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字體    

首發   段德智: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與覺醒
首發 段德智: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與覺醒
燕南園愛思想 段德智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導 讀

在東歐諸國的劇變過程中,有哪一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對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曾有過高度的警覺呢?有哪一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曾對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曾有過有效的防范和抵御呢?其中的教訓無疑是慘痛的,是需要認真反思、努力汲取的。


早在12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致約·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著名的“歷史合力論”。恩格斯寫道:“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他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東歐劇變,作為一個歷史現象或一個“歷史結果”,無疑是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產生”出來的“合力”形成的。形成這一合力的既有東歐各國的國內的力量,也有東歐各國的國外的力量;在國外諸多力量中,既包含蘇聯,也包括由美梵神圣同盟所代表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力量;在國內諸多力量中,既包括受境外敵對勢力影響和操縱的各種政治力量,也包括受梵蒂岡影響和操縱的各種宗教力量。也就是說,盡管致使東歐劇變的原因有“無數”個,但無論如何,美梵神圣同盟對東歐諸國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作為導致東歐劇變“合力”要素中的“一力”則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東歐諸國的劇變過程中,有哪一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對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曾有過高度的警覺呢?有哪一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曾對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曾有過有效的防范和抵御呢?其中的教訓無疑是慘痛的,是需要認真反思、努力汲取的。

1
東歐劇變的悲劇性質:
不戰而敗與認敵為友


人們往往把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諸國的政治變遷稱作悲劇。這種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似乎不得要領。因為悲劇之為悲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內蘊有悲壯的氣氛和情節。然而,在東歐劇變中,我們無論如何卻感受不到這樣的氣氛,看不到這樣一些情節。

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的巴黎公社運動無疑是一出悲劇。巴黎的工人階級雖然英勇頑強,但他們的政權組織——巴黎公社在巴黎僅僅存在了兩個月(1871年3月28日—5月28日)。但在這出悲劇中,我們處處都可以感受到一種悲壯的氣氛,都可以看到悲壯的情節。巴黎公社運動從一開就洋溢著一種悲壯氣氛。因為巴黎工人階級是在普魯士軍隊兵臨城下、法國資產階級國防政府與普魯士簽訂投降協定并決定全力鎮壓巴黎工人的背景下以大無畏的精神舉行武裝起義,建立巴黎公社政權的。不僅如此,盡管巴黎公社從成立之日起,其處境就極其惡劣,軍事形勢尤為嚴峻,但巴黎公社還是有條不紊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可歌可泣的是,在巴黎公社最后的日子里,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戰士面對5000多名政府軍的圍攻個個英勇不屈,全部壯烈犧牲。以致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公社時,情不自禁地贊頌道:“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數目之多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戰斗。”“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

然而,我們在東歐劇變中,似乎卻找不到一個這樣的英烈。請看,那個在1990年年底波蘭總統選舉中下臺的雅魯澤爾斯基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格羅斯·卡洛伊在匈牙利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雅克什和烏爾班內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保共總書記日夫科夫、姆拉德諾夫在保加利亞的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德國統一社會黨主席昂納克和克倫茨在民主德國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南共主席團主席舒瓦爾和潘切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劇變和解體中配得上英雄稱號嗎?不配!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更不配!

