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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臺灣報禁解除前后
南方朔:臺灣報禁解除前后
南方朔     阅读简体中文版

 

來源:《國家歷史》2008年
 
臺灣解除報禁于今已整20周年,南方朔的口述,也只是為我們提供經由他記憶揀擇后個人耳聞目睹親歷的片段。但正是這一個又一個片段,讓歷史在我們面前變得豐滿起來。

軟性威權到了尾巴

1972年,我進入《民主晚報》,這是一個很小的報紙,我的薪水一個月才1500臺幣。當時我已經是臺灣最好的臺灣大學的碩士,是第一個臺大碩士畢業當記者的,算是學歷最高的吧。我的專業跟植物化學有關,當新聞記者完全是不相干的,偶然進了媒體工作。

那個時候臺灣還是一個蠻落后的社會。在媒體發展的初期,記者是沒有地位的。報紙對低所得社會而言屬于高消費品,銷路因此不是挺多,它的生產規模小,加之新聞管制,不可能報道太多東西。所以無論從告知的效果,還是娛樂的效果講,媒體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民主晚報》的收入,在當時的臺灣還是屬于低等,不能活。所以沒辦法,我又去臺灣省政府辦的日報——《臺灣新生報》里面兼職,不是正式職員。晚報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報。《新生報》是官方的報紙,那個時代公務人員系統的待遇還好,加上日報的銷量在臺灣總體比晚報好,雖然是兼差,但還是每月領3800塊,兩邊收入加起來了就不錯了。

那時候,整個政治環境的白色恐怖開始慢慢變淡。根據臺灣的經驗,由一個很嚴密的威權社會,變成柔軟的威權,再由柔軟的威權轉變為開放,這個時間是很漫長的。

1972年,臺灣的軟性威權到了尾巴,尚未最終解體。當新聞記者不能亂報新聞,要老老實實,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摻沙子,不可以指東罵西,不可以跟異議人物有太多接觸……以免惹到麻煩。

我在《民主晚報》和《臺灣新生報》跑政治新聞,那時,如果不是官方發布的政治新聞,報出來就會有麻煩。那個泛權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東西。

新聞記者都喜歡跑獨家新聞,因為我在國民黨里面當官的朋友還挺多的,所以他們有時會說:老王啊,弄一點新聞給你。諸如此類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還不想發布的,甚至還是泄露了一點機密的消息。

我們小記者跑新聞,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單,報告我們今天跑了什么新聞。如果有政府機關沒有發布的獨家新聞,要特別注明。這種情況下,采訪主任或主編一般會把我們找去,說這個新聞既然政府都沒發,我看我們還是不要發好了。那個時候《臺灣新生報》這樣的官方媒體中就有這樣的麻煩。

安全室與黑資料

那個時代的報館,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有安全室,專門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貞的問題,匪諜的問題。任何一個單位都有的。在臺灣,衙門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遠之的部門。他們也就是兩三個人,到處串門,東打聽西打聽,然后記些資料,打小報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我跟《臺灣新生報》的社長也算是朋友,我遞了辭呈要去《中國時報》的時候,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我當年一來這邊兼職的時候,他就準備把我升成正式職員的(正式職員月入大概5000多塊),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見。安全室的權威是比社長大的,他不讓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職在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在進新聞界之前我就有黑資料,我碩士讀完,和一群學生搞團體,搞東搞西,被“調查局”抓到過。可是我們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們就說對我們寬大為懷,不辦我們。這種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務系統運作中都有,有個術語叫做“設局陷害”,也就是用一個莫須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辦你,讓你緊張,以后要跟他們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設局陷害的。我在做新聞的時候,很長時間內,總是有“調查局”、“警備總部”打電話給我,約我去喝咖啡,“你跑新聞有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啊。”

《臺灣新生報》在臺灣政治發展早期的時候,是一個案子蠻多的報紙。1949年國民黨到臺灣的時候,福建人占多數,財經界、農業界、媒體界有很多福建人。那個時候國民黨一下子來到臺灣,人很多,位子少,就斗來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慘。《臺灣新生報》早年還出過一些福建籍名記者,其中好幾個人后來都被判成匪諜罪了。所以報紙就成了驚弓之鳥。

那個時候臺灣的媒體,沒有一點關系是不可能辦的。《民主晚報》是政府里面一個管財務的官員退休下來辦的。《民主晚報》也沒有什么立場,那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必須根據上面的規則出報紙,還沒有特別敢跟政府唱反調的。

