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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中國中產社會形成的三條重要渠道
李強:中國中產社會形成的三條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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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據分析顯示,近年來中國社會結構雖然出現了一些群體地位上升的現象,但是,下層比較巨大、中產階層比較弱小還是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中國中產階層的擴大主要有三條渠道,即教育渠道、專業技術渠道和市場渠道。通過高等教育渠道上升為中產的人數有限; 中國勞動者通過技術地位上升的渠道明顯受阻; 而迄今為止,進入中產階層人數、比例最高的是通過商品市場營銷的渠道,因為市場渠道最少身份歧視。

關鍵詞: 中國;中產階層;中產社會;社會結構;社會地位

近年來關于“橄欖形”社會結構的討論頗多。多數參加討論的學者大體上已形成如下共識,即在完成了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或者渡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社會,由于社會上的主體是中產階層,從而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當然,究竟什么是中產社會,什么樣的群體屬于中產階層,一直是有爭論的。所以,本文先從怎樣測量社會地位談起,然后分析中國社會目前是什么樣的社會結構,變化的特點是什么? 進而分析怎樣才能順利推進中產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一、社會地位測量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開宗明義,先澄清概念,所謂中產階層社會或中產階級,指經濟社會地位處于中間層次的社會群體[1],這并不是嚴格定義的階級或階層,在本文中,中產階級、中產階層、中產、中等收入層可以通用。中產社會是中產階層社會或中產階級社會的簡稱,本文認為,其基本特征是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在社會結構中占據了主體。當然,這就涉及怎樣測量社會地位問題。對于社會地位的測量,歷來有兩種范式,即定性的范式和定量的范式。定性范式試圖區分“階級屬性”不同的地位群體,將社會劃分為多少個階級或階層,并展示各階級、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目前對于中國社會定性范式研究影響較大的是陸學藝先生組織的關于“十大階層”的研究,將中國社會分為十個大的階層[2]。嚴格地說,定性范式與中產階層的思路是相悖的,定性范式更注重的是各階級或階層之間的關系,而中產范式是對于社會群體上中下相對層次、等級差異的一種劃分。

定量的范式則關心的是人們社會地位的數量差異,試圖給每一個人確定地位指數。比如“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 ISEI) 的方法,或“標準國際職業聲望量表”( SIOPS) 的方法,就是國際上通用的測量社會地位的方法[3]。定量范式測量的社會地位是連續的等距變量,很容易區分上中下,因此,定量的范式更容易轉化為所謂上層、中層、下層的話語。此外,量化方法也有其優勢,即對于社會結構的描述更為精確。

前些年,筆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 簡稱: 五普) 數據,提出中國社會是“倒丁字形社會結構”,即社會中下層或下層比例、數量巨大,工人、農民、農民工占據了社會群體的主要比例,中間層弱小,中產明顯缺失。那么,今天發生了什么變化呢? 目前的調研數據雖然眾多,但還是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最權威。本文使用了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簡稱: 六普) “長表數據”1%的抽樣數據,選取其中 16~64 歲有職業的人口,總樣本數為 683 291 人。本文使用的另一數據是,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于 2012-2013 年完成的“城鎮化問卷調查”,該調查采用嚴格的 PPS 抽樣方法,覆蓋全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具有全國代表性,完成有效樣本 12540個,下面凡提到清華大學調查均指此數據。筆者采用ISEI 方法測量,比較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發現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由于本文的重點并不在于闡釋 ISEI 測量,故筆者省略了中國城鄉各群體 ISEI 的具體數值表。附圖 1 和附圖 2 展示的是 ISEI 各個分值群體的百分比圖形,可以直觀到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征。

對比五普和六普的 ISEI 社會結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總體特征是,得分值較低的底層群體出現了明顯的向上流動的趨勢,這符合筆者過去提出的“社會地位整體上升”[4]39的假設,這也正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中產社會是怎樣形成的? 從兩個圖形的對比可以看到,低分值群體有所縮小,主要是,得到 23 分值的從事田地耕作、農業勞動的農民明顯減少。中間層的某些群體主要是中下群體,有所擴大。尤其是分值為30、31 分左右的階層,以及分值為43、45 的階層,有明顯擴大。但是,從總的社會結構圖形看,大體上還是屬于底層比較大的社會結構特征,基本上可以說還是類似于一種“倒丁字形社會結構”,當然,如果說形狀是“土字形社會結構”也可以。總之,本文所關注的中產階層的某些群體有所擴大,但是,整體社會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觀,中產階層在全社會中仍然比例較小。

二、近年來中國四大群體所發生的變化

上述用 ISEI 測量的社會各個群體均有變化,本文將社會結構的變化概述為四大群體的變化。

1.農民群體的變化

主要是農民、農業從業人口、農業戶籍人口、外出打工群體以及農村所發生的變化。用 ISEI測量,23 分值群體是典型的傳統農業勞動者,2010 年占比例 46. 49%,與 2000 年的 63. 20% 相比,2010 年六普減少了 16.71%,十年就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由此可以預測到七普的時候,還會發生同一方向的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此種變遷體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的一般趨勢,根據社會學的現代化指標,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低于 30%是社會結構實現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

