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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東方歷史評論 陳徒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陳徒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58年初,凌厲的高校“雙反”運動開展不久,中共高層竭力推動的教育革命運動相伴而生,迅猛發展。休養、賦閑多年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此時已獲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一職,以果敢、負責的姿態走上前臺,很快成為此次文教口運動的積極推手和重要謀劃者。


他花費不少時間到全國一些地方宣傳毛澤東重新表述的教育方針,再三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還是相分離,這個問題是社會主義教育和資產階級教育的根本分水嶺。”回到北京后,他感到各地研究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要比北京走前一步。1958年6月5日在中宣部召開的政治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狠狠批評了北京市:“北京比其他地區落后了,在這個問題上阻力很大。北京是個文化城,這種阻力存在于資產階級教師,也存在于黨員身上。”(見會議紀要原稿)


對于各地一時興辦的各種新型學校,康生贊不絕口,不遺余力地支持、推薦。1958年6月10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他一開口就提到河南孟津翟原合作社辦了一所紅專綜合學校,計有十七個系。合作社也能辦起大學?針對與會者的疑惑,他大聲地說道:“這是你們過去腦子中所不敢想的。這是個什么樣的問題,大家要研究一下。很難說這不是正規大學,也許這正是共產主義大學的萌芽。”他又提到一例:河北徐水縣水利修得很好,他們為了掌握水利等技術,就順便辦了一所大學。他總結道:“我們要十分珍惜群眾的天才創造,否則就是落在群眾后頭。”


北京高校方面在催促之下奮力追趕,各校戰況連續上報。1958年8月,市高校黨委整理一份《高等學校半年來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一些基本情況》,這是一份手稿,文中的諸項數字不斷被紅筆改動,越添越大:


目前已建工廠544個(其中鋼鐵廠13個,機械廠49個,電機廠102個,其他380個),有3萬多人參加校辦工廠勞動,有7.3萬多人參加勞動。有1.2萬多人參加學術批判活動,批判對象有馬寅初、馮友蘭等248人,寫出1646篇批判文章。各高校還發動4.4萬多人新編教學計劃454種,編出教學大綱1029種,寫出講義559種,教科書114種。群眾性科研已完成18460項,有1279項達到國際水平,2635項達到國內先進水平。最讓康生欣然的是,北京高校一旦破除迷信,其大膽和想象的程度不遜于外地。譬如北師大歷史系,僅憑簡單的文科力量,經過摸索,先后辦了造布、鹽酸、干鋁、景泰藍、水泥五個廠,在工廠中還辦了1所大學、2所高中、9個初中小學。外面景泰藍學徒工學會基本操作需4個月,而歷史系景泰藍廠師生實際學了9天就正式投入生產。(見1958年8月12日《高校黨委討論生產方針會議》)


1958年8月2日,康生在河北省委召開的教育會議上,情不自禁地說道:“去年誰也沒有想到畝產稻子15000斤,我沒想到,你們哪位先知先覺的同志想到呢?如果去年有人這樣想,就會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看病去了。我們真是一天等于20年。”他繪聲繪影地講述了在北師大了解到的情況,所銘記的細節讓他難以忘懷:“北師大文學系辦煉鋼廠,這簡直是不敢設想的事,天熱,冒著雨到處去勞動,積累資金,拉著大板車到處去找耐火磚,拆除山墻上的耐火磚,再給他們壘起新墻。這種行動感動工人、廠黨委同志,幫助他們進行這一工作。”(見會議記錄原稿)


在那段時間內涉及教育革命,在中央一級領導人中,康生的講話應該說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掌握的材料最翔實,在擺弄理想國的文字游戲中最為投入,同時也就很容易為材料的虛實所糊弄、為細節的真假所捉弄。



從1958年7月上旬開始,康生到北京市各高校巡視,作為中央一個方面的負責大員,跑的學校之多之細堪稱史無前例。


從當年的簡報中摘錄幾段,可以拼湊出他的工作路線圖和不厭其煩的工作態度,也可看出他的陶醉和傾心:


