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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在德國:為什么這個國家并沒有真正“正常化”
猶太人在德國:為什么這個國家并沒有真正“正常化”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雅恰·蒙特(Yascha Mounk)

翻譯:彭穎

本文摘自《東方歷史評論(第6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以色列精神分析學家茲維·雷克斯曾提出,因為大屠殺的存在,德國人永遠不會原諒猶太人。雖然我總是覺得這句話說得有點過了,但我還是覺得它擊中了一個要害:正因為我們猶太人在某種程度上會提醒德國人他們國家的污點,因此,我們情非得已地—甚至無法避免地—會質疑德國作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新自身形象。


就大部分德國人而言,他們覺得直到2006年夏天第一次舉辦世界杯,德國才終于擺脫了歷史的陰霾。舉國上下,到處是一片紅色、黑色和金色的海洋—從窗戶上到人們的臉上,都是國旗的這三種顏色。原本不愿在公開場合表達愛國熱情的德國人,終于放下了長久以來的重重顧忌。


整個賽事期間,媒體競相報道的不外乎如此。德國人的愛國主義終于回歸,而且是以一種大多數人不敢奢望的世界主義的友好方式。所有人都在說,德國終于成為一個“正常的民族”。這道讓德國人等待了太久的“終點線”總算來臨了。


一個國家終于變成了正常的民族,這個說法很引人關注。在猶太人看來,這意味著反猶太主義所造成的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藩籬終于打破;在德國人眼中,這意味著終于可以把猶太人視為普通人,而不是可能激發他們歷史負罪感的尷尬群體。如果我們可以營造出一種正常的、不復雜的關系,猶太人和異邦人都會喜聞樂見。


然而,很不幸,真正的事實比我們想象中的復雜太多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德國人確實可以卸下包袱了;他們內心深處已經重新準備好讓國旗飄揚起來,這點是不容置喙的。但是在大多數“正常”的國家,媒體不會競相強調他們國家有多正常。沒錯,如果媒體認為有必要宣告、剖析、擁護和捍衛這種不言自明的正常性,那么這個國家看待自己的態度不見得有多正常,所以,這再一次表明,純粹的美好愿望不足以把猶太人和異邦人從長期以來侵擾他們的神經質一般的關系當中解救出來。


我們所有人,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都準備好站到一條寫著“馬庫斯快走開!”(NO MORE MARKUS!)的橫幅后面。但是這看似頗具吸引力的要求忽視了一些簡單的問題:誰來代替他的位置?從馬庫斯充斥著歷史罪惡感的泥足深陷,轉換為斯蒂芬妮(Stephanie)針對政治正確的沉重制約而進行的無情而自我滿足式的抨擊,這是否真的是一種進步?


對大多數德國猶太人來說,不管他們每天多么渴望過正常的生活,依然會發現無法回避這些問題。在他們眼中,德國依然是一個蘊藏著深刻矛盾的家園。近期有關“終點線”的騷動,并沒有帶來一個正常化的新時代,而只是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事實還遠遠沒有達到正常化。


之所以想到這些,是因為幾年前,我在遠離“家園”的一所常春藤盟校參加了一場討論會。當時討論組里有幾位著名哲學家和政治家,還有一些受邀參加的研究生。每周討論組里都會有人就自己關注的話題發表非正式演說。第一次去時,某位專家在談論“黑人民族主義”,他說生活在美國的黑人總是覺得由于歷史原因而被隔離在主流文化之外。我猜測,在以白人為主的討論組里,這個話題對某些教授來說比較敏感;但是,盡管討論時大家慷慨激昂,整個氛圍還是令人愉快的。


當晚,等到熟悉這一話題的人們陸續發表完觀點,我很謹慎地打開了話匣子。我承認自己對美國黑人,尤其是相對貧困地區的黑人的處境知之甚少,但是,我小心翼翼地說道,作為一個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或許我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與中產階級的美國黑人有相似之處,盡管他們生活在白人主導的、對政治正確很敏感的社會當中。


我們小組的主持人似乎對我的開場白很感興趣,于是開始問一些有關我過去經歷的問題。于是,我向他講述了自己與德國軍方的短暫接觸,以及與馬庫斯的關系如何破裂。隨后,我復述了有關2008年2月我在哈佛大學經歷的一場對話,時值希拉里·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的選舉競賽進入巔峰對決。


