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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許倬云:自述成長歲月
專欄 許倬云:自述成長歲月
燕南園愛思想 許倬云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來源于《時代周報》,許倬云先生授權愛思想網發布。


許先生出生時手腳是彎的,成長后肌肉不發達,需借助雙拐行走。身體因素使他的求學經歷異于常人,在高中前沒有接受學校教育,在臺灣大學外文系讀一年后轉入歷史系。大學時代,許先生的多位老師是中國學術界大師級的人物。留學芝加哥大學時,師從顧立雅等漢學大家,生活上則受到錢存訓等前輩的照顧。如今許先生每年到南京大學推動高等研究院的建設,最重要緣故是回報師輩們的恩澤:“我到南京大學肝膽涂地,盡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負斯人!”

閑談中,許先生不時提起學界師友趣事,亦如講課一般生動。余英時、許倬云、王賡武同為1930年生人。余英時先生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享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后,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第一屆的講者是許倬云先生,第二屆的講者是王賡武先生。許先生從2007年11月的講演引發成了《我者與他者》一書,剛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臺灣大學的“聰明人”們
時代周報:你在20歲讀臺灣大學歷史系以前,已經對史學很感興趣了?

許倬云:對,我看了《國史大綱》、《日知錄》,一般人還沒有看《日知錄》的。抗戰勝利后,我在老家無錫輔仁中學讀書,手腳還是不好,當時父母討論過,說我如果到外面讀書恐怕不行,就在無錫讀書算了,當時錢賓四(錢穆)在無錫,榮家辦了一個江南大學,他做文學院長,我父母就讓我將來讀江南大學。如果沒有后面我逃難到臺灣,賓四先生沒有逃難到香港,我就可能做賓四先生的學生,結果可能不壞。

錢穆先生
那時候無錫人都很佩服賓四先生,他是自己學出來的,真是聰明,當然西學的東西不多,《國史大綱》是民族史觀。我的《萬古江河》是從他那里完全離開了,是世界史觀,這本書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樣,之前不管海峽兩岸,寫的都是民族史觀。我很高興《萬古江河》為大家接受。在抗戰時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題,我要到50歲才能夠靜下心來說:日本人的罪狀不是日本民族的罪過,是一批日本軍閥的罪過。要到50歲才能擺開這個仇恨,你想想看,多難啊!

時代周報:讀臺灣大學時,知道傅斯年的那些事情嗎?

許倬云:知道,在重慶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他太可惜了,死得太早,未盡其才。一般學者很少像他這樣,能作研究,能講演,能辦行政,能跟人來往處理各種事件,真是全才。他辦行政,權術也會玩一點,不是那么單純的人,胡適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會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薩,胡適先生是打外場的,傅先生是組織的,才能結合北大、清華、中央研究院為一體。

時代周報:當年傅斯年在臺灣大學有沒有明確提出他的教學思想?

許倬云:他不提出來講的,但他的方針我們看得出,是在辦另外一個北大,盡他的力抵抗政府力量的進入。可是當時黨的力量控制很強,所以他的抵抗很辛苦。當時臺灣也有白色恐怖,臺大的大多數老師上課是不談政治,不批判,而且黨的活動在學校里也是相當多,我們這些人是不理他們的,我們對跟黨走的同學是看不起的。
時代周報:你在臺大外文系讀了一年以后轉到歷史系,其中一個原因是聽了傅斯年的意見,他給你見面的印象如何?

許倬云:我一進臺大兩三個禮拜,傅斯年就見我了,因為他覺得我的考卷不錯。看歷史考卷的老師推薦給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師也推薦給他,這就印象很深了。傅斯年矮矮胖胖的,他胖并不是因為吃得好,他太窮了,難得吃到一片肉,天生體型如此。

傅斯年先生
傅先生脾氣不好,但是愛才,對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對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氣跋扈,不怕褒貶,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遺余力,借錢來給同仁過年過節,了不起!

時代周報:當時的臺灣大學可謂人才濟濟,師資的組成也很特別?

許倬云:中央研究院帶去的人馬都是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兼課。我在大二開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結緣了。二年級以后,就到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基本上我本科時是歷史系為主,考古系為副,到研究生的時候就是兩個系跨在一塊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個文科研究生。我跟這幾位老師,受他們的提拔、訓練,至今感激。

時代周報: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老師的風度如何?