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之所以配不上英雄的稱號,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差不多都是不戰而敗的。既然不戰而敗,無真正意義上的戰斗可言,自然也就談不上戰斗英雄了。然而,他們這些人之所以不戰,并非完全由于他們懼戰,而往往是由于他們找不到自己的戰斗對象,找不到自己的對手,至少從他們對向他們國家實施境外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覺這點看,情況是如此。尤其荒唐的是,他們這些共產黨領導人中有許多不僅對向他們國家實施境外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覺,甚至在其處理國內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時還往往將已經結成西化東歐神圣同盟的美國和梵蒂岡視為盟友。這一點在波蘭劇變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如前所述,至1988年,由于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縱的團結工會和波蘭教會反共勢力作祟,波蘭政治經濟形勢更加惡化。在這種情勢下,波蘭統一工人黨不僅沒有積極開展同這些敵對勢力的斗爭,反而在當年6月召開的十屆七中全會上發出了同受美梵神圣同盟操縱的團結工會建立“最廣泛的聯合陣線”的呼吁。不僅如此,為了達到與受美梵神圣同盟操縱的團結工會建立“最廣泛的聯合陣線”的目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在1989年1月召開的十屆十中全會第二階段會議上專門通過了“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決議。不僅如此,波蘭統一工人黨還屢屢將消除國內政治危機的寶壓在受梵蒂岡直接操縱的波蘭教會身上。該黨不僅多次乞求本來與團結工會沆瀣一氣的波蘭天主教教會充當政府與團結工會的調停人和中保,而且在1989年6月議會選舉這一生死關頭寄希望于波蘭教會。為了換取波蘭教會在選舉中的中立立場,不僅雅魯澤爾斯基親自會見格萊姆普紅衣大主教,而且波蘭議會還于5月17日通過一項名為《關于波蘭政府與天主教關系的法案》。該法案除以法律形式正式承認羅馬天主教會在波蘭的合法地位外,還給波蘭教會提供了連波蘭教會都意想不到的諸多便利。但受梵蒂岡操縱的波蘭教會早已有了自己的既定的政治目標,并沒有為其所動,照舊站在團結工會一邊,致使波蘭統一工人黨在選舉中慘敗,波蘭政局也因此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看來,波蘭統一工人黨之所以在事關人民波蘭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認敵為友,干出與虎謀皮的蠢事,最根本的就在于他們對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縱的波蘭國內敵對勢力的政治圖謀缺乏必要的警覺,從而未能識破美梵同盟及其操縱的波蘭國內敵對勢力的政治真面目,最終陷入了不戰而敗、葬送人民波蘭社會主義事業的凄慘結局。這無疑是波蘭劇變悲而不壯的一項根本緣由。

因此,波蘭劇變給我們的一項重要啟示在于:為要有效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維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就必須牢固地樹立“東西”意識,樹立“世界”意識、“主權”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對于境外敵對勢力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并對之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和抵御措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把“東西”意識、“世界”意識、“主權”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看作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必備的基本素養。這可以看作是我們從境外宗教滲透角度審視蘇東劇變希望得出的一條重要結論。

為了進一步佐證這一觀點,下面我們不妨對當代波蘭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沙夫這個個案作一番剖析。沙夫在波蘭劇變的前期和后期對波蘭劇變的態度和立場有一個根本性的轉折,推動其發生這種轉變的根本動因正在于他對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縱的波蘭境內敵對勢力反共政治意圖的意識和警覺。因此,對于我們當前這個話題來說,沙夫實在是一個典型不過的例證。


2
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


亞當·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是波蘭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波蘭科學院院士,曾長期担任前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一如沙夫自己所說,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波蘭劇變中,他并不是“一個‘逍遙派’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的,而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身份出現的。1978年,沙夫完成了他的專著《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試圖對當時剛剛發生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危機”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說明。1981年8月,他寫了《波蘭的教訓》,試圖對1980年8月以來波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一分析”。1981年12月,波蘭軍隊接管政權并宣布波蘭處于戰時狀態后,沙夫又及時地寫了《波蘭的教訓(續)》。90年代初,波蘭劇變后,沙夫發表了《美國——梵蒂岡“神圣同盟”內幕》。從沙夫的這些論著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也看到了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覺醒。對沙夫這些著作的比較研究實在是一件饒有趣味且意義重大的事情。