我讀博士期間的同學凱西是希拉里的忠實擁護者。“奧巴馬還沒有準備好,”她一次午餐時對我們說,“他在參議院不過幾年時間。或許他是一個很棒的演說者,但是他能像希拉里那樣領導實際發生的政策事件嗎?當然不能。”


就在這時候,邁克走了過來。當凱西注意到邁克(一位黑人)時,立刻換了副腔調。很顯然,她還是堅信希拉里是更好的候選人。不過,她的語調明顯不一樣了。一分鐘前,她還像任何政治黨徒一樣,朝著對手大施拳腳。但是現在,她竭盡全力給奧巴馬溢美之詞—顯然因為她担心邁克會認為她是出于種族偏見而不喜歡這位候選人的。


“你必須理解,”凱西說,突然聽上去有些緊張,“坦白講,我確實認為巴拉克很有個人魅力。他那么、那么聰明、特別。沒錯,他就是這樣。2016年選舉的時候我一定會投他一票。但是現在,你看……”


我對討論組里的聽眾說,一些美國白人內心的自由主義的罪惡感,或許與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人內心的歷史負罪感有類似之處。雖然猶太人和黑人的生存狀態有著千差萬別,但是信仰自由主義的白人和美國黑人之間的關系有時堪比“親猶派”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關系。


即便在講述我的觀點時,我眼角余光瞥到了施密特教授。他是這所著名學府哲學系的資深教授,樣子看上去很不安。施密特教授是德國人;和其他大多數德國人不一樣,施密特教授一生中必定與猶太人打過很多交道—畢竟,他已經在美國大學教了十多年哲學。但是現在話題已經轉到了德國猶太人上,施密特教授顯然一臉的不自在。他滿頭大汗,臉色因為生氣而憋得發紅。


終于,當我快講完的時候,施密特教授忍不住了,“真正的問題不在德國人身上。真正的問題是,德國猶太人實在太敏感了。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已經不記得施密特教授一席話的全部內容—假如他探討的是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而不是德國猶太人的事,我估計簡直可以上福布斯新聞播出了。但是,他最后幾句話深深印入了我的腦海:


猶太人總是不肯讓論辯自由發生,而是總要聲明些什么。他們或許認為,自己只是在捍衛猶太人的權利。但是事情發展的結果,總是進一步破壞猶太人和德國人的關系。猶太人中央委員會總是一副傲慢無禮的樣子,正是他們在不斷“往井水里投毒”。


不斷往井水里投毒?


幾百年來,正是這個邪惡的短語煽動了反猶太人大屠殺。直到19世紀,醫學上還無法解釋的黑死病蔓延歐洲,感染了將近三分之一歐洲人口,當時喊出來的戰爭口號是:“一定是猶太人往井水里投毒!”于是,當病毒造成死亡悲劇的同時,還爆發了另一場暴力沖突引發的大量死亡。施密特教授必然知道這個短語背后的歷史,那么,他到底為什么要提起這個令人驚悚的圖景呢?難道身為常春藤盟校終身教授的他,內心深處是個反猶分子?


我并不認為施密特教授是反猶分子。相反,我認為他內心深處極度担心自己的話聽起來不合時宜,因為他的觀點正是與政治正確背道而馳。他一定反復思考,看在上帝的份上,眾多猶太人同事中的這一位,千萬別誤以為自己是反猶分子……所以當施密特教授因為對猶太人在與德國人對話中扮演的角色深感氣憤而面露不悅時,他的額頭滲出了汗珠,我猜測,正是因為他担心自己的言論聽上去是對政治正確的抨擊。


這也有助于理解他最后引用的那個令人震驚的短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說,當人們担心觸及禁忌時,往往會非常小心地壓制任何可能引起抗議的措辭。而當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得以放松,比如小型演講或獨白的末尾,當他們已經在慶祝自己總算沒有出什么紕漏時,他們竭力壓制的短語突然就從嘴里冒了出來。


施密特的弗洛伊德式失言并不一定表明他內心的反猶太主義。相反,它卻證明,即便是受到最好教育和最國際化的德國人,在談論有關猶太人的話題時,也面臨很大壓力。這只能再一次表明,猶太人和異邦人之間對話的正常化不會因為一句消極進攻性的主張“夠了,適可而止吧”就得以實現。


施密特教授的措辭沒有贏得贊賞,但也沒有理由忽視他的初衷。或許他—和支持他最后那段言論的人們—切實表達的一個觀點在于,之所以此類話題變得如此尷尬,德國猶太人有著一定責任。是否可以說,這種對政治正確的帶有攻擊性的強烈抵制,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我們自己造成的?


