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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彭景濤:國人的雙重人格如何產生?
【觀點】彭景濤:國人的雙重人格如何產生?
在某些場合,他給人以高尚的正人君子和偉岸的理想主義者的形象;但在另一些私下場合,主要是行動上,他完全拋棄自己在公共場合宣揚的那些信念,只按自利原則行事。
共識網 彭景濤     阅读简体中文版

摘要
在某些場合,他給人以高尚的正人君子和偉岸的理想主義者的形象;但在另一些私下場合,主要是行動上,他完全拋棄自己在公共場合宣揚的那些信念,只按自利原則行事。





雙重人格是如何產生的?
彭敏濤


"如果你不能做一個好人的話,肯定不會是一個好黨員,也肯定不會是一個好官,也肯定不會是一個好警察。"


設想一個人站在你面前,慷慨激昂地講著這些話,你能否判斷出這個人的道德水平?


事實上,我們經常處于這種困境。面對一個在道德上慷慨陳詞的人,我們總是不知所措,這種窘態說明,高調的道德話語與實際行為的不一致已是身邊的普遍現象。


上面引用的幾句話,就是出自2015年3月落馬的內蒙古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之口。他涉嫌故意殺害與他"關系較為親密的一位女性",已被逮捕入獄。


而事實上,此人不僅在口頭話語中充滿道德感,還寫下大量飽含正能量的文學作品,由此也獲得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我們可以借鑒心理學的"多重人格"概念,稱這種現象為"雙重人格":在某些場合,他給人以高尚的正人君子和偉岸的理想主義者的形象;


但在另一些私下場合,主要是行動上,他完全拋棄自己在公共場合宣揚的那些信念,按自利、實利原則行事,是一種唯物質、唯利益的形象。


沒有人不痛恨這種現象,可是,我們似乎既不能改變這樣的環境,甚至也不能改變自己。難道真的沒有辦法了嗎?


不妨想得更遠一點: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這個問題十分復雜,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可以追溯其生長歷程。在這種歷程中,一定有某些因素縱容了扭曲人格的成長。


是誰制造了人格分裂?


一談到道德問題,就強調加強道德教育、理想教育——這是我們仍然在執行的邏輯。


可是,自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開始,儒家一直作為唯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以各種方式向社會灌輸、滲透。按上述邏輯,似乎不應當存在雙重人格的問題。


而事實上,這個問題又確確實實存在。怎么理解這種現象?


我們不得不回到“人與環境”這個古老的思考范式上來。人的成長一定會受到環境的影響,那么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大夫面臨著什么樣的環境?


他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一個官僚系統。儒家士人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平治天下,因此進入官僚系統,是他們的不二選擇。



但是,這個系統的運行規則是在法家理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與他們頭腦中的儒家信念存在相當大的沖突。


法家是一種赤裸裸的去道德化的現實主義思想,為了國家的富強和君主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動。這些行動包含許多權謀術和統治術。


比如,韓非子認為,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只需要兩種:殺戮和獎賞,他稱之為"二柄"。二柄要達到的效果是:“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這些理念均深深地滲透于秦漢以后的官僚制度之中。


與法家的現實主義不同的是,儒家強調的是一套理想的道德原則。對于一個進入官僚系統的儒家知識分子來說,他一定能感受到兩種理念、兩種政策之間的強大張力。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他必須學會陰謀詭計、左右逢源,必須學會趨利避害,但又必須堅守作為政治正確的儒家話語。


儒家和法家之所以能被結合起來,是因為統治者不但需要現實主義的制度設計來維護其統治,而且需要理想主義的形象來建構其合法性,培養臣民的服從精神。


這兩種思想在統治者那里各有不同的用處,但在目的上是統一的;可是對于一心要平治天下的儒家士人來說,很多時候卻會造成精神上的分裂。


如果我們像飛行員駕駛X-15飛機在10萬米高空俯瞰地面那樣俯瞰中國傳統社會,我們看到的結構可以用“陽儒陰法”來概括。


一個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人,如果他也采取陽儒陰法的行為方式,這不意味著他不正常,而意味著他理性。


阻止人格分裂的力量在哪里?


中國文化對分裂的自我似乎并沒有什么痛苦,也不感到恐怖。


一邊唱著道德高調、一邊做著自利的事情的人,極少反省自我的分裂問題。中國文化在字面上非常強調"反躬自省",但實際上十分欠缺自我反省。


顯然,如果看到儒家經典中對自我反省的強調,就以為可以通過反省自身的方式實現人格的統一,那么一定會上當。


因為儒家幾乎沒有對"人是什么"這個問題的思考,儒家關注的是人可以成為什么、怎樣確立一種美好的社會秩序。也可以說,儒家缺少對人的終極關切。




另一種力量——制度環境——是否有實現人格統一的力量呢?


其實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家領導層中有深刻的反思。


鄧小平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


"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可是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條件的。并且,建立什么樣的制度、怎樣建立制度,也是一件十分復雜的事。


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看,制度的改革問題可能需要很長時間。通過改良制度改變國人的人格分裂,就目前來說不是最有效的。


我以為,在人類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因素——科學理性,可以成為我們實現人格統一的力量。這種力量強有力地推動了現代化的各個方面的發展與變遷,其中也包括道德觀念。


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兩重人格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道德思維滯后于人的理性的結果。面對現代化的理性,我們在道德上卻仍然在執行傳統社會的道德邏輯。


我們仍然想要人為制造出一個神圣東西,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迫使人們在內心接受這個東西;我們仍然用道德來壓制人的技術理性,鼓勵和推行泛道德主義的思維方式。


可是,人們的理性所具有的力量——科學思維能力、經驗的豐富程度、視野的廣闊度、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掌握等,以及由此導致的對自我和生活意義的重新認識——已經遠遠超過了這種落后的道德思維。


這就是無視理性力量的后果。


同時,理性的力量應當與現代社會中的另一重要力量——社會力量——結合起來。


相較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崛起了一股新的力量——中產階層,他們與知識分子共同構成了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中國,這個階層開始思考生活的意義,希望在一個文明的環境中生存發展。他們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相對寬闊的眼界,會用理性的方法思考問題。


因此,我認為,要解決中國人的人格分裂癥,應在我們的教育和民間社會的發展中,運用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理性的力量,反思我們的信念與生活,確立新時代的信念,并付諸行動。


雖然在初步的反思中,可能會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但由于有理性作為共同的基礎,經過長時間的交流和現實檢驗,最終會形成信念上的共識。


(本文原載《同舟共進》2015年第6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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