如果具體分析中國農民人數大幅減少的原因,可以發現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農轉非,起因于城市發展向農村擴張,該農村土地被征用,轉為城鎮建設用地,于是,農民轉為市民。清華大學城鎮化調研證明,在城鄉結合區和鄉中心區,分別有21.3%和 18.1%的家庭有過承包的土地被征用的情況。該調查還顯示,以前承包過土地而現在不再承包土地的家庭,29.6%是因為土地被征用了。當然,這里面還有極為復雜的情況,譬如,同一個村莊一部分農民轉戶籍了,而另一部分沒有轉,或者同一個家庭有的成員轉戶籍了,有的則沒有轉。第二種是農民外出打工,這部分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外出打工農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方面,循環流動的現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上的打工農民,又返回家鄉; 另一方面,年輕農民返鄉的可能性明顯降低,清華數據證明 1990 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愿意回鄉務農的比例僅為3.8%,1980—1989 年出生的農民工愿意回鄉務農的比例為 7.3%。所以,相當比例的離開土地的農民、農民工,已經沒有返鄉務農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六普數據顯示的大田農民的比例下降是真實的,是不可逆轉的。第三種是就地城鎮化。調研發現,中國即使是留在農村沒有外出的農民,有很高比例也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了。這部分農民既沒有轉變戶籍身份,也沒有到城里打工,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動人口或城鎮常住人口。但是,他們早已不從事農業勞動,住房形態也發生根本變化,農民“上樓”已經成為普遍現象。這些村莊以及村莊周邊非農產業十分發達,多數農民從事了工商業、服務業勞動。這些村莊本身雖然還被視為農村,農民戶籍也是農業戶籍,但是,從村莊發展的整體形態上看,已經與城鎮沒有差異。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最著名的如華西村、河南劉莊、北京韓村河及蔡家洼、吉林建華村等。當然,這些農村之所以比較成功,往往是由于具備了較好的周邊環境條件以及村莊帶頭人、鄉村精英等條件。

此外,還有多種原因轉入城市戶籍的,比如上大學進城; 也不排除有少數富裕起來的農民在城鎮買房,為使孩子受到更好教育或老人享受更好的醫療而轉入城鎮的。清華數據顯示,中國農業戶籍的人口,已經在城鎮購買了住房的比例為21.6%。

2.體力工人群體所發生的變化

主要是指工業、制造業體力勞動群體,ISEI 分值集中在 29—32分組,2010 年占比例 13.58%,2000 年為 9.8%,上升了 3.78%。這個群體屬于最為典型的體力勞動工人群體,是生產一線的直接操作工人。中國是制造業大國,體力工人為中國基礎工業、制造業做出極大貢獻。筆者曾證明,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同時也是體力工人比例最高的省份。體力工人工種分布,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砌筑工人、架子工、鋼筋加工工人、漆器制作工、搪瓷制品工、石英玻璃制品工、建筑保溫吸音材料生產工、建筑密封材料生產工、墻體屋面材料生產工、水泥及水泥制品工、建筑材料加工人員、人造板生產工、煙草制品工、卷煙生產工、糧油食品飲料生產加工人員、肉蛋食品加工人員、糖制品加工人員、鹽業生產人員、乳品冷食罐頭制作人員、紡織人員、纖維預處理人員、橡膠塑料制品生產人員、防化材料制作人員、火工品制作人員、引信加工制作人員、機電產品裝配人員、機械制造加工人員、金屬冶煉軋制人員、煉鋼工人、地質勘查人員、礦物開采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水產品加工人員、農副林特產品加工人員、工程設備安裝工、供水供熱服務人員、物業服務人員、中餐烹飪人員、餐飲服務人員等等。目前,一線工人主要是來自外出打工的農民,農民在農村擅長體力勞動,在工業場所很快就適應了工業體力勞動操作,成為中國體力工人的主力軍。

從職業地位看,體力勞動、直接操作型工人,歸屬藍領群體,確實不屬于中產階層。但是,在世界各國的就業群體中都是最重要的勞動群體,即使在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經濟發達國家,一般也占到全體勞動者的 10%—20%多之間。所以,在中國未來社會結構中,仍然會占有重要地位,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群體。對于藍領工人,我們同樣要尊重他們的社會地位。其中的絕大多數目前被稱為“農民工”,這種稱謂有問題,他們是最為典型的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中最為基本的群體。體力勞動工人的工作特點是勞動強度大、勞動艱苦、勞動危險性大、勞動環境差,而目前待遇較低,所以,應該提高該群體的勞動工資、經濟收入。從國際比較看,在完成現代化轉型的國家,這個階層的收入不亞于普通中產階級的收入,而且由于工會力量強大,他們的收入甚至會高于一般中產階級的收入。提高體力工人收入對于中國實現現代化轉型、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均有重大意義。

該群體在中國未來的幾十年里,還會占據比較穩定的比例。從數據分析看,五普到六普上升了 3.78%,但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該群體會由于產業轉型而有所減少。所以,預計未來不會有太大變化,會保持穩定。

3.技術工人群體所發生的變化

在 ISEI 中,技術工人主要是集中在 33—40分值群體。令人吃驚的是,中國技術工人在勞動者中所占比例,不升反降! 2010 年占比例為9.8%,而 2000 年為 11. 2%,2010 年反而下降了1.4%。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讓我們先看看這個群體的職業構成狀況,即主要是公路、道路、鐵路、水上運輸人員和其他運輸服務人員、商業服務業普通營業人員、餐飲業服務人員、機電產品和電子產品裝備人員和裝配人員、機械設備裝配人員、機械設備修理人員、船舶制作人員、航空運輸服務人員、磨料磨具制造加工人員、玩具制作人員、電子元器件與設備制造和裝配人員、儀器儀表修理人員、樂器制作人員、體育用品制作人員、文教用品制作人員、工藝美術品制作人員、印章刻字人員、生活生產電力設備安裝操作修理人員、化工業的半技術人員、加工業的半技術人員、旅游及公共游覽場服務員等等。這個階層介乎于中產階層與藍領層之間的位置上,可以稱作白領下層,或藍領上層。