至少在有限的層面上,或許事實確實如此。隨著親猶主義的普及,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德國的猶太人已經壯起膽子,越來越堅定地維護自身利益。在法蘭克福舉行的有關反法斯賓德(Fassbinder)劇作的抗議活動就是這種嶄新的自信姿態的明證。但是,假如普通猶太人都不像戰后時期陷入氣氛緊張的沉寂之中,那么德國猶太人領袖的角色轉變就顯得更為劇烈。


剛開始,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們,如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等,希望扮演一個與聯邦共和國領導人保持良好關系的角色,即便在他們嘗試給自己的小團體建立穩固的經濟基礎時。但隨著資金渠道愈加安全可靠,以及全世界的德國猶太人聯結得更為緊密,新一屆領導人,如伊格納茲·布比斯(Ignatz Bubis),在與德國政治家的交往中顯得更為自信。而到1978年,維爾納·納切曼(Werner Nachmann)已經更加得寸進尺,開始捍衛漢斯·菲爾賓格(Hans Filbinger),而布比斯現在已經定期對反猶主義和排外主義言論進行公開批判。


鑒于過去幾年來,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領袖已經越來越敢于表達意見,他們偶爾會在判斷時出現失誤,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2009年7月,一位名叫奧特瑪·霍爾(Ottmar Horl)的藝術家決定把兩件代表德國精髓的東西結合起來:對納粹的困擾和……花園小矮人。于是,他雕刻了一個金色的花園小矮人,舉起右手行納粹禮。這件作品在紐倫堡一家私人藝術館出售,售價僅50歐元。作品原想達到一種搞笑,以及略帶模糊性的顛覆感。“把德國‘優等民族’展現為一尊花園小矮人,”霍爾解釋說,“只是達到一種諷刺效果。”


但是亞諾·漢堡(Arno Hamburger)—紐倫堡一個猶太小團體領導人卻不覺得好笑。“玩笑到此為止。這件東西會犯眾怒,”他對媒體說,并稱這個守護神雕像作者“完全沒有藝術品位”。


整件事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必要。雖然行納粹禮的花園小矮人不一定能算得上重要的藝術作品,但也不至于說會觸犯極右分子利益而引發沖突。或許施密特教授和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當初的觀點是對的,德國猶太人代應該讓諸如此類的論辯形式正常存在,而不用執拗地用上這個政治家最希望又最空洞的措辭,說這件或許無品位而且根本也不重要的藝術作品有多么地“犯眾怒”。


即便如此,假如你因此下結論,說德國猶太人經常或過于頻繁地爆發歇斯底里癥,認為自身因特殊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攻擊,那你就錯了。實際上,在德國的主流猶太人代表通常還是扮演著更為溫和的角色。


例如,2008年夏天,埃森市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法魯克·森(Faruk Sen)就提醒大家注意越來越深的仇外情緒和針對土耳其人的歧視。為了更生動地闡述他的觀點,他把土耳其人稱為“歐洲新一代猶太人”。時任政府大臣和中心監察委員會負責人的艾敏·拉舍特(Armin Laschet)認為法魯克的觀點是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有意輕視,出于震怒將其解職。


但是,當時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斯蒂芬·克雷默(Stefan Kramer)卻沒有批判法魯克,反而為他辯護。克雷默同意拉舍特說,將兩者放在一起比較確實失之偏頗。但即便如此,他認為“事實上,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土耳其穆斯林每天都受到歧視和排擠……與其槍斃信使,我們更應該慎重對待我們國家的土耳其裔穆斯林和其他弱勢群體,充分考慮他們的担憂和恐懼。”這話在我聽來,并不是某個群體為了維持特殊受害者地位從而壟斷潛在福利所使出的政治手腕。


