷疑論者走的更遠。大多數的啟蒙哲人不想,也不曾成為真正具有原創思想的“哲學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巴黎文人,生活在財富和門第的保護網之下。他們的批判是從對于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怪現象的諷刺開始的,后來發展到諷刺某些身居高位的人,然后才發展到對于當下制度的不滿,對于改革和進步的追求,還有一種對于未來的更好的社會的愿景。他們從懷疑出發,認識到自身和當下的不足,但是最終還是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得到解決,缺點能夠被彌補。至于說啟蒙運動導致了后來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世界主義,還有無所不包的現代性,則是把啟蒙運動作為一種大歷史中的范式來看待,而不是小的歷史中的一場運動。


在中國談論啟蒙運動的人,自梁啟超以來,就更偏向于把它當作一個歷史范式,而不是一個特別具體的歷史進程來闡釋的。余英時先生曾經特別警告過西方歷史的“比附”(analogy)是危險的。這是審慎的建議。有時候,我們太習慣于把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依次放到一個鐵質的軌道上去,并且強調只有在這條軌道上前進,我們才能完成所謂的“現代化”。其實,現代性有其全球起源,把西歐歷史當作一種普世的人類經驗是不可靠也行不通的做法——這和是否承認啟蒙帶來的普世價值無關。如何去現代化是歷史路徑問題,啟蒙宣揚的理念是否是普世和現代的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我們可以宣揚啟蒙思想家提倡的價值,但并不一定要按照他們的方式去“啟蒙”人民。


其次,把啟蒙作為一種革命的序曲和前奏是一種歷史想象,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但是號稱啟蒙運動導致革命的觀點一定是站不住腳的;羅伯斯庇爾喜歡讀孟德斯鳩和盧梭,可是他在雅各賓俱樂部也打碎了愛爾維修的塑像,并圍堵《百科全書》派的成員。幾乎沒有什么啟蒙思想家支持革命,更談不上說鼓吹為了革命需要做出犧牲和制造恐怖了。


最后,在某種極端的語境中,啟蒙運動似乎帶上了某種救世主的身份,“通過啟蒙完成.......”是一種并不罕見的表達。近代中國常有一種全民改造的歷史方案,先知先覺的思想者希望“喚醒”民眾,希望“創造”新民。這些比喻停留在紙面上也就罷了,如果在某種社會工程學的理論下付諸實踐,特別還搞成一種權力驅動的群眾運動,結果則往往是反的。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個人、自由和一切人權。為了去除所謂的蒙昧,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奉同一種思想,而且去迫害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們,這樣的啟蒙是進一步欺騙,蒙蔽民眾的借口。那是對啟蒙的褻瀆。


像啟蒙時代的哲人一樣,今天的許多思想者也追慕古代的榮光,希望打破嚴酷的思想統治——這是一種自然的道德渴望,也是人生來的解放訴求。但是,稍有歷史感的人都能意識到,狄德羅的時代是不存在也回不去的,20世紀的極權政府遠遠比他們18世紀的同行有效率的多得多——今天,百科全書的四千位訂戶隨時都可能被扔進秘密監獄或是勞改營,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已經呆在里面等著他們了。啟蒙運動無力,也無需對于今日知識界對于說真話可能承受的苦難做出提示和解答,流放、監禁和死亡都不是那個尚可以稱得上是溫柔而優雅的時代常見的主題。我們也許會像啟蒙哲人那樣回到古代,回到自我,在那里也許有光,那是無邊的黑暗之中,蠟燭的一縷搖曳的微光吧。不過,正是憑借這微弱的光,正是憑借著記錄在《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中的那些直言片語,我們可以控訴二十世紀以來的種種罪行,并且渴望一個更有智慧和德性的社會,那正是啟蒙哲人的希望。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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