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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之謎
司馬遼太郎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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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之謎

文|何曉毅


1
司馬遼太郎姓名之謎
一個日本人為何要姓司馬


中國人大概都覺得日本人的姓名詭異,什么“松下”呀“田中”呀“井口”之類的,一看就沒有文化,不上檔次,顯然是從自家門口的松樹或田地什么上隨便叫的。與我們國人不同,我們隨便拉出一個姓來都能說出幾千年歷史,也能舉出無數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可惜我們家這個姓雖然普遍,但名人卻不多)。其實這也不奇怪,除了那些貴族、大名以及武士以外,日本一般人可憐,直到明治維新登記戶籍為止,都是無名無姓(所謂沒有來頭)的所謂“百姓=農民”,只能用家門口的松樹呀井口之類的隨便叫,到登記戶籍的時候,名字就這么記下來,成了正式的姓氏。我一個朋友,本來姓“齋藤”,但因為在日語里“齋”和“齊”發音相同,繁體字寫法也像,被登記官用毛筆就錯寫成“齊藤”了。在日語里因為發音一樣,也就算了,不較真了。可是這位老兄卻學了漢語,要跟中國人打交道,那么寫出來的字不一樣,我們的發音也就不一樣了。搞得他每次都得給人解釋,給人糾正。


司馬這個姓氏在我們中國可是有來頭的,起碼有好幾千年的歷史。最有名的就是那位寫《史記》的司馬遷了,到了晉朝,竟然還出了好幾個皇帝。日本當然沒有這么根紅苗正的姓氏。那這位司馬遼太郎為什么姓“司馬”叫“遼太郎”呢?我們這么有名的姓氏,怎么讓一個日本人給拿去了呢?


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其實是他的筆名,他本名叫“福田定一”。據他自己在一篇題名《遙遠的司馬遷》的幾百字的隨筆中說,有次為了應募有賞金的小說大賽,他覺得有必要給自己起一個筆名。當時他正看司馬遷的《史記》,他覺得《史記》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很向往司馬遷,所以就借用了“司馬”為姓,自己起了一個“遼”做筆名。“遼”有“遼遠”之意,取意為“遠遠趕不上司馬”。但是后來覺得“司馬遼”這個名字也許會被評審委員會誤認為自己是個中國人,所以就順便給后邊加了日本人名常用的“太郎”。幸運的是那篇小說竟然中獎了,從此這個筆名就固定了下來,這世界上就出現了一個叫做“司馬遼太郎”的大文豪。


按他調侃的說法,名字本來就是一個人的代號,時間長了,自己竟然習慣了被人用“司馬遼太郎”這個代號稱呼,真名字反而忘了。有時突然被誰叫真名,反倒反應不過來。他說,是這個筆名給自己帶來了好運,而真名只能勾起自己很多不愉快的記憶,比如考學落第,被強征入伍等。而最現實的就是這個真名每年得繳很多稅金(因為戶籍上的納稅人是真名)。




2
司馬遼太郎如何能狂寫戰爭小說



司馬遼太郎非常鐘情日本戰國時期。在他生涯創作的39部各類長篇小說中,以日本戰國時期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就有《梟城》、《風神之門》、《戰云之夢》、《功名十字》、《竊城軼聞》、《國盜物語》、《關原》、《夏草賦》、《新史太閣記》、《城塞》、《霸王之家》、《播磨灘物語》、《箱根之坡》等13部。描寫的人物也從叱咤風云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影響歷史進程的大人物到名不見經傳的盜賊等,可說把日本戰國時期徹底寫了一遍。日本歷史小說家中還真鮮見如此鐘情戰國的人物。


這一方面是因為戰國時期有意思。所謂亂世出英雄,可以作為小說題材的人物事件極多。不愁沒有題材,不愁題材枯竭。二是資料收集通讀以后,歷史背景、人物關系、事件前因后果等完全吃透后一通百通,也容易操作。


那么司馬遼太郎是如何能寫如此多的戰國小說呢?說到底,都是他徹底收集和瘋狂閱讀資料的結果。東京有一條街,街名叫神田,是古舊書店和出版社集中的地區。有一個傳說,神田古舊書店一條街上某個時期如果有關某個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資料突然全部消失了,大家就知道肯定是司馬遼太郎要寫有關小說了。據說司馬遼太郎準備寫某個歷史題材時,會委托專業人員開著卡車,到神田一帶,把所有古舊書店的所有相關材料一掃而空,全部拉回大阪家里,徹底通讀。司馬遼太郎就是如此徹底收集材料,通讀材料,理解材料的。難怪他寫的小說真實感非常強,很容易被讀者理解為真實的歷史。他在書中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解釋,甚至直接影響到讀者,被稱作“司馬史觀”。


東京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古舊書街





3
“司馬史觀”之謎
何為“司馬史觀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所謂的“司馬史觀”?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所謂的“司馬史觀”呢?


