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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少年拿破侖”歲月
史料 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少年拿破侖”歲月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歷史學家黃仁宇年輕時想做“中國的拿破侖”。1938年夏天,長江沿岸鏖兵正酣。時年弱冠的黃仁宇考取漢口中央軍校,自此踏上辛酸的救亡圓夢路。軍校畢業之后,黃仁宇趕赴時在云南集結待入滇緬前線的國民黨十四師,歷任少尉排長、中尉代理排長和上尉參謀,親身經歷了1940~1944年云南邊境的大小戰事。


下面的這份史料,取自1991年7月登載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回憶文字《闕漢騫和他的部下》。在這篇回憶文字中,已逾古稀的黃仁宇講述了自己投身五十四軍的抗戰經歷,追憶了與時任十四師師長闕漢騫的交往,并以一種“后知后覺的歷史感”,表達了自己對當時中國軍隊與社會狀況的看法。




闕漢騫將軍在大陸時曾任國軍第十四師師長和五十四軍軍長。1941年間我曾在他麾下當少尉排長幾個月。最后的一次看見他,已是1945年,去抗戰勝利只數日。我不熟悉他去東北及以后在臺灣的情景。


我能夠在軍校畢業后分發到十四師,也出于一個離奇之緣分。當日左派名流田漢,曾在長沙主持《抗戰日報》,我在入軍校前曾在報社里服務幾月。他的兒子田海男和我同入中央軍校十六期一總隊。我們將近畢業的時候,由“田伯伯”介紹與前五十四軍軍長陳烈,原來準備到軍部報到。當時五十四軍尚駐廣西柳州。可是在1940年的冬天,全軍開拔,由廣西南寧經由田東百色入云南富寧。其原因乃是歐洲的戰事急轉直下,巴黎已被德軍占領,日本也乘機進駐越南,他們有北攻昆明的模樣。一時前往云南的有國軍第九集團軍的九個師。五十四軍的十四師、五十師和一九八師。只是這時候陳烈將軍在行軍時,拔牙無清血藥,以敗血癥死在滇桂邊境。當時距我們畢業和分發到不對的期間尚有幾個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給海男家信里提及第十四師師長闕將軍乃是國軍中“一員猛將”,于是慫恿海男寫信給他父親再央請闕師長將我們指名調派到他師里服務。只是以后看來,這樣的安排全部需要。當我們還在營鉆之日,軍校教育處長黃維將軍已奉命執掌五十四軍,他全面鼓勵即將畢業的學生到他軍中服務,以后我們分發到十四師的同學就有十多人。


派往五十四軍的同學雖多,大多數都愿往一九八師,而不愿去十四師。原來十四師是國軍教導第三師的后身,在南京時代全用德國裝備,也算是國軍之精銳,一九八師乃是湖南常德縣保安隊提升改編而成,不僅歷史短而且聲望低。同學愿就彼而不顧此,有下面一段對話解釋。胡金華和歐陽賢向來以敢言稱,他們向師部報道時被師長召見的談話有如下敘:


闕:為什么他們都去一九八師,而不到我這里來?

胡:報告師長,一到一九八師,馬上可以補實當排長半年九個月,還可以升中尉,代理連長,一到你這里,只能補上一個附員,一年還輪不上一個實缺。

闕:哈,你們眼光這么淺!一九八師怎么可以和我們這里比?我們就缺員,也還要比他們多級前人。好了,我也不要你們當附員,我馬上來一個人事調整,你們每個人都當排長。好了吧?




