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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一流:來自地一獄的報告(一)(組圖)
鐵一流:來自地一獄的報告(一)(組圖)
鐵流     阅读简体中文版

2015/06/29/20150629222052405.jpg

北京話“尋舊”,四川話叫“收腳板印”。“尋舊”和“收腳板印”都有兩層意思,人在生命結束前都會追憶有過的往事,并盡力想去看看那些留給記憶最深的東西,走過的路,住過的房,植過的樹,以及那些忘不了,抹不去的歡樂、痛苦、眼淚。七十多歲了的我,來日不多去時日近的老人,總想去看看當年那些吞噬我青春的監獄,埋葬我生命的黑牢,但總難成行。一晚上我突然做個夢,我盍然死去,到了閻王殿,那黑臉估眼的閻王問:鐵流先生,你來到這里就再不能提及陽間恩恩怨怨的事了,你好生想想還有什么未盡之事?我琢磨了好一會說:報告閻王,想去看看曾經關押過我的監獄,不知它“與時俱進”,有無變化?閻王笑了說:你大概是被共一產黨關了二十三年的關系,改不了“報告”的口,總以為還蹲在監獄里。別忘了你早是自由人了,那你就去吧!為此才下定決心,死前去收收“腳板印”。于是,帶上太太和女兒,坐上朋友新購的三菱越野車,沿著四十九年前流放之路,作了一圈黑色旅行,花了近一個月時間,認認真真地做了一次自費考察,把所見所聞留灑紙上,取名《來自地獄的報告》。

大渡河仍在哭泣

大渡河,歷史的河,水寒浪高,常年咆哮,似訴說人間的不平,那屈死的生命唱著安魂的曲?1958年春,我們二百多名年輕的右派,分乘十輛卡車,在前有機槍,后有警哨的重兵押解下,從成都經雙流、新津、彭山、夾江,花了近一天的行程,來到了改造我們思想的目的地—峨邊沙坪勞改農場。沙坪鎮一個小小的鄉場,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地處小涼山。四季氣候惡劣,陰風怒號,霜劍冰刀,野獸橫行,前有波濤洶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是一座天造地設的監獄。關押在這里的人,縱有雙翅也逃不出這險惡的鬼門關。150多年前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軍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險,全軍覆沒,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想不到我們這兩百多名“早晨八點多鐘的太陽”,竟然都成了“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餓鬼,生還者寥寥。現在這個小鎮依然,已是峨邊縣所在地,熱鬧繁華一片現代化氣氛,問及農場知之者甚少:搬走了,茶場早已賣給私人。你們知不知道,當年茶場餓死了不少右派?什么右派,不就是犯人嘛!聽老人說,農場吃不飽,好多犯人餓死在山。一切被掩蓋了,老鄉竟不知這里是撲殺知識分子的墳場。為此,我不得不為他們講述一遍:右派不是打家劫寨的犯人,右派全是有學問抱負的知識人……老鄉聽得入神,我講得細膩,我竭力還原歷史真實,揭露毛澤東罪惡。是感動是憤然,他們熱情為我指點上山的路。路畢直,彎彎曲曲地掛在云中,越野車根本開不上去。我們叫了一輛火三輪,四個人擠在窄窄的車廂中,在陡削的山道上奔跑起來,搖搖擺擺,蹦跳顛簸,有如騰云架霧,危險極了。我兩手死死抓住篷柄,思緒追憶當年……

那個山風咆哮,寒流刺骨的1958年1月的一個早晨,我們收拾好行李,集合站隊核實清點人數后,成都收容所押送人員正式把我們移交給沙坪農場白夾林中隊的接收方,就像非洲黑奴一樣賣給了美洲的農場主,自此開始了人生的悲慘歷程……

白夾林中隊的接收大員(也就是我們的中隊長),一個三十歲的瘦長高個兒,臉上有幾顆白麻子,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軍裝,背一頂草帽,手里拿著一條棍子。他接過豬仔后,逐個認真地查點了一遍,有無廢品?有無殘缺?看來全是身強力壯的棒勞力,然后才發布訓令說:“你們去的地方是峨邊沙坪農場白夾林中隊,我姓張,今后就叫我張隊長。農場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也是你們改造思想的場所,不是享福的地方。你們要用勞動的汗水認真改造自己,將功贖罪,爭取早一天回到人民行列。”言畢,用手里竹棍指了指遠處的山峰,“白夾林中隊就在那個山坡后面,不遠,六七里,一袋煙工夫就走到了。現在各人拿好自已東西,跟我走!”