司馬遼太郎作為日本最為成功的歷史小說家,讀者曾特別厚,其作品影響力也極為深遠。鐵粉們把司馬遼太郎的小說作品當做歷史事實看,這就是所謂的“司馬史觀”一詞出現的直接背景。而這個所謂的“司馬史觀”,也是司馬遼太郎作為一個作家最受爭議的地方。司馬遼太郎創作前期主要著述戰國風云人物,雖然在作品中也經常跳出來發表對人和事的看法,但少有直接的好惡表現,還因為戰國時期時代太遠,少有直接相關人,所以雖然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比如對于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態度等,但那些一般都留存在個人主觀看法領域,少有公開非議。但司馬遼太郎在創作后期,特別是創作明治維新前后日本近代風云人物以后,開始在隨筆散文和講演以及小說中直接表露自己對人物的解讀,對歷史的看法。而明治以后日本的歷史又是非常有爭議,非常復雜的,所以讀者中堅挺的和非難的就分開了。比如著名作家堺屋太一就曾說“司馬先生小說的歷史性基本是正確的。反而是歷史學家常常因過于執著細部,從而看錯全體。”作家柳美里也說“在司馬先生的作品中,歷史和人物都是活的”。 堺屋太一甚至說“對我來說,說司馬先生是作家,還不如說是一個文化人或者文明的傳播者。”但很多良心派有識之士,包括評論家或者歷史學家對他在相關小說以及相關隨筆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日本近代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有關評價,也就是“司馬史觀”非常詬病。他們長篇大論司馬作品如何歪曲歷史事實,如何不真實。比如對于《坂上之云》等作品,許多近代史研究家指出其曲解歷史,美化侵略行徑,鼓吹所謂明治精神等。


但是這不能怪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從來沒有承認存在什么自己的“史觀”。不但如此,他反而多次強調自己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比如司馬遼太郎在描寫空海生平的歷史小說《空海的風景》中,多次冷不丁地就冒出一句,“提醒一下,我這是在寫小說”。那意思很明顯,就是提醒讀者不要忘了這是允許虛構的小說,不是記錄事實的歷史。


寫作中的司馬遼太郎


司馬歷史小說被人看做“歷史”,甚至出現“司馬史觀”的原因還包括他的小說寫法。幾乎在所有的歷史小說中,他都會隨時用“筆者覺得”、“筆者認為”、“順便說一句”之類打頭加進自己對人物的評論,對事件的評價,對歷史的解釋,頗有些像《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再加上他多用歷史記錄,有時甚至跟我們寫論文一樣標明出處,直接引用。這種寫法和我們一般理解的小說寫法很不同,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誤解(不排除這是他強調自己寫的是小說的一個理由)。所以看他的歷史小說很容易誤解成引人入勝的非常客觀的歷史人物傳記。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拒絕他的觀點,要冷靜地判斷說他這是小說,不要全信確實是很難的。這也就是司馬遼太郎的過人之處。


可是“小說”和“歷史”是不一樣的,“小說”是可以虛構的,是可以推測想象的,是作家主觀創作出來的文字。同樣,“歷史小說”也是“小說”,是作者在通過自己的濾色鏡對歷史題材理解基礎上,依賴自己的主觀想象創作出來的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題材的小說。再進一步說,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當然的也只能是司馬遼太郎所著的“小說”而已。絕不是歷史記錄,更不是歷史事實——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你一定要把它認定是歷史,你心甘情愿接受“司馬史觀”,這也是你的自由,無可厚非。





4
司馬遼太郎戰國書名之謎



小說題名都有固有的含義和作者的意圖。司馬遼太郎有關日本戰國的眾多小說的書名也各有含義,非常特別。比如《新史太閣記》、《國盜物語》、《城塞》等,沒有相關知識,要看出名堂還真不容易。



《新史太閣記》的“太閣”是什么意思?“新”在哪里?