7月12日在北京醫學院。在藥學系參觀學生自辦的化工廠、制藥廠,看到席棚建廠房,實驗室當車間。他說這個方向正確,學校辦工廠,要下決心,把自己放在最窮的基礎上,愈窮愈有勁,愈富愈容易“思想腐化”反而慢了。


7月14日在師大。黨委副書記張斧匯報今年計劃辦42個工廠、13個車間,其中已建、擴建12個工廠和5個車間……康生說方向走對了,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工廠和學校,每一個班都可以辦工廠、學校,師大有200多個班,今年至少辦100多個各種類型學校,每個黨委委員都要帶頭,試辦一個大學,這樣桃李滿北京,人家自然而然就歡迎你們師大了。學生沒有畢業就開始辦學校,當教師和校長,這也就是“多面手”。


7月14日在航空學院。看到正緊張試制“北航一號”飛機,看到標語“苦干三個月,10月1日飛上天見毛主席”時,他很高興問:“十一上天,有把握嗎?還有什么困難?誰來駕駛飛機?學生能不能學駕駛?”他說上天不是簡單的事情,檢查教學工作和科研的成績就看能不能上天。


7月15日在鐵道學院。對該校很滿意。運輸系學生做搬岔員,電訊系學生做電訊維修工作,這樣既可以參加體力勞動,又可以接觸實際,在這個基礎上,教學將發生重大變革。他建議每個系建立一個工廠,每個班也要建立一個工廠。


7月21日參觀人大。看到學生正在挖人大湖,場面很熱烈。他說:這可以叫做“人民大學的十三陵”。提議拍電影,讓報紙雜志登一版,這場面就是文化革命。他指出,如果這個湖作為游泳池又與生產不大結合,值不得。勞動應該用在與生產的結合上。學生當場同意把湖變成養魚池。他對哲學系的肥料廠、工業經濟系的煉鋼廠、貿易系的商店表示滿意。(見1958年7月市高校黨委《康生同志在北京醫學院等談話紀要》)


在緊張走訪的同時,康生又一頭扎進7月初籌辦的北京高校紅專躍進展覽會。這個展覽只經過5晝夜的布展就匆促開幕,開幕那天晚上,林彪、康生、陳伯達、楊秀峰等人來到會場,其他領導人匆匆看后就離去,唯獨康生看得非常仔細,陪同人稱為“邊看邊問邊研究”。據市高校黨委7月4日簡報記載,康生那天晚上費時3個多小時,只看了清華等3個學校的展品,直到晚上11點才離開,他意猶未盡地說:“還要再來參觀兩三次。”當晚他對大學辦工廠最為推崇,甚至有了突然而至的念頭:“應結合專業辦中小型工廠,中小型投資少,收回快。教授有錢,應拿出來投資辦工廠,哪怕公私合營也好。”


果然,康生又先后來了兩次,興致勃勃,談興甚濃。他一一地數落著,生怕遺漏什么:“清華在籌建重型機械、電器電機等工廠,鋼鐵學院準備建立一個年產10萬噸的鋼鐵聯合企業,石油學院建立的工廠已經在七一出油,就是北大也建立了二十幾個工廠,昨晚才知道,人大也有工廠,這是我沒想到的事情……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一個門路,不論大學、中專甚至中學都要辦工廠。”有人插話說:“南京有一個初中已經建立3座小高爐。”康生一聽大喜,說:“趕快寫個報告來,我們坐在北京落后了。”(見1958年7月11日市高校黨委《參觀紅專躍進展覽會的意見》)



康生對此期間涌現出的新生事物一概持支持的態度,他自己愛用“冒叫一聲”之語來形容喜歡的程度。譬如北師大讓教師、學生各編一個教學大綱,然后攤出來展開辯論,康生對這種美名曰“唱對臺戲”的做法頗為贊賞,認為是實行群眾路線的創舉,哪怕編的大綱有些缺點,甚至失敗,但是這個方向仍然是對的。他指定北大也要采取這種辦法,邊破邊立,在下學期開學前編出教學大綱。