張隊長說話到也客客氣氣,態度也不怎樣兇暴,看得出是個老管犯人的隊長。他提著竹棍輕飄瓢地在走在隊伍前面,我們一行人扛著、挑著、揹著行李緊緊跟在他身后,幾個押送的解放軍橫担著槍走在最后。山道陡削,亂草叢生的小路滿是坑坑洼洼,走起來很吃力,爬起來更費勁。開初我們還能跟得上,漸次地距離越拉越遠,再一會兒拉得更遠了,他只好坐在山頭上搖著竹棍等候。我們中走得快的已到了他身邊,走得慢的相距半里之遙,稀稀拉拉前前后后,早己潰不成軍。四川保險公司姓呂的右派,箱子里裝了好多好的書,加之是北方人不習慣走山路,爬起來更吃力。他一路走一路抹汗一路嘀咕:“誰叫你要去鳴放,誰叫你要去亂說,現在知道了嗎,鍋是鐵倒的,人是肉長的,累不累?苦不苦?還亂說不亂說?”引得大家一陣嘻笑。成都市郵電局一個姓盧的跟在他后面向我說:“曉楓,這就是生活,有趣不?記下來,二天寫在小說里。”我道:“我就是一邊來改造,一邊來體驗生活,當然要寫成小說。”

山道越爬越陡,路越走越直,好些地方根本沒有路,沒說有行李,就是打著甩手走也吃力。先初還有人唱歌說笑話,現在只聽呼哧呼哧的風箱聲,一身汗水,一臉愁,一個個牙巴緊得緊緊的。大家一件一件地脫衣服、脫褲子,最后脫成尖身身,只穿條火窯褲,白白的肌肉斗尖生艷。一位教語文的老師,把屈原的《離騷》改了詞兒唱道:“路漫漫兮峰無邊,坡直直兮山不盡。山不盡兮峰無邊,何時才能把家還?……”郵電局的盧接口道:“日暖兮風不寒,草黃黃兮樹不綠,脫光衣服兮爬呀爬,快休息兮腿無力。”右派真是好樣的,一個個能說會道出口成章,真是人才啊!

我是學徒娃娃出身,干過體力活到不感到怎樣累,卻心事重重想著女兒周歲生日。記得三個月前曾經和妻商量,計劃她生日那天先去大光明照相館給照張相,再后去春熙路耀華食品廠買個大蛋糕,然后去人民公園假山上的亭子里圍集,一家大小四口邊吃蛋糕邊喝飲料,屈子一算洽洽今天就是女兒的一個生日,可我此時此刻卻在不停的爬山爬山。她知道嗎?會怨我嗎?他一定會問:“媽媽,爸爸怎么不和我們過生日哩?”妻該怎么回答?也許會說“爸爸有事,出遠門去了”或說“在報社忙寫稿,還沒回來。”是哦,我不在家這個生日還過不過哩?一想到這些,心里就沉甸甸重沉沉,腳下越來越沒有勁兒,我借歇氣時光放下行李選個高處回頭向成都方向望去,什么也看不見,除了云層還是云層,穿過高山還是高山,成都在哪里?哪里是成都?云遮霧繞什么也沒有,只有痛肝斷腸的凄楚。從山下到山上,不足4公里的山路,我們足足爬了四個多小時,才到未來的歸宿地白夾林中隊!一看,大家心里涼了半截,異口同聲道:“這就是農場?這就是白夾林中隊?