如是我們知道我們的師長是一個能令部署慷慨陳詞的將軍,這還不算,凡是有分發到師里的軍官必蒙師長召見。闕師長首先談本師的關榮戰績。宗旨,十四師自抗戰以來還沒打過敗仗。第一次淞滬之役,當然是前仆后繼,寸土不丟,至于后來全面后撤,也是奉統帥部命令而行,并非本師過失。第二次江西陽新之役,十四師堅持到和敵人拼刺刀,也終于把敵人打退。第三次粵北翁源之役,第十四師剛一展開,敵軍就全面退卻,這一來更增加了本師威望,迄至我們在師里報到的時候,師里的官兵還是堅持日本人聽說迎頭的乃十四師,才立即倉皇后撤。闕師長對這一點沒有特別的發揮,只是就此仍保持本師的常勝紀錄罷了。所沒有明言的則是師長當日曾以團營長身份參與這些戰役。


從師的光榮歷史,師長又談到本人的一段遭遇。闕將軍事親至孝,他曾答應給他的父親造一所“壽廬”,不幸他老人家突然去世,這一愿望沒有在生前實現,他只好在他老人家身后按原定計劃完成。恰巧蔣委員長在南岳開會看到這棟建筑,當場就問這是誰的。闕師長說:“他一聽說是我的當時就說‘腐化’!我本來想報告他這是我替父親造的一座壽廬。上次他召見我的時候我就準備當面報告。可是他委員長一直沒有提起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以上是我們親耳聽到他說起的。后來到處傳遍,很多人都知道蔣委員長不喜歡部署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闕漢騫曾造這樣一棟,我想將這事傳布遐邇的莫非闕漢騫將軍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說,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譽。


闕師長身材魁梧,因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謂“南人北相”的條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與體格。當日很使我們惶恐的則是他在極力推獎行伍出身的軍官。在我們報到之前他曾對部隊訓話,強調行伍出身的軍官在部隊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軍官學校出身的部署不服氣,可以立即提出辭職,他承認當即送路費三百元,據說后來真有一位軍官照師長所說去“請長假”,倒給闕師長申斥一頓。


我和兩個同學去見師長的時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們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個排長,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不上一個上尉連長,也是至矣盡矣。他們能夠還要更高的想頭?你們要同他們計較?我部下還有營長團長,將來給誰當?”


闕師長告訴我們,假使我們有任何建議,都可以當面直接的報告他,我們雖下部隊,任何時候來到師部所在的平壩,他的衛士都會讓我們隨時進見師長。后來我自己就根據他當時的諾言,兩次使用這特許的權利。我們所駐在的云南馬關縣,已在北回歸線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們看到士兵在夜里凍得抖著不能成眠,不免惻隱心動。關于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釋。譬如說我連里的特務張沈云霄就主張不應該對士兵同情。“兵大爺”,他說,“都是沒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心挖出來弄湯給他們吃,他們也不會感謝你。他們為什么冒得鋪蓋?行軍的時候天氣熱他們把軍毯撕做綁腿,這時候又埋怨冒得鋪蓋,活該!”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煙瘴區徒步來往的經驗,我還不會相信以抗戰后期國軍物資之匱乏,士兵竟可以將裝備拋棄。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師部留守處報到的時候,聽說十四師又已繼續向西挺進,從富寧接近文山與馬關之間。從地圖上一看,新駐地已和滇越鐵道線接近。我們既錯過了參與后續部隊由廣西向滇南行軍的機緣,不如搭汽車由柳州經金城北行至貴陽,更折向西經昆明而乘滇越鐵路南下尋找師部。


當時我們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機會而行,在半途上再圖相聚。后來一道貴陽與昆明之間的南盤江,公路上唯一的吊橋在我們來臨前三日被日本飛機炸毀。以我們全部后方的能力,無法搶修此橋。臨時的辦法,乃是開下坡的道路,讓兩岸的汽車徐徐下坡,每次輪流對開三十輛或五十輛,一夜罄其量也不過對開每方兩百輛,而天已黎明,煤氣燈熄滅,浮橋拆散,成橋之船只也撐劃到上下游樹蔭下疏散,而這時兩岸山坡上集結的軍用民用車輛各千余,要待上好幾天才有過渡的機會。


經過這樣的折磨,我們生平第一次嘗到絕糧的經驗。一時饑腸轆轆,聞到人呢家在公路旁邊煮飯不勝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親的名義向人求緣化募,才解決了吃飯問題。


