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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北島: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周末人物】北島: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騰訊思享會 北島     阅读简体中文版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里話什么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父親

作者 | 北島

你召喚我成為兒子 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后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游人,突然對我說;“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桿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桿剪裁,由于欄桿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這是關于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里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北島,中國當代著名詩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出生后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游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顏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當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后,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桿。我和父親管它叫“叮當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墻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凄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慶慶很不愿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么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霉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后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后,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后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北京三不老胡同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游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沖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凄凄慘慘戚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盡管二者并無必然聯系。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雞毛蒜皮小事兒,也并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為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柜里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罚跪并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盡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1969年,從人民銀行下放勞動之前全家合影。前排為趙濟年及夫人,后排中間為趙振開(北島)

父親的權力從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郁,抽著煙在屋里踱步。他忽然沖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只言片語拼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后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贊。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54.5分。’他這么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么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于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筑群組成。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余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并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么槍。后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么,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里,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獲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里,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干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獲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后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后捐巨款買官封為知府,并未上任。


▲湖州趙景賢舊宅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并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罵,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并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嘆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制造局;后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于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后,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沖掃射,他背靠樹干,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于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黨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于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后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志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志,從《紅旗》《收獲》《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里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爭,后急流勇退,熱衷于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借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濃煙。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墻上。經過反復拆裝組合,噪音終于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雞腸般的線路塞好,合上后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里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于焊接或天線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臺,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后,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涌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線,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為照顧后排觀眾,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腳,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卻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解放后,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后担)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兇猛,無人能抵擋其凌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卻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愣。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閑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閑書,我說電影雜志什么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為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今后發現有什么問題,及時跟他聯系。

會后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為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墻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后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1997年,趙濟年先生在美國舊金山。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后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后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后,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于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匯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卻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里話。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后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為“臥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后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干校后,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異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為我們還年輕》。此后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于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于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里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干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干校,父親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復寫紙,一式四份。

“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后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里,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珊珊病速歸”的電報,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雞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為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游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干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振開帶來的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么,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里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決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北島的父親

1972年,父母先后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干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強,每天都干農活兒。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姜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19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跟他眼神一樣處于半瘋癲狀態。

家里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于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墻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禮尚往來,我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后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后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愿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我盡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沖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廚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墻,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后一次。那次為珊珊送行,由于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沖向站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廂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蹤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里,母親已處于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后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淚縱橫,喃喃自語,我沖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證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兩年后,母親因長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么堅強、需要多大毅力啊。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強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

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系有了明顯改善。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80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后,父母帶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別扭,但很少爭吵,相當于“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后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伙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舍,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臺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里話什么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復雜:在社會上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后座自言自語:“我怎么活了這么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于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后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準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于強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潰,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并咿咿呀呀發出怪聲。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須刀幫他把臉刮凈。我們都知道,最后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沖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他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本文選自北島散文《父親》,轉載請注明出處。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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