記得,新建的白夾林中隊在嶺環崖抱的一塊長不足200米、寬不過50公尺的山間平地上,立著幾憧不規則的草棚棚,墻壁用樹枝毛竹條編織成,上面涂了些厚簿不均的泥土,齜牙咧嘴極其粗劣。泥土還是濕漉漉的,一看就知是新近趕建起來的。它既是工棚又是宿舍,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沒有像個大倉庫,兩面是上下兩層的通鋪,中間是條通道,所謂的床是樹條綁扎起來的,上面一層簿簿的山茅草,室內光線黯淡,白天都要點燈才能看明白。通道分挖有四個火坑用于生火取暖,要不晚上難以入睡。這兒就是改造我們思想的家,用句不客氣的話說,還不如從前地主關牛關豬的圈。

張隊長看我們心中的疑竇、,立即發表現講話:“條件是差一些,當然不如你們過去的機關,但你們要知道,到這里來不是享福,而是要通過艱苦的磨煉,最后達到脫胎換骨改造思想的目的。如果條件好了,怎么能改造得好你們呢?一切得靠自力更生,創造豐衣足食的生活!”我們城市來的人怕冷,晚上不敢脫衣服,待第起床一穿鞋,鞋和地凍得連成一體,天冷風大,一地是雪碴,如此惡劣環境,凍得直跳。我們以為通過這次不太長的“改造”和“勞動鍛煉”,快很快回到機關,繼續為黨和人民工作。但誰也不知道,“勞教”比“勞改”還要酷烈,遙遙無期,不僅騙了我們,也騙了它的執行者,才會有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

火三輪顛顛簸簸,在少有人煙的山里穿去穿來,約莫一個小時候來到一處人口密集的地方停下來,他說:“大爺,這就是農場場部。”

女兒扶著我下了車,我久久佇立張望。這兒我來過留有腳印,那年幾千人的兩勞(勞教、勞改)人員在這里召開大會,場長梁村夫大講“節約糧食”、“以場為家”,后又在這里宣布“大躍進”,“放高產衛星”,“加速思想改造”,“爭取早日摘帽解教”。由于糧食標準低吃不飽,勞動負荷又重,沒日沒夜的干,很快出現水種病,大批大批餓死人……

開火三輪的年輕人奇怪地看著我,似乎在問:大爺,你來這里干什么,探親訪友,還是尋找什么?我先口說:“小伙子,你知道不,這里過去鋨死了好多好多人?”他道:“聽父親說,餓死了不少勞改犯……”我糾正他說:“不是勞改犯,全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右派分子”他迷惘問:“右一派分子,什么是右一派分子?”

天呀,中國歷史上這么樣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封殺,封殺,密不透風的封殺!把生命封殺,把青春封殺,把罪惡封殺,我不得不為死者發聲,將中華民族有過的大災大難向他講述一遍。天津作家楊顯惠寫的《告別夾一邊溝》一書問世后,國內外廣大讀者才知道甘肅省武威地區夾一邊溝勞改農場,在那里勞教的3200多名右派分子僅1959年1960年不到兩年的時間里被餓死的右一派達2400多人,死亡數高達百分之八十。而四川峨邊沙坪勞改農場關押了一萬多名各類分子(其右派占百分之七十),在這兩年時間里活活餓死五千多人。死人的比例雖沒有夾一邊溝大,其殘暴酷烈卻遠遠超過夾邊溝。經歷過死亡而未死的難友說:“饑餓是慢性的撲殺,槍斃是快速的死亡,雖恐怖但不痛苦;饑餓之死其痛苦非言可表,死者在斷氣前神智仍十分清楚,感到五臟六腑似痛非痛,腸腸肚肚在一寸一寸的斷裂脫落,難受極了。有人又把饑餓之死比著抽血似的死亡,一點一滴地流盡生命最后一滴滴液體,其慘狀有如凌遲。”又有人說,“饑餓之死如生命之舟正在沉沒水下,種種恐懼也將隨之而來。然而,饑餓卻另有一種功能,它也能使恐懼消失。當饑餓到了一定程度,人的大腦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因為沒有血去能供應它的轉動。大腦由于缺血變得非常遲鈍,漸次漸次就運轉不起來,恐懼思維也就模糊淡漠,以至全部消失了。”

生命雖然脆弱,卻也相當頑強。如果無食物來維持生命,人體只要有一點點水,一點點陽光,也會自動地延續下去。起先是脂肪的燃燒、臟腑的燃燒、肌肉的燃燒,爾后是骨骼、骨髓里有用部份一點點地轉化為能量來支持生命的繼續。為了免除浪費,人體會自動把一些不必要的器官關閉,來維持著生命的基本功能。人到了那時體重慢慢減輕,骨頭開始疏松,心跳速度緩慢,大腦作用休止。所以,在那時再聽不到饑餓者的悲嚎和哭泣,一切都十分寂靜。如果有了一點點食物,或是可以作為食物的東西進入腸胃,它會被高度地消化和吸收,生命又開動起來。為什么有些人在餓得最難會喊出:“只要給我一頓飽飯吃,槍斃都愿意!”在他們生命結束那一瞬間,還睜著那雙無力的眼睛,長長地望著那沒有米粒的空碗,囁嚅地發出一絲絲如弦如縷極其細微地吶喊:“我餓,我餓,餓……餓……餓……”最后闔上雙目,無言難過地死去。

