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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良:自由與幽默
丁學良:自由與幽默
燕南園愛思想 丁學良     阅读简体中文版

回望30年的專欄至今為止,多數是嚴肅沉重的話題。今天我愿意選一個稍微輕松的角度,談談“自由”與“幽默”的關系。就像毛澤東常引用成語教導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張一馳”。

我最早對這個話題產生興趣,是在美國讀書時。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l)剛被哈佛大學聘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權威,曾被提名諾貝爾獎,盡管沒選上,他的學術影響還是很大的。著名的“軟約束”、“短缺經濟”概念都出自他。

那時,科爾奈開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和蘇聯陣營。因為有了這個機會,我就能經常聽到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生帶來的政治幽默。比如,“宣傳部手冊上的問答: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會制度下不會出現的種種困難。”

我對蘇聯東歐的學者很欽佩,他們之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顧一下,整個中東歐范圍內,在19-20世紀,出現過多少偉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絕不是偶然,一切均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淵源。二十世紀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來自這里。

相比之下,因為語言障礙,中國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后,效果遠比不上蘇聯東歐的幽默譯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笑話,并請教老一輩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亞工作期間,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猶太人,他研究蘇聯東歐的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習慣,收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幽默。他常與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歲,政治笑話比我多得多。

有了這個經驗,刺激我產生開一門《政治文化與政治幽默》課的念頭,我還真的開始著手準備了。但后來發現這個課很難,難的是語言,因為幽默的東西在母語中不用解釋,就能刺激人。一旦譯成別種語言,效果差得太多。

這是個很難克服的障礙,我也沒那么多的錢請高手翻譯幾個國家的資料,所以這門課到現在也還沒開。但在備課過程中,我還是收集了不少資料,有很多心得。

過去兩年我大部分時間在中國,所以有了與我在1984年出國前的中國一個強烈的對比。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也體現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傳的廣度,是該國自由度的一個敏感指標。這很像弗洛依德所說: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對“性”的態度上。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我有幾個主要的體會——

一個國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個條件就是它剛剛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經歷了非常深重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過程。第二個條件,是這過程至少要經歷兩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們可能還沒達到反思荒謬和醒悟的階段,它就已經過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政治幽默得要一個微妙的自由空間——它必須是在最黑暗的階段已經過去,人們剛剛喘過一口氣,并且對黑暗時代已經產生了一些距離——因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壓抑。只有在剛走出那個陰影之時,幽默感才有閑暇得以發揮。同樣,若無一定的自由空間,幽默也難以流傳。

而吊詭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產生于一個太自由的國家。這是最有趣的現象:一個國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當然流傳不出;但一個國家太自由,也無助于產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為如果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憲法保護的批評自由,并有獨立的法庭予以聲張正義的話,人們的不滿抗議等等,就會進入正規的渠道去,而用不著以幽默的方式表達。這是我的觀察中最有趣的一點。

下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我以前為了備課而收集的。有些資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夠反映那個特定時代、那個國家特定的狀況通過政治幽默的絕妙體現。

中國在毛時代尤其在文革期間,經歷了嚴酷的大規模和持續的政治動蕩與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從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國的封閉狀態以及對文化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覺得中國的文化這下完了。在毛剛去世時,只有極少數的西方學者才有機會訪華。當他們一有機會跟中國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級官員接觸時,發現中國人還是有幽默的——這一點讓他們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國遇到幾位,他們說,當他們得到這些幽默后,發現中國傳統中那些博大精深的東西,還沒被完全毀掉。我就問他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覺?于是,兩個人跟我講了兩個幽默,都產生于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第一個大概以1977年為背景。那位美國人第一次去中國,中國人看到他一個白人帶兩個小孩,就問:這兩個孩子怎么長得這么胖,這么壯,他們吃什么?那時中國經濟很困難,中國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很好奇這兩個孩子這么胖。那位白人父親回答:“我這兩個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媽媽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個詞表達:milk。而那個中國人就認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為他也想把孩子養胖。結果大吃一驚,“哇,他太太還能產牛奶吶!”

另一位是教政治學的教授。他第一次訪華是在1964年,那時中國人到哪兒都講一套官話。文革結束不久,他又去中國,專門去了一趟山東,上次他曾來過這里。一位陪他的官員告訴他,林彪一倒臺,中國就開始“批林批孔”,山東當地的農民走上講臺憤怒申討林彪。一位農民發言:“你這個林彪,你披上馬列主義的外衣!馬列主義的外衣,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披,你這個林禿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較寬松的氛圍下,類似的幽默才能出來,否則會有大麻煩。1970年我們那兒一位姓王的大隊書記曾想幽默一下,卻為此被抓了起來。那時,林彪在“九大”后被黨章規定為接班人,這位王書記在對群眾講話時說,“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現在就用實際行動向林副主席學習。林副主席在革命戰爭年代喜歡吃黃豆,給女兒取名叫林豆豆。我王書記最喜歡吃大魚大肉,所以從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兒改名為王魚魚,把我兒子改名為王肉肉——用實際行動向林副統帥學習。”王書記旋即被抓,被關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頭。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個國家嚴酷的政治經濟的現實中“發酵、窖藏”,也就是足夠的沉淀,它的釋放需要一個因素才行,即官方宣傳已被大部分人認識到是謊言。這種宣傳在最初時,老百姓還認識不到。只有經過足夠長的時間,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來后,優質的政治幽默才能產生。