如前所述,沙夫是在1978年完成《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這部專著的。70年后半期,波蘭的國情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方面,蓋萊克的改革非但沒有拯救波蘭經濟,反而使波蘭的經濟形勢明顯惡化,而且越來越依賴西方。另一方面,群眾對波蘭政府的不滿情緒開始滋長,其關系也開始趨于緊張,一些政治反對派組織,如“工人防衛委員會”、“保衛人權和公民權運動”、“大學生團結委員會”、“農民自衛委員會”、“波蘭青年運動”和“獨立波蘭聯盟”等相繼出現;在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下,波蘭社會的意識形態從下至上都開始出現混亂和危機。事情一如拉科夫斯基(Mieczyxaw Franciszek Rakowski,1926—2008)在其《回顧與展望——波蘭向何處去》一書中所說:“70年代后半期在國家的政治格局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即目的在于削弱波蘭統一工人黨權力、削弱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力量的種種壓力,對波蘭統一工人黨不斷產生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波蘭教會在西方勢力和梵蒂岡慫恿下,也開始加快了干預波蘭政治的步伐,不僅或明或暗地支持政治反對派,而且開始公開批評人民波蘭的社會制度,并千方百計地對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波蘭政府施加政治壓力。然而,面對波蘭教會的步步緊逼,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波蘭政府非但沒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回應,并積極引導波蘭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反而步步退讓。為了緩和波蘭日益緊張的政教關系,為了借助宗教勢力化解波蘭的社會危機,蓋萊克還親自訪問梵蒂岡,與羅馬教宗保羅六世會晤,促成波蘭與梵蒂岡盡快正式建交。而且,蓋萊克對梵蒂岡及其操縱的波蘭教會可謂言聽計從,即使一些波蘭共產黨人對此也有非議。例如,此后担任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波蘭總理和波蘭會議主席的拉科夫斯基在談到70年代后期的波蘭局勢時就曾抱怨說:“教會的強烈意見往往比我們許多同志或同盟者的意見更加受到重視。”

如果我們比較充分地考慮到沙夫寫作《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的這樣一種社會背景,考慮到當時波蘭群眾對波蘭政府的不滿情緒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動蕩和緊張氣氛,考慮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當時的主流觀點,我們對沙夫在該著中所表達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立場,就不難理解了。在這部著作中,沙夫力求扮演的是“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一方面他極力鼓吹改革社會主義的“官僚機構”,特別是“黨的官僚機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另一方面,他又極力鼓吹建立“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

在該著一開始,沙夫就“攤出”了他的“名片”:“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他的這個說法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他想藉此宣稱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不是一個“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開放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是他想藉此宣示他對“現實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運動的當前實踐中的種種形式”的態度和立場。對于共產主義運動當前實踐中的種種形式,尤其是對于“現實社會主義”,沙夫采取的是一種較為中庸的立場:既不屬于“它的謳歌者”,但也不“全盤否定它”。也正是在這兩層意義上,沙夫將“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界定為“立足于共產主義而力圖改變其現存形式的人們”。其實,沙夫的“不同政見”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首先,是“革命的異化”、“社會主義的官僚機構”、“社會主義民主”和“個性自由”問題。而這個問題在論述過程中逐步集中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存模式”及其“改革”問題,集中到“擯棄斯大林的遺產”問題,最后又集中到“黨的模式和黨內民主形式的問題”。其次,是社會主義國家“同宗教和教徒的關系問題”。在沙夫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是必須明確和不能回避的。這就是:“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肯定不能同唯靈論和宗教相一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無神論是它的不可‘遺漏’的組成部分。其次必須看到,共產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本原則是可以為宗教的動機所接受的。”沙夫強調說:對“無神論者”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將其理解成“非教徒”,一是將其理解成“信仰的反對者”和“教徒的敵對者”。沙夫將對無神論者的后面一種理解宣布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應當拋棄的“宗派主義的和已經過時的無神論”。他極力倡導的則是對無神論的前面一種理解,并在對無神論的這樣一種理解的基礎上,提出了“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的口號。