在這些鋨死的難友中,最難忘記的是劉盛亞先生,他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之邀,以高級知識分子身份來成都參加省委“整一風鳴一放”座談會,一天來到我們報社文藝組,他風度翩翩,身著細呢料制服,腳蹬發亮皮鞋,滿臉紅光,言談舉止一副大作家派頭。想不到十個月后今日相聚沙坪白夾林中隊時,竟一臉晦氣,滿嘴胡碴,兩眼無神,顯得呆滯。他穿著一身舊棉制服,腰上系著一條皮帶,頭上戴著一頂毛線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湯湯的殘跡,看來也在領嘗饑餓。他大約年長我十多歲,是個大塊頭人,易于激動和坦露感情,但沒有什么力氣,不能承受担糞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組長還算有點良心,專門安排他去守看播種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著斗笠,披著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條的長竿,在地埂上走去走來趕麻雀驅老鴰,嘴里總是不停地吆吼著“鳴鳴——鳴鳴……”遠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誰能相信他就是當年反法西斯名震華夏的大作家!

早在1953年我就知其大名,因重慶作協機關刊物《西南文藝》常發表我的短篇小說,作為作者每期有一冊惠贈雜志。刊有他長篇小說《再生記》的節選,不久便有連篇累牘的猛批,說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說,全書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模糊敵我界限,歪曲階級斗爭,丑化了人民群眾形象,違背了毛一主席的《在延一安文一藝座談會上講話》的方針。

出于好奇,我查閱了他的相關歷史資料,對他有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仕家,自幼聰明,19歲時即留學德國,爾后成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的歐洲,中國人還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時,他就以一部《在5字旗下》的記實散文向國人敘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一斯極權專制下的悲慘命運。剛20出頭就躋身于羅曼羅蘭與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納粹作家行列,而且還是中國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學作品。劉盛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國文壇,不僅高舉人道主義旗幟,還以襟懷人類文化前景的高起點,有別于那些吟風詠月的文人。他也是當年的海歸派人物了,與今日歸來的留學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變后,放棄歐洲的優裕生活,同許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起共赴國難。當時歐戰尚未開始,抗日烽火剛剛燃遍華北、華東。他回國后即被聘為四川大學教授,時年不足二十六歲。迫于戰爭形勢,川大遷往峨眉山,武漢大學遷樂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國教育史中年輕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執教西南聯大也是27歲,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歲即任北京大學教授。相比之下劉盛亞更屬少年俊彥,他既授文學又授德語,還以專長的戲劇授教于省立四川劇校。華北平原失守后,京滬與歐美的精英匯集于四川,留美歸來的戲劇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辦國立劇專,今日還健在的電影名導演謝晉即出自此校。五四運動以來即從事話劇運動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縣主辦省立劇校,劉盛亞在此校教授戲劇,與肖錫荃、侯楓這些活躍四川劇壇數十年的名導演共事。后來脫穎而出的青年劇作家劉滄浪就是他的學生。那時,在江安國立劇專執教的吳祖光先生也很年輕,與劉盛亞共譽為少年天才,吳祖光稱北方神童,劉盛亞贊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戰,在重慶也留下劉盛亞的文學與文化活動歷史。他的家就在重慶,那時郭沫若在重慶辦群益出版社,雖然他的夫人于立群巳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卻聘劉盛亞任總編輯。后來,中國最著名的民營報紙《新民報》遷重慶,主編此報副刊均是大手筆,如夏衍、聶紺弩、吳祖光等,毛澤東那首《沁園春-雪》便是吳祖光從手抄稿尋來發表的,劉盛亞也有一段時間主編過這家報紙的副刊。1950年以后劉盛亞進了單位,從西南文聯再到重慶文聯,他的教授、作家、總編輯、主編等職務都沒有了,成了專業創作員。憑他不凡的資歷、學識修養、業績與聲望,應是重慶文聯的招牌作家了,卻受到一些自詡為革命作家的歧視與排擠,雖然這類人不過是中學生,他們認為你劉盛亞只不過就是僅僅出國留了一下學,喝了一點海水而已,這豈能和我喝過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資產階級的,喝的延水才是無產階級的,這就是劉盛亞被這類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飾)。

