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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畢節兒童自殺折射的中國困境──農民怎么辦?
何清漣:畢節兒童自殺折射的中國困境──農民怎么辦?

最近剛發生的貴州畢節張姓四兄妹自殺,引發的問題涉及幾個層面:第一,誰是〝殺害〞四兄妹的真正兇手?第二,如何解決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的問題?如果中國當局以及無數留守兒童的父母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從現階段來說,類似悲劇將可能少發生一些;從長遠來看,則關系到下一代中國人的心理健康亦即社會心理健康問題。


〝聯合家訪〞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導致四兄妹死亡之因,是所謂〝聯合家訪〞。這〝聯合家訪〞的內容,由于當事人現在已經死亡,遺書被懷疑是偽造(從筆跡上看,我認為這懷疑有充分理由),因此,外界對這次聯合家訪的猜想有多種版本,最極端的是基層干部〝下毒說〞、〝毆打說〞。這兩個說法應該是猜測,因為多人集體下毒或毆打孩子致死,這種惡行不可能隱瞞,這十多位基層干部除非大腦出了毛病,否則不會干出這種只會引來無窮麻煩的事情。但是,在〝聯合家訪〞的基層干部當中,某幾個人可能提及超生罚款之事,比如對孩子說,你家因生超生要交罚款,要通知你父親趕快交錢之類,卻完全有可能。在基層干部看來,欠款交錢天經地義,根本沒想到他們催交對象是心理承受力遠低于成年人的孩子,不是合適的談話對象。中國人說話總體上低于文明社會水準,這些鄉干部平常又習慣以上對下姿態在當地與鄉民說話,不考慮其所說的話是否刺激別人,那是常態。但是對于張家這四個孩子尤其是13歲的長子張啟剛來說,因遭受家暴性格內向,本來對生活已深感疲憊,聽了這些話之后,會覺得自己來到世上本屬多余,產生輕生之意。因此,鄉干部被追責,也不算冤枉。

張方其(張啟剛之父)的家庭問題,是問題家庭與留守兒童問題的疊加,不僅有留守兒童家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夫妻二人都曾對孩子實施家暴,孩子心理陰影嚴重;妻子出走,還未離婚,就與他人組建家庭,且從不過問相距一公里之外的孩子們的生活情況;張方其在外出打工之時,既未將孩子交給自己兩位姐妹照管,也未為孩子尋找其他的監護人,就讓13歲的長子領著三個妹妹獨自生活。這實際上是將孩子置于一種無人照管的狀態,發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仔細讀過相關報導,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從兩方面入手。

技術上可尋覓的解決之道

有人認為留守兒童問題必須從政治制度入手解決,這實在扯太遠了,如果要等到那一天,中國還不知道要發生多少悲劇。我認為至少從現在開始,可以先從技術層面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引入文明國家保護未成年人的通常做法:未成年人不是責任主體,因此不是任何機構及成年人合適的談判對象。這方面可直接借監美國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及相關規定。就算照搬這些,既不牽涉當局忌諱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動搖中共的執政地位這一黨國核心利益,試述如下:

美國的未成年人在學校里也會有各種違紀之事出現,學校對學生的懲罚,小至留校、停課,大至被罚社區服務,最嚴重的是勸退學。但美國保護未成年人隱私,這些事情不會公布,而且在處理之時會非常小心。如果僅僅是留校,學校會打電話通知家長(法律用語是〝法定監護人〞),告知為什么留校以及留校時間,家長應該于幾點至學校接孩子回家。但如果是停課、被罚社區服務等,學校宣布這類決定時,一定要讓學生的監護人到場,說清事由,并交監護人將孩子領回家。如果監護人不在場,向學生直接宣布特別刺激的決定,引發的后果,校方必須負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學校里專門配備了心理輔導教師,發現某學生情緒低落,就由心理輔導教師介入,進行心理輔導,同時還要與學生的監護人進行溝通。

如果中國能夠制訂相關法規并認真推行,這次畢節四孩子自殺之事就可以避免。鄉干部等在去孩子家談復學事宜(不應該對孩子談他們無法負責的罚款)之前,可以先尋找幾位有資格的監護人:住在一公里之外但自我解除監護人職責的孩子媽媽,或孩子的兩位姑姑當中的一位,在她們到場的情況下約見孩子。這樣一來,一是可以減少孩子的恐懼感;二是可以讓鄉干部及教師避免不必要的懷疑,也算是黨對自己的基層干部的一種愛護。這樣做并不增加政府投入,最多是基層干部要點小補助。

這種方法是保護青少年的長遠之計,但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還得讓孩子回復正常生活狀態:與父母在一起生活。

留守兒童問題的最終解決:與父母在一起

貴州畢節事件發生后,中國總理李克強就此發表講話,除表示對該縣相關干部追責之外,還提到,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很大程度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拋家別子,致使許多家庭被愛所棄,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因此,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解決就業問題與家庭分離之苦,帶動東西部產業轉移,推動中西部城鎮化。

中國政府從鼓勵農民工外出打工到鼓勵其返鄉創業,這種變化的大背景是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衰落,中國將失去1.24億個工作機會,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留在城市里只會增加城市管理的困難,因此,中央政府〝因勢利導〞,讓農民工回鄉創業。

讓孩子與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個正確的方向。中國留守兒童問題之多,早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自中國婦聯2008年發布《關于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闡述留守兒童的問題以來,每年都會有一些觸目驚心的類似信息,比如〝千萬兒童一年見父母不到一次〞,〝被拐賣兒童中農村留守兒童居第二位〞,〝中國留守兒童5800萬,生存堪憂自殺率相對高〞,〝廣東省《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顯示,針對女童的性侵害,本地農村留守女童占94%〞。雖然有些地區的公益組織動員志愿者關心留守兒童,但那只是幾滴小雨,無法取代父母的長期與持續關愛。

但是,廣大農村并沒有多少新的創業機會,寄希望于中西部城鎮化為農民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那是只有天知道有多少實現可能的中國夢。我多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什么未能〝消滅〞小農階級,這里的〝消滅〞,是指通過城市化,讓農業人口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成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解決戶口。我當時指出,中國的難題在于無法為新增長的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即使在世界工廠鼎盛時期,中國城鄉仍然存在龐大的過剩勞動力。

留守兒童是中國獨有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在于中國特殊的人口遷徙模式。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攜家帶口遷居,只有中國是讓成年人成為〝候鳥人口〞,平常外出務工,骨肉分離,只有春節期間返鄉,短期團聚。攜家帶口這一模式的缺點是讓不少農村人口淪為城市的貧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當中,比如印度的孟買、新德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與墨西哥城那些著名的貧民窟,優點是全家在一起承受生活的壓力與享有少許歡樂。

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將貧民窟當作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象征,認為各種犯罪活動集中,嚴重影響城市的生活質量與外觀,因此,一方面對〝城中村〞(中國對貧民窟的稱呼)定期清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均對外來人口子女就學設置了障礙,迫使進城的農民無法將子女帶在身邊,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留守兒童問題。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農民工總量已達2.74億,每年約新增600多萬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除了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之外,中國政府得從現實出發,允許〝城中村〞存在,用各種措施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要將青少年在戶口所在地上學的規定,變成在居住地就地入學,盡可能地減少留守兒童數量,讓孩子們在正常的家庭環境中成長。

--原載美國之音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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