技術工人群體比例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深思。技術工人亦稱作中產過渡層,是中產階層形成的重要來源。與上面體力工人比較,最明顯的差異是占有技術技能,體力工人也可以通過提升技術而進入到中產階層。筆者曾提出,中國技術認證的體制上的障礙,阻礙了廣大有技術的農民工社會地位的上升途徑[5]231-253。

此次五普、六普數據的比較再次印證了技術地位上升受到阻礙的論斷。目前,此方面矛盾比較尖銳。一方面,中國技術工人隊伍嚴重短缺,就業市場上對于技術工人的需求十分強烈; 另一方面,社會上對于技術工人沒有給予尊重,技術認證、地位認證、地位準入、職業培訓等均存在嚴重輕視,甚至歧視。

4.其他白領群體所發生的變化

這里有必要闡釋一下白領群體與中產階層的關系。在社會學研究中,白領階層與中產階層幾乎是同義語,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白領階層較早研究者米爾斯有關。①后來的職業社會學研究者以及國際勞工組織等,也都使用白領概念。白領職業通常指四個職業群體:管理者群體、專業技術群體、經營銷售人員群體和普通辦公室職員群體。其中兩個群體,即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往往有較高學歷,來自大學生的比例較高,但此次 ISEI 測量顯示,中國這兩個群體變化微小。六普數據顯示,白領群體中增長最為迅速的是經營銷售群體和普通辦公室人員,十年來,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僅 ISEI 的 43—45 分群體就增加了 10.44%,即2010 年占比例 13.34%,而 2000 年僅為 2.9%,其增速驚人! 這是中國中產階層變化最大的群體,該群體主要從事哪些工作呢? 包括購銷人員、營業人員、推銷和展銷人員、各類銷售人員、辦事員、普通辦公室職員、普通行政辦公人員、普通行政業務員、護理人員、幼兒教師、裁剪縫紉人員、環境監測人員等等,多屬于白領中下層。

六普數據顯示,這個群體的大部分人,即58.2%是農村戶籍,即出身于農民家庭。農民或農民工,通過奮斗積累了小資本,從事小本經營,或者受雇處于經營者的位置。所以,該群體為農民地位上升開創了新渠道。該群體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從全國情況看,主要是初中、高中畢業生,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的占全部經營者群體的83.1%。所以,這個群體進入中產的主渠道不是教育渠道。該群體的開放性最強,接納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實踐上看,很多受到戶籍阻礙或難以通過教育渠道上升的人群,都希望通過做小買賣或經商運營改變社會地位。這也是今天在中國城鎮中頗具進取心而積極奮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動的群體,是中國經濟社會活力最重要的來源之一。然而,目前大城市的社會管理和戶籍政策卻往往排斥這些人。

三、中產社會形成的三條渠道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中國中產階層在過去的十余年中,比例有了明顯上升。當然主要集中在中產的中下層。那么,是什么樣的機制或渠道導致了中產階層比例的增長呢?

1.正規教育渠道

教育歷來是社會地位篩選的主要渠道,在中國更是如此。目前,中國大陸最主要的教育篩選機制就是高考。自 1977 年恢復高考以來,該機制成為社會地位流動的最為正規的渠道,獲得中產地位的很多體制機制都與這條主渠道接軌。如考取公務員、律師、注冊會計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學習的要求。又如,戶籍制度與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學,即使北京、上海這樣的戶籍控制極其嚴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轉戶口。清華大學數據證明,迄今為止,中國農業戶籍轉為城鎮戶籍( 非農業戶籍) 的三種最主要的渠道是:升學參軍的占 23.9%,家屬隨遷的占 22.6%,招工轉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購置房產、征地拆遷、城市擴建、積分落戶、投資落戶等等,比例都很低。所以,千千萬萬的家長們最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夠通過高考上好大學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目前,中國大 學 生 中,屬 于 農 業 戶 籍 子 女 的 高 達63.3%[6],他們畢業后,很多人實現了社會地位的轉變。所以,高考、正規教育是實現中產的重要渠道。但是,也應該看到,與同齡人口比,大學生人數比例還不高,所以,高等教育雖然是最得到社會認可的實現中產的渠道,但是,畢竟人數、比例比較有限。更何況大學生畢業后情況復雜,有些順利上升,另一些則還受到各種阻礙。

概而言之,一些重點大學畢業生進入中產相對順利些,而大專生要想進入中產則困難重重。所謂重點大學,最主要是被稱作985 和 211 的學校,但兩類合在一起,僅占全國在校大學生的比例為 10.15% ②。比重點大學再擴大一個范圍是普通本科院校,這類普通本科( 包括上述重點大學)占全國在校大學生比例為 52.33%,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進入中產職業的比例高于下面的幾類高校。如果再擴大一下,可以加上一些新辦的所謂“獨立學院”的本科學生 11.19%和所謂民辦本科的學生比例 2.77%。所有以上這些是所謂“本科生”,他們進入中產階層的比例會相對高一些。但是,千萬不要忘記,目前高等教育中還有另一類學生,其中比例較高的是“高等職業學校”( 高職)在全國高校大學生中占比例為 23.25%,民辦大專占 6.86%,以及高等專科( 大專) 占 3.60%,這三類學生合在一起比例為33.71%,即占到目前在校大學生的 1/3。這樣高比例的大學生,畢業后,進入中產還是有巨大障礙的。這類大學生來自農村的比例甚高,畢業后,又往往受到戶籍歧視。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上升的渠道受到重重阻礙。本科生與大專生之間有明確的分界,很多人試圖通過“專升本”突破障礙。從所學專業看,這些人更適合于在大城市找工作,但是,目前的戶籍制度對他們不利。這些農村來的大學生,往往是農民家庭幾乎付出全部積蓄才獲得了高校文憑,父母對他們期望值很高,回農村的可能性極低。他們是城市里具有強烈奮斗心、具有極大上升動力的群體。由于受到種種的制度阻礙甚至排斥而難以進入中產,這對于他們本人及其家庭都打擊極大,這也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我們必須予以重視。