在具體闡述“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時,沙夫強調說,如果一個教徒在關于社會活動的目的這個問題上“即使是部分地與我一致”,那“他就是我的戰友”,盡管他的行為由另外一種動機支配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有著與我不同的觀點。“認清分歧,但同時也看到為爭取社會變革而奮斗的共同基礎(這種變革能夠保證使人們在謀求幸福的生活時獲得更多的可能),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教徒之間進行對話的最深刻的含義所在。這就是從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出發實現一個特殊的基督教徒大聯合的基礎。”如果沙夫的這些話原則上似乎無可挑剔的話,則當他用抽象的人的學說、用教宗保羅二世通諭的觀點來進一步解釋他所謂“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時,他就難免有些離譜了。他繼續闡釋說:“大‘家庭’對我們來說就是人的大家庭。在這個問題上所持有的一種特殊觀點與教皇保羅二世頒布的《救世通諭》有關。這個通諭詳細闡述了(客觀和主觀的)異化問題,并提出了為消除異化而斗爭的要求。”他洋洋得意地寫道:“對于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教徒能夠在一篇教皇通諭權威的基礎之上進行共同的斗爭,這是一幅多么廣闊和現實的前景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沙夫在這里并不只是在泛泛地探討宗教學原理,也不是在一般地在探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政策,而是在為波蘭政府擺脫現實的政治困境提供的靈丹妙藥。因為他在說過這些話之后,緊接著便強調說:“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就有了擺脫困境的辦法,而這困境原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從蓋萊克和此后雅魯澤爾斯基的政治實踐看,我們似乎看不出在沙夫身上有什么“不同政見者”的痕跡,我們看到的卻是波蘭政府高參的氣象。