許倬云:李濟之先生是科學家,是第一等聰明人,智慧非常高。上課非常細密精致,課講得好,純學者的風度,辦行政一板一眼,不像傅斯年先生有對外應付的能力,但是對內行政,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剛伯先生是中央大學去的,做文學院長二十幾年,也是第一等聰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則。

董作賓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學者,他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純粹憑自己的聰明才智,他整出十個規則,使得我們對甲骨文的研究有跡可尋,而又變成年歷了,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當然不錯,字也寫得很好,書法秀麗,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長,羅雪堂是收集東西,認若干字,了不起。王觀堂了不起,一點小線索能寫一大篇文章來。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馬克思主義來套出一個架構,這個架構今天看來是不對的。董彥堂是真正掌握實際發掘出來的東西,而且從中間理出一個線索,可以駕馭這批材料,這個功勞是很大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國訓練出來的,學早期的文化人類學,他對比較文化研究很有獨到之處,選他課的學生不多。他不想在學校上課,就派三輪車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個人去他家,李卉有時候跟我一塊去,一個三輪車就坐兩個人。他是一個溫厚的長者,學問很好,當然后來他就鉆到中國古籍里面,把在法國學的擺在一邊了。但是法國受的教育對他有影響,法國那時候是社會演化論,他的想法是每一個文化現象是代表人類文化進展的一個階段。這個演化論我不能接受的。

凌純聲先生是中央大學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論,李濟之先生是實證主義,所以擺在一塊,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牽扯。這就和大陸后來一個人跟一個老師不一樣,我們一個人跟很多老師。所以我的運氣就是在讀大學時碰到這些頭一等的老師,那時候學生少,老師多,他們幾個人可以一起訓練我。我到芝加哥大學也是非常運氣,有很多老師教我,所以我變成雜湊的東西很多,不是中國研究。雜學無章,得益很多。

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不同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楷模讓我去仰慕,我也沒有走任何老師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個人對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這些人都是聰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聰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聰明人還要高一截。每個人都是分門別類去做一件事情,提綱挈領是他老人家自己來。他總是想擺開行政以后,自己做提綱挈領的工作,拿西周歷史、商周的國城有個交待,對中國文化有一個綜合的研究。可惜天不假年,如果他在,會有另外一番面目。

時代周報:我聽說李濟之先生當年說你有傅斯年之風?

許倬云:我自己也聽說,因為我到史語所,他到哈佛大學的時候,就跟楊聯陞先生他們說:“史語所來了一個人,是當年的傅斯年。”這句話害苦了我!我從那時候開始,招人之忌,也因為長者們的期許,給了我工作的負担很重,除了念書以外,我要辦行政,到外面講演,替史語所跟政府接頭,另外辦學術外交,組織系務,組織幾個基金,什么都得做。如果我沒有這些壓力,我自己就舒服多了,也就不用煩這些心事了。
 在“芝大”:開刀、念書、搞民權
時代周報:在臺大時有沒有想過去留學?
許倬云:我在本科的時候沒有這樣想,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沒有這樣想,后來考上李氏基金,是全校畢業生中每一班里最好的成績,我得了第一名。但我身體不健全,李氏基金的遺囑是身心健全,我不合格。學校里校長特別給我安排,胡適先生幫忙,在美國找到獎學金。如果沒有李氏基金,我會待下去,我在史語所待得蠻好的,因為李氏基金不讓我去,反而使我出國留學了,也不錯,出來碰到芝加哥大學這個機緣。

時代周報:你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顧立雅是什么樣的人?

許倬云:顧立雅(herrlee g. creel)是第一代的美國漢學家,他研究古代金文,學古文從讀《孝經》開始,很用功,后來讀中國古文是基本沒有問題的。所以何炳棣說:“他不懂古文,要找我來幫忙。”這是亂說。他是讀俄國史出身的,后來他到北京留學,到安陽去看發掘,眼光真好,安陽的小報告都還沒有出來,他就看出重要處,就寫出了《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濟之先生不原諒他,說:“我們報告還沒有出來,你就替我們寫出書來了。”《中國的誕生》很重要,西方世界第一本書介紹中國第一個考古所得的朝代。

時代周報:安陽發掘有那么重要嗎?

