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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人物   名儒王先謙:歷史關鍵處的選擇和自身矛盾
周五人物 名儒王先謙:歷史關鍵處的選擇和自身矛盾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王維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晚清的湖南人,說名儒必提及“二王”(王先謙和王闿運),說劣紳必不忘“二麻”(王先謙和葉德輝都是麻臉)。無論怎么說,王先謙都榜上有名。


他生于《南京條約》簽訂的那一年,祖籍江南上元(今南京市),一個桐城派古文家輩出的地方。先祖明代封官岳州府時遷居長沙。后家道衰落,其父王錫光只能課徒自給,并對三歲發蒙的王先謙以“扶世翼教”相期。父卒,十九歲的王先謙“糊口無資”,曾三次佐幕于軍營,直到1865年中進士。而后二十余年官運亨通,1885年補國子監祭酒,后放江蘇學政。其間屢有建言,既想保和局,又不愿辱國體,流露出徘徊于洋務和保守間的兩難心境。忽而以劾李連英獲直聲,又迅速以生病為借口辭官。在長沙筑居葵園,著述自娛,并主講于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和岳麓書院。


王先謙崇拜曾國藩,他承襲了曾國藩合漢、宋的學術主張,因而他的大量著作具有既重義理又不輕視考據的特色,《續古文辭類纂》、《東華續錄》、《皇清經解續編》、《荀子集解》、《合校水經注》及《漢書補注》都是這類名作。晚年他刻印了《日本源流考》、《外國通鑒》和《五洲地理圖志略》,又贏得了通儒的聲譽。


王先謙在做京官的得意歲月里,妻妾所生兩男六女皆殤。或許是自憐影只,或許是傷于世變,隱居的王先謙縱情于聲色,友人王闿運說他家“門多雜賓”,“人以為侈”。1904年,友人費某三飲于王宅,六十二歲的王先謙身邊始終有“雛伶侑酒”,費某將王比為李漁和袁枚,王頗不快。所謂“惟把書度日”的真相被人窺破了。


1898年前后,王先謙認定梁啟超等“志在謀逆”,率門生蘇輿、葉德輝、賓鳳陽等呈遞《湘紳公呈》,要求禁遏維新言論,以端學術。1906年,門生梁鼎芬奏請擢用乃師,王以“名心素淡”辭。次年,王因頭眩而跌跤,宣布閉戶謝客,但仍身膺湖南學務公所議長職,以致頗想取而代之的王闿運背地里譏責其“貪居議長”。1908年,王被禮部聘為禮學館顧問,被朝廷賞以內閣學士銜,隨即又任湖南諮議局籌辦處會辦。王自稱一向不愿干預官事,這些職銜都是怎么也推托不掉的苦差。而旁觀者則發現,王先謙好請托有頭臉的門生,還受人錢財。


1910年長沙搶米風潮起,王先謙栽了跟頭。湖廣總督瑞澂奏劾王領銜電請更換湘撫,有挾饑民壓官府之嫌,王被降了五級。王聲稱從未參與其事,湘籍京官亦聯名為他辯誣,未果。這一年,恰是他的虛歲七十壽辰。


辛亥革命后,王先謙改名為“遯”,此字今作“遁”,意為逃避。這很鮮明地表達了他對社會變革的態度和立場。為了逃避,他更換了多處寓所。但他終無法逃過疾病,1917年,七十五歲的王先謙死于涼塘寓所。


以上所錄為我的舊文,原標題為《晚年改名的王先謙》,載于1996年1月4日《新民晚報》,為該報專欄“名流尋蹤”之一種,字數限于一千之內,未注引文出處。記得當時欄目的策劃者兼編輯張曉敏先生謂其他名流都是正面形象,從王先謙開始刊出反面人物。


十八年之后,檢視相關研究成果,可謂今非昔比,僅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就蔚然壯觀。但可信度和深度呢?是否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對王先謙政治思想的評斷,從“湖南頑固派之魁首”,到“溫和保守派”,再到“處于維新與保守之間的中間地段”;肯定其“有一定的愛國主義”,又“始終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而對王先謙學術思想和成果的研究,近年更趨之若鶩,既有對王先謙整體學術的探究,也有對其專門著作的研判。其頭上的桂冠,已疊加到“一代杰出學人”、“漢學大師”。