臺灣在很長的一個時段里,特務系統比較厲害,而且特務系統是直接進到印刷廠的。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都是檢字工人根據手寫的稿子檢字。假設是特務系統派的工人,他就會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給特務機關。特務機關根據筆跡就會知道是誰寫的,躲都躲不起來的。最先的時候,大家是用匿名寫,發現不行,筆跡會被認出來,后來就在把稿子交給一個雜志時講明,這個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檢字。每個人為了不讓別人知道自己,幾乎天天都換筆名的。我在《民主晚報》時開始給外報寫評論,都用筆名發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幾十個、幾百個筆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這個筆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雜志上發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后堡壘:<大學雜志>階段的量底分析》。那篇文章好幾萬字,很有學術味道。文章發表的時候,大學雜志已經關閉了。很多人還在猜那篇文章是誰寫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務機關都不知道。過了好多年才被別人講出來,所以沒有給我惹什么麻煩。

 

《大學雜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時候開始有的,我是雜志108個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條好漢。校園讀書人辦個雜志,上面會容忍一段時間,等雜志開始有影響力了,他們就會注意你。媒體管制也是看影響力的,報紙、周刊是最重要的,當然有電視以后,電視影響變得最大了,政府就開始注意電視。月刊沒有那么重要。《大學雜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學雜志》在我去《民主晚報》不久就被查封了。它最先的時候是很有校園特性的一個雜志,談些風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會變化,對新聞管制者來說無所謂。后來雜志的成員變了,開始關心本地新聞,談論本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比如它關心臺灣農村貧窮問題、政治不民主問題,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選的問題。這就碰到忌諱了,踩到了政府的痛處。真正有影響力就是在轉變之后,早期時沒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我們談論《大學雜志》一般都是談它的后期,

那個時候我是記者,很忙,有參與一點點,不是那么核心。后來雜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沒有什么辦法。那個時候臺灣軟性威權剛剛開始要瓦解,風氣還是蠻緊的。坦白說,可以辦個雜志作出氣孔,已經可以偷著笑了。雜志被禁了后,在時事圈算是個大新聞,大家罵成一團,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動是一個過程

1977年中壢事件時,我剛剛進《中國時報》。中壢事件是一個暴動,每個人都知道那是臺灣的大事情,但當時報紙都沒有新聞報道,過了好多天,大概一、兩個禮拜,《聯合報》才敢登出來,大概是事情已經過了,加上他們跟上面有一定的溝通,所以才開始報道。我所在的《中國時報》一直都沒有報道這個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個社會的發展比較松動。媒體的經營者,也比較會去爭取,他們都去跟高層講話,說這個沒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類的。高層的溝通是很重要的。整個社會的演變,高層的溝通,這兩個因素使《中國時報》言論尺度會比較寬松。那個時候只要不替反對派宣傳,有什么事件發生,是允許報道的。

我的角色比較獨特一點,之前搞反對派的人長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們來往,還寫文章支持他們。這些特務系統都知道,所以在那個時候,我是沒事被盯得很緊的一個人。在“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前,臺灣政治情況已經開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時間是很緊張的,國民黨里面所謂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來了,和黨外勢力的矛盾已經很尖銳了——那個時候除了執政的國民黨外還沒有其他政黨,反對者我們叫做“黨外”。

那個時候媒體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間,但是不能幫黨外勢力宣傳。上面的人跟《中國時報》老板講,王杏慶不好好跑新聞,每天跟那些人搞東搞西。老板也不好隨便開除我,就把我冷凍,讓我不要跑政治新聞,改個角度,在報館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記者寫的沒什么水準的東西,坐冷板凳。當新聞記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氣的一個事情,這明擺著叫我走路嘛。我就辭職,去了臺灣高雄的《臺灣時報》。因為是地方的一個小報紙,管制比較松一點。

“美麗島事件”是媒體的大事件。事件發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體都有登的。這個事情是國際關注的焦點,那個時候不公開審判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體要全面據實的報道。庭審時每個人的講話都是全筆錄的,全場下來就是好多萬字啊。所以每個報館都是派一組人去,這個小時你來筆錄,那個小時他來筆錄。我也參與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發生后,情況改善了,《中國時報》的老板又叫我回去。1970年代末,新聞環境開始有些變化了。因為那個年代經濟開始慢慢起飛,報紙廣告就多了,記者們的待遇也就好了。戰后出生的、學歷比較不錯的人,也開始進入新聞界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臺灣新聞的擴張期。報紙發展比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時候,《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每天都能賣到一百萬份。那個時候有一句俗語:辦報紙跟辦印鈔廠一模一樣。我去《中國時報》時,收入就是每月一萬塊了。在“高雄事件”之后,臺灣才開始有環保運動的報道。很多話題,民權運動、環保運動都是外國人搞起來之后,臺灣才跟著搞起來,跟著別人走。