許倬云:當然。沒有安陽發掘,就沒有中國的考古學,沒有辦法知道中國王朝的第一個朝代。到今天,我個人認為夏不是一個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過去的,使他自己的政權合法化。諸夏可能有個盟主。商代的發展,是從很粗糙的國家,經歷了逐漸演進的過程。這些東西假如沒有安陽發掘,不可能出現。顧立雅的《中國的誕生》是有創見的,還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貢獻,從經文里拿出材料來。但是,他那時候受他的時代限制,許多材料沒有,所以我寫《西周史》時,材料太多了,多了十來倍。

時代周報:到芝加哥大學讀書,對你在學術上有什么新的啟發?

許倬云:我在臺灣時,對西方學術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學才真正打開門戶。也是我自己運氣,那時候韋伯(max weber)理論剛剛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是介紹韋伯理論的第一家。我住在神學院宿舍里,對宗教理論特別有興趣,就是住在神學院里發展的。

韋伯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因為韋伯理論,我開始對社會學關注,因為韋伯理論,我開始對城市經濟學注意。這些都是機緣。我沒有在顧立雅先生身上讀什么中國東西,但是他對我非常優厚,我的論文,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他的文章好得很。

時代周報:韋伯理論對當時學術界的影響有多大?

許倬云:韋伯對學術界的影響大極了。很多人以為韋伯講資本主義的起源、倫理,以為講誠實、勤奮,弄錯了。杜維明就弄錯了這一點。韋伯是講新教對上帝的責任,你賺錢不容易,是證明上帝對你的恩寵,所以錢要捐出去的,資本家老早就這樣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這樣。韋伯重要的理論方法是搞出一個理想形態,舉例講,天下沒有一個人叫“人”的,每個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種樣子,沒有這個理想的形態的話,無法理解別的真實的人。沒有一個杯子的理想形態的話,無法勾畫出這個杯子是什么樣子。腦子里建構一個理想的東西,拿這個作為模式,來找出真實世界的特色。但是勾勒了這個理想形態,你必須要見多識廣,才能勾勒出形態來,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較研究,勾勒出沖撞,勾勒出信仰。這個方法學比較一般的實證要高明。

時代周報:芝加哥大學為什么把你安排在神學院的宿舍里?

許倬云:簡單得很,神學院比芝加哥大學還早,芝加哥大學成立以后把神學院圍在里面,神學院變成在芝加哥大學的中間。我上課的地方叫東方研究所,就在神學院的對街,我的腳不好,學校就跟神學院商量之后,我就住進去了。住在一樓,我的電車掛根電線就充電,也沒有人偷的。神學院里有一個大洗澡房,溫度很高。身體不用擦干,會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一抬杠就沒完沒了。這些經歷回想起來,真是運氣。別人沒有這種機緣,跟我同時代去留學的人,很多人就一輩子在圖書館里打滾。

老實講,我的留學生涯有意思,不像一般人只在圖書館進進出出。我在醫院里開刀,也有意思。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見別人經歷許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見16歲的孩子患血癌,進來活潑潑的,兩個星期就死掉了;看見一輩子長不大的孩子,十七八歲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們感情的激越和無奈;看見黑孩子得了黑人一種特殊的血病,進來時瘦弱枯干,卻不舍棄他們求生的希望。因為我住進來是免費的,看見種種神態,看見生死病痛,這對我幫助很大。我自己也經歷了考驗,幾個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兩只腳輪流掛,左腳開刀掛左腳,右腳開刀掛右腳,掛著一只腳睡覺,動不了,就是想自殺都不能自殺。那段經歷,每年是4個月在醫院,8個月在外面。又念書,又搞民權,還在神學院宿舍里聊天,很有意思!我的性格是比較多方面的,不是愿意拘在一個角落里的。

時代周報:你那時候還熱衷于民權運動?