2.專業技術渠道

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經驗看,在全體就業者中,通過專業技術證書或專業技術渠道進入中產階層中來的,占很高比例。所謂專業技術渠道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是專業工作者,如教授、律師、醫生、工程師等,這類專業工作者與上面的教育渠道是接軌的,中國專業職稱、專業地位認證,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評估認證制度,因此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另一類是技術工作者,主體是技術工人。與專業工作者的職稱制度相比較,中國技術工人的評估認證制度存在較大問題。上述五普和六普數據顯示,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一方面中國工業產業有了極大的增長; 而另一方面,與此形成尖銳反差的是,中國技術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00年為 11.2%,2010 年為 9. 8%,這是十分令人震驚的事情。這不僅是對于技術隊伍發展的警告,也表明,通過技術進入中產隊伍的渠道嚴重受阻。為什么會如此呢? 筆者以往的研究就提出,原因并不是因為中國勞動者的技術水平不高,而是中國的技術人員、技術勞動者的認證體系存在嚴重問題。

下面我們看一下新的調研數據。清華大學城鎮化調查,詢問了所有的勞動者關于他們的技能證書和等級的問題。下面有四組數據。

第一組農業勞動者技術證書數據。結果證明,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絕大多數勞動者都沒有任何職稱、技能技術等級或證書。此次調查,農業勞動者共 5 309 個有效樣本,回答說沒有技能等級的占 96.8%,只有微小比例樣本回答說有農業技術、養殖技術、手工藝技術等級。其實,近年中國農業技術發展迅速,農業科技含量越來越高,農業勞動同樣需要很高的技術技能,農業勞動者同樣應該通過技術技能等級的上升而進入中產,而中國目前農業勞動者若想通過技術技能實現地位上升,幾乎是死路一條。所以,目前這樣一種農業勞動者隊伍的狀況十分堪憂。

第二組非農業勞動者技術證書數據,共 5 895個有效樣本,回答說:沒有技能等級、無職稱的占88.5%,僅有很低比例的勞動者具有各種類型的職業資格證書,有職業資格證書的初級技工占4.3%、中級技工占 2.7%、高級技工占 0.8%。從事專業工作的勞動者,絕大部分也沒有專業職稱。

第三組數據,回答說沒有技術證書的勞動者中,實際從事有技術技能勞動的究竟有多少人?非農業勞動者中回答“無技能等級”的4 781 人,系統缺失 17 人,剩下的 4 764 人,做更進一步的職業分類。其中,從事技術工作的人( 包括技術工人、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等) 占比例為40.4%。從事各類管理工作的占 13.4%。從事服務業經營工作的占 21.9%。而真正從事無技術體力勞動的僅占 21.5%。也就是說,在非農業勞動者中,從事有技術、管理、服務性質工作的,占到了七成以上。所以,非農業勞動者中,潛在的技術隊伍人數是巨大的。如果能創造更多的技術認證渠道,實現社會地位上升,對于改變中國社會底層過大、實現橄欖形社會結構會有明顯作用。總之,上述數據證明,中國勞動者中,實際上從事有專業技術的人很多,但是,他們卻得不到相應的技術地位認證。所以,不是中國勞動者沒本領,而是我們的體制機制出了問題,對此本文第四部分提出對策。

第四組數據,農業勞動者中回答無技術的5 138人中,在更進一步的職業分類中,有 4 592 人( 89.5%) 回答是普通農業勞動者,剩下的 10.5%的人也還不是完全沒有技術的,有一些農業專業技術人員、手工業者、技術工人、維修人員、自由職業者,以及包括一些個體戶、農村干部、基層辦事人員等等。所以,最為嚴峻的問題是,農業勞動者是否可以通過農業勞動技術晉升而實現技術晉升中產? 中國的農民職業過于泛化,忽視了農業勞動者的技術培訓和技術地位上升的可能性。這對于中國農產品質量的上升、乃至對于中國的食品安全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世界各國中產社會的形成都是因為農業勞動者大量減少。比如,農業勞動者在全體勞動者中所占比例,在美國、英國、日本不足 5%,韓國不足 7%。中國的情況是,農業勞動者在一段時間里還會保持較大比例。中國整體社會結構底層人數過大的主要原因也是農業勞動者占高比例。中國土地集約化經營越來越突出,機械化和農業技術的成分越來越突顯,所以,必須建立農業勞動者社會地位的技術認證渠道,這也是農村能夠吸引一部分年輕人的重要前提。

3.市場渠道

指通過經營、運營、營銷運作而在市場中獲取利益、進而實現職業地位上升。上文已述,ISEI 分值職業地位分值,六普比五普上升比例最高的一組發生在 43—45 分組,這里,試對于該組作進一步分析。參見附表 1。

附表 1 展示了六普數據社會地位分值 43—45 分組的各類職業群體。可以看到高居第一位的是從事商品銷售和服務銷售的營業人員,占到了55.1%,即 43—45 分值組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類似職業地位的推銷與展銷人員以及其他購銷人員,總比例為 68.3%。這就真實顯示了中國白領群體的職業狀況。進入白領中來的,比例最高的是營銷人員。為什么會如此呢? 這與進入渠道有直接關系: 正規教育渠道人數比例有限,一部分可以進入行政人員和普通辦公室人員隊伍中來,但在 43-45 分值群體中僅占 9.5%,上文已闡釋技術渠道受到嚴重的體制障礙。所以,相比較而言最為暢通的渠道是這里所說的市場經營渠道。