然而,沙夫開出的“靈丹妙藥”并沒有奏效。至1980年,不僅波蘭的經濟形勢更加糟糕,而且波蘭的社會危機也更加嚴重。1980年8月31日,在工人罷工的浪潮中,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成立了華沙簽約國中第一個非共產黨領導和控制的工會組織——團結工會。該工會組織在成立之后短短幾個月內很快就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其會員人數便激增到1000萬人,占波蘭工人總數的80%,占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波蘭當局乃至蘇聯當局都開始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嚴重性,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波蘭問題,并且還是一個影響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利益的問題”。許多家歐美報紙都近乎一致地將這一事件列為當年的世界十大新聞之首;美國國際變化研究所所長S·比亞勒教授認為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義要大得多,匈牙利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則干脆說,”社會主義歷史上只有兩件事——十月革命和蘇聯與南斯拉夫決裂——堪與波蘭成立團結工會的事相比。”團結工會的出現對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說無疑是其對波蘭乃至所有東歐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絕好時機。1981年初,公開宣布蘇聯為“邪惡帝國”的里根一上臺,便緊鑼密鼓地開展與西方其他國家和梵蒂岡對波蘭的滲透工作。里根政府除了繼續發動“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等傳媒進行煽動性宣傳外,還于1981年4月派遣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赴羅馬與梵蒂岡商討建立瓦解東歐國家的神圣同盟事宜。不僅如此,里根政府還于1981年8月初,通過向波蘭貸款等方式來“保護團結工會和促進波蘭改革”。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沙夫依然持守其鴕鳥心態。而他也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態來審視80年代初出現的波蘭事件,并寫作《波蘭的教訓》一文的。與此前態度不同的是,在《教訓》中,沙夫點名批評了西方社會,不僅批評了美國政府,批評了里根和“美國政策的官方發言人”黑格等,而且還批評了“北約的政策發言人”倫斯等。但沙夫批評的并非他們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而是他們對波蘭事件的“判斷”。沙夫批評說,里根總統“關于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來”的談話是“幼稚到令人羞愧的談話”,是在將他的“虔誠的愿望”當作“思想范疇”。但沙夫著重批評的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宣傳”:“根據這些宣傳”,波蘭事件“是由敵人代理機構唆使和組織的,由帝國主義領導和資助的反革命事件”。沙夫譴責說:“這顯然是官僚機構的防御性反應,他們對本國公民實行鴕鳥政策。”在這篇長文中,他不僅對境外敵對勢力插手波蘭事件的行為視而不見,而且還極力為這一最終導致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運動辯護,強調:“波蘭事件的主角是工人階級”,“這是波蘭人民群眾不愿意在現今條件下繼續生活下去而爆發的一場自發的、真正波蘭的運動”,“在波蘭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這場反對政權和制度的群眾性的人民造反行動,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點(至少現在是這樣)”。當然,沙夫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并不是僅僅停留在這樣的譴責和贊頌層次,而是進一步對波蘭事件的原因作了深層次的分析。經過一番分析后,沙夫得出結論說:波蘭事件并非“敵人代理機構唆使和組織”的結果,乃是由社會主義波蘭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由社會主義波蘭的“罪過”造成的。沙夫斷言:社會主義波蘭的“大罪”主要有三條:(1)“是企圖在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之主、客觀條件的國家里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原罪”;(2)“是不顧社會心理狀況,企圖實現社會主義”;(3)“是使社會主義制度下必不可少的領導力量的黨異化的一切行動”。團結工會的造反行動之所以是革命行動,乃是因為它反對的是一個本不應該存在的社會制度和一個已經異化了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官僚機構,它反對的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官僚社會主義”。由此得出的另一個結論是,波蘭事件非但不能證明有人在反對社會主義,反而表明了波蘭工人階級的“成熟”,證明它已經“轉變成為‘自為的’階級”。沙夫寫道:波蘭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波蘭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熟了,它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因素,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了。按馬克思主義的行話來說,工人階級已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了。用通常的話說,就是波蘭的工人階級(已表明他們有條件實現自己的意愿)已不愿意讓一個自稱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繼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工人階級希望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工作。”至于團結工會,則被他稱作“一個直接代表工人階級自己利益的組織”,它在波蘭的出現不僅是難免的,也是適時的:“在黨明顯垮臺時,波蘭工人階級成熟和要求自治愿望日益增長的結果,就是出現了‘團結’工會。”

由此看來,沙夫的《波蘭的教訓》,除了對團結工會造反行動的贊頌和對波蘭社會主義原罪的揭發外,與其1978年完成的《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相比,似乎并沒有增加任何新的內容,相反在某些問題上,他甚至還向后倒退了一步。例如,如果說在《若干問題》中,沙夫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缺乏警覺的話,在《波蘭的教訓》中,沙夫則對之加以堅決的否認。盡管沙夫以“開放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不同政見者”自居,但無論從其1978年完成的《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中,還是從其1981年8月完成的《波蘭的教訓》中,我們都感受不到這一點。

3
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覺醒

然而,隨著波蘭事件的進一步升級,境外敵對勢力對波蘭實施政治干涉和宗教滲透日趨公開化,沙夫的頭腦開始清醒,其政治立場也開始隨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從其在1981年12月波蘭實施軍管后寫作的《波蘭的教訓(續)》一文中,我們便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1981年下半年,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梵蒂岡支持和慫恿下,團結工會中的右翼勢力逐漸抬頭。當年秋天召開的團結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提出了“自治共和國”和“多黨制”等口號,而且還提出了“重建國家”的口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波蘭政府與團結工會的和平談判終究未能取得任何進展,甚至連波蘭統一工人黨提出的建立包括團結工會在內的“民主協商陣線”的建議也完全沒有可能落實。在這種情勢下,波蘭統一工人黨意識到它現在有必要“像保衛波蘭獨立一樣保衛波蘭的社會主義”。于是,在12月12日,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波蘭部長會議主席和波蘭救國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雅魯澤爾斯基下令波蘭全國實行軍事管制,團結工會轉入地下。沙夫的《波蘭的教訓(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來的。


