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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啥同情落馬的貪官?
我為啥同情落馬的貪官?
楊恒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嫉惡如仇 從善如流
楊恒均微信號: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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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孔繁森顯然無法防止王寶森,當“為人民幣服務”成了官員們“為人民服務”唯一的動力時,貪污腐敗勢必成為常態,而且經濟越發展,貪腐越嚴重,官員越努力,民眾越不滿。



文 | 楊恒均


對于作為群體的貪官污吏,我一向是深惡痛絕的。他們不但知法犯法、貪贓枉法,且利用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屢屢下拉中國的道德底線,他們是最該為當今社會亂象負責的群體。作為一名以批評為己任的寫作者,再怎么諷刺、鞭撻他們都不為過。但說實話,對于每一位落馬的貪官,我卻對他們不但無法痛恨起來,甚至多少還有些同情。這使得我每拋出一篇冷嘲熱諷貪官的博文后,內心深處都有隱隱的不安。


這并不是婦人之仁,也不是立場出了問題。這可能和我本人對官員群體的了解有關。無論是我以前的同事還是現在認識的大批官員朋友,我發現那些思路活躍(思想解放?),在工作中積極主動,而且也有相當工作能力的,也往往能同時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風生水起”——自然少不了灰色收入甚至貪污腐敗、包二奶。只不過中紀委沒查他們而已,一旦敲他們的話,大多數都得進去。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落馬貪官的工作“事跡”,不難發現這并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覺。那些風頭很足的落馬貪官,也確實做了不少事,例如高鐵建設者劉志軍,雖然貪污腐敗嚴重,但對高鐵的建設還是做出了貢獻的,不能因為現在進去了,我們就一棍子把他的工作也打死掉,更不能借此否認高鐵對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我一直都強調,高鐵對于中國,就相當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高速公路(對美國經濟起飛的作用),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上一個臺階不可或缺。


還有昨天被中紀委帶走的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估計他的貪污劣跡也會創記錄,但不管他是一個會做戲的好演員,還是虛報工作成績的書記,至少我從一些新聞媒體和廣州公務員干部朋友口中了解到,此人工作很賣力,至少比起我了解的內地一些省份的市長和書記們要更勤力,也更賣力。


工作很賣力值得表揚。我打心眼里認為,這類官員比那些什么事也不做、混日子的“清正廉潔”官員——更不用說那些自己不做事,還整天對積極做事的干部挑三揀四的官員——對經濟發展更有作用,對社會更有益處。然而,賣力工作固然值得表揚,但如果我們發現“賣力工作”的動力不但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人民幣服務”呢?這就是很多時候,每當看到一位曾經做出了成績的官員原來在私人斂財上更有“成績”時,都讓人有活生生吞下一只臭蟲的感覺。


那么,有沒有很賣力地“為人民服務”而又不整天惦記“人民幣”的好官呢?這個不能排除,例如焦裕祿和孔繁森,雖然他們的“事跡”有所夸大,但畢竟還是為民做了不少好事的。可生活于21世紀的中國人都心知肚明,這種好干部不但鳳毛麟角,現實中幾乎只能在歷史博物館里才能看到了。而帶我們去博物館緬懷焦裕祿和孔繁森事跡的大多數官員,不查都像孔繁森,一查個個王寶森。有些號召我們學習孔繁森的官員們貪污受賄的劣跡足足可以讓孔繁森從地下爬起來,羞愧地自殺一次。


學習孔繁森顯然無法防止王寶森,當“為人民幣服務”成了官員們“為人民服務”唯一的動力時,貪污腐敗勢必成為常態,而且經濟越發展,貪腐越嚴重,官員越努力,民眾越不滿。這個時候,到了我們要更深地思考如何防治中國腐敗的時候了。


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思考、解決政府公權力的貪腐問題——這兩個方面其實都是習總這屆政府正在努力做的。


第一,就是“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市場分配優勢,更好(不是更多更大)發揮政府管理職能,把社會的還給社會。


從政府同社會的關系方面粗略地分,世界上的政府大體可以分為“積極政府”和“消極政府”。“小政府、大社會”自然是消極政府,把社會的還給社會,政府只是服務機構,社會做不到的,再來找政府。