從理論上說,市場的渠道應該是最接地氣的渠道,是每一個老百姓是最容易進入的渠道。改革開放 35 年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是引入市場機制。所謂市場主要指三個市場: 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信用市場。商品市場交易的雙方是商品經營者與商品消費者,勞動力市場交易的雙方是雇傭者與被雇傭者,金融信用市場交易的雙方是金融機構與金融產品消費者。從機制上看,目前,前兩個市場的開放度比較大,絕大多數老百姓都可以在市場環境下自由交易。第三個市場,金融信用市場,相對而言,開放最小,民間的融資是違法的,再加上金融機構的壟斷性很強,這就造成有壟斷權的金融機構處于有利的位置,而廣大老百姓處于不利的地位上。所以,金融信用市場的壟斷性不利于中產階層的發展。

六普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幾年里,中產階層最大的發展是在商品市場中發生的,即商品經營者的隊伍急劇擴張,高比例的老百姓進入中小經營者的隊伍中來了,而在中小經營者中,很高比例是來自農村流入城市人口中的成功者。在城市小經營者中,來自農村的經營者占據主體,諸如個體工商戶、建材城商販、電子城商販、服裝營銷商販,乃至菜市場商販以及其他各類商販。當然,這里面也同時包括勞動力市場的擴張,雇傭者大多數是中小雇主,而被雇傭者也有很多進入到中產隊伍中來。而且,對于不同類型城市 ISEI 值 43-45 群體的分析證明,營業人員、推銷與展銷人員和其他購銷人員所占比例都是很高的,在特大城市( 1 000萬人口及以上) 占 64.7%,而在小城市占 68.0%,這說明,在小城市,農民進入商業營銷隊伍中來的機會、概率甚至高于特大城市,這為農民實現身份轉變提供了巨大機會。在實際調查中,詢問農民工未來的期望時,絕大多數人都回答“做小買賣”,這種期望與宏觀數據是吻合的。

本文證明,市場渠道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市場給農民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最大機會,在過去的十年中是中國中產階層增長的主渠道。從發展看,中國產業結構會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制造業比例在下降,第三產業比例在攀升,市場渠道對于社會結構轉型發揮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大。

四、怎樣為中國中產社會的形成拓寬渠道

從決策角度看,怎樣進一步拓寬老百姓地位上升的渠道呢?

1.怎樣拓寬中產社會的教育渠道

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高校擴招的方針,這本身就是拓寬中產渠道的重要舉措[7]。中國高校錄取大學生的人數,從1998 年的 108 萬,增加到 2014 年的大約700 萬,增加了 5倍以上。招生的人數確實不少了,高校再擴招的能力也十分有限。更何況高校畢業生僅僅是“中產潛在群體”,“中產潛在群體”變為“中產現實群體”需要完成“進入中產職業隊伍”的轉變。所以,關鍵問題是,高校能否培養出職業市場所需要的中產隊伍,以及高校畢業生能否順利進入中產職業。如果畢業生就業困難,則該潛在群體越大、積蓄的社會矛盾越突出。筆者以為,當前應著重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高等教育自身的培養機制問題,即高校培養的學生與職業體系、就業市場對于中產人才的需求不能匹配。近些年來,高校建設的浮夸之風甚重,追求的往往是表面文章,本來是“學院”的設置都改名為“大學”,而大學又一味追求所謂提高層次,攀比和追求更高學位的設置,以為博士點、碩士點設置越多越好,但是,這種空頭高學歷的培養模式與社會職業的實際需求嚴重脫節。當前,科學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而高校的專業設置往往跟不上科學技術進步的步伐。中國的專業設置又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體系,由政府定位,高校沒有專業設置的自主權,導致一些專業的設置明顯地不能與社會需求接軌。筆者建議應試驗允許高校根據社會需求自設專業,應鼓勵人才需求方與高校一線教師共同設計社會急需專業。此外,中國高校培養的學生還受到了一系列身份體制的制約,如上文所述的重點大學、普通本科院校、高職、大專等等,這些不同身份體制之間是封閉的,這種特殊的教育身份制度嚴重阻礙了畢業生向中產職位的自由流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試行普通高校、高職院校、成人高校之間學分轉換,拓寬終身學習通道。”[8]44這應該是打破教育身份制度的重大舉措。

第二,破除社會體制上的諸多障礙。高校畢業生進入中產的努力也受到其他多種社會體制的限制。近年來,“事業編制”的急劇削減封閉了傳統的中產渠道。體制轉型以前,大學生進入事業編制是進入中產的穩定途徑。體制改革以后,所有傳統的單位如機關、學校、醫院、研究機構、公共部門等都大幅度壓縮事業編制,改用勞動合同制。而新的勞動合同制與實現中產地位的各項體制還不能接軌,如不能得到戶籍、專業職稱、住房補貼、單位多項福利等; 工資、檔案體系也完全不同,事業編制工資由國家定的工資加單位津貼構成,而合同制工資明顯較低,合同制就業不轉檔案,這也屏蔽了就業者中產晉升的道路。總之,在實踐上合同制幾乎可以視為“臨時工”的代名詞。而此種“臨時工”的特性阻礙了千千萬萬中產隊伍的形成。所謂“北漂”“蟻族”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畢業生、中產潛在群體被屏蔽在中產大門之外的社會現象。更有甚者,很多機關事業單位都采取委托“勞動派遣公司”簽約的方式阻止了長期就業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這就等于摧毀了中產職位社會地位的穩定特質。對于體力工人來說,合同制確實有助于就業保障,但是,大學生與農民工不同,他們希望通過職業途徑進入中產。而新的就業制度的設計,完全忽視了勞動合同制與中產地位的接軌路徑。