吉林省新出了一個行政措施,就是讓長春地質學院同時兼任長春地質局的工作。這也讓康生高興一陣,因為覺得高校替代地方行政機構,可以不花政府經費,也解決干部編制問題,也讓師生接近群眾。7月15日康生到北京工業學院,以此為例暢談一番:“學工的學生還可以變成特種兵,又是工人、炮兵,學校利用空地辦農場,還可經營商業,這樣工、農、學、兵、商都全了。”北京航空學院將體育館改為飛機裝配車間,康生得知后馬上趕到學校查看,現場一片躁動雜亂,沒有什么頭緒。康生看后認為很好,并由此發出新指示:各學校擠一下,可騰出一些房子搞生產。


在航空學院轉了一圈,康生覺得建的花壇太多,操場過于講究,占地也大,心中頗為不滿。他說:“一般大學可以種菜、養豬,很重要,少種點花,多種點菜,多種點糧食,肥料不成問題。養豬飼料成問題,但人多,總有些剩菜剩飯,光涮鍋水就不少。”他細算一下,航空學院7000多人,一天尿多少尿,大便多少斤?由此康生堅決反對在農業學院設立“城市綠化系”,他說,還是少搞些綠化,多搞些生產,多搞些革命之花,總路線之花,馬克思主義之花。他指責現在學校綠化是大觀園式的,以怡紅院為標準,占地太多。當他在郵電學院得知該校今年已取消修建辦公樓的計劃,認為是革命化的舉動,連連稱贊。他提到廣州中山醫學院兩個院長和一個科長、兩個秘書,五個人擠在一間小屋里辦公,值得表揚提倡。他問在場的學校負責人:“學校錢太多,太闊氣,對青年學生有害處。青年人一生四分之一時間(17年)在學校,長期不接近工農群眾,又過著闊氣生活,怎么不變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見1958年7月市高校黨委《康生同志在北京醫學院等談話紀要》)


康生看到北醫的兒科大夫脫了白衣服而換上花衣服,驚喜地表態說,這可以消除患病兒童的恐懼,小兒科大夫就應當如此。大夫穿白衣服也是迷信,讓病人感到好像進入殺場或廚房似的。(見1958年7月8日《北京市高校、中專紅專躍進展覽動態簡報》第6期)兒科大夫穿花衣服上班,此類新鮮事足以讓康生著迷一陣,連夸數次。



康生對人名和數字似乎有一種本能的超強記憶,可說是過目不忘。正逢反右烽火初燃之時,康生已經顯示他全面掌控“敵情”資料的能力。


1957年8月22日在北京馬列主義教師報告會上,他一口氣點了很多高校右派師生的名字,講得之細令人吃驚。


他甚至說到北師大一個弱小、不為外人所知的學生團體“底層之聲”。他把清華政治課教研室43人的左中右情況講個通透,歷數大多數人的底細和現狀,有聲有色地發揮著。看了當年未經審定的記錄原稿,不得不嘆服他的高度的戰斗性和過人的默記能力。康生對收集來的材料有嗅覺,而他自己也愿意“摸底”。1958年初春時,他就說:“我最近在北京的12個大學和15個中等技術學校里摸了摸底,大學機床共有937架,中技有600架,合計有1400~1500架機床。”以此證明生產潛力很大,學校進行生產完全有可能。憑著對數字的熟悉,康生時常“糾正”和督促高校工作。一次北京航空學院匯報1958年準備生產產值104萬元,康生聽后說了一句:“我冒叫一聲,太少了,人家技工學校還生產210萬元。”結果航空學院負責人只好改口為200萬元。


康生對高校房屋造價一度較為熱衷,到哪都要先審視一下校舍的經濟合理程度,一再申明勤儉節約的要義。他個人一直很喜歡清華大學1956年蓋的23元一平方米的教室,認為既低廉又實用。1958年6月新華社報道說,郵電學院每平方米造價89元,是北京新建學校中造價比較低的學校。他一看就極為不快,批評說:“這與清華大學23元的房子相比要高多了。”