一天,四下無人,他悄聲問我:“曉楓,你餓不餓?”我苦苦一笑道:“劉老師,誰不餓啊!可有什么辦法呢!”他低低地嘆口氣,抹去流在嘴上長長的清鼻涕,極其悲觀絕望地說:“你年輕扛得出來,我看來會死在這里。曉楓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難過啊!”我道:“你怎么不寫信向家里要點吃的東西?”他搖著頭,無可明狀地說:“這信該怎么寫呀?我能說農場吃不飽,這不是又在攻擊黨和政府嗎!”我聽后幾乎叫起來:“劉老師呀,這是什么時候了,你還顧慮這么多,快向家里寫信吧。”但他沒有寫,一直沒有寫,每天就樣抱著肚子承受饑餓的煞煎。

我出于同類相憐,一次偷偷地送點豬油給他,開初他說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強送下他才收受。他接過豬油,兩手激動得發顫,聲音近似在哭地說:“曉楓,你送我的不是豬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我不好意思道:“劉老師,我們現在是同經患難的難友,今后回到單位在寫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臉迷茫,沒點信心喃喃地道:“不知有沒有那一天?”

我發現饑餓已奪走了他的人生希望,殘酷的環境已吞食了他壯年的志氣,那顆跳動的心已經死了。后來他家里得知一點情況,寄來的兩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腫得發亮,快死前急送到農場醫院急救,半路上就“脫胎換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沒棺材斂收遺體,也沒有屬于自已單個兒的墳場,幾十個幾百個合葬在一起。1979年獲得“改正”,生者為他舉辦追悼會時,多次去沙坪覓尋遺骸,面對大片白骨難辯誰是他的真骸?為此,那靈堂的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寫文章長用的那只派克鋼筆,伴著他靈魂的安息。

還有一個忘不了的人是董時光,他是西南師范學院的講師,有弟兄三個,大哥董時恒、二哥董時進,他居三。在我讀到過介紹他的文章中,有位叫陶謂熊先生這樣寫道:“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襯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師范學院大禮堂主席臺。看他從容不迫而又大義凜然的氣度,像是要對臺下6000多名師生員工作一次重要報告。此時,臺下鴉雀無聲,幾千雙懷著復雜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麥克風前,清了清嗓子,用鏗鏘洪亮的聲音開始講話:“我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為反對國民黨的獨一裁統治,與共一產黨并肩戰斗,為國民黨所不容,不得已離鄉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國留學,躲避國民一黨特務的追捕。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我在美國報紙上撰文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為美國政府所不容,被驅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國懷抱,并來西南師范學院教書。我滿懷激情參加社一會主義建設,積極響應毛一主席的號召幫助共一產黨整風,反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我沒有反對共一產黨的任何企圖……”此時,主持會場的學生會主席馬嫻華(即后來在陳希同案中自殺的王寶森之妻)一手奪過麥克風大聲叫喊:“不許右一派分子董時光放毒!董時光必須徹底交待反一黨罪行!”接著,臺下齊聲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時光!”“董時光必須低頭認罪!”會場一片騷動。董時光凜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臺上。這位年青時就向往自由、民主,并為之戰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鐵塔似地佇立在那里,堅持說他是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參加整風運動。嚴詞拒絕了會議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檢討自己的“反黨罪行”的威脅和誘導。臺下繼續呼喊口號,許多爭當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經手舞足蹈地站了起來,會場秩序大亂。這時,會議主持人用幾句陳詞濫調對董時光亂吼一通:“你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絕不會有好下場!”隨即宣布勒令董時光繼續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爭會只得草草收場。

在這所學校,董時光用他的智慧和勇敢,第一個粉碎了讓右派分子在斗爭會上屈膝投降的陰謀,捍衛了自己的尊嚴。當年,我作為剛剛跨入這所學校的新生,董先生的正義凜然,極大地震撼了我。”