《波蘭的教訓(續)》在對波蘭形勢的分析上與《若干問題》和《教訓》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在這篇文章中,沙夫不再像以前那樣一味為團結工會唱頌歌,把團結工會的成立看作是波蘭工人階級成為成熟的“自為”階級的標志,而是開始為團結工會唱“挽歌”,譴責“他們越來越被勝利沖昏頭腦”,特別是譴責團結工會主席團12月17日的拉多姆決定本質上是在挑起“內戰”。沙夫寫道:“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團結工會主席團在拉多姆決定,為紀念1970年波羅的海沿岸的12月事件,于12月17日在全國舉行街頭示威游行。如果政府仍不答應團結工會的要求,就宣布舉行無限期總罷工。”沙夫在具體分析這一事件時還如實地給挑起內戰的團結工會右翼勢力扣上了“推翻社會主義”的的罪名。他分析道:“在這里,我們必須非常清醒地發問:國家政權能有什么抉擇?很清楚,12月17日在波蘭會發生內戰,因為只有政治上的稚童才會相信,擁有強大的權力機關、并且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已經做好準備的黨和政府不會以暴力對團結工會領導人幾個月來就公開宣稱的‘推翻社會主義’的企圖作出反應。團結工會領導人通過12月17日時間想達到什么目的是清楚的:通過總罷工使國家陷于癱瘓,在工廠中組織戰斗小組并消滅共產黨人……一句話,他們寄希望于內戰。”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的教訓(續)》不再僅僅從波蘭“內部”,從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官僚機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是開始從“外部”來反思波蘭的動亂。沙夫不僅將波蘭的動亂明確地宣布為“外國不知羞恥地利用”國內反對派“政治上的愚蠢和幼稚”“進行宣傳的結果”,而且還明確地譴責境外敵對勢力為“政治煽動者”和“幕后策動者”,說“他們總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尤其在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各種特務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被有意識地保留和維持下來”;“他們進行操縱而不讓公眾看見自己”。沙夫在譴責境外敵對勢力時,甚至明確地使用了“美國和西歐的反動集團”這樣的字眼,譴責這些“骯臟的手在玩弄這場關系到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賭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蘭的教訓(續)》中,沙夫對其向來視為“盟友”的波蘭教會開展了批評。盡管沙夫依舊非常懷念維辛斯基紅衣主教,說他雖然“非常保守”,“不屈不饒地為宗教信仰而斗爭”,“但他同時又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波蘭人,他準備同政權當局攜起手來,盡管他并不喜歡它”,盡管沙夫依然寄厚望于“波蘭的教皇”,把他說成是“一個當然的最高仲裁人”和“偉大的深明大義者和愛國者”,但他卻開始對受到“波蘭的教皇”支配的波蘭天主教會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譴責道:“我們的教會最近一段時期是否繼承了維辛斯基紅衣主教的這種傳統了呢?沒有。如果維辛斯基紅衣主教仍然在世,在軍事管制條件下可能導致民族災難的示威游行,就不會從做完彌撒后的教堂出發(但幾乎所有的示威都是這樣發生的)。如果維辛斯基紅衣主教仍然在世,就不會有哪位神甫敢于發表現在人們聽到的那種不負責任的、引起社會混亂的布道演講(我是從目擊者那里聽到的,并非只是從官方消息中了解情況),教會就不會同國家權力玩貓捉老鼠的游戲,也不會在涉及到民族團結和教會參加民族團結這類重大事務上采取兒戲的態度,不會一味地支持團結工會。”

