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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錢天鶴 哦,你是我父親
錢理群:錢天鶴 哦,你是我父親
燕南園愛思想 錢理群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先父錢天鶴先生是中國現代農學先驅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抗戰時期曾任國民政府農林部次長。一九四九年以后任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農業組組長。因開發金門島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門島人民在島上為先父建立銅像,以志紀念。

這一兩年,竟不斷地寫起追悼文章來--每一篇都償還一筆精神的債務:給老師,給亡友,給…… 最應該償還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該寫什么,該怎樣去寫--我幾乎無“話”可說,卻又有太多太多的“話”要說……

因為你留給我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

因為我永遠擺脫不了你,我的命運與你緊緊相連。

哦,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說不出具體的時間--是你的誕辰百周年祭日。在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著遙遠的南國的海的那一邊,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卻無法想象,更不能具體地說出:你的容顏,你的聲音,你的思想…………你對于我,永遠是一個陌生的存在,一個償還不清的精神的債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從記憶的墳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獲永遠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東路一家小吃店里,一個穿著長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帶著長著圓圓的大腦袋的小男孩,在吃著什么--仿佛是湯圓,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著仍在慢吞細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個個地夾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長嘆了一聲……

這惟一留下的瞬間記憶,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親,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連同你的一聲嘆息,是怎樣地讓你的兒子千百遍地咀嚼,溫暖著,又咬嚙著他那顆破碎的失落的心!…

還有掛在墻上的你的巨幅畫像,留在我的記憶里的,仍然是你的嚴肅的微笑。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在你親自購置的南京武夷路22號小樓母親的臥室里,你日夜陪伴著母親,也時時從墻上望著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峽那一邊,卻不怎么想念你--我們已經習慣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當年我們全家住在南京江蘇路、中山東路的時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來往不絕的客人談論公事,少有和家人閑談的時候。但偶然瞥見墻上的你在對我微笑時,不知怎么的,我總有一種安寧感。“那是我的父親,父親。”我對自己說,同時有一股溫馨襲上心頭。但母親卻時時念著你,每逢過年過節,總要多擺幾副碗筷--為你,也為遠在異國的大哥和三哥。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種生命的沉重與悲涼,但也只是剎那間的感覺,很快就忘了:那時候我還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畫像從墻上取下,并且永遠在房中消失時,我才開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與我(以及全家)的命運息息相通。起初還是中學生的我只覺得奇怪,想去問母親,看到她一臉愁容,卻不敢開口。還是“新奶奶”--長住我們家的女傭,你一定記得的--悄悄告訴我,四哥(他是共產黨員,在南京團市委工作)因為家里掛著你的像,與你“劃不清界限”,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我已經說不清當時的反應;仿佛覺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種精神的威壓,而此后母親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從此,不祥的預感便籠罩著這個溫馨的家庭。

考驗終于臨到我的頭上。1953年,剛滿十四歲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改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申請,這在我們那一代是天經地義的歸宿,仿佛到了14歲,就應該(也必然)成為青年團員。但我的申請,卻遭到了拒絕,盡管當時我是全校老師、學生公認的“學習、品德兼優”的模范學生。面對這晴天霹靂般的打擊,一陣天旋地轉以后,我頓時產生了“低人一頭”的屈辱感,仿佛剎那間我從“天之驕子”變成“二等公民”。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團介紹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臉嚴肅地告訴我:必須從思想、政治與行動上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反革命?!”我差點大叫起來;我怎能把已經滲入記憶深處的嚴肅、沉靜、微笑著的你,與在我的觀念中早已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聯在一起?!在我這樣的 14歲的中學生的心目中,“父親”與“革命”,都同樣神圣,現在卻硬要在這兩者中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未免過分殘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個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來“說服”我;我知道,那是組織交給他的任?,他自己也懷著極大的真誠與熱情,希望幫助我闖過這一“關”。他總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該說的幾句話說完,然后突然沉默下來,用急切的眼光望著我。我知道他想讓我說什么,我也真想說出他想讓我說的話,那樣,我們倆都可以松一口氣,卸下那對于我們來說是過于沉重的精神的負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們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當時正在狂熱地學習作曲,我也正熱心于作詞,我們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卻怎么也說不出來,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著他;他也呆望著我,似乎也懷著某種歉意。時間到了,他默默地站起來,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門?,空氣沉重得令人窒息。

我真想懇求他不要再來,但第二天他仍然來了,在同一個時刻,一分也不差。呵,父親,你這時正在海峽的那邊為臺灣農業的振興奔波,你當然不會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兒子承受了這樣的精神折磨!但我卻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著那曾經掛過你的畫像的白墻,我默默地想:要是父親的形象也能像畫像一樣永遠消失,要是我根本沒有這樣的父親,那該多好。呵,我竟敢否認自己父親的存在,我這罪孽深重的兒子!我為自己的念頭嚇壞了……

