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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雙重轉型時代的汪國真熱
王曉華 雙重轉型時代的汪國真熱
天涯觀察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王曉華

來源|天涯博客


在哀歌《面包和酒》中,德國近代詩人荷爾德林曾經真誠地追問:“在一個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為?”再次思考汪國真熱時,這個句式也不斷在我的頭腦中盤旋。


斷言某個時代“貧乏”,很可能失于武斷。去掉這個形容詞,相應表述會更具普遍意味:“在……時代里,詩人何為?”它揭示了這樣的事實:詩人總是生存于特定的時代里;他/她既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又可以反過來影響時代;作為主動的生物,個體的選擇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理解到這個層面,就有可能恰當地解釋汪國真現象。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汪國真熱出現于上個世紀90年代。此前,他雖然以其“青春寫作”吸引了一些讀者,但僅僅在《遼寧青年》、《女友》、《年輕人》、《青年博覽》等非文學刊物發表過些許勵志小詩,還沒有成為流行偶像劇中的主角。到了90年代以后,他卻迅速走到了大眾文化廣場的前臺:詩集熱銷,被崇拜者瘋狂追捧,聲名一度如日中天。顯然,他的走紅與時代轉折息息相關。只有回到這個轉折中并還原其內在邏輯,我們才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重啟現代化進程,傳統的意識形態、經濟體制、文化風尚都成為拷問的對象。到了80年代,啟蒙話語曾像風一樣流行。在無數的講座、沙龍、私下討論中,被反復言說的關鍵詞是:個體。人們發現,歷史進程無論多么宏大,支持它的終極基礎都是個體。個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也是歷史的歸屬。忽略個體的歷史是異化的歷史。此前,無數人曾經迷失于宏大敘事中,現在必須尋找自己。他/她不應是國家工具箱中的螺絲釘,而是自我塑造的主體。對于無數渴望獲得承認的公民來說,這無疑是激動人心的表述。于是,每當有人于公眾場合提及相關話題,聽眾的激情就會被點燃,精神的狂歡節則隨時可能拉開序幕。與此同時,知識英雄確定了這樣的信念:盡管可能存在巨大的險情和意想不到的曲折,但歷史的壯麗航程必然抵達個體普遍解放的終點站。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這些突然間都成了疑問:啟蒙話語的流行并未直接導致經濟騰飛,中國開始調整意識形態的自由度,有關新權威主義的言說逐漸占據上風;隨著經濟改革漸趨深入,“市場”代替了“文化”的位置;原本激情洋溢的啟蒙言說迅速沉寂,人文知識分子不得不克制自己拯救眾生的沖動,而善于合作和計算的商人則升格為新的時代英雄。于是,中國知識分子被拋入一種交錯狀態:既要收斂自己原有的精神激情,又要投入到激烈的市場經濟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個體必須重新為自己奠基。然而,離開了熟悉的啟蒙道路,我們應該走向何處呢?由于找不到答案,大批知識分子回到了書齋,沉浸于學問之中而暫時抑制思想的鋒芒。恰在這樣的背景中,汪國真的淺吟低唱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為了發出聲音,他采取了一種新的言說策略:不是批判,不是拒絕,更不是北島式的反抗,而是委婉地表達妥協的意愿。在他看來,人不應該“苛求”生活:“如果生活不夠慷慨/我們也不必回報吝嗇/何必要細細的盤算/付出和得到的必須一般多。”(《如果生活不夠慷慨 》)倘若人不快樂,那么,不是世界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心胸還不夠開闊”。(《生命總是美麗的》)相反,假如你懂得生活,幸福就會降臨。總之,問題出在個體而非社會身上。應該反思的永遠是個體。如果社會不公,那么,首先應該調整的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學著對待流言,

學著從容而冷靜地面對世事滄桑,

“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這便是我們的大勇,我們的修養。

(《走向遠方》)


向“生活”和“世界”妥協,把痛苦歸結為個體內在的欠缺,這是汪國真詩歌的重要主題。在他營造的語境中,啟蒙時代張揚的主體退隱了,代之以謹慎的個體。汪國真詩歌中的人雖然總是“風雨兼程”,但幾乎總是將批評的箭頭指向自己。其勵志詩似乎洋溢著青春的情懷,卻處處透露出內斂的精神氣質。與80年代的主流詩人相比,他展現了遠為溫和的立場。在他的文字中,讀者看不到“我不相信”等決絕的表述,相反,“是否”、“我不知道”、“假如”等詞反復出現,似乎是提問,又像是自我說服。從根本上講,汪國真詩歌代表了個體-主體對集體-主體的妥協。與后來走紅的于丹類似,他反復要求個人適應整體。正因為如此,他既適應了轉型期的某種外在需要,又展示了知識分子在特定語境中的生存策略。于是,當啟蒙知識分子暫時退隱之時,一個叫汪國真的詩人站到了大眾文化的聚光燈下。這是“時事造偶像”的典型案例。