然而,沙夫的覺悟,或者說沙夫在波蘭劇變問題的政治立場的最后轉變卻是在波蘭劇變的最后時刻實現的。如果說沙夫在寫《波蘭的教訓(續)》時,他對羅馬教廷和羅馬教廷支持的波蘭天主教會“仲裁”和“緩沖”波蘭事件還寄予希望的話,則至90年代初,當波蘭劇變完成,一切真相大白后,沙夫終于明白波蘭事件的真正的“幕后操縱者”原來竟是美國與梵蒂岡,是它們結成的“神圣同盟”。沙夫在談到“美國—梵蒂岡‘神圣同盟’”合謀導演波蘭劇變時,援引“一位美國分析家”的話說:“就波蘭而言,教皇和總統……所干的就是利用國內對立勢力的矛盾,制造內部沖突,自己卻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沙夫在談到里根政府的和平演變謀略時,也非常明確地指出:“利用教會這張牌來征服人心,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己又不留一點可以被人利用的痕跡。由此,我們看清了現實社會主義在東歐和蘇聯垮臺的過程中,美國領導人及其特務部門是如何積極開展工作的。”

應該說,在美國—梵蒂岡“神圣同盟”的長期教育下,沙夫終于醒悟境外敵對勢力通過宗教滲透進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輸出和“社會復制”乃波蘭劇變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因。盡管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官僚機構及其腐敗作風和波蘭政府改革的不力是波蘭劇變的一項基本原因,美梵神圣同盟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同樣是波蘭劇變的一項不容忽視的原因。誠然,沙夫的這樣一種覺悟是以波蘭社會主義制度的被顛覆為慘重代價的,但從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看問題,他的這樣一種認識依然是難能可貴的。

4
沙夫的后知后覺與先知先覺

當年孫中山在解釋民權主義時,曾經將人分成三種:第一種人叫“先知先覺”,第二種人叫“后知后覺”,第三種人叫“不知不覺”。根據孫中山的這個說法,我們既可以將沙夫劃歸于“后知后覺”,也可以將其劃歸于“先知先覺”。

我們之所以將沙夫劃歸于后知后覺,乃是因為沙夫在波蘭劇變的前期,不僅對國內反對派活動的政治意圖缺乏警覺,而且對境外敵對勢力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也毫無警覺,從而對波蘭事件作出了一系列的錯判。直到波蘭劇變進入后期,甚至直到波蘭劇變進入最后關頭,他才對波蘭劇變的政治實質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才對波蘭反對派“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治意圖以及美梵神圣同盟利用波蘭教會演變波蘭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有了清醒的認識。

我們之所以將沙夫劃歸于先知先覺,一方面是因為即使在蘇東國家,并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像沙夫這樣在蘇東劇變中提高了覺悟,對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及其惡果有所認識的。另一方面,還因為盡管從人類社會形態發展史的角度看問題,人類社會自上個世紀初開始已經步入了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盡管只要人類社會形態的這一發展階段存在一日,“一球兩制”的狀況會就存在一日,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活動也就會存在一日。因此,無論是對于那些尚未覺悟的人們來說,還是對于將來對此應該覺悟的人們來說,沙夫的這樣一種覺悟和認識都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資產。鑒于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沙夫的這份覺悟和認識不僅是彌足珍貴的,而且將會是影響深遠的。

沙夫的這份覺悟和認識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為要有效地抵制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就必須具有世界意識和國際大視野,就必須向波蘭劇變后的沙夫那樣,既要學會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看問題,也要學會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看問題,及時識破和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罪惡陰謀,有效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否則我們就會重蹈波蘭劇變前和波蘭劇變中的沙夫的覆轍,成為一個不講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坐看社會主義政權被顛覆,成為沙夫那樣一個“不愿做逍遙派”的“逍遙派”。在積極借鑒沙夫“后知后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學會從“外部”、用“一球兩制”的世界眼光來看待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變“不知不覺”為“先知先覺”,防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和宗教意識形態顛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于未然,乃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歷史正命。(注釋略)


本文選自段德智主編《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第篇《蘇東劇變的理性反思》之第三節,人民出版社2015版。

愛思想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2015-08-23 08:5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