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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當權者
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當權者
楊恒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嫉惡如仇 從善如流
楊恒均微信號: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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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傾向認為人性本無善惡好壞之分,但出生后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卻可以引人向善或帶人作惡。向善,需要的是好的社會環境與正確的教育;作惡,則主要靠制度去限制。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文 | 楊恒均


今天啟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參加“時代精神”( Zeitgeist '12: The World Around Us ),正好離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只有一個月,覺得應該寫點什么。不過,關于美國大選,我已經寫過好多篇文章,讀者大多也讀過。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一次,大同小異,每次都寫,只能是老調重彈。可轉念一想,正因為每四年才來一次,那么每次來的時候,總有以前年紀尚小或不懂事的孩子又長大了,這樣想想,覺得還是該寫點東西。還要寫多少代我不知道,總之,寫到他們不用聽外國的選舉故事,每個年輕人都成為故事的主角為止。


打開電腦,我開始猜想那些第一次聽說或者第一次對美國大選有了點興趣的青年人最想知道什么,以及我最想讓他們知道什么。可想來想去,腦子里還是一片空白:總統候選人的辯論離紫禁城很遠,而投票的過程又太沉悶。說說美國的政治體制與選舉制度吧,估計年輕人提不起興趣。


想不出寫什么,干脆看起電視劇來。用三個小時看完了美劇《越獄》的最后幾集,這個故事好多情節發生在我正準備降落的亞利桑那州與鳳凰城的。《越獄》拍攝于2005年,推出時人氣很旺:英俊的小伙邁克爾·斯科菲爾德為了救被誣陷入獄即將被處死的哥哥林肯·布魯斯而故意“犯罪”,被判入獄,入獄后他開始策劃把哥哥帶出去的越獄計劃。計劃實施中,一些重罪犯與輕罪犯也一個一個加入進來。越獄成功后,他們的處境更加兇險,各路人馬對他們展開了追捕或追殺。先后卷入了從總統到獄卒、政府高官到聯邦調查局探員等,這幫越獄的逃犯還同各壞鬼胎的政府執法人員一起對付名為“公司”的秘密組織,這個組織集中了位高權重的當權者、有錢人與精英,實際操控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與對外關系,是陷邁克爾哥哥入獄,以及追殺這幫逃犯的幕后黑手。邁克爾等不得不去同“公司”以及貪腐的執法人員、情報人員斗智斗勇,以此洗刷自己的罪名,獲得自由。最終的結局當然是邪不壓正,自由獲勝。


《越獄》雖沒在大陸內地正式播出過,但據說在那里比在美國還熱。想到這里,我突然意識到,相比美國大選,肯定有更多的中國年青人對這樣的美劇感興趣吧。不如,對美國這次大選的圍觀,就從《越獄》開始?


人性與制度


《越獄》從劇情到場景都比較單調,尤其是第一季,故事幾乎全部發生在監獄內。但恰恰是第一季最有看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導演為了彌補場景單調而加大了對人物的描寫,對人性的揭示。在監獄里,除了邁克爾之外,所有卷入的罪犯即便不是十惡不赦,也都不是什么好東西,而不得不每天面對他們的獄警,則同樣是冷酷、無情與自私的化身。第二季《越獄》的故事場景從監獄內轉到監獄外,有些逃出來的罪犯立即暴露了本性,強奸殺人犯T-bag 又開始殺人,越獄犯們也開始為爭奪一筆錢而相互欺騙甚至互相廝殺。加上獄警、州警與聯邦探員的追捕與無處不在的“公司”殺手的捕殺,逃離了監獄的罪犯們離自由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只要放任人性的貪婪,縱容權力的濫用,監獄外面和監獄里面其實沒什么區別。邪惡當道,無人是自由的,到處充滿貪腐、欺騙與廝殺。然而,在逃亡與追捕的過程中,逃犯們與追捕者的人性都在發生變化,或者說逐漸暴露出來。那些政府大員、執法先鋒與德高望重的“公司”要員們在追殺這群“社會垃圾”的過程中暴露了他們人性丑陋的一面。他們行使權力追求的不是正義而是金錢與更大的權力,冷酷無情的FBI探員Mahone 殺起人來,比T-bag有過之而無不及;發誓要和他們一起搞垮“公司”的中情局頭頭卻原來是為了發財而利用他們;還有那些政客,更是翻云覆雨,生活在背叛與謊言中……