這樣的研究,是否從相反的方向得出了同樣經不起歷史檢驗的結論?限于篇幅,前引小文只是點出了王先謙在歷史關鍵處的選擇和自身的矛盾,當然也限于史料,無法揭開其謎底。困擾于胸的一些問題,也并未因為近年的相關研究成果而得以解惑。正好借此機會,提出以下問題,以請教于高明。


一、在苦盡甘來、仕途一片光明之際,王先謙為什么決意辭歸?


時至王先謙的父親一輩,家道衰落不堪,其祖父為縣學生出身,以課徒為生,“不善治生”;兩個伯父或無能或敗家,家中事唯有其父王錫光担當,終日勞碌,“四壁蕭然”。家族振興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王錫光育有四男四女,本來復興有望,孰料長子、次子在咸豐年間二十多歲病故,幼子后亦在同治十年(1871)亡故,大女、三女、幺女皆未逾歲而夭折。長子一表人才,學問亦好,早熟顧家,是給諸弟上課的小老師。王先謙一歲出痘疹,成為麻臉。無奈的王錫光把寶都押在王先謙身上,三歲發蒙,期許于“扶世翼教”云云,那是功成名就后的追憶,鑲嵌在政治正確的光環里。直截了當地說,他實際肩負的是光宗耀祖的重任。


王先謙長相不如其大哥,但資質一流,秀才、舉人、進士,都一試而過,且后兩項連捷而就。可惜王錫光未及看到兒子金榜題名和洞房花燭的這一天,在王先謙十九歲時病故,年五十一。


1865年二十三歲中進士,王先謙可謂少年得志,揚眉吐氣。而父親沒有等到這一天,無疑讓王先謙深感遺憾。更令人感嘆的是,一年之后,王先謙妻子、周壽昌侄女難產,與雙胞胎女兒同亡,王先謙在《悼亡詩》中寫道:“十日之內,三口并殞。家難之劇,不可為言。”


在整個19世紀60年代,仕途暢順與家庭巨變交織,但并未影響到王先謙的從政志向。即使其弟在1871年病故之后,老母無人照料,王先謙續弦后一月,即偕妻子和老母一同北上,“余家老者、幼者、疾者、親戚貧者,皆率以行”。這表明,此時的王先謙絲毫沒有退隱的想法,在仕途起步之際,他也不可能退隱,否則回籍之后的生計無以維持。


一大家子居京城不易,王先謙更揪心的是無后的恐懼:1874年,兩歲四女殤。翌年,長子出生,王先謙喜極而泣,“每懷先澤宜昌后,及到中年轉自疑”。未料長男一年后夭亡。1877、1878年,三歲的五女和兩歲的七女相繼夭折。1879年,一歲的次子再離人世。王先謙如何自處,更難的是如何面對他的老母?我們的歷史學家有過同情的理解嗎?


與家庭慘劇相對應,王先謙仕途可謂一帆風順。按照十年一個階段算,前一個十年從編修升到翰林院侍講(從正七品升到從四品),后一個十年再到國子監祭酒、學政(仍是從四品),但再往上走,就進入高官行列,起碼位至從二品。而外放過學政且在學政位上獲得優秀政績者回籍之后,至少能輕易在省城書院占據一介教席。王先謙是在彈劾“清流”和大太監李連英之后辭職,他既獲得了敢言的聲譽,又頭戴著名學政的光環,此時辭官回籍,等待他的不只是一介教席,而是書院山長。這個位置上的收入遠遠高過京城的正一品大員。在膝下無后、老母為此近乎精神崩潰之際,辭職回鄉,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選擇嗎?


二、在“清流”人物行情見漲之際,與其見解并非南轅北轍的王先謙為什么挺身抨擊?與康、梁的對壘,是出于政見的分歧?還是維護自身的利益?