開始變成黨外的一員

回《中國時報》以后,我就開始做專欄主任。我在《中國時報》是二進二出。因為無論怎么講,我都是有案底的。大概在1985年的時候,臺灣的政治比較動蕩,蔣經國的身體不好,國民黨的派系斗爭——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厲害。有一陣子右派比較強,媒體又開始緊起來,壓力就會轉到《中國時報》老板這里。我當時是副總編輯,感覺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開始變成黨外的一員。

離開《中國時報》,我去了黨外雜志《前進月刊》,它的前身是《前進周刊》。之所以選擇這里,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有新聞特性的刊物,專業性強一點,不是亂罵人的。在那個時代,非主流的黨外媒體非常發達,有一堆周刊。這中間,《前進周刊》是最好的。很多新聞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寫稿。《前進周刊》后來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我去時,那個單位沒有幾個人,我當總主筆。

我在《前進月刊》呆了一年多。我在《前進周刊》經常被約請喝咖啡。也沒有什么可以講的。反正寫文章的人,文章寫出來了,還有什么可以講的呢。而且沒有什么大秘密嘛。只是要應付他們,打哈哈。

在《前進月刊》的時候,1986年夏天,《前進月刊》領導風潮,率先在臺灣搞街頭群眾運動。所以他們說南方朔是臺灣群眾運動老祖父(笑)。那次黨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們就根據坐牢這個題目誘發一場群眾運動。這基本上是臺灣第一次和平的群眾運動。之前的美麗島事件和中壢事件不是群眾運動,那叫暴動。街頭都鬧翻天了,但之后也沒事啊,那些人膽子才大起來,趕著在1986年9月28號宣布組黨,這次群眾運動也是一個促進因素。

 

開放報禁后

然后媒體就開始要解嚴了。民進黨組黨后,國民黨才開始正式宣布開放黨禁,開放報禁,解除戒嚴。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們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開始辦《新新聞》周刊。

我只能說我對政治沒什么興趣,本質上還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是媒體人。那個時候臺灣需要客觀公正、有一點批判性的公共媒體,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興趣,我們的本業。黨外雜志等于是造反的雜志,《新新聞》和黨外雜志不同,是專業性的新聞雜志,都是資深媒體人在做。

因為我的個性不喜歡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筆,管自己讀書。《新新聞》創刊以后,我就專任總主筆。接觸西方的新聞界,就會有很多感觸。我們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記者會上,看到很多歐美的白頭發記者,臺灣沒有,都是些二三十歲的記者。記者應該是越老越值錢,怎么變成越老越不值錢了呢?如果你沒有經過幾十年累積,你怎么寫政治新聞啊?有鑒于臺灣這種現象很難改變,改善不了,所以我改變角色,開始走學問的路線。我自己覺得新聞這個行業不是我的終極行業,那個時候不再拋頭露面,開始讀書,寫一些評論,理論性的東西,寫寫文化。開始轉型。

《新新聞》的創刊是在1987年2月,民進黨組黨之后,解除報禁之前。即使在解除報禁以前,在臺灣要申請雜志也是很容易的,都會準的,只是事后如果違規了,很容易被查禁。它是事后審查制,很嚴格的,出了一點紕漏,馬上就禁掉。曾經有人出了一大本資料檔,搜集臺灣到底禁了多少雜志,很多。

《新新聞》一直辦了很多年都沒有被禁過一期。《新新聞》的人都很有點知名度,不是馬馬虎虎、亂七八糟的人,在整個臺灣社會的評價都是不錯的,你憑什么禁人家?

從《新新聞》創刊到解除報禁,還有一段時間,它基本上是解除報禁之前這段時間臺灣最重要的媒體。解除報禁之后,臺灣雜志開始無所禁忌,后來《新新聞》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體解嚴是大勢所趨,管制慢慢放松是時代變化的風向。1984年“江南案”的發生,讓右派——所謂的強力鎮壓派出了這么大的紕漏,發言權就變弱了。在國民黨內右派和自由派,再簡單一點說就是王升派與李煥派的斗爭中,王升派就開始靠邊站了,臺灣社會就走向開放。那個時候也是蔣經國身體很差很差的時候。事實上,根據他們后來所透露出來的信息,蔣經國那個時候已經考慮開放黨禁、報禁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選舉了。