從此,“與反動父親劃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遠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終于從北京流放到了貴州安順,正是傳說中的“夜郎國”的所在。在我簡單的行囊中,有一張父親的照片,這是我從母親那里要來的。但我從不敢翻出來,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種犯罪;但又始終保留著,我知道那是我們父子間最后的精神聯系,不管看與不看,“他”存在著,這就足以給我的越來越孤寂的心以某種慰藉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點“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化大革命”中,當紅衛兵從我的箱底里翻出這張照片時,我再也逃脫不了“反革命孝子賢孫”的“罪名”。面對著紅衛兵的質問,我無言以對,當時正盛行著“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革命”邏輯,我也為自己的“大膽”(解放后幾十年,還保留著父親的照片)嚇蒙了。我惟有低頭,認罪,懺悔,說不上真誠還是不真誠,只恨不得割斷一切社會聯系(因為每一個聯系都是一種罪惡),還一個一無牽涉的“自己”。因此,當后來學校“革命師生”給我“平反”,將父親的照片還給我時,我幾乎是毫不遲疑地將它付之一炬--事情過去很久以后,我才驚訝自己當時的平靜。記得有一位學生提出了異議,他問我:“兒子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親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覺得他的問題提得奇怪:我已經心如死灰,以為人世間早已無感情可言,更不說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懲罚:當我得知父親1972年在臺北悄然去世時,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親手燒毀了對我有著養育之恩的父親的形象!呵,我這大逆不道的、罪惡深重的兒子。

盡管70年代末,旅居美國的三哥歸國,又帶來了父親的照片,我卻再也不敢正視。我的眼前,永遠晃動著那地獄般的圖景:我親手點燃的火,一點一點地吞噬了我的父親--他的沉思,微笑,連同他對我的全部愛和期待!

我仿佛又聽見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記憶里的父親的那一聲嘆息……

哦,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


附: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錢天鶴事略

錢天鶴(1893—1972年),字安濤,生于浙江省杭縣(今杭州市)。農學家、現代農業科學的先驅者,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主要創始人。1913年畢業于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1913—1918年就讀于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并獲農學碩士學位。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教授兼蠶桑系主任,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1927—1929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社會教育組(司)第一股(科)股(科)長,1929—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常務委員、博物館主任、顧問。抗日戰爭時期從事農業行政工作,先后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常務)兼全國稻麥改進所副所長,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林司司長,農林部常務次長。對發展大后方農業生產,特別是糧棉生產有重要貢獻。臺灣光復后,置身臺灣,參與農業政策和實施綱要的制定,對恢復和發展臺灣農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門、馬祖兩島的農業建設,成績卓著,甚受兩島人民的愛戴。《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錢天鶴》作者評價:錢天鶴一生清廉,對人仁厚友善,肝膽相照,對于后進和部屬,常予扶助提攜,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練,思考周詳,審慎從事,用人唯才,實事求是。其品德行為,令人敬佩。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192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為院長。時設天文、氣象、社會科學、物理、化學、工程、地質、歷史語言等8個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長聘李四光、秉志、錢崇澍、顏復禮、李濟、過探先、錢天鶴7人為博物館籌備處籌備委員會委員,以錢天鶴為常務委員,籌備處設立于南京成賢街46號。當月30日,籌備委員會開會,決定博物館定名為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由于籌備委員中有出國者,有病故者,當年7月,由院長改聘李四光、秉志、錢崇澍、李濟、王家楫及錢天鶴6人為籌備委員,仍以錢天鶴為常務委員。籌備過程中,通過職員名單、籌擬計劃,裝置標本,修建房屋,布置園場等項工作相繼完成。至1930年1月籌備大致就緒,于是取消籌備處,由院長聘錢天鶴為主任,李四光、秉志、錢崇澍、李濟、王家楫為顧問,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正式成立。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本館以主任綜理全館事務。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全館之事,則由館主任錢天鶴綜理一切。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本館組織,可分三項述之:(甲)研究:動物組、植物組;(乙)事務:主任錢天鶴;(丙)顧問:李四光、秉志、錢崇澍、李濟、王家楫。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所載組織如二十年度。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仍分研究、事務、顧問三項。(甲)研究:動物組主任伍獻文,植物組主任鄧叔群;(乙)事務:主任徐韋曼;(丙)顧問:錢天鶴、秉志、錢崇澍、王家楫。并列出一表,伍獻文、鄧叔群、徐韋曼三位主任與四位顧問列在同一層次。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總報告·動植物研究所報告》載:“本所原名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為符合本院組織法中所規定之名稱起見,乃改為動植物研究所,仍暫分動物植物兩組,王家楫任所長,七月到所視事。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錢天鶴、徐韋曼相繼辭職。顧問七人:錢天鶴、徐韋曼、秉志、錢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濟。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總報告·動植物研究所報告》載:通信研究員四人:秉志、錢崇澍、錢天鶴、胡先骕。

筆者依據現有史料試作如下分析:

1929年1月-1930年1月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籌備時期。錢天鶴既有學者之望、又負官員之責,故受蔡元培院長之聘,以常務委員負責籌備工作。

1930年1月-1934年7月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發展時期。初期百事待舉,錢天鶴以主任綜理全館之事。

中期全館研究、事務、顧問三項并重,加之錢天鶴兼任浙江省建設廳農林局局長(1930-1931)、担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1931年),錢天鶴主任之責稍減。

后期錢天鶴担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常務)、兼全國稻麥改進所副所長(1933-1937年),故辭去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一職,改任顧問。此時期研究工作逐漸加強,動物組主任伍獻文,植物組主任鄧叔群與負責事務之主任徐韋曼并列。

1934年7月起自然歷史博物館改名動植物研究所。錢天鶴任通信研究員,類似于今日之客座研究員或名譽教授,又恢復了他原本的學者身份。1944年動植物研究所分建為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錢天鶴長期兼任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2005年10月一稿,2008年9月補充。)


參考文獻:

1、《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

2、沈志牛,《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農學編·農業綜合卷·卷1·錢天鶴》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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