差不多同時,康生又從《北京日報》讀到一條消息,說北京有24個大學今年提出基建21萬平方米。這招惹他更大的不滿,在6月13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華北小組會上大發其火:“據我看,21萬平方米有大多數是不必要新建的,如圖書館等,北京學校的圖書館不是少了,而是多。學校一擺場面,實際上對學生思想是有毒害的。


學生進了那樣闊氣的學校,怎么能有勤儉建國的思想呢?”(見《康生同志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華北小組談新建校問題》)


在審查化工部報送的北京化工學院的建院計劃時,康生當即提出,我主張在北京新辦大學,就辦個新式的學校,打破過去辦學擺排場那一套,在北京找所舊房子把學校快辦起來,我看是可能的。他提議,新建房子除了必要者外,一般的要將造價降到30元左右一平方米,超過不行。他帶點嘲諷地語氣說:“如果我們有馬列主義,在露天辦學,也還是有馬列主義,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是進皇宮也是沒有。這一點北京有些學校還沒有提高覺悟。”


從教室的造價又波及學校的經費、學生人頭費,康生在許多場合一再過問。7月初參觀北京高校紅專躍進展覽,他屢屢問各校講解員學校每年多少經費?很多講解員答不出。他到鋼鐵學院,了解到鋼院一個學生一年要花國家1500元的時候,連聲說道:“太高,太高。”他說,花錢多,不僅是經濟上損失,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損失。他指示在場的北京市高校領導:明年一定要降低到700元,1962年要降到500元。康生已了解到北大、清華每年培養一個學生的費用尚需1000元,但他認為東北工學院已減到600元至700元,兩校還是有縮減的空間。他坦承:“我的想法是培養一個大學生,一年只用300元左右,大概是5個農民的生活費。”名校一年人頭費降到300元,實際上已是難于操作,但康生計算時是與5個農民的生活費掛鉤的,卻是別具一格。最關鍵的一點是,他始終認為“錢越多”,學校越容易落后。



1958年6月上旬中宣部召開政治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行“一邊倒”的全面批判,叫打聲一片。6月5日康生應邀到會講話,以較多的篇幅對學者教授猛烈的“掃射”“開火”,適應了會議的主題需要,引發會議的一個小高潮。


細細品察他的發言記錄,可以說是全篇火藥味充足,信口開河,口無遮攔,把人與事罵死說絕,極盡嘲諷之能事,絕不是有相當學養、有身份的人所應該做的:


馮友蘭的哲學,說什么抽象的意義,實際上他的哲學并不是什么哲學,說好一點是語言學,只是玩語言上的詭辯,如把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一語,抽出“學習”這個詞,就說其有永恒的抽象的意義……這是什么哲學呢?這不過就是語言上的用語而已,說得不好一點,簡直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那里詭辯。張岱年去年寫的荀子的哲學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學習雜志還給登了,真丟人,那些人就欺騙我們不知道,其實,翻翻荀子的書,查對一下就知道了啊。張岱年有什么實學呢?只是詭辯,現在已成右派了吧。(見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開的政治理論教育工作座談上講話》)


把久負盛名的馮友蘭、張岱年說得如此不堪,而且不講任何學理,到了隨意謾罵、惡意裁定的地步,對高級知識分子如此蔑視和打擊,應該說康生在中共黨內立下了可怕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康生對延安來的、在中央黨校和人民大學任教的馬列主義老教授,也同樣口中不留情,他譏諷說“:他們的馬列主義只能講,只能寫,只能出書,但自己不能實行,越教馬列主義,自己越是個人主義。”這看出他待人的嚴苛標準。


在膨脹的運動環境中,生性敏銳多疑的康生一遇不適就開始發脾氣,有時是雷霆大火,不可收拾。名聲傳出去后,令京城各高校領導有畏懼之感。7月17日到農機學院,看到會客室鋪著地毯,擺著幾套皮沙發,康生大怒道:“雙反后這些鋪張浪費還未反掉,學生在這環境里住五年,怎么還能到農村去工作?這樣鋪張浪費,對學生思想影響很壞。”他責令:“校部辦公室應當立即從現在的房子搬出去。”學院領導匯報今年增設農田水利、農機制造、電氣化3個系,康生問3個系怎樣辦,培養出學生干什么?學院領導說不出來,只講蘇聯是如何設置的。康生不快地說:“要眼睛看著中國,不要眼望蘇聯,不要躺在蘇聯身上。”