而那些從監獄里逃出來的罪犯們,卻在尋求尊嚴與自由的艱難曲折中,漸漸露出人性光輝的一面。他們越來越團結,并與那些真正的邪惡展開了斗爭。那個處處顯得卑下的獄警Brad后來竟然為救自己追殺的罪犯而獻出了生命;連殺人不眨眼的變態狂T-bag都有那么一刻想放下屠刀。


人性,由善到惡,同由惡變善幾乎是一樣的容易,有如拋向天空的硬幣,落下時很可能是任何一面朝上。人性,是文學作品中永恒的主題,也是政治制度與社會變革無法繞過的一個坎。由這樣一部普普通通的商業電視劇中,我們也能看出,人性善惡不是問題,問題是什么東西引發我們向善,什么東西誘惑我們作惡。在現代文明社會里,一旦那些掌握了公權力的政府官員與執法人員濫用手中被賦予的權力,他們幾乎立馬就變成比任何罪犯更可惡的罪人;一旦那些依仗權勢的利益集團(“公司”)掌握了國家的命運,這個國家不會再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關于人性與制度,尤其是與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關系,也如素質和民主的關系一樣,一直是爭論不休的焦點。中國古代持人性本善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與孟子。因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只要注重教化,克己復禮,天下就和諧了。可惜,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無法教化統治者。中國歷史上持人性本惡的最早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從人性本惡而推出了必須實行嚴控民眾的專制理論。歷史上的法家也是篤信人性本惡的,對于民眾,要嚴法酷刑。當然,也不怎么成功,最終被殘酷處死的也包括統治者自己。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被統治者用來馴化與對付民眾,對于統治者自己來說,善惡好壞,則完全由著他們自己的性子。這和西方思想者的性善性惡論剛好相反,西方哲人說起性善性惡的時候,首先是針對統治者。


有人曾以人性善惡來說明民主制度的缺陷,持人性善者說,既然統治者可以做到內圣外王,甚至人人都可以當堯舜,為啥要選舉,為啥要限制“圣人”為人民服務的權力?持性惡論者更離譜,說如果人民個個都是刁民,自私自利,他們能夠選出什么好東西?臺灣不是選出了陳水扁嗎?以前德國還選出了希特勒呢。


以人性善或惡來排斥民主制度的人顯然有一個盲區:他們都把統治者排除在“人”之外了。人性如果都善,為什么需要統治者來教化百姓,難道他更善嗎?如果人性皆惡,為什么不讓大家互相制約,“以惡制惡”,權力制衡,從而限制甚至消滅惡?難道統治者是唯一天生的善?——這是西方思想家的路數,也是推演出民主制度的理據之一。有智者早就說過,如果人性是善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為人人都能做出正確的決定;而如果人性是惡的,則更需要民主制度,因為只有大家互相制約,才能限制手握大權的統治者去作惡。


我個人傾向認為人性本無善惡好壞之分,但出生后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卻可以引人向善或帶人作惡。向善,需要的是好的社會環境與正確的教育;作惡,則主要靠制度去限制。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國家與政府


讓我們回到《越獄》。《越獄》在揭示人性時,同時在揭露政府。而揭示人性的目的正是為了揭露當權者。你想啊,現實生活中雖然也有越獄的犯人改過自新,但那么多逃出來的犯人都開始向善,是不是有些夸張?更夸張的是,從政府部門與執法部門派過來追捕他們的人竟然一個一個都是徹頭徹尾的壞蛋?多看幾部好萊塢大片與美劇,你就會恍然大悟,哦,原來導演把罪犯一個一個弄成“好人”的目的正是要對照那些來自政府部門的所謂好人,其實都是包藏禍心的壞人!