1988年1月,臺灣解除報禁,當然影響很大了,非常非常大。臺灣以前的報紙,是限張的,只有三張。因為張數很少,而廣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縮到好小好小,一份報紙甚至可以排27欄,正常大概是21欄,這樣可以多裝些新聞內容及廣告。因為報紙影響力很大,還不是隨便申請的。解除報禁,限張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

因為報紙是資本密集性產業,沒有很多錢辦不成的,所以也不會一下子出來很多很多報紙。但報紙版面可以無限的擴張了,所以新聞量就增大很多,記者因此也需要很多。所以臺灣開放報禁之后,就進入了我們所謂的臺灣新聞界的黃金時代,報紙的競爭就激烈化了,廣告和記者薪水也增加了,新聞界開始進入了一個需求導向的擴張階段。那個時候臺灣新聞界的資深記者一個月拿到八萬、十萬臺幣都蠻正常的。在臺灣算是高收入了。所以臺灣的大學考試,新聞系排名快速飆升,因為就業機會好嘛。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大概1990年代末經濟開始不景氣時。

媒體越來越娛樂化了

解除報禁后,媒體幾乎沒受什么審查,松了很多。有些時候,新聞自由簡直是到了離譜的地步。國民黨內斗的時候,臺灣選舉的時候,是媒體最離譜的時候,你愛怎么寫就怎么寫,沒人管。

目前臺灣的新聞界,當政治一有競爭行為,立刻大幅寬松,一穩定下來,就開始緊縮。比如說,民進黨當政的初期,新聞界是比較寬松的,陳水扁權威一建立起來之后,他的那套意識形態很強的時候,新聞界就不自由,你一批評他,他就說你唱衰臺灣、不愛臺灣了,搞久了你就不敢寫了。后來他弄了一堆貪污案,被人家罵得縮頭了,新聞就又自由了。

臺灣從黨外雜志開始到現在,都有一批胡說八道的人。包括現在政治脫口秀欄目中的一些政治名嘴,一天到晚都胡說八道。在西方,媒體有很強的紀律性。你只要造謠,人家馬上說我們法庭上見。臺灣人比較馬虎,不是很喜歡用法律來解決問題,大家都稀里糊涂,所以就產生了一堆惡搞的人,造謠生事,語不驚人死不休。我覺得是有很多原因的。臺灣媒體的很多事情是無法無天的。

這跟政府長期以來的無能有關系,政府管不了這些,隨便你們搞,只要不搞出人命來。最典型的,臺灣現在有好幾百家地下電臺,只有臺灣才有這種情況,全世界再自由的國家都沒有。電臺的頻道都是公共頻道,需要申請,繳稅,不可能買一個發報機就弄出一個電臺來。不合法,也不合基本公平原則,不合專業規矩。但是以前在國民黨時代,就不敢取締,試過幾次,鬧出群眾糾紛,就不管了。國民黨時代留下一大堆地下電臺的尾巴。民進黨上臺后,因為地下電臺基本是幫助他們說話,所以民進黨也不管。

需要強調一點,我覺得應該比較辨證的看待戒嚴時期和解嚴時期的媒體。不要老是繞著戒嚴、白色恐怖跑。這種單一史觀解釋,把媒體更大的促進社會進步的功能都忘掉了。戒嚴時期,我在當記者的時候,媒體有一批人很努力,在臺灣的行政合理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民怨的解除等方面,做了很多貢獻,現在大家都疏忽掉了。那時,只要你言之合理,談政府都市計劃、環保和財稅政策的不對,政府也愿意改。這對社會的進步貢獻是更重要的,是最基本的。假設一個社會不進步,也不可能民主,假設政府不改革,老百姓沒有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會有后來的民主化。我們怎么都忘記了呢?!

比如說,今天在臺灣基層組織很健全,如果你來臺灣,我一定鼓勵你去看看區公所,臺灣最基層的組織。老百姓來這辦個圖章證明、身份證之類,表格一申請,在旁邊站著,過一下馬上就拿到了,一點都不哆嗦。以前,對不起,兩天以后過來拿,要跑兩趟以上。

媒體在戒嚴時期對臺灣做了很多貢獻。解禁后反而糟糕了很多,媒體越來越娛樂化了,在公共政策上沒進步,反而退步。因為討論公共政策不媚俗,不嘩眾取寵,基本上是就事論事,不怎么好玩。現在出了一個事情之后,你罵他,他罵你,爭不出一個結果出來。以前那個時代不是,以前是談專業的。

(陳剛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2-03-09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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