近年來,傳統的能夠吸納中產的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從業人員大大削減,而生長最快、吸納就業者最多的民營、民企尤其是中小企業又被排斥在與中產社會地位接軌的制度之外。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這些中小企業、中小經營單位,沒有戶口指標、沒有建立與官定專業職稱接軌的體制,很難與中國傳統中產的“檔案體系”接軌。所以,大學生如果到這些單位就業,連存放檔案、未來在非戶籍地領取養老金等都會成為難題。總之,到這些單位就業的千千萬萬大學畢業生被屏蔽了中產晉升的渠道。所以,為使得大學畢業生這些“中產潛在群體”真正成為“中產現實群體”我們深化改革的任務十分繁重,戶籍制度、職稱體制、人事檔案制度、養老體制、事業單位制度、新生單位與社會體制的接軌等等,都面臨全方位改革的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部分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部分的很多舉措都是朝向這一目標的努力。

第三,推進中小城市中產職位與大學生就業的良性循環。中小城市中產階層的發展是中國能否進入中產社會的關鍵環節。但是,目前中產職位在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發展極不平衡,中小城市中產職位比例很低,于是就缺少中產的就業氛圍,大學生就更不愿意就業于中小城市了,由此造成了中小城市中產職位難以發展的惡性循環。筆者試將 ISEI 分為三組,67 分及以上為上層,41—66分為中間階層,16—40 分為下層,仍然使用六普數據,結果發現,小城市( 50 萬人口以下) 里 ISEI中間階層僅占 14.1%,中等城市( 50 萬~100 萬人口) 僅占 17.17%,而超大城市( 1 000 萬及以上)則占41.4%。本文定義的中小城市,規模也不算小,人口的聚集效應所能夠創造的中產就業機會也不應該太少,但是,為什么中產就業者比例如此之低呢? 這顯然與中國城市之間資源配置的極大的不平衡有直接關系,中國城市的兩極分化十分嚴重,資本過多地在少數特大城市高度集中,與中產職位密切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的配置也極不平衡,資源在特大城市的高度密集,已經產生了嚴重的不經濟現象。所以,應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財政撥款體制,使得教育、醫療、文化的發展向中小城市傾斜。縣域經濟的發展、中小城市的發展對于推進中產階層的發展有重大意義。

上文已經分析,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進入中產職位遇到障礙,比較突出的表現是,那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聚集在大城市打拼,但是,大城市又設置了種種制度障礙,使得他們地位上升的努力受阻。所以,應大力推進中小城市產業結構向現代化轉型,吸引人才流向中小城市,從而實現中產發展的良性循環。

2.怎樣拓寬中產社會的專業技術渠道

先看看我們與專業技術渠道比較成功的國家的差距,然后再看看可以做哪些改進。從附表 2的數據看到,法國、德國、瑞典僅技術人員的比例就占全體勞動者的 20%左右,再加上專業人員兩者之和接近 40%,而六普數據顯示中國的專業人員加技術人員之和僅為 7.1%,差距十分明顯。

為什么這些國家的技術工人渠道比較暢通呢? 筆者以為,這些國家的技術資格認證體制激活了四個積極性,得到了四個方面的積極參與: 即行業協會、企業( 雇主) 、技術工人和政府。而在這種認證中,行業協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僅以德國為例,德國的職業資格考試、技能等級認定,都是由行業協會完成的,勞動者取得了職業資格的證書,企業才能將其錄用為員工。行業協會與企業是什么關系呢? 企業必須加入行業協會,由于行業協會十分熟悉企業技術勞動、技能的細節,其考試的內容更貼近一線的技術操作[9]。行業協會代表了企業主與企業雇員的共同利益,“它所組織的職業培訓與考試以及所頒發的證書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10]64。這種證書不但得到德國各企業的公認,而且還得到奧地利、瑞士等國的承認[11]。而行業協會與政府又是什么關系呢? 行業協會由政府部門批準和監督,政府頒布關于行業協會、職業教育、技術認證、行業協會與企業關系的各類法規,行業協會依法開展活動[12]。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必須經過行業協會的審核。行業協會設在各個地區,行業協會下設“職業教育委員會”,委員會由雇主代表、雇員代表和職業教育教師代表組成。行業協會負責勞動者從職業教育到技術水平認定的全部過程。行業協會負責組織眾多的職業資格考試。如: 在德國“僅慕尼黑和巴伐利亞工商行會就組織了 950個考試委員會”[10]62。考試委員會由雇主協會代表、雇員協會代表和教師三方面組成。行業協會也會聯合起來舉辦全國的或地方的統一考試。用這樣的方法,保證了勞動者技能的水平、質量以及技術證書的可信度。所以,行業協會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重要的橋梁和紐帶。而企業、雇主、行業協會和政府對于職業資格認證的重視,自然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參與考試和技術認證的積極性。