而中國則是典型的“積極政府”:本來應該是屬于經濟的、社會的甚至家庭與個人思想領域的,政府都大包大攬。社會同政府比起來,顯得不成比例的“小”,甚至成了政府的“附庸”,全社會為政府存在為政府服務。


實事求是地說,“積極政府”不是沒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民眾的素質有一定局限性的國家,積極政府在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領域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我們可以拿相同社會制度的越南同中國做比較,越南屬于典型的“消極政府”:政府能不干的事,盡量不去做。所以這些年下來,越南的基礎建設都搞不好——社會與私營企業沒發展到這個程度,你政府不主動帶頭搞基礎建設,不去扒人家的房子修路,誰來搞?但同時,不積極做事的越南黨政領導也自然不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拆遷的民眾不會找他們討公道,被強征地的農民也不會去圍攻政府、討伐政權……


擁有“積極政府”的中國呢,同越南情況正好相反,本來在發達國家由社會與企業甚至個人搞的各種建設項目與工程,到了中國都成了政府的“職能”范圍內的事兒,都打上了黨和國家的烙印:招商引資、架橋修路自然不錯,但同時他們還上房扒瓦、圈地搶錢啊。更有意思的是,你什么時候看到其它國家的政府官員到街上去宣傳計劃生育,恨不得手把手教民眾如何使用避孕套?咱中國官員就干過這事。


原本“積極政府”應該發揮政府統籌作用,領導社會朝某個既定目標前進,但擁有過大權力的政府誓言向共富目標“前進”時,政府官員卻偷偷向“錢進”了。更可惡的是,民眾本來只是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保住眼前一點點的利益,卻被上綱上線到反對國家和政府;而反對腐敗官員的,甚至被劃為敵對分子……


而且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改革開放之初走在改革開放前沿的政府部門與公務員系統,現在在百姓中也逐漸淪為“利益集團”與貪污分子的代名詞。難怪有些公務員朋友也很委屈,回想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沒有中國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的大力介于與帶頭,中國經濟能夠如迅猛發展嗎?


我覺得,任何人都不應該一口否認“積極政府”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貢獻,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尤其是社會的擴大,私營經濟的發展,公民個人素質提高以及當家作主意識的增強,“積極政府”已越來越不合時宜,開始變成了壓制社會(擴大),對付公民(覺醒),發揮的作用不是引導、領導社會致富,而是同社會爭富,與民眾爭權。


這個時候,如何轉變政府職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其實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后各國普遍實行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也就是十八大精神中把市場的還給市場,把社會的還給社會,減少政府的干預與審批權力,發揮更好更優的作用!


只有政府轉變了職能,我們才能談第二步“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否則,權力掌握在一個龐大無比的“積極政府”手里,誰有辦法同他們抗衡,誰來把他們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第二,就是習總說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也是根本解決公權力貪污腐敗的唯一最終辦法。就是用制度反腐,發揮民主優勢,完善體制的權力制衡,允許民眾尤其是媒體的監督作用。


這些方面我說得太多,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我說再多都沒有用,正如前面說的中國屬于大包大攬的“積極政府”,確實在改革開放中積極做了不少好事,但卻有越來越多的官員利用政府權力積極做壞事。我說再多他們就是不做,甚至發揮“積極作用”讓我說不出來。


不過,隨著這屆政府反腐的擴大與深入,我相信,官員們出來呼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日子應該不會太久了——別以為我在做“中國夢”,你想一下,官員不但也是人,有家庭、子女與親戚朋友,而且原則上說,還是我們中最精英、最優秀的一批中國人,難道他們認識不到“出來混都是要還”的道理?難道他們看到一個一個人模狗樣的同事與領導,前一小時還在臺上大談“清正廉潔”、“執政為民”,隨即就被中紀委帶走,瞬間成了全國人民唾棄、也注定遺臭萬年的階下囚,即便不會“良心發現”,也會感到后怕吧?


好了,我說得太多了,現在只能等。我在等“政改逼官”發展到“官逼政改”;我在等官員們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命運與子女的前途而主動要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我在等他們不是為了審查我的文字,而是來認真閱讀、思考我的話;我在等官員們終于認識到我這位“為人民服務”的寫作者,同時也一直在為他們尋找后路、探索未來……


楊恒均 2014.6.29



2015-08-23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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