事后想來,當日國軍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情形。本來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系社會繼成因素所拼合出來的一種產物。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幾百個師的現代化軍隊。而以抗戰后期被驅入內地時為尤然,所以當日的統御經理無不勉強拼湊,至于尚有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區別,則更是社會未經融合的現象。




我們在軍官學校里念過兵法之所謂“視士卒如嬰孩,則可以與之赴深溪”。然則這也只是當中一面。同一的兵法也再說著:“語頻頻者,失眾也。”也就是不能三言兩語約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的規勸他們,即已表示帶病的業已失去駕馭部下之能力。中國不識字的士兵通常被認為簡單春節。其實簡單則有之,純潔則保不住。我曾有看來極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輪值衛兵時與村婦偷情。他們也都保持著所謂“原始式的英雄崇拜”。如果排長能壓制頑強的班長和副班長,他們就絕對服從排長。如果班長膽敢和排長口角,甚至膽敢毆打排長,則后者的信譽一落千丈,也無法做人了。此時軍紀之不能保持,也仍與供應有關。我們的中士班長和下士副班長,大抵都是抗戰以前所募兵,自此也有了戰斗經驗。譬如我排里即有一個下士副班長,人人都知道他在江西陽新,“兩顆手榴彈救了全連的命”,“連長也要對他客氣幾分”。如果作起戰來,只有這樣的兵才能算數。以前籠絡他們的辦法,還有升官加薪。可是迄今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還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幣三元,所以利誘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脅。


如此我們與士兵的距離,階級的成分不計,實際上也就是沒有共通語言。我們無從把組織、紀律、士氣、責任感與國運盛衰的關系之諸般抽象觀念灌輸到兵大爺的頭腦里去。至此也恍悟師長之贊揚行伍軍官,也不過是給他們面子,只求說得斬釘截鐵,而我們把他一場訓話當作他的全盤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責備了。


可是雖如此,我們的生活也實在的在極度的苦悶之中。如我所在之連,連長包克文在我報到之日帶著連里的排長和連里堪用的士兵到貴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幾個月。另一個少尉排長田辛農則被調往師部突擊隊訓練有特殊技能之士兵。后來即連沈云霄特務張也被差派到軍部服務,于是全連就只有我一個人,所有管理、訓練、衛生諸事都在我頭上。闕漢騫師長也曾一日來到我們駐扎的一個農戶里。當他發現我一人帶著三十六個兵,只是當場大笑。


為什么照顧幾十個士兵竟有這么多訴苦之處?第一,我們下級軍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個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就會有十個發炎。還怕他們偷農夫的蜀黍、煮食他們的狗。在滇南氣溫晝夜巨變、瘧蚊遍處飛的情況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們也害怕士兵會攜械潛逃。和我們駐地不遠山上的土匪,就出價收買我們的步騎槍和機關槍,機關槍每挺七千元,等于我們一個士兵四十年的薪餉,很多部隊長即在夜晚將全部軍械用鏈條鎖在槍架上。


我在這時候已對我們的師長有相當的佩服。我想,我帶著三十六個兵,已感到難于應付,夜晚也睡不著覺,他則帶著四五千這樣的兵,担任橫寬五十里縱長百余里地帶的國防,既要支持像我們一樣在軍官學校剛畢業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又要顧及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的各種反應,仍然安枕而臥,談笑風生。況且自學歷史之后,要體會到中國在財政稅收上不圖長進,對內不設防,只靠社會價值組織簡單均一的農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因之對當日很多人不顧歷史背景,也在國難當頭的期間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后一味批判,動輒謾罵負責人,不會同情傾慕。