面對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所扮演的越來越活躍的角色,德國人現在經常埋怨猶太人已經像是某種道德警察。但實際上,德國猶太人并不如傳言中所說的那么為所欲為,部分可能因為德國媒體在報道相關評論時擁有選擇權。


早些年,媒體對給德國人開脫罪名最感興趣,任何猶太人如果對戰后德國表示贊賞,就會迅速被媒體渲染為所有猶太人的發言人。如今,媒體意識到猶太人的憤怒也可以成為好故事的素材,十萬猶太人中只要有一個人發現某件事或報紙和電視臺某個報道冒犯了他們,就足以讓媒體報道個沒完—他們根本不管實際情況或許—大部分德國猶太人都心知肚明—根本算不上什么過激言行。


因此,所有這些有關猶太人自以為是的論調都忽視了一個事實,正是德國人自己著了魔似的指望猶太人或外國人來扮演監察角色。每當德國發生一起種族主義或反猶主義犯罪,政治領導人都碎碎念一般提出“這會對國際輿論起到負面導向作用”,對此給予的重視不亞于對受害人遭遇的關注。類似的,某個重要公眾人物發表了反猶評論,最后大家不是關注于他的蠻橫言辭,反而又給猶太人貼了一個抓住評論不放的標簽。


比如,幾年前,F1方程式賽道負責人伯尼·埃克爾斯通(Bernie Ecclestone)在某次采訪中發表了一個怪異而不經心意的觀點,他說不認為希特勒策劃了大屠殺,并對各種類型的獨裁表現出欣賞。歐洲媒體頭條卻簡單摘取了他的這句漫不經心的評論。倫敦《泰晤士報》標題為:《F1主帥伯尼·埃克爾斯通:希特勒?干得漂亮!》(HITLER? HE GOT THINGS DONE, SAYS FORMULA ONE CHIEF BERNIE ECCLESTONE)。《西班牙國家報》標題為《埃克爾斯通對希特勒贊賞有加》(ECCLESTONE HOLDS A EULOGY ON HITLER)。最后,英國一家主流報紙博文上一語雙關:FORMULA DUMB(雙關寓意:方程式閉嘴!或愚蠢的方程式!)。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媒體的標題。德國最大新聞網明鏡在線(Spielgel Online)的標題為:《猶太世界大會要求罷免埃克爾斯通》(JEWISH WORLD CONGRESS CALLS FOR ECCLESTONE TO RESIGN)。德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圖片報》(Bild)則高呼:《猶太人中央委員會聯合抵制F1方程式》(CENTRAL COUNCIL OF JEWS ASKS FOR BOYCOTT OF FORMULA ONE),實際上對他們的立場夸大其詞。著名新聞雜志《星》(Stern)的標題更徹底:《猶太人要求F1方程式組織方抵制埃克爾斯通(JEWS ASK FORMULA ONE TEAMS TO BOYCOTT ECCLESTONE)。這下你大致明白情況了吧。


在德國,人們在消費猶太人的故事。大屠殺也是。媒體雜志喜歡報道納粹的故事,配之以希特勒及其政權其他領導成員的圖片橫掃首頁。德國電視臺也經常播出有關第三帝國(Third Reich,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的紀錄片。書店也在顯要位置陳列有關二戰的圖書。


根據馬丁·瓦爾澤和其他“終點線”說法的支持者所言,德國陷在自己的歷史中無法自拔,這只是局外人對德國的看法。但是,假如希特勒占據封面的雜志一路暢銷,其原因絕不在于占德國人口總數0.2%的猶太人。那么,到底是誰在購買這些繪有希特勒那令人驚恐邪惡的面目的雜志?是誰在看有關第三帝國戰爭機器的大量紀錄片呢?