對比上述經驗,我們應在哪些方面改進呢?僅從上文所述的四個積極性看,中國是僅有政府單方面的積極性,而其他三方面明顯不足。中國的職業資格、技術證書,是由國家授予的,由國家制定職業技術技能標準,由政府認定的考核機構鑒定、評價,頒發國家的職業資格證書,并且建立了網絡的真偽查詢。看起來很權威,但問題是國家太大,國家認證與企業和生產一線往往距離太遠,在實踐上反而效果不佳。中國與技術認證相關的勞動者數以億計,完全靠國家機關監管,肯定力不勝負。調研表明,企業、雇主方面也不信任這樣的資格證書,而更相信工人在企業一線的技術表現。既然企業、雇主不重視資格證書,勞動者當然更沒有獲取證書的積極性。根據全國七省市調研數據,中國就業的農民工中 88.94%的人都沒有國家認可的職業資格證書,這絲毫沒有妨礙他們找工作,而且,職業資格證書與勞動報酬的高低也沒有關系[5]244-247。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很大程度上與操作技能、經驗密不可分。僅僅靠書面考試成績,會脫離實際。對比上述職業技術認證成功的國家,中國官辦體制上的再一個缺陷是對一線操作重視不足,這也是導致企業和勞動者缺少參與積極性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最大問題還是行業協會沒有發揮應起的作用。表面上看,中國也有眾多的行業協會,但是官辦色彩太突出,中國的行業協會往往是退下來的老同志組織的,與企業生產脫節,與技術勞動者、一線生產者就更脫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8]50所以,中國的行業協會面臨重大轉制與轉型,轉制轉型的最核心問題就是從官辦的組織向企業、同業勞動者自己的組織轉變。行業協會的最大特點是同行、同業內部的交流平臺,同行業最了解一線技術操作的細節,它所做出的職業資格認證、技術認證最容易得到企業的認可,得到技術勞動者的認可。這樣的行業協會對于產品認證、技術認證才真正能夠起到監督與管理的作用。我們的國家大,需要建設從地方縣市直到全國的眾多層次的行業協會。根據社會學的原理,社會地位的形成,技術壁壘十分重要,而行業協會的技術準入就是最重要的技術壁壘,沒有技術壁壘就無法形成技術工人的中產階層社會地位。

技工、高級技工“缺口”歷來是困擾中國企業運營的一大難題,而另一端是數以億計的勞動者,他們的技術技能得不到認證,所謂“有技術無證書”,所以應該承認我們的技術認證機制存在嚴重問題。由于現有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得不到企業與廣大技術勞動者的信任,其結果是造成了惡性循環。所以,完善高信度的職業資格技術資格證書制度,以及企業對于職業資格的重視,會實現良性循環,這自然會大大激發廣大勞動者提高技能、技術上精益求精、參加技術培訓的積極性。與此同時,還需要改進中國的職業教育體制。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大多數農村勞動者、農民工都沒有經過正規的職業培訓,往往直接上崗,這存在很大弊端。筆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農村初中畢業生與職業技術技能教育接軌的思路,而職業技術教育很容易與職業資格證書、職業技術等級接軌[13]。

當然,以上只是提出了技術工人進入中產階層的職業路徑。而技術工人能否進入中產還受到職業以外的其他制度的制約,比如,戶籍制度,很多大城市僅為高學歷者或高級專業人員落戶或積分開拓了渠道,而沒有對于技術工人放開戶籍限制等。所以,技術工人進入中產,還不僅僅是職業認證就可以,還需要其他制度體制的改革來配合。

3.怎樣進一步拓寬中產社會的市場渠道

上文已經證明,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中國中產階層擴大的主體,是通過市場渠道完成的,表現為商品銷售、服務銷售、推銷、展銷人員的激增。之所以中產的該群體人數和比例增長最快,與渠道的通暢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市場渠道最少身份歧視人人都可以進入,數據也顯示原農民身份者進入的數量和比例最高。

最近,中央有兩項重大的政策,預計對于拓寬中產階層的市場渠道會有進一步影響。一條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盡管有人認為更突出市場的作用會導致社會分化,但是,僅從本文的社會結構變遷數據觀察,突出市場的作用、培育更為公平的市場環境,確實可以讓億萬人民群眾受益。我們可以目睹沒有任何特權的社會群體,農民、農民工、工人,他們最容易參與的就是市場。根據六普數據計算,僅十年間,在市場這個平臺中,通過辛勤努力、操勞奮斗而實現地位上升進入中產的就達到近 1 億人( 根據上述進入營銷隊伍比例計算) 。另一條是中央采取了扶植小微企業的舉措,小微企業是普通老百姓辦得起的企業,是以民為本的企業。筆者謹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讓普通老百姓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市場。市場準入本是個經濟學概念,指跨國的市場允許或限制的條件,在本文中不是這個含義,而是指在中國內部市場經營對于中國老百姓的開放程度。近日,媒體報道,天津濱海新區行政審批局廢止了過去用于審批的 109 枚公章,將過去分散在 18 個不同單位的 216 項審批合并為一枚公章,在場的李克強總理感嘆說: 這公章不知束縛了多少人,“為了蓋這些章,老百姓不知要跑多少腿?”降低市場門檻的核心是政府簡政放權,簡化市場進入手續。對于無權、無勢、無關系的老百姓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所謂與市場相關的行政審批,就是增加市場進入的控制因素,本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證市場秩序,但是,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控制因素往往成為審批部門謀取部門利益的手段,更有甚者變成了掌握印章者個人謀取私利的手段。審批異化成了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其本質相當于無權無勢的老百姓要向這些部門或個人交好處費,所以這不但無助于市場秩序,反而破壞了市場秩序,其結果是無權無勢的老百姓被排斥在市場經營之外。由此看來,本屆政府所提倡的取消下放行政審批權,意味著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可以更多地進入市場經營,其結果必然帶來中產群體的擴大。

第二,推進小微企業發展是實現中產社會的重要途徑。小微企業是個新概念,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中國經濟運營中涌現出來的最普遍的工商業經營模式。據統計,小微企業占中國企業總數 90%以上[14]。按照從業人數,小型企業一般指從業人員 100 人以下,而微型企業一般指從業人員 10 人以下,所以,微型企業與個體工商戶是重合的。中國自古是家族宗族社會,家庭參與經營是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小微企業的生命力與中國強大的家庭經濟潛力是一回事。所以,小微企業意味著家庭為基礎的所有制模式,根據中國臺灣等地經驗,小資本是中產階層孕育的最為主要的土壤。小微企業吸納就業能力強,也是未來大量勞動者就業的最重要場所。