一聽學校畝產平均只有130斤,他氣憤地說:“有什么臉見農民?農民為什么要出錢辦這個學校?說明這個學校沒有存在的必要。”他限定農業部高教局搬到農機學院住3個月,限半年時間辦好,否則學校也不必要存在,高教局也不必存在了。


7月19日康生一進農業大學,看見學生戴著眼鏡,衣服很整齊,尤其女學生還燙頭發,搽胭抹脂,深感不順眼,認為不像革命的勞動者的模樣。他對校方說:“沒有抗大的革命氣氛。”當時農大是以蘇聯為教學模板,蘇聯是8月份割麥,學校只能組織學生8月去氣候與蘇聯接近的黑龍江實習,而中國大部地區是5月份割麥。康生一聽此匯報就炸了:“我的天呀,不在5月份而在8月份出動割麥子,為什么?5月份割麥子不是先進經驗?5月割麥子行不行?不行。這樣的學校就在我們的眼下,但是我們不知道。”氣憤之余,他嚷嚷要到琉璃廠買個匾,上面刻個“難得糊涂”四個大字送給農大、農機學院。


康生說:“農民對農業學校將了一軍,農民畝產5000斤,農大趕不上,就坐不住。”他回去后即向毛澤東匯報,建議農科學校全部下鄉一年。毛同意,由此釀成農科學校向農村的大規模搬家,成效不多,后患無窮。康生批評損人頗有力度,說話帶刺,愛炫耀,愛觀察他人被他“將一軍”之后的反應。從1958年7、8月《高校動態簡報》中可以順手編出不少康生的段子,譬如他說:“北大也被將了軍,農民作的詩,一捆一捆地往外送,北大中文系一本也不來,這算什么文學系?”


他告訴北京醫學院學生,他與北京醫院主治大夫論爭時曾說過:“人是高級動物,但不是狗,然而不少醫生把病人當狗一樣看待,去醫院門診部,讓病人爬上很高的床就是一例。北京醫院的病人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不懂得共產黨人的思想狀況、心理狀況和生活規律,就看不好病。要懂得從社會科學角度對待病人。”有時他會突然問學生:“當什么左派?”學生定一定神說:“當無產階級左派。”他就說無產階級左派還有左中右之分嗎?說到盡興時,康生也會偶爾流露出幾分閑情才情。他自稱愛看雜書,什么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拿來看一下,當作休息,一個人的知識面不要搞得太窄。他輕淡地說:“看南史,知道了‘徐娘半老’的出處。這女人的風格很有味道,此人漂亮得很,又好喝酒,大概也吊一點膀子。”(見1959年5月11日《康生關于理論工作問題的報告》)這種話語與他的政治常態反差較大,見出他學識的蕪雜特異。



到了1959年中期,大躍進已露疲乏之態,教育革命運動實際上難以為繼,逐漸降溫,收拾殘局。高校校辦工廠倒閉居多,學生停課參加生產勞動也遭非議,一時風聲驟變。北京市委討論后,只能大度、無奈地表態:要拿得起,放得下,反對人為緊張。


康生同樣感受到其間的問題所在,思想上有所掙扎,斗爭鋒芒大大收斂,表態也漸趨于平和,對一些過左的做法開始阻止和批評。可以從一些對話中看出康生最早思想變化的端倪,1958年12月27日在聽取三個醫學院匯報時,對大夫業余寫詩、醫學院花較多時間煉鐵等現象,他首次表態說:“有左的情緒,要減少不結合專業的勞動。”對重視勞動、輕視學習的傾向表示担憂,他說:“這一學期讀書是少了,一時可以,長期不行。現在隨便停課,不行。”他直言批評了一些做法:生產部門把學校看作勞動調配所,文化部要把全部黨史系、歷史系學生都抽出來搞歷史博物館,教育部明年要提前畢業1.4萬人。他說:“把學生抽去,破壞上課,把學校搞垮,這算回事?”(見1958年12月27日市委大學部《康生同志找三個醫學院校匯報紀要》)