答案很明顯。但凡有一個德國猶太人在看納粹紀錄片,單從數量上來說,至少有兩個右翼極端分子在看同樣的節目,當然,目的完全不同。相對于每個懷著沉重歷史負罪感、以真誠的歷史研究態度閱讀《明鏡周刊》(Der Spiegel)封面故事的德國人,大概有五個人只是在享受著單純的邪惡快感,正如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幫歷史頻道(the History Channel)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一樣。每當有一個親猶學者出于對國家歷史的羞恥而寫一篇關于第三帝國的嚴肅評論,就會有十個只看重評級的媒體行政官用一篇隨意編造的、奪人眼球的納粹文章來吸引廣告投入。


從某種層面上來說,馬丁·瓦爾澤是正確的。有關大屠殺的記憶或許真的已經在社會中無處不在,尤其是大多數內容旨在吸引人們本性中最卑劣、最愛好窺陰的一面。他也曾說過,目前在德國—或許在其他很多國家也一樣—某種有關大屠殺的記憶實在是過于經久不衰了。但是瓦爾澤和他的追隨者犯了一個錯誤—一個深刻而危險的錯誤—那就是,他們仿佛在暗諷這一問題是由局外人造成的,是他們給德國人硬塞了一種集體負罪感。


同理,德國人對現代猶太人的糾纏不休也是一樣的。比如,我與施密特教授之間發生的這件事就是一個典型。一開始我并沒有特地講給他聽,更不用說利用我身份這個特殊武器來誘使他表態了。我當時那么做,只不過是因為身在德國以西4000多英里的地方,想用自己的經歷讓我們的小組討論顯得更有趣一些。但是,從施密特教授角度看來,我所說的聽起來就有一種攻擊性。受夠了這種他所認為的針對德國人的永久性指責,他就迫不及待地為自己辯護—而這種防御性的辯護,正如大多情況下一樣,只會進一步加深對立和爭執。


未來是無法預測的。或許德國真的已經開始往前看,不再糾結于過去,不再敏感地覺得自己不正常。那就太好了。


但是現在,國家的正常化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人們正泰然自若地,以一種潛在的消極進攻方式,向任何心有疑慮的人證明這一點。


因此,“夠了,適可而止”這種全新情緒,在目前階段,只是在猶太人和異邦人的溝通中又增添了一層尷尬。倡導“終點線”的人們或許初衷是好的;但是,他們行為的結果,至少目前看來,是令人失望的。


“終點線”運動的失敗還產生了一個違反直覺的后果,那就是弱化德國在戰后取得的成就。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人付出巨大努力而進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省、贖罪和自由主義化,被認為是外界強加給德國的。在瓦爾澤的帶領下,大多數德國人現在都認為,這種大屠殺的永恒記憶過于把德國人推到風口浪尖。他們抱怨說,經過了那么多年的民主鞏固和內心折磨,我們能否期待終有一天,奧斯維辛會在不被千夫所指的情況下,走進歷史課本,成為公眾對過去的一種紀念?


如果能這樣看這些問題,那么瓦爾澤希望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畫一條分割線的做法,就不那么令人吃驚了;他現在已經比較成功地讓德國年輕人形成正確的自我認識。然而,有關德國戰后歷史的現實主義觀點,不一定會得出一個非常悲觀的結論。


那些堅信自己使德國面貌煥然一新的68年學生運動參與者,與呼吁歷史“終點線”的年輕人有很多共同點。兩種人都苛求歷史身份純潔化,因而都尋找著某個難以觸及的得到救贖的時刻。因此,他們似乎都忽視了,德國作為一個聯邦共和國本身就有值得驕傲的理由,即便它多少刻上了第三帝國的印記—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被沾上了污點。


第三帝國之所以長期成為德國人自我意識的核心,其原因或許不僅僅是那些毒氣室。另一個原因在于,聯邦共和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德國人往往態度令人欽佩,但是滯后的且無可避免顯得不完美的與歷史講和的意圖。如果德國人不再糾結于第三帝國,他們就無法理解德國戰后的大部分歷史:連1968年的風波、德國逐漸自由主義化,以及國家在大屠殺報道中體會的精神宣泄等都難以理解—而這些,盡管有著缺陷和局限性,卻成為聯邦共和國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是,“終點線”的支持者卻逃避著灰暗籠罩的歷史。他們希望自己的國家呈現毫無瑕疵的華麗清白。于是,他們決定實行自我大赦,忘卻過去的錯失,重拾對國家的自豪感,同時,他們也忘記了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歪曲的人性之材無法孕育任何正直之果。”