“太閣”的正式稱呼是“太閣下”,是對把自己的官位轉讓給子弟的“攝政”或“關白”(都是日本古代朝廷的官位名稱)的稱呼,起自平安時代。但在豐臣秀吉把自己的“關白”轉讓給外甥豐臣秀次后,基本上成了豐臣秀吉的代稱。在日本甚至有“弘法占了大師,秀吉奪走太閣”一說。意思是說空海(弘法大師)把“大師”一詞給霸占了,豐臣秀吉把“太閣”一詞給奪走了。因為現在日本說“大師”肯定指的就是空海(弘法大師),說“太閣”一般指的就是豐臣秀吉。


那么司馬遼太郎為什么把書名定為《新史太閣記》呢?原來豐臣秀吉在世時就命大村由記給自己著作傳記《天正記》。江戶時代相繼有太田牛一著《太閣軍記》,川角三郎右衛門著《川角太閣記》,小瀨甫庵《太閣記》,武內確斎著、岡田玉山畫《繪本太閣記》等。近代以來也有山路愛山著《豐太閣》,吉川英治著《新書太閣記》,山岡莊八著《異本太閣記》等。給太閣樹碑立傳的人太多了,到了司馬遼太郎寫《太閣記》的時候,他就稱自己寫的是“新史”,與以往林林總總的“太閣記”都不一樣。所謂《新史太閣記》,直譯的話其實就是“太閣新傳”。


司馬遼太郎跟很多大阪人一樣,非常喜歡豐臣秀吉。他在隨筆《關于家康》中說:“如果說豐臣秀吉是一個政治家,那么織田信長就是一個前衛藝術家,而德川家康就是一個高級官僚。”他還專門寫過一篇《我的秀吉觀》的隨筆,毫不掩飾地說:“我喜歡秀吉。”“特別是統一天下前的那個秀吉,我非常喜歡。如果要我在歷史人物中選一個作為主人侍奉,那只有這一時期的秀吉。”他覺得秀吉性格陽光,有商人氣質。而德川則比較陰氣,基本上是農民氣質。


豐臣秀吉


《國盜物語》是誰“盜”誰的“國”?


《國盜物語》是日語的說法。日語語法和漢語不同,名詞(賓語)在前,動詞(謂語)在后。漢語中的動賓結構,在日語中一般就成了賓動結構了。比如我們常說的“介紹”,在日語中就成了“紹介”。所以這《國盜》,其實翻譯過來應該就是《盜國》,《國盜物語》直譯的話應該就是《盜國物語》。這本《國盜物語》,講述一個出身低微的人用盡詭計和手段終成一國之主的傳奇故事,簡直就是形象地解釋了《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說法。



那么又是誰,盜竊了哪個國呢?

日本直到近代明治維新為止,自古以來沒有科舉,一直實行的是貴族政治,身份一般都是代代傳承的,“老子賣蔥兒賣蒜,老子英雄兒好漢”,百姓的后代永遠是百姓,武士家的后代還是武士,“國主”當然代代都是該國的“國主”。像中國古代那樣普通人有朝一日考上狀元一族郎當雞犬升天或揭竿而起打下天下登上皇帝寶座的事很少。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例外基本上都在這個戰國時期,所以說亂世出英雄呢。比如統一天下的豐臣秀吉就是叫花子出身。還有一個賣油郎,不僅獨占了很多花魁,還把一個“國”給騙到手了。這個人就是齊藤道三。齊藤道三本來是京都妙覺寺的一個小和尚,后來過繼給賣油郎,靠賣油掙得人生第一桶金。他就靠這一桶金和自己無窮的智慧,連蒙帶騙,最后竟然把美濃國(現岐阜縣)國主趕走,自己當上了美濃國國主。他的這個國主怎么看都不是堂堂正正得到的,所以說他“欺世盜國”沒有冤枉他。從出生到“盜國”,他光名字就換了四五次,由此就可看出此人多么臨機應變見風使舵了。就這么個人物,因為在日本歷史上少見,被看做“下克上”的典型,佩服的人還不少。

這部書還有一個謎:書分兩部,前半寫的是齊藤道三“盜國”的故事,后半卻是以織田信長為主人公,寫的是織田信長和明智光秀的故事,和“盜國”完全不沾邊。這是因為這部書最初(1963年)是在每日新聞社主辦的《Sunday每日》周刊雜志上連載的。連載當初目的只是寫齊藤道三“盜國”的故事。可是因為非常人氣,編輯部希望能繼續寫下去,司馬遼太郎就接著連載了后半部分。就形成了現在這種后半部分和書名不太吻合的狀況。


齊藤道三


但是這部書在司馬遼太郎歷史小說中地位非常高,有很多人評價其為司馬歷史小說的一個巔峰。有評論家指出,從前期主要描寫“傳奇”性人物,到后期主要寫歷史巨變,司馬遼太郎歷史小說的方向性轉變,其實就是在這部書的前篇和后篇之間發生的。




《城塞》的含義——日本“城”和中國“城”一樣嗎?