中國傳統體制上的重大缺陷就是資本的壟斷性太強。筆者認為,創造就業機會,是政府和企業最重要的責任。政府機構應該大大鼓勵提供就業崗位和自我就業的企業和個人。

前文已經證明,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通過產業運作、市場經營而進入中產階層隊伍中來,是比例最高的渠道。所以,拓寬中小資產者的準入渠道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

從哪些方面推進小微企業的發展呢? 除了上述的降低門檻鼓勵創業、改善小微企業經營環境以外,目前的鼓勵政策主要是兩方面: 一個是減稅。稅收的高低對于小微企業影響極大。國家近來出臺一系列政策為小微企業減稅,當然,惠及范圍還是有限,根據中國《小微金融發展報告 2014》的數據,雖然有不少參訪企業表示享受到了稅收優惠政策,但是仍有近六成企業沒有享受到稅收優惠政策( 參見《民營經濟內參》2014 年 4月 18日第 6 頁) 。另一個是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的經營者大多是小本經營者,資金的支持是最大的問題。從下層上升到中層的核心問題也是資金。小微企業融資難歷來是約束這些企業發展的瓶頸。近來國家規定小企業業務保證金減半,這就等于給小企業的貸款可以增加一倍。當然,銀行往往有自己的考慮,以為貸給小微企業的貸款風險大。其實,根據以開展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生銀行 2014年中期報告數據,小微企業貸款還款率是非常高的,小微貸款不良率非常之低。近來的數據顯示,小微企業( 包括個體工商戶) 獲得了銀行貸款的比例為 46%,還是很大的進步,當然,42.4%的小微企業沒有申請貸款,11.6%申請了貸款但是被拒絕了( 參見《民營經濟內參》2014 年 6 月 6 日第9-11 頁) 。所以,金融支持還需進一步加強。

第三,如何幫助和保護小的工商業經營者的權益。通過市場途徑進入中產階層有一個發育的過程。對于多數人而言往往是從小的經營者開始,慢慢擴大資本進入到中產階層的。所以,我們的管理者要學會培育、規范、引導小資本經營,而不要忽視小資本,更不要排斥打擊小資本。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熱衷于吸引大資本,一來了大資本就把地圈走,為此對于小資本采取了驅逐、排斥的做法,使小商小販失去謀生手段,阻礙了潛在中產向現實中產隊伍的轉化。中國土地的公有制的原宗旨是為了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但是,在實踐中往往異化為土地主要為大資本、為壟斷資本服務,尤其是土地的大面積規劃和審批往往僅優先為大資本壟斷服務,而小資本的經營得不到保障或往往受到嚴重侵害,甚至隨意受到驅趕[15]。

中華民族久遠的歷史證明,中國普通老百姓是非常會做生意的,而且做生意往往是從小買賣開始的,他們有著極大的發展動力。這些小生意經營者是自己在創造就業,在靠自己的勞動謀生。這樣的“就業大軍”養活了不知多少的家庭! 這對全社會貢獻極大。所以,應該大力扶持小資本、小經營者,給他們創造寬松的就業謀生環境,而不是一有什么事就打壓他們。在國際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城市都盡可能給小商小販謀生留下空間,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于汽車通行,晚上在規定時間內讓攤販們支起貨攤做生意。所以,我們應該反思自己的城市管理方式。應學會精細化管理,將小的經營者也納入管理范圍,培育小經營者的規范經營,引導他們進入規范體系,而不是采取簡單粗暴圍追堵截的打壓政策。

當然,為維護市場秩序政府監管是必需的,對于違法者必須依法懲罚。但要正向引導扶持培訓,不是簡單驅趕了事。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眾多城市,由小吃店、小貨攤、小買賣組成的市場非常繁榮,經營秩序井然。如中國臺灣、香港也是這樣,一家一戶小老板、小飯館、小生意,管理十分規范、衛生條件等各方面都很讓人放心。這樣就形成了小資本發展的良性循環,并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而我們現在遇到的是惡性循環問題,政府不允許繁華市面的小的經營者,而由于市場需求的存在,結果造成不登記、不注冊的違規經營,政府對于這些非正規經營采取打壓政策,這些經營就更加不規范。必須認識到,小資本、小經營者是中國中產社會的最重要源泉。所以在政策法規上,政府應該多多支持鼓勵自謀生路的就業者。

在關于進入中產的市場途徑方面,還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筆者歷來認為,定義中產階層應包括三個方面,職業指標、收入指標和教育素質指標[4]302-312。由于收入指標與職業指標具有耦合的關系,所以本文沒有專門論述收入指標。而教育素質指標在前兩種途徑即教育渠道和專業證書認證渠道中已經得到重視,那么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即從市場途徑進入到經營者階層的人群,很大程度在教育素質指標上有明顯不足。這也正是市場經營者需要培育誠信、培育守法的原因。這需要市場管理者和市場營銷者雙方面共同努力。如上面提到的行業協會培育技術素質一樣,市場營銷者也應通過行業協會培育中產文化。中產階層意味著有比較高的教育和文明素質的階層形成,這恐怕是中國中產社會發展的長期任務。

作為本文結尾,筆者還要強調的是,上述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的中產現狀,是從他們調查中從事的職業活動分類的,有些固然是穩定的社會階層,有些則還是不穩定的。比如,通過教育渠道進入中產的,管理者隊伍和專業者隊伍都是比較穩定的階層。而通過市場進入的雖然人數、比例都很高,但其社會地位并不穩定。由于小資本經營者地位不穩定,因而尤其應在體制制度的建設上幫助他們實現穩定地位,為他們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而不要讓他們從已經獲得的中產位置再次落入社會下層。

作者簡介: 李強(1950—),男,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從事社會學研究。

參考文獻:略。

2015-08-23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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