現在回顧一下你看過的大部分類似題材的好萊塢電影與美劇,是不是都是這個套路?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里說:“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于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魯迅這句話里用的是“中國人”,如果稍微不小心,就會扯到人性上,甚至會扯到中國人的獨特的劣根性上。但世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出現過殺害劉和珍女士這種殘暴的事。魯迅后面的話說得很清楚了,殺死劉和珍君的,是制度,是軍閥,是連“八國聯軍”都自嘆不如的屠殺學生的政府,是制度允許掌握權力的人殺死了劉和珍君。這和中國人扯不上關系,因為,劉和珍君本人也是一名中國人,魯迅眼中好的中國人。


魯迅這句話是不是應改成:我向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中國的當權者。——這樣一改,魯迅就從文化與人性決定論者,變成了制度決定論者,他可能會失去很多讀者,但中國的進步會稍微加快一些。事實上,在現代文明的國家里,“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當權者”,已經成為指導公民處理同政府之間關系的不成文準則。自由民主制度宣稱把權力關進了籠子里,但狂野了上千年的權力哪里會那么服服帖帖?再說,民主制度也有漏洞,也需要不但完善。


但只要民眾始終有這個意識,權力總會被關進籠子里。而對于那些掌握權力的人,也應該認識到,要就是主動配合民眾把自己手里的權力關進籠子里,要就是某一天他們自己被人民關進籠子里。這就是好萊塢大片與美劇中常常宣揚的一種價值觀,很多讀者看美國電影與美劇覺得過癮與解氣,其中就和這種理念大大有關。


說到這里,該找機會講一下國家、制度與政府的關系。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我發現不但我的一些讀者,甚至一些媒體人與學者都在實際分析中混淆這些概念。中國媒體轉載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民意測驗,大多測驗顯示,民眾對執政者的“滿意度”并不高(大概都在50%左右),有些甚至跌到35%以下。這些民意調查基本都符合事實,問題出在一些中國媒體人的點評、學者的分析與網友的留言上:西方的民主制度出問題了,看看他們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多么低,以及大家都不想去投票。


他們對國家與政府、制度與制度的執行者這些概念也許清楚,但面對實際的事務,就犯糊涂了。事實是,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過去50年的歷史中,當民眾被問到對國家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滿意時,幾乎沒有一次滿意度低過80%。也就是說,西方的國民對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的滿意度高達80%以上。這種民意測驗由于沒有多大現實意義,加上數字變化也不大,所以大多是學術機構來完成。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民意調查,所問的問題是:你對這屆政府是否滿意。也就是問你對現在的當權者是否滿意。


兩者的差別太大了!拿美國來說,民主制度建立于230年前,逐步完善,至今還在不停改進,但從始至終,都沒有多少美國人反對這個制度。可是,每一屆政府(administration)的民調支持率幾乎沒有幾個達到80%以上(少數幾個達到的都是因為大敵當前,民眾一致對外,例如911時的布什政府)。西方民意對政府的滿意度能在50%到60%左右已經算是可以的了。任何時候,幾乎都有將近一半的民眾,對政府不滿,對政府保持高度戒備,甚至“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政府”。


我們還應留意到一個現象:當美國人對某屆政府滿意度大幅下降時,他們反而對自由民主的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也對之更有信心,他們對政府與當權者最嚴厲的指責是:當權者偏離了美國的政治制度,背離了從國父們就開始的美國傳統價值理念。


誰在統治美國?


如果你有心也有膽的話,還可以做一個比較:在有些國家,例如太平洋的另外一邊,某種不那么科學的民意測驗顯示: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非常之高,有時高達98%。我想,即便去掉一些不敢說真話,或者被洗腦的人,剩下的比例恐怕仍然不會太低吧,可是,當你去問一下那里的人對當今國家實行的政治制度是否滿意時,如果人們都可以說真話的話,比例估計會低到30%以下。而這兩個一高一低的比例其實是相互關聯的:正因為人們對制度與體制失望,才讓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執政者個人身上;正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制度處處失誤,給自己造成災難,也因此才會對執政者給了他們一點點好處而感激涕零。