“塞”是“要塞”之意。“城塞”就是以城為塞的意思。


日本城和中國城區別很大。中國城一般建設在寬闊的平地,四四方方,面積很大,有高大寬厚的城墻。城里不但有皇帝(或者地方的王公貴族),還有大量的平民百姓。城里所有人和城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有人有市,所以也稱為“城市”。因為中國古代認為無民則無君,無君則無民,君臣民缺一不可。

但日本的城卻很像歐洲的城堡,一般都建在當地地勢高的地方,周圍有巨石堆砌的堅固高墻,還挖有很深的護城河。城堡的中心建筑是高大的“天守閣”,也就是“國主”(大名)起居的地方。天守閣周圍是藩國行政機構。臣下一般都居住在城堡周圍,然后才是所謂的“城下町”,也就是商人和一般老百姓居住的地方。商人和老百姓居住的部分沒有城墻之類的保護措施。由此可見,日本的“城”,類似于中國“城”里的“皇城”部分。

《城塞》這個“城”指的是大阪城。描寫的是豐臣秀吉死后,秀吉家母子以大阪城為據點(要塞)和德川家展開的激烈的天下爭奪戰。結果當然是城毀人亡,德川家康從此完全掌握了全日本最高權力。

說到大阪城,大阪人是又自豪又自嘲。自豪的是大阪城是日本所有城堡里規模最大的,天守閣也是最高的。自嘲的是因為萬事喜歡空前規模的豐臣秀吉修建的這座大規模大阪城天守閣在和德川家康的大阪決戰中化為灰燼了,江戶時代雖經多次重建,但因種種原因也都燒失了。現有的天守閣是1930年大阪民間人集資,用鋼筋水泥重建的。日本傳統城堡都是磚木結構,這鋼筋水泥的天守閣雖然巨大,但從傳統的角度看,就顯得徒有外表,缺少內涵,沒有文化了。

順便說一句,現存城堡中岡山縣姬路市的“姬路城”是保存最大最好的。傳統磚木結構,沒有被燒失過。


姬路城




5
司馬遼太郎親臺之謎
司馬遼太郎親中還是親臺



司馬遼太郎沉醉中國文化、深諳中國歷史、喜歡中華料理。這從他的筆名上就能看出。他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就通讀司馬遷《史記》,認為《史記》是世界上最為的文學。他甚至在《史記》等史料的基礎上,創作了《項羽與劉邦》等中國歷史小說。前邊也提到過,他的歷史小說寫法也與一般人的歷史小說寫法不同,含有大量司馬遷《史記》的筆法痕跡。

因為深諳歷史,司馬遼太郎評論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言論也很多。而對于現當代中國,他也一直抱著濃烈的興趣。他多次訪問中國各地,每次都留下大量文字。比如《周刊朝日》連載二十多年,共有四十多部的《街道漫步》中,有三部是 “漫步”中國:《中國·江南之路》、《中國·蜀與云南之路》、《中國·閩南之路》(如果再加上《臺灣紀行》,應該就有四部),記述中國各地歷史和風土人情。此外還有《從長安到北京》等散文集,還有大量隨筆和許多講演講稿。筆者甚至有把司馬遼太郎論中國的有關文字集成文集翻譯介紹的沖動。

司馬的中國觀,特別是對新中國的許多看法,受到當時新聞報道的影響和歷史的局限,今天看來有很多誤解。比如對文革,對社會主義建設,對毛澤東等領導人的看法等,今天看來有很多是善意的解釋。但雖然明知他是誤解,看著心里還是有著某種莫名其妙的親近感。就像有人如果說中國足球其實還是很強的,一定能走向世界,作為一個中國人誰都知道那是胡說,那是永遠不可能的事,知道他是善意的誤解或者別有用心的夸贊,但還是覺得心里舒服,總比對方說中國足球沒有出路,天下第一臭聽起來順耳。人就是這么個喜歡聽好聽話,不喜歡聽“逆耳忠言”的動物。

善意的贊揚(那怕是誤解)總比惡意的誹謗(或者攻擊)讓人聽著舒暢,雖然善意的贊揚(那怕是誤解)容易令人麻痹,而那怕是惡意的誹謗(或者攻擊)也能促使人警覺。人這種動物總是喜歡那怕是來自善意的誤解(贊揚),而不喜歡聽會給自己帶來警覺和警惕的惡意的攻擊(誹謗)。