許倬云:我在芝加哥大學念書,還要管雜務,正是民權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我住在芝加哥神學院里,這是自由學派的神學院,非常自由的環境,里邊就有一批年輕牧師,組織了當地附近教堂的年輕人,從事民權活動。我住在宿舍里就卷進去了,看到很多事情,開會時去聽聽,參加發言。我自己開一個小電車,和人家一起去火車站接南方黑人,告訴黑人:你的權利在哪里?選舉的時候,我跟當地的學生一起去監督投票的情況。到黑人社區解釋他們的權利,蠻有意思的!我們還坐著人權列車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華人,他們很多是黑人,我們到那兒去打破黑白界限。我的日子過得非常豐富:開刀、念書、搞民權。我過得興高采烈,這是其他學校的留學生不大能碰到的。

時代周報:當時搞民權,大家都那么激情澎湃嗎?

許倬云:現在的留學生感受不了,美國本國學生人人去搞民權。我要不是住在神學院的宿舍里,跟中國人住在一間房間,不可能卷進去。我后來到哈佛大學去訪問,找朋友,他們一個房間都是中國人,日子非常枯燥嘛。他們很多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圖書館,別人的課可以不去聽,很乏味嘛。但是因此他們可能比我讀得深入,我讀得亂七八糟。

我在神學院吃飯,吃得非常好,不少學校的老師都到神學院來吃飯。在那個飯廳里,任何不認識的兩個人坐下來,第一句話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頓飯吃下來,就是談學問,談的里面有學習,有討論,有批判。這頓飯吃完,臨別時說:“明天中午我們再見面。”我在別處地方沒有看見這種風氣。一個老教授跟一個年輕學生坐下來,一樣對話。草地上,坐下來,曬曬太陽,旁邊的人坐下來,就問你:“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學跟別處不一樣,專出教授,別處出各種各樣的人,哈佛大學出總統,芝加哥大學出教授,像僧院一樣。芝加哥大學跟東部這幾個大學都不一樣,交流不多,獨樹一幟,自成“芝加哥學派”。

時代周報:當時你對兩河流域、埃及研究都很感興趣?

許倬云:因為我在東方研究所,顧立雅不覺得我應該讀中國東西,反正我是去學比較研究的,我把主要的力量擺在中東。老師對我好,我在床上開刀,不能下床,john wilson到床邊來教我埃及學,他的學生也不多。所以我一輩子幸運。

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不同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楷模讓我去仰慕,我也沒有走任何老師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個人對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段經歷,每年是4個月在醫院,8個月在外面。又念書,又搞民權,還在神學院宿舍里聊天,很有意思!我的性格是比較多方面的,不是愿意拘在一個角落里的。

韋伯對學術界的影響大極了。很多人以為韋伯講資本主義的起源、倫理,以為講誠實、勤奮,弄錯了。杜維明就弄錯了這一點。
記者手記:作為常人的大師
在蘇州觀看新版昆曲《玉簪記》時,白先勇得知記者將到南京訪問許倬云先生,頓時肅然道:“啊,許老師!請幫我帶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百場演出的錄像給許老師。”到了南京,許倬云先生欣然收起錄像,笑道:“我是南方人,愛好昆曲是自然的事。昆曲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動作、舞蹈也是非常細致。除了昆曲外,我對西洋音樂也蠻喜歡的。”

在白先勇策劃的《姹紫嫣紅牡丹亭》一書中,請了許倬云撰寫序文《大夢何嘗醒》。許先生談起與白先勇的交往:“我在臺大教書的時候,他在做外文系學生,大家年歲其實差幾歲,后來慢慢認識了。我非常欣賞他的才華,他的小說在臺灣自成一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會有地位的。他喪偶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很沮喪。我在杜克大學做講座教授時,學生演話劇《游園驚夢》,就約他來。坐在路邊休息的時候,我就問他:《游園驚夢》是你的小說,為什么不干脆拿《游園驚夢》故事本身的昆曲再來研究?這對他有提示作用。他為了昆曲花了力氣,花了金錢,我們曾笑他是‘白家班’,滿天下跑。《牡丹亭》排練時,他請我去跟年輕演員解釋什么叫生老病死,什么叫七情六欲。我認為沒有文學基礎,不可能演好戲劇,演員閑暇時要看小說,讀詩詞。”

許先生在匹茲堡大學的學生中有王小波。回憶那段師生兩人在辦公室漫無邊際閑談的日子,王小波不受專業課題的拘束,東提一問,西提一問的風格,使許先生感念不已。對王小波的小說,許先生很是贊許,1991年推薦《黃金時代》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這筆豐厚的獎金使王小波從此不再工作,成了個體戶。



2015-08-23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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