歷史顯然沒有從德國這一彎曲之材中孕育成果。但是,我們也無需絕望。如果現在這一代德國人,不是隨意武斷地畫一根終點線,而是學著誠實地看待德國歷史的陰暗面,或許,他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過去六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德國對猶太人的過度關注—以及隨之而來的怨恨—把我們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


幼年的時候,我就經常覺得自己仿佛被展覽著。如果我遇見的人們不認識其他猶太人,他們是否會認為所有猶太人都和我一樣?而這不就意味著,我必須表現得特別好,以免他們得出結論,認為所有的猶太人都像我一樣帶著同樣的缺點。


當然,這些恐懼確實有些夸張。但是,即便今天,我還是能強烈感覺到,我所說的一切都會被解讀為代表整個群體的發言。每次說話前,我都要問問自己,我將要說的是否會被理解為我自己的或好或壞的意見,我自己的或深刻或錯誤的觀點,關于我自身利益或利他的政治訴求—還是說,代表了一種猶太人的觀點,猶太人的意見,甚至關乎猶太人的整體利益?


和很多德國猶太人一樣,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因為担心自己會代表其中任何一種角色而不知所措。我不能對猶太人做出任何批評,担心反猶分子會以一種贊許的態度引用我的話。但我也不能批評德國人,担心會遭到指責,說我利用奧斯維辛作為“道德武器”。最后,情況往往是,沉默是最簡單的選擇。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費奧多·巴甫洛維奇解釋自己為何恨鄰居,理由相當驚人:“他從未對我做什么,沒錯,但是有一次我非常無恥下流地捉弄了他,就在那個時刻,我突然因此開始恨他。”


這件事中,巴甫洛維奇是一個更有趣的文學人物,但是,基于我的個人經歷,我卻對他的鄰居更感興趣。


這個可憐的家伙,被迫住在從前折磨自己的人隔壁,還受他欺負,僅僅因為自己讓他想起了不光彩的過去,他該怎么做才能減輕自己這種壓力呢?他的出現會讓巴甫洛維奇感覺不舒服,但是,假設他識趣地離開了,巴甫洛維奇也不會太高興。要是把巴甫洛維奇齷齪的作弄行為講出來,事情可能更糟糕。但是,如果在對話中刻意避開、絕口不提,不是也顯然很局促嗎?


有時候我覺得德國猶太人面臨著類似的窘境。


我們的一個選擇就是盡最大力量幫助異邦人—保證舊事不提,既往不咎。比如,奧利弗·波拉克(Oliver Polak)在《我是猶太人,所以我可以這么做》(Ich darf das, ich bin Jude)一書中,以諷刺的口味講述自己在德國的童年故事。波拉克在書中提到了一位被尤爾根·莫勒曼(Jurgen Mollemann)攻擊的富有爭議的猶太團體前領導人,曾任聯邦共和國副總理、后因政治污點而自殺的莫勒曼說德國尚存的反猶主義都要歸罪于他。波拉克在書開頭就和讀者說好:“我不提大屠殺,你們也不要提米歇爾·弗萊德曼(Michel Friedman)。”


這句話很有意思。但以此應對德國猶太人,是災難性的。問題不在于波拉克玩笑般地把大屠殺和一位“傲慢”猶太人給德國帶來的痛苦畫等號;也不在于波拉克所提出的關系—一種基于故意“視而不見”和預見性的自我克制的關系—很可能無法讓人滿意。相反,問題最主要在于,有預見性的自我克制戰略不會發揮作用。


以色列精神分析學家茲維·雷克斯(Zvi Rex)曾提出,因為大屠殺的存在,德國人永遠不會原諒猶太人。雖然我總是覺得這句話說得有點過了,但我還是覺得它擊中了一個要害:正因為我們猶太人在某種程度上會提醒德國人他們國家的污點,因此,我們情非得已地—甚至無法避免地—會質疑德國作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新自身形象。和巴甫洛維奇的鄰居一樣,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會被認為是很掃興的。