至于一般認為司馬遼太郎親臺,是事出有因的。1993年7月他在《周刊朝日》的《街道漫步》專欄開始連載《臺灣紀行》。上邊說過,晚年的司馬遼太郎一改前期文人不談政治的傳統,開始直接言及政治,直接表述自己的某些觀點。他有關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很多觀點本來就頗受詬病,由此你就可以想象他對臺灣這塊日本曾經的殖民地抱有何種心情了。而最受非議的,是他跟李登輝對談了一次。對談的題目是《場所的悲哀》,不但刊載在《周刊朝日》上,還收錄到后來的單行本里。對談中當然提及兩岸關系,對大陸的態度也比較明確。司馬遼太郎由此引火燒身,在大陸、臺灣、日本,甚至美國都掀起一場爭論。

那么他為什么要跟李登輝對談?因為李登輝是受日本殖民地教育,又到日本京都大學留過學,對日本文化等有著深厚的造詣,并心醉于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一個人物,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是一個司馬遼太郎的鐵粉,是一個司馬小說的忠實讀者。雖然司馬遼太郎對日本本很多事情都有著尖銳的目光和批判的態度,但他看到當時身為臺灣“總統”的李登輝這么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對日本心醉,對自己沉迷,當然是免不了有好感了。所以兩個人對談起來,互相吹捧,互相表示理解對方,那還不談得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遼太郎跟你我一樣,也不能免俗,也是一個大俗人。

司馬遼太郎(右)與李登輝(中)




6
司馬遼太郎和何曉毅之謎
我與司馬遼太郎有何關系



這部分是這篇小文最無聊的一段,是為多混稿費才寫的。為了不浪費您的時間,完全可以忽略不看。

司馬遼太郎知道的人多了,“何曉毅”除了我的親朋好友以外幾乎沒人知道,所以這個題目本身就無聊透頂,其實完全沒有列出來的必要,或者說根本不應該列出來。但我還是列出來了,一是上邊說的為了多混幾個鋼镚,二是我還真跟司馬遼太郎有些關系,正確說有些間接的關系,管別人有興趣沒興趣,反正自己想說說。

那還是二十多年前我在大阪上學的時候。

我有兩個《朝日新聞》社的記者朋友,一個叫村井重俊,一個叫中村智志,他們每星期跟我學一次漢語。說是跟我學漢語,其實不如說是他們變相資助我一個窮學生。所以那學習,不過是每次在他們《周刊朝日》雜志編輯部內天南海北聊天而已。

有一次,村井拿出一篇改得一片紅的校樣給我看,說:“你看,人家好不容易整理好了,又讓司馬先生給改成這樣。”我知道他是《周刊朝日》雜志司馬遼太郎《街道漫步》連載的責編,每周都要到司馬遼太郎家去拿稿子。我們由此便聊起司馬遼太郎,從其人其事,到其書其文,直到其觀點其影響等。他說你看,人家司馬先生這么長一篇稿子(兩三千字),我們每次才給這么這么點稿費。我在心里大致算了一下,嚇了一跳——他說的那金額,相當于當時我好幾個月的收入。難怪在日本國稅局公布的高額納稅人名單中,司馬遼太郎幾乎每年都排作家類前列。

村井每次給我他們的《周刊朝日》雜志,那雜志上每期都有司馬遼太郎的《街道漫步》等文字。我不但由此接觸不少司馬文字及其作品,還因與村井他們的交流,對其人其事幾乎每周都有耳聞。如此狀況,一直延續到1996年司馬遼太郎去世,村井本人也調轉到《朝日新聞》東京本社為止(村井號稱司馬遼太郎最后的責編)。

如果司馬不死,我也能一直賴在大阪的話,也許因為村井的關系某一天還真能認識,還真能打上某種交道。但可惜,他死得早,我也離開大阪了,從此就沒有關系了。所以說我和司馬遼太郎的關系,就是我相當知道他,而他根本不知道我;我憧憬他,佩服他,而他卻毫無覺察(當然!)。就像我當年無限暗戀外系的女生一樣,雖然我每日暗戀要死要活,但她卻從來也不知道北師大還有我這么個鄉里小兒。僅此而已。

我現在寫這篇短文,絮絮叨叨說這些“心里話”,就像是向當年暗戀的女生表白。雖然即使表白了也沒有什么結果,司馬遼太郎也不會知道了(退一萬步說,知道了又能咋的?)。


(完)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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