王先謙首次在言路發聲,是在1879年,即“清流”人物開始活躍之際。而此前三年,王先謙一方面兒女連續夭折,另一方面本職和兼職政績優異,皇帝降旨表彰,并賞加四品銜。而王先謙此時上折,稱“言路宜防流弊”,指責同僚張佩綸“跡涉朋比”,實為罕見。在最小女兒夭亡之后,王先謙已是“強顏破涕以慰老母,然肝腸寸斷矣”。隨后王先謙又上一折,痛斥剛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崇厚,其見解則與同樣攻擊崇厚的“清流”人物并無二致。接下來的王先謙奏折,聚焦于洋務弊端、軍務廢弛,痛斥貪腐,講求外交策略和船艦機器制造,都切中時弊,他應該是“清流”的同調。那么,他對“清流”的抨擊,就不是觀點之爭,他只是看不慣他們的做派。而家事不幸,讓他脾氣變壞。


這些言論說明王先謙并非頭腦不清的冬烘先生,而是勇氣和見識兼而有之的政壇后起之秀。替換崇厚的赴俄交涉大臣曾紀澤看中王先謙,實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正好王先謙老母去世,他不必再強裝笑顏,也失去了光宗耀祖的動力。加上自身身體出現問題,“腦后虛驚暈眩之癥”,他婉拒了出使差事。這一時期的王先謙既不保守,也不頑固,而是引人注目、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王先謙比“清流”幸運,躲過了中法戰爭之劫。所謂不幸中之萬幸,他因母喪而在籍守制。這兩年多時間,他在鄉編文集,刻史書,初嘗文人的樂趣,或許從中發現了度過余生的有效手段。喪期過后,王先謙仍然按期返京,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三年學政,隱形的收入至少過萬,多則三四萬。(參見何剛德:《春明夢錄客座偶談》,49頁,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有了這筆錢,王先謙后半生不僅衣食無憂,而且還可雇人著述、刻書。


1888年,三年學政期滿。返京的王先謙再次因上折名震京師,奏折不長,只有三百余字。彈劾的是慈禧身邊的紅人、太監總管李連英。有關王先謙此舉的動因當時就有多種猜測,在我看來,他需要制造一個體面離開官場的事件和借口。


1888年,四十六歲的王先謙返回長沙,隨后被鄉賢、主張西化的郭嵩燾聘為思賢講舍的主講,年薪六百,這收入是京城一品大員的三倍。次年在地方大員力邀下接任城南書院院長。到1894年,轉入湖南最著名的岳麓書院,担任山長。在戊戌變法之前,王先謙并沒有顯露出守舊的態度,相反,他是與時俱進的。后來處于輿論風暴中的長沙時務學堂,其創始人實際上是王先謙,時在1897年。而創辦這一新式學堂的動機,是為自己的寶善成機器制造公司培養人才。計劃上報后獲巡撫陳寶箴批準,陳為學校取名為時務學堂,并改為官辦。后來熊希齡任總理,聘請譚嗣同、黃遵憲,梁啟超則任中文總教習,都是從這里開始的。王先謙并非西學的門外漢,否則曾紀澤、郭嵩燾沒有理由對他頻施青眼。對王先謙來說,他對康、梁的敵視,一開始也不是“主義”之爭。看著自己的創意被人拿走,變了樣,王先謙心情能好嗎?當然,同行相輕,都是吃張口飯的教習,少年梁啟超在長沙的風靡一時,對年老的王先謙是不是一種威脅呢?


與葉德輝相比,王先謙不太喜歡拋頭露面,政治敏感度也遠不及葉德輝。在自定年譜中,王先謙坦言,他一開始積極參與湖南的維新運動,聽陳寶箴的演講,自己也登臺宣講,他是維新事業的追隨者、參與者。如果不是葉德輝的提醒,他真不知道康、梁的用心:“葉奐彬吏部以學堂教習評語見示,悖逆語連篇累牘,乃知其志在謀逆。”到了這時,王先謙才與葉德輝聯手。要說頑固、保守,也是始于此時。


(本文摘自《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王先謙 葉德輝卷》導言)



2015-08-23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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