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史評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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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山水微言

來源|關天茶舍


摘要:胡適“暴得大名”,雖有運氣,更是實力。他是中國新文化的引進者、啟蒙者、開拓者,在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開風氣之先,領時代之先,其思想方法和學術觀點影響深遠,澤被后世。



胡適(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入康乃爾大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

  

文學革命 暴得大名

“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這首20世紀80年代初流行的臺灣校園歌曲,名叫《蘭花草》,改編自胡適1921年10月4日寫的白話詩《希望》。


胡適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最大、最深、最遠的貢獻,是他首倡白話文運動,掀起“文學革命”,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第一部白話學術論著,他的《終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話戲劇,他的《短篇小說》是第一部白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集,他的《嘗試集》是第一部白話詩集,白話詩《希望》就是其中一首。這些均為開山之作。


《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新文學的“八不主義”,是胡適的成名之篇。先在《留學生季報》發表,反響風平浪靜,泡沫都沒起一個,又抄了一份寄給國內的《新青年》。陳獨秀獨具慧眼,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發表后,文章轟動全國,胡適風靡學界,成為文學革命的“宣言書”、“播種機”。胡適當初沒想到,“一稿兩投”竟然無心插柳柳成蔭。歷史吊詭之處在于,這篇大作拉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帷幕,卻用文言文來寫。


胡適打響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槍”。陳獨秀接著寫了篇《文學革命論》,首提“文學革命”概念,狠批“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比胡適的“火藥味”更猛。胡適繼陳獨秀之后又寫了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剛出道、出名,典型的文藝“小鮮肉”,鼓吹“革命”還有些心虛,所以標題中加了“建設”兩字緩沖。


陳獨秀、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雙子星座”,或者說是“雙發動機”。兩人帶領志同道合者推波助瀾,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勢。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 4月再發通告,分批廢止舊國文教科書,逐步采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其他各科教科書也“參改語體文”。流行了幾千年的文言文,僅用3年多時間,就被白話文取代了。


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演講中認為,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周策縱在《胡適對于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中評價,“白話文在一切寫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是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感慨:“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也不矯情,毫不吝嗇地稱贊了白話文的作用和地位。認為語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內容的更新無從談起。白話文運動就是中國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破除掉第一層“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他在《嘗試集自序》中寫道,“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在《口述自傳》中又說:“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樣。”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舊文化難免有碰撞、有火花。蔡元培主掌的北大“兼容并包”,各式學術大腕云集,趣聞逸事也多。黃侃推崇“國故”,師從章太炎,瞧不起新文化。這個“狂狷”思維敏捷,口才了得,與胡適涇渭分明,互存芥蒂,常調侃胡適。


例如,黃對胡說:“你口口聲聲說要推廣白話文,未必真心。”胡不解,問何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不應叫胡適,應叫‘往哪里去’才對。”又如,黃侃常在課堂上大罵新文化,大罵胡適和師弟錢玄同。“假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話文發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只須‘妻喪速歸’即可,光電報費可省2/3。”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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