當奧巴馬2008年帶著“改變”的口號進軍華盛頓時,它是要改變美國政府及其


運作,而不是美國的政治制度,相反,這位祖先曾經遭受美國白人欺壓的黑人政治家,口口聲聲要回歸美國的傳統理念,維護國父們開創的政治制度。每次大選,類似情景都會重演,例如今年,大選中正在挑戰奧巴馬的羅姆尼,也是拿奧巴馬偏離了美國優秀的傳統價值理念來說事。而在太平洋另外一邊的中國,情況卻恰恰相反,那些聲譽最高的政治人物,都是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或者把制度更新與體制改革掛在嘴邊。在美國,政治人物以回歸制度的改革而贏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中國,政治人物不得不克服制度的局限,沖破重重阻力,為民眾做一些事而受到民眾的愛戴。


換句話說,我們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我們依靠的執政者,而不是選出執政、并賦予他們管理與維護的那個制度。所以在中國,人下政息是常態,民眾總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位領導的身上。領導也不好做,因為他們是這個制度的產物,卻被寄托來對這個制度進行大的改革甚至改變。這種困境要持續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無論誰上臺,最應該做的就是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一種幾百年后,至少保證幾十年后,依然有超過80%的中國人信任與支持的政治制度,不要像現在這樣,有錢有權的人把別人弄得沒有活路與希望,而他們自己也在担憂中忙著移民。老百姓對陳舊過時的體制不滿,當官的也認為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


小平說,不好的制度讓好人做不了好事,甚至干壞事。其實,更不好的制度是讓壞人可以放手做壞事而不受到限制與懲罚。由保護人權的憲法、投票選舉執政者以及權力制衡構成的憲政民主制度可能是迄今為止把公權力看得最緊的政治制度。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現在讓我們回到《越獄》劇情上來檢視一下。


《越獄》的故事很驚險,但這些驚險都是建立在虛構的一個“公司”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個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代表了權貴的“公司”,故事很難編下去,因為你總不能太離譜,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幾乎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都受到制衡,你很難胡作非為到《越獄》里描寫的那個程度。于是,虛構了一個“公司”,而這個“公司”代表了美國人對權錢勾結的大財團的恐懼與警惕。


美國研究精英的專家威廉·多姆霍夫在《誰統治美國》一說里提出,美國是公司大團控制,上到總統選舉、政府組成,下到民間團體與智庫,都是美國的大公司(他稱為“企業共同體”)在控制、在統治,富人與權貴早就形成了一個階級。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他稱自己的理論是“階級支配理論”,聽上去就像馬克思主義的變種。另外還有幾派觀點,例如有一派認為是精英在統治美國,另外一派叫國家自主性理論,認為政府不是中立的服務機構,始終是處于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也算一派,雖然有些過時。


我們比較熟悉的自由主義則主張多元主義,認為美國并不存在一個支配性的階級,也不存在一組擁有制度基礎的掌握支配性權力的精英。政府是中立的,政治上的多元讓美國形成了多個權力中心,各自發揮作用,互相制衡,共同統治美國。


我個人傾向于自由主義這一派。這一派在過去百年中,雖也有低潮,卻基本代表西方的主流。需要提醒的是,我并不是絕對認為美國目前就一定達到了多元,各種政治力量平分秋色,窮人用選票,富人有鈔票來統治這個國家,我更多的把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當成一種理想狀態。如果我們回頭看看世界各國兩百年民主制度的發展,會發現上面幾派都不是空穴來風,都能在歷史上能找到一些事實依據支持自己的說法,有些觀點一度在某個時代占據了主流。大公司與財閥在美國大選中的作用確實有些重,至少遠遠超過了我也熟悉的澳大利亞與英國的大選。


我們看到一部普通的電視劇,竟然依據了一種政治學中的理論,把學者們研究的“企業共同體”,形象化到連續劇中的“公司”,從而提升了民眾對“誰統治美國”的思考與警惕。這種寓教于樂,使得美國的價值理念能夠穿越地球,跨過太平洋,影響深遠,并被說成是普世價值。這,恐怕是十個孔子學院也無法達到的。