當時北京不少文理科大學生到學校圖書館看書,身邊總要帶一本《紅旗》雜志,聽說支部書記來了就趕快擺上《紅旗》,以免有白旗的嫌疑。康生1959年5月11日在理論工作會議上介紹了此現象,在中央領導層中較早談及這個問題:“這是要不得的空氣,希望大家打破怕讀書的空氣。”


也在這次會上,康生相隔不到一年,首次自我更正了對馮友蘭的態度“:我現在對北大的馮友蘭先生采取歡迎的態度,比如他的哲學史的抽象的繼承,人家作了一本書,進行自我批評,你為什么不歡迎人家?他作的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不堪往事重回首,四十年來作逆流。’人家承認這一條就好嗎?所以我說要歡迎人家進步,總要與人為善,要采取歡迎的態度。”(見1959年5月11日《康生同志關于理論工作問題的報告》)1959年2月教育工作會議上,康生報告中認為學校參加全民煉鋼運動,誤了點課,和所參加的勞動成果比起來,是微乎其微的事情。過去整風反右不同樣是耽誤一些課嗎?但他也承認工作有片面性,勞動時間安排得多了一些或安排得不夠好。在這語意的轉換中,委婉地折射他的內心猶豫和些許不安,有時還忍不住替自己辯解一些。他說“:去年大刀闊斧地干了一下,今年我們的工作要精雕細刻。”他檢討自己去年有些話有過火的地方“:如‘學校不等于工廠’我說過,但‘學校就是工廠’我也說過。我的意見是想說明學校還是應以學習為主,我們學校工作中還有些問題應該加以安排調整。”(見1959年2月4日《張文松傳達康生、陸定一等同志在教育工作會議的講話》)


康生在1959年2月與劉少奇談話時,反映黨內有三怕: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攻,怕算賬派,怕把成績估計小了。劉說三怕不必要,但三怕是有根據的。劉安慰說:“主席講過,‘教育革命是件大事’。難免有些偏差,或有些地方質量降低了,經驗不夠要繼續摸索。”兩人商議了幾點:拔白旗,有就拔,不要亂拔;在學術上還是提倡百家爭鳴,造成環境使人敢說敢爭辯,講錯了也不要急于反駁,作結論;有的地方用反右的方法用在學術批判上,不要都采用斗爭的辦法,斗爭什么要掌握政策。(見1959年2月《少奇同志的指示》)


此后康生的發言比較謹慎穩重,很少說過激之言。


一兩年內北京高校不斷流傳康生的講話精神,大都為人們所接受、所歡迎。如,1960年5月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聶真在常委會上傳達康生的意見:“過去一般斗人不少,批判過多,今后不宜再搞批判斗爭了。”市委大學部吳子牧1960年5月也轉述康生的表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已基本形成,知識界受國際修正主義思潮的影響較小,不宜批判過多了。”(見1961年11月14日《市委高校干訓班簡報》第8期)康生作為文教主管,改變自己年前的行事風格和思路,能夠在特殊困難時期降低和控制大批判的調子,有效緩和斗爭氣氛,這一點也是顯明可見的。


1959年7月,北京建筑工程學院黨員干部盛洪林向上反映說:該校有4個班從1958年2月份開始至今先后參加了十三陵水庫、懷柔水庫、密云水庫等工作,將近一年半的時間沒有上過課。由于長期未上課,學生思想波動,家長向學校詢問。康生7月11日將此信件批給陸定一閱看,只寫了一句話:“這事太不合理了。”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接到后于13日批給市委文教負責人楊述、宋碩,批評道:“學校長久不上課,你們不管如何是好,請即研究解決。”康生以此方式催促解決,促使學生返回學校并補課。(見1959年7月15日《要求從密云水庫調回北京建筑工程學院中技部學生的請示》)