當然,這僅僅說出了汪國真走紅的外在原因,還沒有重構他受大眾歡迎的深層線索。的確,時代需要汪國真式的詩人,但這僅僅為他提供了走紅的因緣。走紅的可能是任何一個汪國真式的人。“在……時代里”,這類詩人走紅的必然性并不保證符合條件的每個人都聲名顯赫。為什么被選中的是汪國真而非他人?他的精神氣質有何獨特之處?事實上,他并不被知識界所看好:在汪國真走紅之時,大批知識分子選擇了書齋,將原有的激情投射到學問之中,以靜觀事變的方式守護自己的精神氣節;對于他們來說,汪國真的詩句既顯露了某種犬儒主義精神,又因過于簡單、貧乏、造作而低于藝術的底線,只配被戲諷、嘲笑、拒絕。可是,大眾的選擇卻恰恰與他們相反:在被知識分子冷落之時,汪國真受到了文學青年的熱捧。是什么使大眾和精英至少暫時分道揚鑣?僅僅是由于汪國真填補了精英撤離后的文化空地嗎?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必須再次重申一個關鍵詞:市場。汪國真走紅的時期,正是中國市場經濟迅速興起的歷史間隙。市場經濟倡導合理的博弈,要求其參與者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上自強不息。對于無數要投身于市場的人來說,人文知識分子的退隱情懷顯然不足為鑒,有關進取的言說更能激勵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市場需要特殊的心靈雞湯:既能鼓舞眾生,又不逾越意識形態的雷池。汪國真的詩歌恰好滿足了這種需求:在他輕盈的文字間,政治的地平線退隱了,活躍于天地之間的是中性的個人。似乎是有意,又仿佛是順其自然,他們都選擇了妥協中的進取和進取中的妥協:


如果遠方呼喊我

我就走向遠方

如果大山召喚我

我就走向大山

(《山高路遠》)


響應“呼喊”和“召喚”,無疑展示了被動中的主動:個體不再是選擇的主體,但“走”的行動卻依然只能由自己承担。與躲進書齋的人文知識分子不同,汪國真詩歌中的“我”幾乎總是“在路上”,時常洋溢著行走的激情:“雙腳磨破/干脆再讓夕陽涂抹小路/雙手劃爛/索性就讓荊棘變成杜鵑。” 個體依舊奔走于當下和地平線之間,留給世界一個“背影”。他/她可以笑對苦難,卻不能忍受平淡。為了追求成功,他不斷走向“遠方”,甚至表現出堅忍不拔的精神氣質:“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即使不能超過別人,也要保持向上的動姿,并因而不斷跨越自己:“向上的路/總是坎坷又崎嶇/要永遠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有人悲哀/有人欣喜/當我們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個真實的自己”。(《跨越自己》)在90年代的特定語境中,此類淺顯易懂的格言無疑既具勵志作用,又有安慰功能,因而受到不少讀者的青睞。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是汪國真選擇了大眾,毋寧說是大眾選擇了汪國真。


不過,與后來走紅的于丹等人不同,汪國真的精神氣質遠為復雜:作為一個出生于50年代的詩人,他經歷了文革、啟蒙運動、市場化,其經歷不可謂不豐富。他的詩歌雖然可以歸結為心靈雞湯,但其成分并非如很多讀者所想象的那樣單純:從意氣風發的主體到克制的個人,時代轉型的軌跡也深深地印刻在字里行間。事實上,在轉型發生之時,主體并非一下子就能適應了新的生存狀態,相反,他/她需要自我說服。落實到汪國真的詩歌中,內心沖突的痕跡依舊清晰可見:“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熱愛生命》)顯然,這種語句表達了自我規勸的努力。“風雨兼程”雖然出于自愿,但“既然”之類表述又透露出深深的無奈感。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個體,而是顯現于冥冥之中的強大力量。如果說80年代的啟蒙英雄總是堅定地朝著理想的世界挺進,那么,90年代的知識分子卻往往被拋入紛亂的星空中,面對著莫測的未來:“也許,永遠沒有那一天/前程如朝霞般絢爛/也許,永遠沒有那一天/成功如燈火般輝煌/也許,只能是這樣/攀援卻達不到峰頂/也許,只能是這樣/奔流卻掀不起波浪。”(《也許》)正由于如此,汪國真的詩句時常透露出深入骨髓的不確定感,有時甚至洋溢著宿命論的氣息:“歲月如水/流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樣的時尚/我們怎能苛求/世事與滄桑。”(《永恒的心》);“我不知道/是否 還愛著你/如果愛著/為什么會有那樣一次分離”。(《懷想》)相對于這種卑微感,汪國真式的自信時常顯得突兀:“你倘若有一個不屈的靈魂/腳下就有一片堅實的土地”。(《旅程》);“我不去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只要熱愛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熱愛生命》)然而,“意料之中”的是什么呢?是個人的成功,還是集體性的救贖?如果命運莫測,個人又怎能自我確認?倘若集體再次成為壓抑的代名詞,又有什么能担保我們可以率性地生活?對此,汪國真并沒有——事實上,也無法——做出回答。他所擅長的是一種修辭術:通過語言層面的轉換,原本被動的狀態吊詭地再次暗合了主體的選擇,個體似乎開始重新掌握生命的舵盤。這里面確實包涵著自欺的成分,甚至可能已經衍生出一套精神偽裝術,但其中絕非沒有任何真誠的成分:在內斂的總體氛圍中,汪國真的詩歌依然隱隱地透露出某種執著乃至倔強;在他的文字中,80年代的精神血脈并未完全失蹤,而是以修正(縮減)后的形態延續下來。正如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延續了啟蒙的某些向度,汪國真詩歌也保留著80年代的精神痕跡:一群人經歷了同樣的生命歷程,具有相似的精神根性,保留了某些無法泯滅的激情。即使對于批判他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殘存的氣質也意味著安慰。在他去世之后,不少曾投身于啟蒙的人文知識分子也表達了懷念之意。其中況味,值得后人細細品讀。


單從藝術的角度看,汪國真似乎缺乏足夠的研究價值:他既沒有征用豐富的詞匯,又未曾創造出復雜的文本結構,更沒有表達高深的思想。然而,如此這般的他卻在轉型的時代里獲得了出場的機緣,站到了大眾文化的聚光燈下,以其對“中國性”的表述而走紅并引發爭議。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復雜的精神樣本,一種可以仔細解讀的癥候,一類值得反復審視的背影。現在,斯人已逝,但上述問題并未隨之消失。相反,它值得我們永遠深思:“在……時代里”,我們何為?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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