由于董時光是全川以至名國的名牌右派,相關資料有如下陳述:1951年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正是美國盛行“麥卡錫主義”的歲月,他懷著一腔義憤于1953年9月回國后,來西師教書。抱著自由主義理想報效祖國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多么向往!他在《給毛一主席的信》中說:“初解放時,知識分子都歡欣鼓舞,以為從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談,自由地寫,大膽地批評,大膽地陳述不同意見了。”他在給友人羅容梓的信中說:“以我們的經濟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們和資本主義社會比較起來,便不比他們差了。”然而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缺乏起碼的了解。他們不知道專政,是容不得“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雖然董先生沒有參加過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對那些旨在摧毀知識分子尊嚴,并隨意打人、逮捕、逼人自殺的政治運動,卻有所耳聞,并深惡痛絕。在1957年5月11日在老教師座談會上他發言說:“黨員領導們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識分子的尊嚴;正是覺得他們太驕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們‘純學術觀點、純技術觀點、純業務觀點,從來不檢討自己純政治觀點。其實純技術觀點,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絕不會嚴重到應該受斗爭的罪惡地步。”又在稍后19天的《文科論壇》上的發言說:“思想改造難道必須用殘酷的肉體傷害嗎?純學術觀點、不問政治,難道也應該拿來斗爭嗎?應該把人家關起來寫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罵得狗血淋頭,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殺嗎?”

知道他的人這樣評價他:董時光是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視高潔,看不慣一切污泥濁水;既鄙視不長腦筋的盲從者,又厭惡趨炎附勢的鉆營者。他的性格很難容于專制社會。他寄希望于聲稱實行民一主自一由的中國共一產黨,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僅僅把民一主自一由看作手段的共一產一黨,對于他這種桀驁不馴的自一由一主一義者,更不能容忍!所以他痛苦、彷徨、吶喊。他說:我們領導上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把肉麻當進步,把投機當積極。真正品德好,有進步思想,不說肉麻話的人,反而被他們視為“頑固”、“落后”當反右大潮迎面向他撲來,從《人民一日報》到地方報刊連篇累牘地向他潑污水的時候,董時光臨危不懼地高呼:“你共一產黨有四百萬解放軍,我董時光有正義感!”這樣一個臨危不懼,有著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最后被西師開除公職送來峨邊一沙一坪勞改農場勞教,我們有幸同隊。他個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視眼鏡,身上還穿著質地很好的美式服裝,走路老低著頭,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著什么。他也比我長七八歲,勞動上體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據說他送來勞教時帶有不少錢,可很少見他買東西吃,不知是出于節儉還是怕露富,但在搶飯上卻又一馬當先。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飯,他都用指頭去刮黃桶里殘留下來的星點米漿,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許帶糊狀的泔水取來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問他:“董時光,倉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極了!比美國面包還好吃。”干警不知這是有力的回擊與控訴,反視為取樂的趣頭。

由于饑餓,由于折磨,由于人與人之間缺少溫暖與關懷,似乎大家都變成了一條條以食為目的豺狼。在這殘酷惡劣的境況下,一些難友竟去偷竊別人隨身攜帶的錢和糧票,或家里寄來的吃食,真叫防不勝防。于是,有錢糧的人將它縫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時光也是將所帶來的錢縫制在貼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竊去幾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懷疑了好幾天。自此,睡覺時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竊的危險,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運。有一天他出差遇上一位老鄉,便將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換了兩斤干牛肉,竟一口氣吃完,造成腸梗阻致死。悲哉!中國的知識精英啊!誰叫你們要離開“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到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享受共一產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誰?

我的追憶,我的講述,不,我在控訴!控訴黑暗地獄給我們一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傷害,的殘殺。駕車的年輕人和不經事的女兒驚呆了,中國會有這樣的事情嗎?陽光掩去不了罪惡,刀劍鉗制不住嘴巴,我得說,我得說……

重重疊疊的場部房屋因年終失修早破爛不堪,那雖已生銹的鐵門卻牢牢地關閉著,惟恐燦爛的陽光照射進去,而山間一股凜冽的清泉卻穿過高高厚實的大墻,正一股往外噴射。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既在思索往事,也在思索未來,我在想這座鐵門,這堵高墻,何日才能轟然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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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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