1958年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開展了群眾性的批判運動,官方事后總結為“加強黨的領導,鍛煉新生力量”,“破除了對資產階級教授的迷信”。


但1959年7月黨內一份秘密工作報告認為:“由于去年的學術思想批判運動還有不少缺點,被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大多數內心不服,害怕群眾再批判他們,在運動后的一個時期內一般不敢講話,心情很不舒暢。”主要癥結在于運動中亂扣政治帽子,多數人圍攻少數人,思想改造要求過高過急,學術批判缺少科學的具體的分析。(見1959年7月1日市委大學部《對北京市高等學校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草稿))為了消除這種消極氣氛,市委大學部從1958年底以來試圖召開幾次小型學術討論會,來扭轉整風反右以來學術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敢講話的現象,但教授們始終持冷淡的觀望態度。1959年有了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的機會,市里決定以展開五四學術討論的名義來緩和與知識界的緊張關系,先從哲學、邏輯學、經濟學、心理學等方面學術會議入手。但是大批判的火藥味尚未褪盡,僵局無從打破,市委意識到這些討論會很有可能開不好。鑒于組織工作的混亂,關鍵時刻市里亟待強力援手,康生于四月底出面召開會議,明確了五四學術討論會的舉辦方針,對于幾個規模較大的討論會的開法提出了具體意見,督促大家抓緊討論會的準備工作。康生的講話精神傳達到各校,在黨內層面上統一了政策上的認識,迫使黨員干部降低姿態,及時糾正了不利討論的過左做法。哲學史討論會是由北大、人大、哲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最初決定討論中國哲學史的繼承問題,想以批判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性為中心。


此舉遭到康生的強烈批評,他指出現在我們正想緩和學術界的緊張空氣,馮友蘭在政協發了言,又寫了《四十年的回顧》,承認自己“四十年間作逆流”,應該歡迎他這個進步,不宜于在這次討論會上圍攻他。況且對于抽象繼承說的批判我們也準備不夠。一經康生的攔阻,主辦者這才在會前臨時將主題改為“老子哲學問題”,同時為防萬一,對于有關繼承問題的發言內容事先都摸了底,并向發言人個別交代了政策,生怕無端刺激馮友蘭。哲學史討論會爭論熱烈,任繼愈與關鋒、林聿時就老子是唯心主義者還是唯物主義者相爭不讓,聽會的馮友蘭覺得有材料有分析,頗為欣悅地說:“這次多少有些真刀真槍。”


聽到這樣的結果也讓康生稍許輕松和寬慰。他又想到過去報刊學術批判時的用語尖銳、負面,再次指示:“關于這次學術討論的報道,凡是報道學術上的爭論涉及人名,事先都要送給學術工作者本人看過,得到本人同意,這樣做使得學術工作者覺得自己的學術見解是受到尊重的,也避免了報道上的差錯。”(見1959年7月10日市委宣傳部辦公室《關于五四學術討論的情況報告》)新聞報道事先讓學者過目認可,這是以前所沒有過的現象,是康生煞費苦心的明智之舉。


五四學術討論會之后,市委予以高度評價,首先肯定這是安定人心的有效措施,光是1958年北大受批判的28位教授此次大都集體亮相,爭相發言,成效顯著。市委報告中說:“老教師和青年教師第一次坐在一起平等地、自由地討論各種學術問題。這是整風反右以后的新氣象,也是這次學術討論的主要收獲。”市委認為,這次學術討論會之所以開得好,在于善于觀察形勢,根據形勢來決定方針政策和會議的目的、要求,而這一切是“在康生同志的直接幫助下取得的”。


康生在他的工作位置上,施以糾左的能量,給學術界的轉機、調整創造有利的條件。這也與他先前一年的狂熱躁動形成鮮明的對比,與曲折多變的歷史軌跡相關連,他身上呈現的矛盾、復雜性足以讓我們捉摸、反思許久。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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