言論自由與媒體監督


《越獄》也不禁讓我想起了自己八年前寫的“致命系列三部曲”。當時把我前半生對政治與人生的理解都融進了這三本小說里,從貪污腐敗危害國家安全,不好的制度才是一個國家與民族揮之不去的“致命弱點”(見《致命弱點》);到改革開放被權貴劫持,造成貧富差距加大與社會分化,弱勢群體漸漸形成一個新的階級,進城的農民工更成了邊緣人,遲早可能成為摧毀舊制度的“致命武器”(見《致命武器》);最后到傳統的接班方式出現問題,政權合法性出現危機,左右大戰,有人借尸還魂,借唱紅歌與重走長征路而復辟文革(見《致命追殺》),一套八年前推出的小說,竟然把之后八年發生的一些事都預測的七七八八。你想啊,如果我的書也能出版,引起廣泛的警覺,也許多少能夠避免一些亂七八糟的事在現實中發生吧?


這就是《越獄》除了娛樂之外,最重要的現實意義。“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當權者”,《越獄》把美國總統都變成了為“公司”控制的傀儡,與我致命系列三部曲可謂異曲同工:用文學來揭露甚至丑化當權者,為的是提醒民眾防備當權者,警告當權者不要行差踏錯、誤入歧途。只有當這種文學作品能夠出版的時候,書中描寫的丑惡現象才有可能避免。


因此,我們只能在好萊塢大片與美劇上看那些“合情合理” 卻很難發生在美國的高層內斗、政府濫權、貪污腐敗甚至高官犯下謀殺罪等等,而那些不能出版這類文學作品的國家呢,卻在真實地上演我小說里描寫的一切,上演貪污腐敗,上演高官爭權奪利,利益集團瓜分國家,上演高官謀殺他人……


飛機快要降落了,最后,我想考一下看過《越獄》的讀者朋友,這部電視劇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最不合理的地方是編劇故意忽略了互相制衡的三權之外的另外一權:媒體監督權,或者說言論自由對政府的監督與糾正功能。


我們看到這部電視劇是建立在“公司”勢力滲透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之中,所以當這群逃犯在邁克爾·斯科菲爾德帶領下獲得某位高官的犯罪證據,以及獲得了“公司”的機密并想交給當局的時候,屢屢被背叛,直到最后出現了一位“好官”,才最終幫他們洗脫罪名。——我很理解這種安排,因為如果一開始就把足足可以抗衡另外三權的第四權——媒體引入進電視劇,這部電視劇只拍幾集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為什么?因為按照劇情發展,可以看到,在他們拿到一些證據,并有那么多人被暗殺后,只要他們走進美國任何一家電視臺或者報紙,一切都結束了。還記得尼克松當總統時發生的水門事件吧?媒體爆料足足可以把一位并沒有確鑿證據定罪的總統拉下馬。而按照《越獄》里那些逃犯掌握的證據,不從文學而是從政治學與傳播學的角度看,他們早就可以結束這場追殺,不尋求官員的保護,而直接訴諸公共媒體,那樣的話,就不會被腐敗的政府特工與“公司”的殺手像兔子一樣追得滿世界跑。


好,該收起電腦,飛機降落了,你說,會不會下面的機場里正有幾位美國FBI 或者CIA 特工在等著我?到時在我托運的行李里藏一包毒品,然后以此要挾我同他們合作?而老楊頭寧肯坐牢也不當漢奸?結果就被關在邁克爾和他哥哥呆過的Fox River監獄里,于是老楊頭開始計劃越獄,并且他在中國大陸的成千上萬的讀者開始上街抗議美國,并成群結隊到美國來探監,于是他們沖擊了美國領事館,引起中美大戰,最終,他們都沖破了封閉他們的監獄,砸掉了身上的枷鎖……這時,才有讀者猛然發現,原來這才是老楊頭一手策劃的超級“越獄”大計劃!


嘿嘿,你應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楊恒均……


楊恒均 2012年10月8日,美國鳳凰城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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