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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談誤國”錯在哪里?  羽戈
“空談誤國”錯在哪里? 羽戈
三劍客 羽戈     阅读简体中文版


供圖/戒

權力者對于知識,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滅絕,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談誤國”,遂成妖魔化之一種。

在權力之前保持充分獨立。如果能站到權力者的對面,而不是身邊,那么,當權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圖去抓知識人當替罪羊,卻發現,方圓百里,連一根羊毛都沒有。



文 |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相比“多難興邦”,“空談誤國”的錯誤更加隱蔽。

先說誤國”。與賣國一樣,誤國也是一種特權,一種專利。村野匹夫,販夫走卒,縱想誤國,怕無資格。誤國的前提,在于當國,不說決定,至少能影響這個國家的榮辱興衰。正如賣國,不是你想賣就能賣,如果國家不歸你所有,你叫囂賣國,則與騙局無異,傻瓜才會去買呢。

所以說,能夠誤國,絕非凡人。倘有人拿“空談誤國”批評無權的民眾,顯然搞錯了對象。這是最尋常的錯誤。

基于對誤國的辨識,再說“空談”。享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空談者,常見兩種,一是官員,二是知識人。批評官員空談誤國,第一,對象沒問題,官員的確具備了誤國的資格;第二,對官員而言,實干是正道,空談則歧途,哪怕是言官,他的發言,務必有的放矢,不可落空;第三,試看今日之官場,空談可謂通病,如楊憲益詩云:“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由此三者可知,“空談誤國”的警訓,最應該掛在政府辦公樓前。

然而,擺古論今,你會發現,“空談誤國”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識人的屁股之上。一說空談,我們如條件反射一般,首先想到知識人。如果說誤國近乎官員的專利,那么空談近乎知識人的專利。

古時嘲諷知識人,有句老話叫“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我嘗引此語,以論生死,須知能臨危一死,已經大不容易,養士數百年,才能換來一代知識人凜然殉國,有些王朝,覆亡之際,連“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腐儒都遍尋無著,不得已,只好拉兩個太監、宮女殉葬,以示忠烈。

諷喻的重心,應是“平時袖手談心性”。無可否認,這是古代知識人的一大毛病。不過反過來講,好談心性,恰是知識人之為知識人的顯著標志,他們所置身的精神與倫理體系,決定了他們必須以修身養性為第一要務,至于經世致用,則在其次。這“談心性”,便被視為空談。

再說現代知識人,我認同一個論斷:知識人的武器別無其他,就是用觀念戰勝觀念。這場觀念之戰,猶如空對空,更難逃空談之譏。

這么說來,知識人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空談的標簽。只是,我有點疑惑:空談,何時淪為了貶義?這是知識人的本職,就像鞋匠的本職是修鞋,廚師的本職是做菜,劊子手的本職是砍頭。假如本職是一種罪過,那就是所謂的原罪。知識人何以會有原罪呢?這背后,則是階級論的殺氣騰騰,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標語飄搖,是反智主義的浪潮洶涌。

對知識人而言,空談絕不是罪過。明確了這一點,再來看他們的空談與誤國之間,能否構成一種因果關系?

“空談誤國”的前身是“清談誤國”。清談之風,源于東漢末年,興于魏晉。當時清談者不止知識人,還有官員。陳寅恪有一論斷,清談“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知識人的領袖,阮籍的身份則是官員,他們好清談,不言朝政,而講玄理,目的在于避禍,“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司馬光《資治通鑒》)。這樣的清談,是一種消極的自保之道,縱使無益于國計民生,距離誤國十萬八千里。

《世說新語》云:“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桓公即桓溫,王夷甫即王衍。王衍是西晉的三公,位高權重,卻崇尚虛無,口談玄遠,不以國事為務,后來被石勒慘殺,死前懺悔:“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于此。”這堪稱“清談誤國”的典型,主角卻是高級官員。

官員可以是知識人,知識人未必是官員。知識人清談,若與誤國發生關系,必須滿足一個條件:他們的話語,能夠形成公共輿論,左右權力決策。這在古代,并不多見,晚明曾有一幕,從東林到復社,作為官員與知識人的聯合體,雖處江湖之遠,卻可制造輿論,影響廟堂走勢。明朝滅亡,分攤責任,他們也有一份,即“清談誤國”。

說晚明南明盛行清談,并無問題。顧炎武是親歷者,他批評道:“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復,宗社丘墟!”我最難忘的案例,即崇禎八年,內閣缺人,有人推薦了當時最負盛名的大儒劉宗周。皇帝召見他,問兵事,劉答:“御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劉宗周傳》)這是不著邊際的空談闊論,難怪皇帝斥劉宗周“迂”,只讓他當工部左侍郎。

不過,顧炎武的批評,卻屬泛泛而論。“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施與東林、復社頭上,不免有些武斷。如東林書院的學風,正以實學為主流,號稱“倡實學以救世,視天下為己任”,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并行不悖。誠然,他們有時好講大義,滿口道德空言,受“正義的火氣”之激,陷入狹隘的門戶之見,然而對于明朝之亡,他們所需承担的責任,卻不在清談,而在黨爭。說到底,黨爭只是明亡的導火索,明朝的悲劇,可謂千年帝制積重難返、沉疴難起的一個縮影。

國史的書寫,歷來有一些隱秘的法門,如從不反思制度、極少責難皇帝,要總結錯誤,錯在貪瀆的奸臣,錯在陰毒的宦官,錯在穢亂的后宮,假如這些替罪羊無處尋覓,抑或責任太大,還得找一些人分担,慣于放言高論的知識人,便被拉出來頂缸。在刀把子和槍桿子面前,筆桿子從來無力抗辯,說他們誤國,他們就得誤國。盡管“空談誤國”的締造者比誰都清楚,刀把子和槍桿子的世界,筆桿子哪有多少機會去誤國,若后者能誤國,不正宣判了前者的失敗?

“空談誤國”的歷史書寫,由此呈現了一種可怕的悖謬:在強權的驅使之下,知識人完成了對自己的指控,虛弱而乏力的知識,不得不夸大知識的作用;書寫歷史的知識人,不得不把“空談誤國”的金印刻在同儕臉上。用知識侮辱知識,用謊言包裹謊言,豈止是悲劇?

以“空談誤國”批判知識人,背后往往隱藏了強權對知識的摧殘和壓迫,也許還有一絲恐懼。因為一個社會,知識人最有可能,查明誤國的原因,與誤國者究竟是誰;而且知識人的空談,未必虛幻,有時恰是對在朝的異議,令其如芒在背,不得放肆。所以,權力者對于知識,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滅絕,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談誤國”,遂成妖魔化之一種。

吊詭的是知識人被譏為空談卻也只能以空談的方式,對抗、破解“空談誤國”的欲加之罪。因為除了空談,除了話語、觀念與思想,他們再無任何利器,來改造這個苦難的世界。對他們來講,談就是干,吶喊就是行動,精神就是一切。就當下而言,他們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于,一是盡量談而不空,譬如多平恕,少高調,多邏輯分析,少道德批判,“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二是盡量不要授權力者以柄:他們必須在權力之前保持充分獨立,如果能站到權力者的對面,而不是身邊,那么,當權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圖去抓知識人當替罪羊,卻發現,方圓百里,連一根羊毛都沒有。




2015-08-23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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