斯大林時代的殘酷史無先例。三十年蘇聯的“大清洗”,七百多萬人被捕,三百萬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蘇共老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被殺。斯大林在世時,人們不敢傳播政治幽默,到赫魯曉夫執政后,它們就出來了。

一個是講斯大林時期,工廠上班是早上8點。有的工人為了表現積極,7點半就到了。誰知一進廠門,就被克格勃帶走。“為什么我提前半個小時來上班,要抓我?”工人納悶地問。“你提前半小時,肯定是趁大家還沒到,進廠里來搞破壞。”克格勃回答。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對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遲到8點15分來上班。沒想到也被抓起來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點鐘上班,你們八點一刻才到,這不是消極怠工、破壞社會主義嗎!”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準時來上班。結果,又被抓了起來。工人申訴:“我們準時上班,怎么也給抓起來?”克格勃回答:“你們到得這么準時,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國手表——蘇聯國產的手表哪有這么準?你們是走私犯!”

這個政治幽默把那個制度的殘酷不講理,以及蘇聯產品的低劣都凸現出來。另一則是,一批工農代表到克里姆林宮向斯大林致敬。接見結束后,斯大林發現他的煙斗不見了,就懷疑有人順便拿走了。他打電話給克格勃主席貝利亞:“剛才那些代表,不要讓他們把我的煙斗帶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發現煙斗在他的辦公桌上,壓在一大疊報紙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電話給貝利亞:“煙斗不用找了,讓他們走吧。”貝利亞回答:“煙斗已經找到了。”“已經找到了?”斯大林很吃驚。貝利亞高興地報告:“所有那些人,經過我們刑訊室審問后,都承認偷了煙斗——現在我已經找到20多把煙斗了……”。

朝鮮則是一個對比的例子。迄今為止,這個國家已經歷兩代的家族統治,成為地球上最嚴酷閉塞的國家。但至今很難收集到來自朝鮮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們還沒有起碼的自由。僅有的一個帶點初級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兩年才流傳出來。一位金日成大學的教授問學生,世界上現存多少種政治經濟體制?學生答:“有三種,一種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是我們朝鮮的社會主義的,還有一種就是中國的既有資本主義又有社會主義的混雜的。”教授接著問:“那么這三種體制,哪一種最優越?”學生說:“這個問題難回答。”教授不滿道:“怎么會難?再清楚不過,我們朝鮮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優越的,它一定會征服亞洲和世界,推動全世界的發展。” 那個學生就說:“我們的制度確實是最優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們取代了,那么誰給我們糧食救濟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這門政治幽默的課開起來。它們反映的社會現實及人間苦難,是留給后代的遺產。聯合報前社長張先生是臺灣最早訪問大陸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經過頗多周折才進入大陸。他覺得中國大陸的人特別幽默,在北京的一個大國營商店里,他赫然發現墻上貼著《優秀售貨員守則》,有十幾條,其中一條是“不隨便打罵顧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點,即便打罵了顧客,也能夠當上國營商店的優秀售貨員。

黑格爾有句名言,在東方專制主義制度下,全國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沒有。這從政治幽默上也可以體現出來,比如說,文革期間,誰敢“幽”當時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國有一個人可以隨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國國務院新解密的一份檔案中,收有一條。1973年2月17號,毛接見基辛格,對他說:“我們現在兩國之間的貿易少得可憐,中國是一個窮國,東西不多,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聰明,立刻就玩笑地說:“你們中國如果向美國輸送婦女,我們可以免關稅。”毛馬上表示:“在我們國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們都送到你們美國去,就給你們制造災難了——你們負担就會很重了。”毛講了這話后,他身邊的女翻譯唐聞生等非常尷尬。毛見此,馬上講,他關于中國婦女的這些話,都是胡說八道,但他不在乎傳出去。

毛之后,中國人的自由程度雖然沒達到高級階段,但還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產得既多又好。我認識很多在中國各界做事的人,常發來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層干部發來的一個說,最近幾位中國院士經過研究,得出一個新的重要結論并獲科技成果獎,就是屁股比臉蛋更優秀。理由有幾條:一光滑,不起皺紋;二細膩,不長粉刺、水痘、雀斑;三節儉,不用花錢保養美容;四美觀,造型簡潔時尚;五莊重,大氣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真誠,不會皮笑肉不笑、兩面三刀;七謙虛謹慎,深藏不露;八辯證,既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九高尚,忍辱負重,經常代人受過挨打;十踏實,既能連坐連戰,也不怕壓成阿扁。

這個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國基層干部的苦處總結出來,又把最近兩岸之間的政治互動也概括了進去。

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有了越來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規,這恰巧是產生優質政治幽默的黃金時代,我們真是生逢其時!在這個有著悠久豐富文化傳統的國家,民間旺盛的創造力雖不能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得以表達,但至少能通過私人間流傳的政治幽默體現出來。相信再過若干年,如果把這個時代中國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來出版,傳給后世,一定是個了不起的文化遺產。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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