對于米歇爾·弗萊德曼、亨里克·布羅德(Henryk Broder)和馬克西姆·比勒(Maxim Biller)等人來說,這種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猶太人在聯邦共和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謹慎而有些可悲的角色。比勒在回憶錄中說:


1980年代初,德國只有兩種猶太人。一種是已經不在世了的、逃去巴勒斯坦或美國、只在百科全書中出現的猶太人。另一種則依然留在德國,相對隱形的商人、醫生等人及其子女,每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紀念日),他們都會在電視上簡短露面。他們會組成小型的地下社團,站在一個大燭臺前面,或頭頂上方擺設一個刻著希伯來文字的石板。雨色蒼茫、陰風凄凄,然后他們四下散去,等到下一個11月9日,才會再次出現在30秒鐘的新聞中。


和弗萊德曼和布羅德一樣,比勒也不想再繼續扮演這種順從的角色。和他們一樣,他也下定決心,不再退縮,或猶豫著不敢說一些鄰居討厭聽到的話。于是,他們形成了一個小眾、但相對高調的德國猶太人群體,開始了一項事業,專好指責國家犯的過失:他們樂于充當掃興者,他們現在對大大小小的國家丑聞發表“猶太人”的觀點。


以充當眾矢之的為生需要很大的勇氣,而這種勇氣很容易被低估:畢竟,沒有誰喜歡被自己國家里的很多人討厭。但是,盡管這個選擇需要勇氣,在我看來,最終依然是失敗的。


比勒不想成為猶太人地下小團體中的一員,只在11月9日在熒屏上一閃而過,他從未甘心只當一名受害者。但他的新角色也不再堅持己見:最后,弗萊德曼、布羅德、比勒和朋友們扮演了所有問題上“猶太人觀點”的代言人。


我很能理解他們,因為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么成為隱形的猶太人,要么扮演傲慢的猶太人,兩相比較,他們選擇后者—但是,盡管如此,他們的主要身份還是,簡而言之,猶太人。


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德國猶太人所面臨的兩個現成選項都不怎么好。我當然不想成為別人的眼中釘,但我也不愿意選擇波拉克的方式,把很多真實問題埋藏在心里,保持沉默。


經過了發生一系列事情后,或許這是最后也是最有決定性的一個,讓我終于意識到,自己還是注定要做一個德國的局外人吧。


在勞法伊姆的時候,我曾經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世界表明我的猶太人身份,遇到忽視或敵意時,應該迎難而上。這種想法讓我在德國孩子中顯得與眾不同。但是,我當時一直抱著一種期望,某一天,我的身邊會出現更加“開明”的朋友,能將我當作純正的德國人看待。


青少年時期,我住在慕尼黑,在那里我發現親猶分子也同樣不好應付。我從不要求自己得到特殊待遇;即便如此,每當我以猶太人的身份出現,僅這一點就會讓我獲得不同待遇。現在我意識到,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普通的德國人。但是雖然相當失望,我覺得還是有可能在德國繼續生活下去:畢竟,這些讓我感覺像外人的理由是偶然的、不幸發生的、有悲亦有喜的。


只是現在,遇到了丹尼爾和斯特芬妮這些人之后,我開始思考,猶太人的身份不僅讓我覺得自己是外人,或許也成為我離開德國的理由。


精神緊張的親猶主義,甚至傲慢無禮的反猶主義,都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但是,假如我的存在讓人們以為,我是希望他們充滿負罪感的—或者他們進而以此為理由,反抗這種罪惡感,轉而對我進行抨擊—那么,我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讓自己陷于這樣的境地。


我不想過分夸大“終點線”對我一生的影響。我之所以決定到英國,后來又到美國學習,有很多因素。我很熱切地希望看到這個世界更多的東西。我很幸運,能夠有機會被一些非常棒的大學錄取。簡單來說,即便我不是猶太人,我也可能離開德國。不管怎樣,在我離開德國之時,腦海中一直在思考,如果一直作為猶太人生活在那里到底意味著什么。


如今,我還是不敢想象回到德國的情境,或許,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本文選自《祖國的陌生人:一個現代德國的猶太家庭》(Stranger in My Own Country: A Jewish Family in Modern Germany)第8章《往井中投毒》。



2015-08-23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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