真的我們全部貪污無能?我自己在國軍里只官至少校。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軍司令部任上尉參謀,曾和少校參謀莫吟秋同督率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步兵兩個聯隊和工兵聯隊修復滬杭公路。當時日軍份屬戰俘,名義上由我們司令部高縱將領命令之下分派勤務,而實際那次自始至終從營房至野外,一個多月內,與他們接觸的,只有我們二人。有了實地的經驗,才知道只要一紙命令,指揮區處日軍毫無難處,他們一切全部循規蹈矩,唯恐不符合我們旨意。倒是要驚動我們自己的各部門,麻煩就多了。軍事機關的接洽,到處責任分歧,總是科長不在,處長不在,“最好請貴參謀明天再來”。即是一個駕駛兵,也自份為技術人員,首先即無階級服從之觀念,倒要參講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該校每一學期各學員之成績,評定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我雖不才,在國軍里保升少校還幾次遭駁斥,和美國資深學員競爭,還用他們的軍語和習慣作根據,卻能始終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紀錄。我們的聯絡官伍德克經常和我們說起:“要是在中國行,在外國一定行。”他所說表面上看來是稱贊中國人才,實際上在指出中國社會未上軌道,多時即有能力無從發揮也。


闕漢騫將軍確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們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們閑談,他就說起,“很多人以為我很好玩。我剛來平壩時候,這里地方先生也是這樣想。后來他們一位先生的兒子盜買我的機關槍,給我捉到槍斃。這一來,他們才曉得我不是那樣好玩了。”我們一打聽確有其事。據我猜測,他當時不得不如此,哀牢山實際是一個化外之區。要是他一寬縱,任何事項都可能發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跡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誤會以為可以在他面前違反軍紀。所以他逢人就說,好像他這能殺人不眨眼,借此向遠處各方發出警告,我不相信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終沒機會親見闕漢騫將軍乃一員猛將的實際情形。可是從多方觀察,我相信他從里到外,從上至下都具備做猛將的性格。那年年底,日軍三犯湘北,我父親在長沙鄉下病危,我經師長親自批準短假回家料理。后來又因父親去世,改請長假,也蒙師長批準,由他親筆寫“葬父遷母,孝道無愧”作鼓勵。兩年后我在駐印軍當上尉參謀。十四師和五十師也由云南經空運至印緬邊境,改隸駐印軍的戰斗序列。闕師長以代理軍長的身份隨來。我衷心希望軍中有此猛將。駐印軍每月有呈最高統帥的月報,由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簽名不經過總指揮史迪威,是國軍野戰軍與重慶的機密聯系,我是最基層的執筆人,就趁此機會,在報告里提出應升闕將軍為軍長。在國軍的政治體系里鄭屬“何老總”(何應欽)、闕屬“陳老總”(陳誠)的體系,可是雖如此,那月報也真如我擬稿的發出,后來因為史迪威要將十四師和五十師分割,隸屬新六軍和新一軍,此事未果,闕將軍也匆促回國,他對我們的提議全不知情。只是我們司令部有“黃仁宇以上尉參謀的資格保軍長”的傳說。然則事既不成,我們也無從以創造“科員政治”的奇跡自居了。


闕代軍長在緬甸的一段短時間,我和他沒有隸屬關系,更可以凡事必說。有一天不知如何說到男女關系的題目上去了。他就說:“聽我講,這時候要對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要是她凡事依從,那就興味索然了。”沒有另一個長官會講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見得即是私生活他也全無意遮掩。




不少在臺灣的朋友,想必知道闕將軍乃是當代書法大家之一。他在軍中長期的嗜好乃是習草書,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他曾在臺北舉行個人書法展覽。不幸他給我的親筆信,都已在戰時遺失。還有一件令人惆悵的事則是年前我去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參觀時,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注明原藏有人為闕漢騫。中國軍人在這一段時間不能表現得更好,總算是時代使然。闕漢騫造琉璃瓦的壽廬被指摘,以作藝術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么我們也只好以杜甫所作詩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和李白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吊念將軍,并以之為我們這一代為他麾下袍澤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滯大陸,或流亡海外的一種自我解釋和自我慰藉了。


(上述史料摘自《地北天南敘古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版)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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